爱华网大登殿
大登殿
作者：叶广芩
宝钏封在昭阳院，代战西宫掌兵权。参王驾来问王安，讲什么正来论什么偏。
--京剧《大登殿》唱词
一
母亲的洞房花烛夜被她自己搅得一塌糊涂，她将房内一切可以破坏的摆设都弄了个稀巴烂，那闺中女儿的春梦也随着瓶盏的破裂化作了乱糟糟的碎片，四处飞溅，响亮而震撼。无畏、不吝、不屈、刚强，暴怒的母亲充分展示了她北京朝阳门外南营房旗兵后代的气势，这种无羁的活力是她进入的这家人所没有的，她的举动打乱了这家原本的秩序，一切都变得无章可循。史学家们常说，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入侵，为木僵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活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进步。我也常说，母亲嫁入叶赫那拉家族，如同在一潭沉闷的死水中扔进了一块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洞房花烛夜的鸣响不过是个简单序曲，好戏还在后头。天潢贵胄的叶赫家族早已脱离了当年与爱新觉罗们，与大明官兵们战斗的孔武骁勇，那些个浴血奋战，那些个勇猛追杀，早已成了远年故事，如同父亲屋内挂着的那口鱼皮套宝剑，内里锈蚀殆尽，空有个华丽皮囊罢了。叶赫家入关二百年，在京城这片繁华温柔之乡瘫软融化，向着规矩化、程式化、贵族化、完美化靠拢，有着百年不变的生活秩序和套路，有着锦衣玉食的富贵荣华，一旦面对母亲这荒腔走板的突发事件，面对这不管不顾的疯闹，全家上下几十口，人仰马翻，竟无一人拿得出主意，无一人能出面劝阻。这种懦弱性情，至今还影响着这个家族的子弟们，安于现状，与世无争，不仆妾色以求荣，不效犬马以求禄，永远地不开口求人，永远地大量能容，成了别一路人物。
母亲姓陈，娘家穷，父母早亡，她要赡养兄弟，三十岁才嫁，媒人是刘春霖，中间搭桥的是她的表舅钮七爷，代表他们陈家出面的就是她初中刚肄业的兄弟，叫陈锡元。陈锡元连话也说不利落，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大男孩。娶亲前说好是作为填房的，叶四爷（我父亲）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六年前病故，留下几个儿女，中馈空虚，没有当事的主母，由父亲好友兼同窗刘春霖出面，托母亲的表舅来说合，想促成这桩婚事。老大未嫁的母亲在那个时代给人当继室是一条唯一的出路，北京城虽大，也没有哪个老爷们儿三四十了还作为光棍晃荡着，还在冥冥中等着谁。父亲比母亲大了十八岁，母亲本已很不满意，谁知洞房之中，帐幔垂下之际，新郎又坦言相告，西院月亮门内还住着一位叫做芸芳的张氏夫人，且言，张氏夫人已经为叶家生养了七个儿女，再加上瓜尔佳留下来的，一共是……
任何一个新娘在此刻也不能平静相对了，母亲一扫欲做妇人的羞涩，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二话没说，一伸腿，把那只"兔子"（父亲是属兔的，土命，蟾宫之兔）蹬到桌底下去了，继而是一场恶战，喊叫哭闹，撕咬抠抓，蹬踹摔砸，奏出了一曲别样的婚姻交响。
几十年后我跟我的儿子谈及这一幕的时候，我的儿子说，我的姥爷哪里会是蟾宫之兔，一定是那只叫做罗杰的流氓兔，这样的事除了罗杰，别个谁也干不出来。所谓的罗杰就是美国动画片里那只穿着背带裤，龇牙咧嘴啃胡萝卜，多嘴多舌多诡计的兔子，这样的形象与我的父亲相去甚远，我的父亲实则是个毫无心计，满腹经纶又永远快乐的北京大爷，懂礼仪，循规矩，尚艺术，爱美食，无忧的生活造就了他无忧的性情，正如他对死的选择也是充满着快乐，没有痛苦的。
用我儿子的理解，也就是中国现代青年的理解，我的母亲是处于"二奶"的境地，即被我的父亲冠冕堂皇地"包养"了，跟现今给二奶另选异地另购别墅的款爷们不同，我的母亲是被包进叶家院内，跟尚在的大奶包在了一起，用他的话说是一个白菜心里包了俩虫子。
给人做小，别说我的母亲，我也是不能接受的，我母亲，一个贤淑勤快的女子，一个心劲儿高傲的美人，在闺中含辛茹苦几十年，却落了个当小老婆的结局，让人岂能心甘！闹是必然的，我当时若在，也一定会撺掇她闹！
"万鼓雷殷地，千骑火生风"，方寸之地的战斗不异于沙场上的万马千军，穷人家的女子豁得出去！
一个"豁得出去"铸锭了母亲以后在叶家的角色，但凡有什么为难的事，一定是由母亲出面，像是日本宪兵队上我们家"检查"，也得母亲在前院抵挡，我父亲只能是在西院侧着耳朵听动静，那位真正的抗日革命者，我的三姐，早溜得没了影儿。我在外头受了气，一定也是往家跑，搬我妈出去跟人家论理较真儿，我父亲连大声说话也不会，什么事到他那儿，都是"算了罢"。
问题是母亲在洞房那样闹，能闹出怎样一种结果?
母亲调侃地跟我说她那天的大打出手，全是瞎胡踢腾。我想，这就好比国家武术队的教练跟街上的泼妇纠缠到了一块儿，任你有天大的能耐，对方不接招，没辙。母亲说那天闹到半夜才发现洞房里只剩了她一个人，满地满床的"辉煌战果"是各种碎片的狼藉，只有桌面上那盏红纱灯还在灼灼地坚韧不拔地亮着，对她是一种蔑视，更像是一种嘲笑。母亲冲动地朝着纱灯扫过去，在触到灯罩的那一刻又犹豫了，灭了这盏灯，房间内将是漆黑一片，现如今能陪伴她的只有这盏灯了。那只"蟾宫之兔"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踪影。
母亲的念头只有一个--马上回娘家去！
想着门是锁着的，出乎预料，轻轻一推，竟然开了，母亲想，敢情是"兔子"在逃窜时忘记了锁门。其实母亲错了，是父亲压根就没想过要锁门，蟾宫里的兔子，哪见过这轰烈阵势，哪有过锁人的念头，倒是后来就范了的母亲在叶家用锁锁过无数的人，包括她的子女，当然也包括我。
母亲出了洞房，才发现屋外是个不小的院落，游廊外两棵树，干枯的枝子让人分不清眉眼，甬道上一个硕大的陶鱼缸，墩在石头座上围着草帘子，往里瞅冻着一缸冰，看不见鱼儿，盛满一缸月影。院内无人，也不见任何灯亮儿，也就是说，刚才她在屋内吵闹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折腾，白费了许多工夫！
一只脏兮兮的小黄猫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在母亲的脚下缠绕，用脊背在母亲的腿上蹭，把母亲的心弄得一片温柔。母亲蹲下来摩挲那细软的毛儿，眼里竟生出许多湿润。也就是这只小黄猫，日后成了母亲的钟爱，同吃同睡，亲闺女般地养着，后代繁茂无比，绵延不绝，一直到她老人家去世，黄猫的子孙们还房上房下，前院后院地寻觅，不肯离去。
母亲后悔进门的时候没有记清来路，以致半夜三更在这陌生宅院里举步为艰，眼前深深的庭院非她的娘家能比，在娘家，她站在房门口一眼就能望见大街门，现在呢，满眼是房满眼是树，该朝哪儿走呢？
穿过一道院，沿着青砖铺就的小径来到一处宽展的园子，园里枝影婆娑，假山绰绰，月光下的三间花厅里有人在吹箫，箫声悠悠扬扬时断时续，显然是在练习。母亲想，这家人也是怪，夜半还有人吹笛子，难道他就不困？如果当时母亲知道练习吹箫的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是文弱顺良的老七，怕是一件皮袄，一碗热乎乎的粳米粥早送过去了。事实证明，后来老七和母亲的关系最好，跟我的关系也最铁，没有"文弱"的老七，几十年后父母那比较难缠的丧事便无人张罗，这个家中，只有言语不多的老七和我充当了孝子角色，其他几位爷压根就没指望上，没添乱就是万幸了。
这里显然不是大门，母亲赶紧往回折，七转八转又转到洞房门口，往里看，那盏灯还亮着，一切如她离开时的模样，凭着感觉又往南转，穿过一个夹道，过了一座垂花门，母亲终于看到了一排南房东边那座厚重的街门，三步两步，过去就拔门闩。母亲想得简单，只要开了这扇门，顺着胡同往东就是东直门，再沿着护城河朝南，一顿饭工夫就到了朝阳门。到了朝阳门就算到了家，朝外的每一个墙根每一个拐角她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到了南营房就如同鱼儿回到了大海，叶家人再想把她弄回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门闩不大却很重，母亲拉了几下拉不动，急得浑身冒汗，再要换个角度时，猛然身后一声轻轻的招呼，太太。
母亲惊得一下贴在门扇上，不敢动弹。半天回过身来望，却见身后站着一个妇人，那妇人不动声色，表情冷漠，眼睛直视着母亲，暗含着一种高傲与淡定。妇人装饰素雅，不施粉黛，月白的琵琶襟上衣，黑色的裤子，裤脚镶着黑色绦子，不显山不露水，却透着考究。全身上下最精彩的是那双鞋，宝蓝的缎面绣着淡绿的栀子花，深绿的压口向鞋尖延伸，盘出一只翻飞的蝴蝶……明亮的月光下，这双脚显得光彩灵动，充满生机。
母亲看着眼前的妇人，料定就是"兔子"谈及的那个张芸芳了，在对方气势的压迫下，不知怎的，穷丫头竟然有些气短，定神一想，反正往后也不在一块儿过，怵她作甚，便说道，我要家走。
"要家走"是"要回家"的意思，朝阳门外贫民们使用的语言，这使得母亲一张嘴就透了底儿，显出了底气的不足，就好像后来有人要装港台腔，一不留神却突然冒出了自家老腔一样，由不得人。那妇人说，要回家也没谁拦着，得老张开门才行。
母亲从妇人的话语里听出了"不欢迎"的意思，越发坚定了走的念头。
这时候，一个精瘦的男人披着衣裳，趿拉着鞋从南屋走出来了，睡眼惺忪地说，谁在门道里呢？
妇人说，有人要走。
老张没理会妇人的话，把衣裳穿好了，提上鞋说，没我这门还真开不了，它门闩上有机关不是，得把闩上的小舌头扳下来，它才能打开，这个小舌头呢，一般人还找不着，要不这院里的哥儿姐儿，猫儿狗儿的，都偷偷往外跑了还行？
老张说一口唐山的"老太儿"话，母亲想，这个人心眼不错，随和，就是话忒多。老张后来成了母亲的死党兼莫逆，大约也与这天夜里的表现有关。我跟老张的关系也不错，我那一口纯正的唐山话，都是跟老张学的，韵味的纯正，用词的准确，常常让河北的作家们吃惊，谁也挑不出半点儿毛病。老张语言的活泛与诙谐，大众式的调侃与夸张，让我受益匪浅，他是我文学的"恩师"。
扯得远了。
老张问，这半夜三更的，谁人要出门？
妇人一指我母亲说，喏。
妇人的一个"喏"，让母亲很不受用，她感到了这女人从心里对她的反感和蔑视，母亲后来对我说，那一个"喏"字几乎把她气个半死，即便不在这个家呆，她也不能输在这个"喏"上，人穷怎么的，人穷也不低谁一等！这一来，母亲的邪劲儿又上来了，她说，我是有名有姓的，家住南营房四甲57号，我不叫"喏"，我叫陈美珍！
妇人立刻闭了嘴。
老张说，是太太了，太太要出门我自然没有不开的道理，可是我开了街门，外头还开不了城门，太太想家了也得等天亮不是，您回去早了亲家还没起来呢，堵了人家被窝可咋着呢？
母亲看看刚刚偏西的月亮，也是有点儿犹豫，老张借机对母亲说，要不我跟老爷言语一声，就说您要回门，天一亮就备车，早去早回。
老张明显是在给母亲台阶下，新媳妇回门一般都是第二天，由新姑爷陪着，到新妇娘家去拜见亲属，表示两家的亲戚关系由此而认定，而牢固。回门对出嫁的新媳妇是个很重要的仪式，颇有衣锦还乡的意味，是初嫁女孩向娘家人炫耀婆家富足，自己有头脸，丈夫温顺有能耐的机会。女方的亲戚街坊们这天也要聚集在一起，对新郎评头品足，搞些恶作剧，以试新郎的性情。母亲在南营房的街坊碟儿，因为在该回门的日子被婆婆责令出来挑水，被众人认为他们家不合礼法，不懂规矩，在南营房地区就抬不起头来。
可是母亲压根就没想过回门这个程式，老张这么一提醒，她更认为不可，让那个大她近二十岁的男人明天跟着一块儿回南营房，还要坐着他们家的轿车，那可真是生米做成熟饭，不是真的也成了真的。母亲想的是从这个宅门里一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叶家再用八抬大轿去抬也不回来，在这场婚姻中她全被蒙在了鼓里，谈婚时说新郎是"草莽之兔"，大她六岁，结果一放定就成了"蟾宫之兔"，又添了一轮，怪自己没看清，硬着头皮认了，谁想到关键时刻又冒出个"夫人"来，并且这夫人还有着一帮大儿大女，怎么得了！
已然闹了，就要闹到底，先找着媒人讨个明白说法，再退婚，不信就找不着说理的地方，大不了还有最后一招，抹脖子上吊，死给他们看。她的好朋友碟儿受不了婆家虐待，最后就扎水缸自尽了，丧礼尽管辉煌，惊动了整个朝阳门，可是有什么用呢，人死了，眼睛一闭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就永远没有你了。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先得出去把事儿理论清楚，她可不能像碟儿那么傻。
母亲坚持让老张开门，老张说得禀告老爷一声，他虽是看门的，也没夜里随便开街门的权利。那妇人说，老爷忙了一天，累了，早在西院睡下了。
老张惊奇地看着母亲，大概此时他终于闹明白了，洞房花烛夜，新郎竟然睡到了另一位夫人的炕上，难怪新娘子不干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母亲自找的。
二
母亲在乎名分，誓死不当小老婆，这是她的倔强之处，我把老太太的事讲给晚辈们听，没有谁感兴趣，他们说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没有一点儿新意的故事，他们拿老太太调侃，说九十年前在叶家演了一出《大登殿》，我的母亲是薛平贵后娶的代战公主，那个叫张芸芳的张氏母亲是先娶的王宝钏，公主再年轻漂亮有本事，也得到西宫去，王宝钏在寒窑等了薛平贵十八年，又老又丑，因为是先娶的，所以封在昭阳院当正宫。
每逢谈到这个话题，我的六姐总要纠正说，咱们的母亲三媒六证都有，可不是作小的。的确，我母亲的几个女儿永远坚决地和她们的妈站在一个立场上，维护着母亲的名分，不让她们的妈吃半点儿亏。
母亲进了叶家门，三年后连着生了三个丫头，肚子没给她争气，这也是她的遗憾。父亲不在乎这个，父亲不缺儿女，母亲不生儿子，他还有
七个儿子四个闺女，加上母亲后来生的仨丫头，儿女正好一半对一半，十四个。
十四个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小，所以我就有几十个管我叫姑爸爸，叫姨妈的晚辈，至于那一群让我很难叫准名字的孙辈，就更不计其数了。搁以前大伙或许会都住在四合院里，进进出出，热热闹闹地过大家族的日子，现在不行了，这些人东南西北，撒豆似的撒在全国各地，从没有机会纠集在一起，基本谁不认识谁，也无甚来往。过年时我会接些个电话，某侄孙从云南打来的，某侄孙从加利福尼亚打来的，某外孙从宁夏银川打来的，搁下电话我会愣半天神，想不起这些孙们的模样和他们是哪个的孙。我儿子说我已经有老年痴呆嫌疑，我说，快一个连了，换你比我还得痴呆！
有一天我正在家写小说《大登殿》，一个衣着入时，娇小文静的姑娘来找我，姑娘说是从北京来西安旅游的，奉了她太太的嘱咐，来看望七姨太太。听这称呼，我知道，这是哪位姐姐的孙女来了。满族人管祖母叫"太太"，管母亲叫"nene"，绝非如今电视里面"额娘、额娘"地从字面上的傻叫，让人听着牙碜，只想咧嘴。"姨太太"非指小老婆的姨太太，是"姨祖母"的意思，女子叫得一点儿没错。一问，是六姐的孙女，她的祖母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姐姐。
姑娘说了她的名字，叫博美，我立刻想起了对门邻居家养的那只雪白的，会站起来给人作揖的长毛小狗，那狗似乎也是叫"博美"。此博美和彼博美有共同之处，就是白，对门那个博美白得身上没有一根杂毛，这个博美皮肤白得看得见青色的小血管；对门那个博美善解人意，见谁都会讨好，这个博美举止文静，说话柔声细语，有着小鸟依人的可爱。
我六姐年轻时属于那种静则婷婷玉立，动则娉娉袅袅的传统美人类型，她的后代青出于蓝胜于蓝，博美绝对继承了我母亲美貌的遗传基因。
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我放下手头活计，赶紧收拾房间，换新被套，算计晚上到哪家饭馆去吃饭，一心想让客人住得舒适随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我的热情，表达出我对胞姐后代的关爱。博美说来时太太交代了，不能给姨太太添麻烦，她已经在招待所定了床位，饭也在外头吃。我说招待所没家方便，家里多好，想吃什么可以自己做，比如红小豆粥，豆酱什么的，想出去逛，我陪着。
博美还是说在外头住。
想的是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也不好再坚持了。
看到桌上电脑里的文字，博美很有兴趣，认真地读了许久，末了说，姨太太写的是太姥姥的事，这段事情我太太讲过，挺有意思的，太姥爷和太姥姥"愿为连根同死之秋草，不做飞空之落花"，让我们小辈望尘莫及，好想也有那样的经历。
博美的见地让我惊奇，一个女孩能讲出这样的话，至少比我那个当博士后的混账儿子有水平。我那个三十大几的儿子，最高境界也不过是在电脑前头成宿成宿地玩"魔兽游戏"，人不人鬼不鬼地纠集一大帮同好，连大洋彼岸的都能联系上，"流れ云"、"高太尉"、"恶鬼MK"、"琉璃球"……有熊有虎，有刺猬有狐狸，配着叮啷当的音乐，把一场群架打得地动天翻。彼人一下班就奔电脑，饭也不吃，人也不理，连上厕所也一溜小跑。一看他那六亲不认，魂不守舍的魔障模样我就来气，恨不得过去扇他俩嘴巴子把他抽醒了。
还是女孩好，女孩至少能坐在你跟前，谈些个"连根同死"的情感话语，让人心里舒坦，我这辈子遗憾的就是没有女儿。
我说在北京见博美的时候她还上幼儿园，为演节目没当上小红帽而是当了红帽的姥姥哭鼻子，我建议她去演大灰狼，她说大灰狼是男生演的，她是漂亮小女生，漂亮小女生只能演小红帽。我对她祖母说，小小年纪就知道自己是"漂亮小女生"了，女性意识很强，我照她这么大，什么心思也没有，就知道吃。
六姐说，你这么大，混小子一样，不是在房上就是在树上，咱们后院几棵树都让你爬遍了，我记得那年夏天你光着脊梁上了一棵枣树，阿玛在前院一声咳嗽，你吓得赶紧往下滑，前胸肚子被树干划得鲜血淋淋，老七往你的肚子上抹红药水、紫药水，抹得跟花狸虎似的。那是几岁？六岁吧，跟博美一个年纪。可这小丫头片子精着呢，很知道自己漂亮的资本，一转一个心眼儿，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把你转进去了。
跟博美说起这段往事，博美说，二十多年前的事您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没上学，现在硕士都毕业了，那时候为没演上小红帽伤心，后来在大学业余京剧团唱青衣，在票友大赛上拿过奖呢，我太太说我的扮相跟她去世的大姐很像，有一回太太到我们学校看《锁麟囊》，哭得眼睛都肿了，我说至于吗您，《锁麟囊》又不是什么悲苦戏，"春秋亭"一折是出嫁，富贵荣华加热闹，有什么好哭的？您猜我太太说什么？
我说，不用猜我也知道，你太太是想起我们的大姐了，大姐是叶家的长女，是大格格了，旧时北京名媛义演，她唱的是大轴，演的就是"春秋亭"这场，轰动京城。都说大格格的艺术感觉特别好，秉承了你太姥爷的艺术气质。可惜的是死太早了。
博美问我见没见过大格格，我说在她临死的时候见过一面，在阜城门外顺城街她的婆家，一间小西屋里，人已处弥留状态，炕上连床整装被卧也没有，是一堆棉花套。一个大宅门光鲜艳丽的格格，嫁错了人……
博美说，该不是给人做了妾吧？
我说，叶家的姑娘永远不会给谁做妾！
博美脸一红，连着说了几个SORRY。
我问博美大学是学什么的，博美说经济管理兼计算机软件两个专业。问在哪儿上班，她说还在寻找，一时没有合适的。问谈朋友了没有，博美说正在处……
博美不光是个美人，还是个才女，想的是以我姐姐的严格家教，以叶家的文化熏陶，教不出一个品貌兼优的淑女那才是怪事，立刻对眼前这女孩多了几分喜爱。
拿出老相册让博美翻，博美夸赞了母亲的天生丽质，说都生过三个孩子了，身材还是这样苗条。博美指的是有一年夏天母亲领着我们姐妹三个在北海"五龙亭"前的照片，照片是老七给照的，光线、快门都很讲究。博美说她祖母和另一位姨祖母长得跟母亲很像，言外之意是说我的相貌赶不上其他两个姐姐。我说我更像父亲。博美说，我听说太姥姥最疼您。
我说，那是因为她把我生成这个模样感到对不住我，堤内损失堤外补。
博美看了我父母亲结婚的老照片说了一句"珠联璧合"，眼神里泛出一片温柔的光。
相片上的父母在那一刻其实谈不上"珠联璧合"，三十年代的德国相机，清晰地照出了饭店里结婚的热闹场面，宾客很多，父亲穿着燕尾服，一手托着高礼帽，一手搀着新娘，看父亲那表情多少带有玩世不恭的作戏成分，眼睛不看镜头却往后甩，他身后站着的同样装扮的伴郎，即他在日本的大学同学王国甫，两个人挤眉弄眼像是在演双簧。而我的母亲则是凤冠霞帔，满身锦绣，像京戏舞台上的娘娘，像娘娘又没有娘娘的作派，张着嘴一脸哭相。
我告诉博美，老太太在"新婚"的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跑回了娘家，穷人家的姑娘不怕跑路，撒开大脚片，一刻不歇地往朝阳门赶，没一个钟头就到了南营房。到了家门口天刚亮，大街门竟然没关，母亲想，她这一走剩下兄弟一个人，平时依赖惯了，刚离开一天，兄弟的日子便过得如此凄惶，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
推开房门，看见陈锡元连被子也没盖，四仰八叉地在炕上酣睡，叫起来，懵懵懂懂地不知所以，还问姐姐是否给准备了炸糕、面茶。
母亲看着炕上的陈锡元觉得陌生，一天没看住就全变了模样，头发留了一个大中分，上头膏了不知多少油，把枕头洇得油乎乎一片。嘴里一股酒气，脸上满是油汗，黄警服，铜纽扣，牛皮带，帆布绑腿大皮鞋，制服上的"巡044"标志惹人眼目。母亲问兄弟，睡觉怎的不脱衣服？兄弟说舍不得，这样的好衣裳南营房四甲的人谁也没有。
原来，陈锡元昨天送亲，只把姐姐送到饭店就匆匆到警察局报到了，这是跟媒人原先说好的条件，给他介绍一个工作，媒人面子大，介绍他去警察局，就去了警察局，被分到朝阳巡警三科第四组，专管东岳庙到东大桥的路面治安。再细致说就是抡着警棍满街溜达，只要不出大麻烦，一个月就能拿到八块大洋的薪水。陈锡元昨天下午穿上了警服，从昨天下午就是公家的人了，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了。流油的大中分是昨日上午送亲的遗留，警服是昨天报到新发的，同事们七手八脚帮他穿上了，回家却不敢脱，怕脱了照原样穿不上，首先那个绑腿能打出花来就非一日之功。陈锡元见过景升东街的井大姨打的绑腿带，老是松的，走着走着后头就拖着两根布条子。一个大警察，绑腿要是跟井大姨的腿带一个水平，岂不窝囊。
陈锡元对他的行头很满意，尽管他的年龄配上这身披挂颇有沐猴而冠之嫌，也毕竟是个真巡警，不是假冒的。报到就发了四块大洋，当下被同仁们拥到照相馆，照了稍息姿势的八寸全身相。照相馆有假枪，木头的，自然要别在腰里，以壮声势，感觉颇为良好。照完相又跟着众弟兄到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酒喝了不少，谁付的账不知道，谁送他回来的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坐在家里的炕上，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
陈锡元说他吃完早点要去值勤，可是那根警棍却怎么也找不着了，不知忘在了什么地方。就冲着姐姐发脾气，说头天上班就出此重大事故，如何向上峰交代，不是他姐姐耽误工夫，时间还充裕些……话说着说着就有些不讲理了。
母亲说，我不出门子，你也当不了警察，怎的怪我。
陈锡元说，不怪你怪谁？
母亲说，打今儿起，咱们还依着原样过，从头来，你帮着老纪去炸开花豆，我还做我的补活。
陈锡元没听懂母亲的话，接过姐姐的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回不来了，你姓了叶，我呢，这身衣裳也脱不下来了，脱下来我不会穿！
博美说她关心的是老太太如此举动，将如何收场。现在也有在婚礼上当场变卦的，她的同学就是，新郎母亲的一句话没说好，新娘就把婚纱撕烂，把花扔得满世界都是，还不算完，又照着新郎的肚子踹了一脚，让新郎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新娘抢过麦克风，郑重宣布"离婚"！宾客本来是看《龙凤呈祥》的，却来了一出《孔雀东南飞》，也不错，反正都是戏。新娘为了下台，只好离婚。离婚一星期再复婚，一切再从头表演一遍，这回婆婆学乖了，不敢乱说乱动了。
遗憾的是作为兄弟的陈锡元却远没有现代新娘的婆婆那么懂事乖巧，他没有细想想，在姐姐回门的日子他还要上什么班，也没有想想，这样重要的日子，姐姐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这个大男孩，心真是太粗了，粗糙得让他为那张"警察的稍息别枪照"在"文革"时付出了沉重代价，首先那把照相馆的木头手枪他就讲不清楚来历。警察身上的枪，没人相信那是假的，特别是"文革"那个时候。
这是后话了。
陈锡元在南墙根鸡窝门口找着了那根沾满鸡屎的警棍，风急火燎，脸也没洗，上班去了。丢下母亲一个人，屋里屋外转了几遍，家里是荡荡地空，心里也是荡荡地空。
干什么呢，做补活的工作辞了，已经跟人家认真地告了别，怎好再着脸回去？兄弟有了自己的差事，再用不着她养活，她现在倒成了多余的人。越想越没着落，坐在院里的台阶上怔怔地发呆。
门外有车响，是叶家的大少爷来接母亲了，锃光瓦亮的马车，标致的大洋马，穿着齐整的车夫，引得街坊邻居前来围观，说陈家的姑娘回门回得气派，这样的车全北京也没有几辆。及至看到西服革履的叶家老大，都以为是新姑爷。我这位大哥相貌堂堂，浓眉大眼，是哥儿几个当中比较出众的人物，论年龄，比我的母亲小一岁，说他是新姑爷，没人不信。
老大把带来的各样礼物让赶车的抱进屋里，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不知坐在哪里，站在屋当间使劲搓手。最后对母亲说，额娘，回吧。
母亲说，告诉你的爸爸，我要见姓刘的媒人。
老大说，我阿玛一早就去前门火车站了，跟姑爸爸的儿子小连上江西了，要去景德镇，一两个月回不来，您要找的刘大爷昨天晚上就回天津了。
母亲说，我要上天津找他，他不能这么哄我，他得给我一个说辞。
老大说，阿玛走时留了话，让我陪着额娘上趟天津，绝不能让额娘受委屈。
老大毕恭毕敬地站着，表现得比儿子还儿子，如果母亲当时知道，眼前恭顺的儿子其实是国民党中统干部时，不知要做何种表现了。
老大的话表面很软，很温顺，内里却带着不容商量的严厉，母亲真的没什么办法了，想着那个娶她的男人上了外省，这多少给了她一个缓冲的余地，院外头围着看"回门"的人众，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她一向是个循规蹈矩的姑娘，这种时刻怎能给娘家丢人，给自己丢人。母亲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说，咱们什么时候上天津？
老大说，依着您。
母亲说，今天。
老大说，行。
母亲说，现在就去火车站。
老大说，您得先回去换件衣裳。
母亲才发现自己从洞房里闹将起来，身上竟然还穿着海水江涯的大红石榴裙和窄袖滚边小夹袄，这样的穿戴走在街上难免不伦不类，就像是今天穿着婚纱挤公共车，人家大半会以为是半疯。
母亲跟着老大上了马车，想着那个大她十八的男人，想着西院住着的那个高傲的夫人，心里别扭，老想哭，眼泪在眼眶里转过来转过去，悄悄咽进肚子里。马车的座位是两排相对而坐，坐在对面的老大很知趣地把自己的手绢递过来，母亲感念老大的善解人意，想说谢，一想这个人是儿子辈的，用不着谈谢，就狠狠地往手绢里擤了一把鼻涕，那鼻涕其实都是眼泪。
老大立刻把眼睛放到了窗外。
马车穿过了东四牌楼。
满街的灰土被朔风扬得一片昏暗。
三
老天爷让母亲的天津之行彻底泡了汤。
当天下午北京下了暴雪，京津铁路停运，北京城内行人罕见，漫天大雪铺天盖地，沸沸扬扬，将天地连为一统。
这场雪下了一个礼拜。母亲在房里呆着，心急火燎，没有补活可做，没有门子可串，郁闷无比。有个叫大兰的丫头陪着母亲，寸步不离地跟着，说是伺候，其实是看着，是叶家老大的安排，老大比他的父亲有心眼儿。大兰粗笨，干活磨蹭，晚上睡在外屋，头一沾枕头就着，呼噜打得山响，咬牙放屁说梦话，偶尔还要尿炕。母亲看不上大兰干活，早晨，大兰要打扫屋子，一个钟头的活，大兰得干三个钟头，颇有今日搞清洁的小时工那不温不火的劲头。母亲看不过眼，几次要抢过来干，后来一想，干吗呀，自己算老几，犯不着给他们家当老妈子。所以，母亲从来不插手大兰的工作，也不给予评论和指导，一切由着她来。
母亲拒绝到前院东屋餐厅去吃饭，餐厅是里外套间，大人一桌，孩子们一桌，彼此不打乱仗。一到开饭时间，不用招呼，都到东屋集中，各有各的位子，都是固定的，老大快三十了，是大人了，在家吃饭也得和兄弟姐妹们挤一桌，上不得套间里头的小灶。厨子是父亲从萃华楼聘来
的山东师傅，姓王，有好手艺，因为回家探亲遇着了土匪，挑伤了脚后头的筋，回来后应承不了饭馆繁忙的炉头，就到我们家来做饭了。老王脾气耿直，不耿直也落不下这残疾，走道有点儿踮脚，跟看门老张不同，他敢说话，把叶家的几位爷数落得跟孙子似的。
父亲到江西云游，母亲不到饭厅吃饭，那位张氏夫人也不到饭厅去，里头的饭桌基本就空了。母亲不去凑热闹，是不愿意和这家人掺和，早晚是要回南营房的，何苦在人家家里插一脚。一到吃饭时候，大兰就到厨房，把饭给母亲端来，一套嵌着螺钿的食盒，三层，层层都很丰富，非南营房的花椒炒白菜帮子，大眼窝头能比。
"张芸芳"每天自己到厨房打饭，她和一帮儿女们都很熟络，看哪个子女吃相不雅，一个脖儿拐，从后头就扇过去了，毫无客气可言。所以她一进厨房，如同进来只鹞子，一鹞入林，百鸟无音，谁也不敢造次，连最淘的老五也变得规规矩矩的了。"张芸芳"端了饭到西院去吃，她对饭食的挑剔程度每每让厨子老王怵头，鱼肉丸子必是得用鸡汁打的，清炖的马蹄鳖得在微火上炖够一天一宿，烧白鱼，炒虾丝，毛公山炖豆腐，见天换着样来，用老王的话说，西边的口味基本上是以徽菜为主，他这个鲁菜厨子做得总是不尽如人意。
我应该用些笔墨说说我的张氏母亲，张氏母亲老家是安徽桐城人，是有名的桐城学派，文华大学士张英的后裔，著名的"六尺巷"典故就是出自她的老先祖。她们家的老祖张英康熙四十年在京城做大官，老家吴姓邻居盖房，占了他们家的地，家人就给在北京的张英写了一封信，状告此事，想用权势解决矛盾。张英看罢信批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几句诗化解了紧张的邻里关系，吴家也做出礼让，后退三尺，这便是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在京城做官，人称"父子宰相"，学问精深，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张氏在京城的后裔分支繁杂，到了张芸芳祖父一辈家境就不行了，但文脉不衰，张氏虽为女子，诗书经史无所不通，是闺阁中的文化精英。我父亲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其实就是古文，回来后搞些古代版本考证什么的，父亲对这个工作不上心，那热情绝没有我舅舅当警察的瘾大，张氏夫人作为文豪后代，正好做了父亲的左右手，哪个版本，哪个出处，不用查，全在她心里。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在为"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做考证，曾对我感叹，要是你二娘活着，我何至于此！
我后来想父亲和张氏母亲的婚姻，其实完全是工作关系，父亲不过是给自己娶了本活字典罢了，聘了个不付工资的秘书，他们之间很难有"爱情"可言，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竟也使文华大学士的后裔，子孙娘娘似的生了不少孩子。
母亲盼着天晴，看着窗外厚厚的积雪，看着那被雪压弯了的海棠枝条，心里越发烦躁。有个大孩子在院里拿筛子扣家雀儿，拉根绳，自己藏在鱼缸后头，探头探脑地半天逮不着一只。母亲问大兰，逮雀儿的是哪个，大兰说是老五，是故去老福晋的末生儿子，早早死了娘，没人疼也没人调教，招猫逗狗，穿房越脊，最不招人待见。母亲让大兰告诉老五，雪地里逗引家雀儿不能用白米，得用陈年黄小米，这样鸟儿才看得见。大兰也乐得跟老五去逮鸟，换了黄米，不一会儿就逮了一只。老五高兴地用手捧着，拿进来给母亲看，小家雀儿在老五手里惊恐地一声声叫唤，老五也学着家雀儿一声声叫唤，像是对话。母亲看着眼前的老五，光脚穿着毛窝，棉裤短了一截子，露着脚脖，一张皴脸，两个冻得烂了边的耳朵，棉袍上的纽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带子拦腰一系。再看捧家雀儿的手，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约很久没剪了，缝里全是黑泥。
如同看见院里的小黄猫，母亲的心又软了。小黄猫如今盘在母亲的炕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炕沿下站着的老五名为大宅门少爷，却是一副叫花子模样，如果是自家的兄弟这副装扮，母亲得心疼死。这一想，鼻子又酸了。
老五没理会母亲的神色，讨好地说，额娘喜欢它就把它送给额娘养着吧，赶明儿天儿好了，我上花市给额娘买只蓝靛颏来，让这只给它当丫鬟。
大兰拍了老五一巴掌说，说话别带把儿啊！
老五的一声"额娘"叫得那么自然亲切，好像就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亲儿子，从没有离开过。母亲立刻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儿子，眼神里溢出了无限爱意，对老五说，把雀儿放了吧，它还是个雏儿，没了娘照应怎么行？
老五说，没了娘它还有爹呢，我就是它爹。
开始犯混了。
母亲让大兰打来一盆热水，将老五的皴手泡了，让他坐在旁边给他剪指甲，老五开始还觉着别扭，扭捏而不自然，扫了一眼母亲平静而慈祥的脸，兀地冒出了一股依赖之情，撒娇地让大兰把那些剪下来的黑指甲给他用纸包好，说是明天上学送给先生留作纪念。母亲说这样龌龊的东西不能送人，老五说先生老批评他的手指甲长，其实他的指甲只有右手的长，因为左手不会使剪子，这回额娘可是帮他出了回气。
老五一口一个"额娘"，让母亲的心里舒坦极了。母亲说，难道西边的那个额娘不给你剪指甲？
老五说，二娘就会让我背书，"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不愿意学习，我就爱玩。
事实证明，我们家的老五的确也是玩了一辈子，养鸟养鹰，养狗养花，唱得一口皮黄，写得一手章草，时而衣帽齐楚，时而破衣烂衫，广播爱情嫖妓女，心地善良抽大烟，是叶家的另类。母亲将老五称作"我的老儿子"，一直以亲娘的身份呵护着他，纵容着他，老五最后被父亲赶出家门，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冻饿而死。
父亲一走没有消息，母亲的重要心结是要在那只"兔子"回窝之前找媒人了断此事，她看过京戏《大登殿》，知道先来后到的原则，"先娶的你来你为大，后娶的我来我为偏"，按规矩，她得在过门的当天到西院去正式拜见张芸芳，认定自己妾的身份，将张芸芳唤作"姐姐"，可是那只"兔子"省略了这个仪式，紧接着是无踪影的逃窜，将一大堆麻烦扔在家里，自己去躲心烦。
母亲不过去，张芸芳自然不会过来，架子端得很足。
雪已经停了几天，隆冬的北京显出了寒冷的威猛。北风刮得雪沫子满地出溜，全变作了细细的冰粒儿。
京津铁路早通车了，老大却又没了影儿，让大兰打听，说是大少爷上南京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
母亲不能再等了，母亲决定自己上天津，媒人刘春霖跟"蟾宫的兔子"同船去过日本，去找他不怕他不见。上天津不比上天桥，毕竟是出远门，让别人跟着又不合适，母亲让陈锡元跟她一块儿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她能依靠的只有陈锡元了。
陈锡元很乐意这趟差事，权当闲逛，正好没事，说走就走，姐弟俩买了头班车票，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三个钟头，一大早就到了天津。
陈锡元到天津有他自己的目的，听同事说天津除了大麻花和"狗不理"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西餐馆子，叫起士林，这馆子与众不同，德国人开的，男女招待都说外国话，吃的饭也是外国饭，到了起士林亚赛就到了外国，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你想它是哪国它就是哪国。陈锡元一个小巡警，这辈子永没有上美利坚的机会，上一趟起士林至少让他长回见识，增加些吹牛资本，让人对他刮目相看。至于找什么刘春霖，论什么嫡与庶的名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走之前就跟姐姐谈好条件，到天津一下火车，先去起士林吃西餐，吃饱了肚子再上状元楼刘家。母亲说吃西餐得好些钱，不如烂肉面实惠。陈锡元说，叶家的聘礼还没动，几百块大洋他还拿得出。母亲说，那钱将来咱们得还人家，咱们是奔着退婚来的，咱们还没阔到胡吃海塞的份儿上。
陈锡元说，聘礼还不还从天津回去再说，反正叶四爷的钱我揣着呢。
母亲说，还是用我做补活攒的钱吧，自个儿挣的，花着踏实。
去天津对母亲来说是她一生走得最远的路，一个大字不识的穷丫头，敢闯荡天津五方杂处的地界，足见下的决心之大，拿出做姑娘时候的全部积蓄，到天津讨要说法，也是对自己名誉、命运的最后一拼了。
四
博美请我在饭店喝咖啡，现磨现煮的巴西咖啡豆，浓香四溢，跟我家里冲泡的"雀巢"是两个档次。我往杯子里使劲倒奶精，博美说最好什么也不兑，这样味道最醇，能品出蒙巴纳斯夕阳的味道。我不懂蒙巴纳斯是什么，小心请教，才知蒙巴纳斯是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那里的咖啡馆最有名，毕加索、海明威、左拉、凡高、弗洛伊德等一些大师都曾是那里的常客，夕阳西下，咖啡馆里橙黄的阳光与飘荡的咖啡浓香融合在一起，那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凝聚，是进入至高境界的必须。
我也跟着各种代表团走过不少国家，却多如走马观花，体会不出日本洞爷湖的太阳和中国洞庭湖的有
什么区别，体会不出伦敦的麻雀是否比北京的更肥硕，在托尔斯泰庄园里溜达，只是觉得那园子大，在马克吐温故居徘徊，只是觉得房子好。只好承认自己感觉粗糙，缺少年轻人的细腻，当然更缺少艺术的感受力。
宾馆咖啡馆的环境不错，宽大的皮沙发，柔和的下午阳光，茂密的热带植物，似有似无的某名人小夜曲，不引起你注意又在时刻关注你的英俊服务生，让人产生一种慵懒虚幻的感觉，好像这里离尘寰很远很远，那些贪污腐败，那些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有毒奶粉、硫磺馒头、超标农药，那些肮脏鄙俗、污浊下流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这里有的只是无限优雅高贵和一尘不染的闲适。
透过氤氲的热气看博美，似非凡间之物，素白的衫子，素白的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首饰装点，也几乎看不出化妆的痕迹，想起了韩非子的名言，"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博美美得很自信，她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这便是品位了。
博美见我看她，冲我笑了笑说，我太太说过，太舅爷跟太姥姥一块上天津吃西餐，太舅爷一口气吃了三个德国……
我说有这事，叶家人都知道陈锡元吃德国的笑话，其实那次上天津吃西餐不是目的，找刘春霖才是主要的，但是从天津回来，我母亲忘记了主要目的，却只记得起士林的西餐了。那次上天津，对我母亲一生来说都是个大举动，其艰难程度无异于今天山里的农民砸锅卖铁到新马泰去旅游。
博美说，太姥姥的做法有点儿矫情，看起来没多大意思，其实不去天津，就在叶家呆着，谁能把怎么样了？还不是锦衣玉食地过日子，男人宠着，儿女们敬着，里里外外一把手，谁能代替得了？
我说太姥姥有太姥姥的想法，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如果在媒人上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啊。我母亲从小失去父母，与兄弟相依为命，自立自主惯了，不想依附哪个，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不出面，别人谁也代替不了。她的女儿们跟她一样，也是一个比一个刚强，一个比一个爱较真，我的六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母亲和陈锡元到天津那天，天气冷得出奇，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津是个大风口，主要是冷在了那风。天上的太阳惨白惨白的，西北风呜呜地响着，街上的电线在风里摇荡，风刮得人站不住脚。陈锡元很知趣地没穿警服，一身便装，戴着皮帽子，抄着手，和母亲走在租界的街上，两人看着周围洋房，看着外国巡捕，处处新鲜。
陈锡元一心要吃西餐，母亲一心要找刘春霖，两人商量不到一块儿去，在街口不知往哪儿走。陈锡元说，这么早去敲刘家的门显得太不懂规矩。
母亲说，这么早西餐馆子未必下板儿（开门）。
最后决定离哪儿近先上哪儿。陈锡元当然先打听起士林，街上人来人往，大伙都匆匆忙忙地走道儿，他朝人"哎"了几声，没人理他。好不容易挡住一个穿呢子大衣的，想的是穿这样衣裳的人肯定吃西餐。陈锡元说，这位爷，跟您打听一下，起士林怎么走？
穿大衣的说，巴嘎牙鲁的哪！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河北地界，陈锡元弄不清巴嘎牙鲁在哪儿，又拦住一个长袍马褂，跟人家打听起士林西餐馆，巴格雅路怎么走。对方瞪着眼看着陈锡元，一言不发，倒把陈锡元看害怕了，赶紧说，对不起您哪，我不问了还不行吗！您请，您走您的道。
母亲说，这人可能是个哑巴。
长袍马褂对母亲嚷，骂人哪你，你他妈是哑巴！
母亲一个劲儿给人道歉，心里这个窝囊，只是埋怨他兄弟，怎么净找些青皮问路。陈锡元又问一个，对方如同没见陈锡元这个人，照直朝前走去。陈锡元往地上吐了口痰说，姐，你说净是青皮，果真没个红脸儿的。
姐弟两个找了个背风的墙拐角，还没站定，一外国巡捕用警棍敲了敲墙，指示他们走开。陈锡元说，先生，我找起士林。
巡捕朝前指。陈锡元说，姐，起士林不远，就在前边，咱们先上起士林。
两人走了半天也没见着起士林，陈锡元看见电线杆上靠着一个没精打采的人，这类人他熟，在北京当巡警没少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这类人的痞气贱气，都在脸上挂着，不用张嘴你就知道他是属于混混儿一类。陈锡元问起士林怎么走，混混儿一口天津话，指着旁边的早点摊子说，给买套烧饼果子就告诉你。果子要新炸刚出锅的啊！
陈锡元摸出几个铜板，买了一套，给混混儿送过来。混混儿说，我说了油炸果子要刚出锅的，就忘了说烧饼，这烧饼都凉了。
陈锡元说，天太冷，大爷您凑合吧。这会儿您告诉我起士林在哪儿，行了吧？
混混儿说，您老搭眼瞧，就在我身后头。
陈锡元抬头一看，混混儿身后是一座非常洋气的小白楼，大玻璃门，两个穿制服的站在门口，在大风里挺得笔直，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饭馆。
混混儿说，您老看嘛哪？
陈锡元说，我找起士林的匾呢。
混混儿说，那不是在墙上刻着呢嘛。
白楼圆形的门楣上有几个英文字母：KIESSLING
陈锡元哪儿认得洋字码，狗看星星一样装模作样审视了半天，对母亲说，姐，咱们到起士林了。
那京腔分明掺杂进了不少天津味儿，入乡随俗倒也快。陈锡元拉着母亲就往里头走，身后混混儿说话了，再给我碗豆浆，我告诉您一个天津的机密，您必须知道的天津机密。
陈锡元给了两个铜板，让混混儿自个儿去买豆浆。混混儿收了钱说，我跟您说，以后再问道儿，别管人叫大爷，天津没有大爷。
陈锡元问天津的大爷都哪儿去了，混混儿说，天津的大爷都在庙里头娘娘跟前儿囚着呢，是泥娃娃。真大爷得在它后头排着。您叫谁大爷，明摆着是说人家不是人。
陈锡元说，谢谢您指教，二爷。
混混儿说，这就对了。
陈锡元拉着姐姐往起士林走。起士林的玻璃窗户外头站着不少人，穿长袍的男子，裹小脚的妇女，领着丫头小子的乡下人，看拉洋片一样隔着玻璃看里头的人吃西餐。母亲对兄弟说，没吃过猪肉咱们看看猪跑就行了，别进去了。
陈锡元说，那不行，看和吃是两码事，就像我平时看巡警跟现在穿上警服干巡警一样，完全是两种感觉，更何况咱们现在有钱，有钱干吗不吃？
母亲被陈锡元推进了西餐馆，他们没想到外面冰天雪地，起士林里面竟然温暖如春，找了半天火炉子在哪儿也没见着。厅里响着优雅的音乐，穿黑礼服的侍者托着盘子走来走去，小胯一送一送的，显得轻盈而有风度。后来我舅舅跟我叙述当时情景时，反复强调说，人家上菜是"托"，不像中国的跑堂的"端"，举止不一样，给人的印象也绝对不一样，有种教养在里头。门里靠墙的沙发上，坐着几个等座的人。母亲姐弟俩的装扮举止，明摆着跟起士林的氛围不协调。
侍者拿着登记簿问，先生贵姓？
陈锡元说，免贵，姓陈。
两人心里都奇怪，怎么吃饭还问姓名。侍者看了半天登记簿，问他们预约过没有，陈锡元不知什么叫预约，侍者告诉说就是提前订了桌。陈锡元说没有，说他打北京来，百十里的来还要预约？侍者说，要是没预约，您二位先在沙发上候一会儿，有了空座位我来请您。
母亲坐在沙发上，仔细观察餐馆内部，小桌，铺着洁白桌布，有鲜花插在瓶子里。藤椅，垫着丝绒厚垫。墙上挂着洋画，精着身子的女人横躺在绒布上。地上铺着地毯，踩上去，厚而软。吃饭的都很文明，小声地说着话，也有的在看书，看报。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是满的，铺子里没有鸟笼子，没有蝈蝈的鸣叫，也没有人在这儿大声划拳……一个喝"药汤子"的女人翘着小手指，正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小小的杯子依着母亲一口就完，可是那女的喝了半天，"药汤"竟然没下去多少。一个男的，用叉子在绕面条，把面一圈圈缠叉子上，填进嘴里。母亲想，用筷子比这个方便多了，多此一举，真是狗熊耍叉。
坐了一会儿，陈锡元热了，他摘下帽子，解下围巾，抱在怀里。旁边女士，穿着露着半个肩的连衣裙，一双纤细的脚，丝袜子，小皮鞋，跟陈锡元那双姐姐给做的老头大毛窝成了鲜明对比。陈锡元把自己的脚往后缩了缩。
纤细脚的主人冲他笑了笑，那是一个蓝眼睛的女人。
陈锡元冲她欠欠身子。
侍者把姐弟俩领到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侍者要将陈锡元的皮帽子、围巾拿走，陈锡元怕丢了，死活不撒手，却又不知搁在何处才好，寻了几个位置，都不合适，最后终于放在脚底下。侍者手脚麻利地将一杯凉水和热手巾卷搁在桌上，又递过一个精致的本子说，这是MENU，您二位看看点什么？
陈锡元不知玻璃杯里泡着冰的液体是什么，拿来尝了一口，一闭眼推开了。展开热手巾，手巾很烫，很舒服地擦着，擦完了脸擦脖子，又将脑袋，鼻子使劲擦，连耳朵眼儿也没落下，都很认真地过了一遍，最后擦手，直至认为将热手巾使得很彻底了，才放在桌上。
白手巾已经成了灰的。
母亲小声嘱咐，捡最便宜的点。
陈锡元翻开硬本子一看，都是外文，看了半天点不出一个。侍者很有耐心地等待着。陈锡元充内行地说，这儿不卖烂肉面？
侍者说有意大利面。陈锡元假装吟沉了一会儿，指着菜单最上面的一行说，就是它！两份，别太慢了，我们还有事。
侍者将本子一合说，知道了，您稍等。
的确很快，转眼侍者端来两大杯白色的冰激凌，上面各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舀了一大口，冰得龇牙咧嘴。用小勺子敲着杯沿说，这是……
侍者说，您点的牛奶冰激凌。
陈锡元说，我点这个了？
侍者打开MENU告诉陈锡元，他刚点的就是这个。陈锡元说，行，我这是自作自受……
母亲只尝了一口，就将杯子推过来，她吃不惯这腥甜冰凉的东西。陈锡元将两份冰激凌好不容易吃光，德国小旗子被挑出来，搁在了一边。侍者过来招呼，问他再要点什么。陈锡元这回学乖了，指着下边一行说，换个吧，来这个。
母亲说，你一个人吃吧，我不习惯这里的奶腥味儿。
陈锡元对侍者说，那就一份。
侍者说他们这儿不论份，叫"客"。陈锡元不耐烦地说，那就一客！
一会儿，侍者端来一大杯紫色的冰激凌，上面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不动声色地吃了。吃半截围上了围巾。桌上放了三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还要点。母亲说，你算了吧，脸都绿了。
陈锡元问侍者怎的本子里头标的都是一个味儿，侍者说陈锡元点的这页是冷饮系列，全是凉的。陈锡元问有没有茶，热乎的。侍者说有COFFEE、BLACK TEA、COCOA、JUICY……陈锡元让他说它们的中国名字，侍者说它们没有中国名字，还没给取呢。陈锡元指着旁边喝咖啡的女人说，你就给我来壶跟她一样的洋茶。
侍者说，那就是COFFEE了，我们这儿的COFFEE论杯不论壶。
陈锡元说，那就一杯CO……O……OE，要烫的，越烫越好。
侍者问要奶和糖不要，陈锡元说，该搁的你都给我搁齐了。
陈锡元问母亲还吃什么，母亲说她看也看饱了，她算明白了，这儿吃的是摆设，不是饭。一会儿，侍者将一个碟子托着精致的小杯放到陈锡元面前，里面有大半杯棕色液体。陈锡元说，这就是CO么，怎么颜色浅啦，旁边那桌可是黑的！你们是不是兑水啦？
侍者说，这是搁了奶的，先生。您刚才不是吩咐了要搁奶和糖吗？
陈锡元不再说什么，一扬脖，将咖啡全倒进肚里。大声嚷，算账。
侍者将扣在桌上的账单翻过来说，两杯牛奶冰激凌，一杯香草冰激凌，一杯热咖啡，加上服务费一共是三块大洋，先生。
母亲一听，腿有点儿发软，她做补活，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些。陈锡元说，三块，你怎不要三十？我上"东来顺"吃涮锅子，八个人也没吃了三块大洋！
侍者说，上面都有价格，我们是明码标价，先生。
出了起士林，陈锡元和姐姐站在马路对面早点摊跟前，大口嚼着烧饼果子，大口喝着热豆浆，烫得直吸溜，热烈而酣畅。混混儿隔着马路问，您老在小白楼吃的吗？
陈锡元从怀里摸出三面国旗，在手里摇晃着说，爷们儿今儿个吃了三个德意志！
博美听我说完天津的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我讲得比她太太讲得精彩多了，不愧是写小说的。她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请她的太舅爷到现代的西餐馆来，要不一定是件比上起士林还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博美，陈锡元上起士林并非只是去开洋荤，他是有想法的。博美问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太舅爷在上天津的时候就预感到他这个巡警工作干不长，新鲜劲儿一过他立刻觉出这不是他能干得了的差事，他告诉他姐姐，他的那个班长在街上逮来"坏人"，也不打，只是在太阳地里晒，夏天只需一个下午，就蔫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冬天也一样，把人剥光了，放到院里去冻，不到两个时辰，头脑就不清楚了，你问什么他招什么，你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说是他帮着打的。警察逼供了么？没有，打人了么？没有……总之，这个行当有点儿缺德。
也的确，三年后陈锡元在朝阳门吉市口开了一间门面的酒铺，他的酒铺颇有起士林之风，小桌上铺着补花桌布，这绝对比起士林高级，起士林充其量不过是白桌布，我舅舅的是带补花的，这些桌布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母亲倾其全部手艺支持她的兄弟开店。桌上也明码标价地搁着一份MENU，里边分类标着二锅头、衡水老白干、竹叶青；拌豆腐丝、开花豆、花生米，也标着汽水和烂肉面。汽水是东边冷饮摊上的，烂肉面是西边小面馆的，有人点，隔着门嚷一声就给送过来了。另外，陈锡元还请了烫着飞机头的女招待，女招待穿着带花边的白围裙，用盘子托着（是托，不是端）酒壶，花蝴蝶似的在铺子里飞。女招待绝对是良家女子，姓常，我的舅妈。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的舅舅一直没有离开过餐饮业，公私合营后先在某单位食堂卖饭，后来调双井小吃店炸年糕，退休的时候是南小街烧卖馆卖票的……老人家深深地爱着这一行，无数次地被评为先进，除了历史上当过伪警察那段经历说起来让他舌头有点儿发麻以外，其他都很理直气壮。他历年的奖状都在家里的墙上贴着，跟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把人往墙上引，逢人赞美，便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起士林精神。
三杯冰激凌，影响可谓不小。
五
去天津，母亲的收获比她兄弟大。
吃饱喝足，该找刘家了。刘春霖中过状元，是名人，一问天津人都知道状元楼在哪儿，比问起士林方便。没费多少劲儿，两个人就来到了子牙河边的一座小楼跟前。临河是状元楼的背面，正面在另一条街上，绕到前头，见街门关着，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个老头，老头说他是临时在这儿住，看房子的。问刘状元在哪儿，老头说在哈尔滨道法国电灯房附近叫德邻里的胡同里，并且说就是找着了，状元也不会接见，中国想见状元的人多了去了，哪能随便就看，就是上北京万牲园看老虎还得买票呢，现在老虎有很多，状元就一个。
老头一个人呆腻烦了，巴不得找人说话。母亲和陈锡元赶紧走，边走边问，找德邻里，如同问起士林一样，问不出个所以然。还是陈锡元有主意，雇了两辆洋车，一直就拉到了德邻里状元宅子门口，敢情离起士林没几步路。母亲心疼钱，陈锡元说，花钱可省了事呢，要不咱们不知道还要兜几个圈子呢。
母亲说，才到天津半天，我怎么听着你已经满口天津味儿了。
陈锡元说，姐，我爱天津。
陈锡元确实是爱天津，后来娶媳妇非天津姑娘不娶，我那位姓常的舅妈是天津徐州道口的闺女，和起士林也有关系，其父是骑着三轮车给起士林送点心的，起士林做的点心往各处送，也卖。三轮车是个方箱子，里边一层一层地码着点心，箱子外头写着洋文：KIESSLINGBADER，旁边一行小字，"起士林点心铺"。
德邻里是外国租界，胡同很宽，很齐整，两边都是连体楼房，刘春霖住着两楼两底的独门独院。正要敲门，从里头闪出来一个挎着书包的半大孩子，大概是要去上学。孩子问找谁，陈锡元说找刘春霖刘先生。孩子朝里头喊说有人找，里头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见，关门！
母亲上前一步，用手抵住门板说，我们是打北京来的，我是叶四爷瑞福的……太太，四爷和刘先生是日本同学。
孩子又朝里喊，是日本同学。
里头男人说，日本同学净是汉奸，没好东西！
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出来了，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胖子，系着围裙，可能是做饭的，棉袄上净是油渍，手里还攥着一把香菜。
母亲上赶着说自己是叶四爷的家眷，是刘先生给做的媒，这回专程到天津来，是来给先生道谢的，见一面就走，不多耽误先生的工夫。
可能厨子见过并且知道"叶四
爷"，闪过身把门开大了一点儿，让我母亲进去，用香菜指着高处说先生在楼上写字。
刘家院里很静，也再没见什么人，母亲和陈锡元径直上了二楼，木头楼梯，一踩咚咚响，两人不得不放轻了脚步。楼上很宽敞，一室一厅，厅里炉火烧得很旺，刘先生穿着棉袍正站在案前写字，见母亲上来也没招呼，母亲等刘先生写完一个斗方，放下笔，才说她是谁谁谁。刘先生说，原来是瑞福的夫人来了。
母亲怕错过机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天津是想落实一件事情。刘春霖似有思想准备，笑了笑，听着母亲往下说。母亲说，当初先生提亲时并没有说到叶四爷屋里还有一位夫人，她嫁过去以后才知道那位夫人已经在叶家住了二十多年，生过一群孩子了，是媒人没说清楚，还是有意瞒着也未可知，如若开始说了假话，这门亲事她是完全可以不认账的，她娘家穷，但不贱，她还没轮到给有钱人当妾的份儿上……
母亲一口气说了很多，陈锡元头次知道他姐姐原来还有这样的好口才，岂不知这些话都是日日在叶家想着的，想了千遍万遍了。
刘春霖让母亲坐了，低着头缓缓地说，让四太太伤神了，四太太若是不满意，可以登报离婚。
母亲没料到还有"登报离婚"一说，一时蒙在那里。陈锡元说，我们不离婚，我们没结婚，我们从根上就不认账。
刘春霖说，都知道四爷新娶了太太，哪儿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四太太要来天津这件事情，叶家大少爷早有信过来了，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本来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怪我没说明白。
陈锡元说当初提亲的时候，不但他和刘先生在，他的七舅爷以及父亲的同学王国甫也都在场，那时候可没听到任何人提出叶家还有一个叫张芸芳的夫人。
刘春霖说，张芸芳不是夫人，是妾，四爷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活着的时候她就是妾，从来没有扶正过，将来也不打算扶正。你姐姐是四爷在"永星斋"饽饽铺一见钟情的，我不过从中把话挑明了，虽无父母之命，却有媒妁之言，庚帖换过，大礼行过，主婚证婚都在，一切都是明媒正娶，怎能是小老婆？四爷是我的同窗，性情坦荡，一生磊落，真要是纳妾，这样兴师动众岂不招人笑话。
母亲让刘春霖解释张芸芳的事情，刘春霖说四爷后院的事别人不清楚他是清楚的，张芸芳是个才女，她的父亲张铭洽是紫禁城内的书按，品级不高，写得一手馆阁体的标准小字，有时候大臣们上奏的折子字迹不好辨认，要书按们重新誊抄附后，以便于上边批阅。有一回张铭洽为西太后誊抄《嵩山文集》段落，按旧本《负薪对》原文抄录，内中有"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号……"句子，太后着人将原文拿来查看，却是无此言论，满清认为自己是金人之后，便认定张铭洽是影射侮辱大清，将张铭洽叫来问话，张铭洽以南蛮的倔强应对，以头颅担保他没有抄错。西太后一怒将其罪发伊犁，举家俱迁。其实张铭洽确是无罪的，只是抄错了版本，他若按着"四库本"抄"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那就一点儿事没有了，可见版本学的重要。张家西迁的时候张铭洽的女儿张芸芳刚从安徽老家来京，水土不服，正在病中，太后推恩，特许此女留下来，病愈后再做处理。后来，张芸芳和她的婢女刘可儿被充到内务府副总管瓜尔佳府中做婢女，我父亲娶瓜尔佳氏长女为妻，张芸芳作为陪嫁随着瓜尔佳的女儿来到了叶家，以其文才得到父亲赞赏，收房而成为如夫人。刘春霖说，嫡庶关系不能混淆，不能颠倒，不许僭越，这是宗法制度再三强调的，当然，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可是以张芸芳的家庭背景，以及四爷的家庭背景而论，叶赫那拉本家姑奶奶的懿旨岂能违背，张芸芳为奴为婢的身份是不能更改的。
母亲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立刻多了些柔和，陈锡元仍不依不饶地追问，提亲时说好的是"草莽之兔"，怎的到放定就成了"蟾宫之兔"了，这兔子一上天就长了一轮，我原来算计着四爷比我姐姐大六岁，后来一下变成了十八……
刘春霖背着手在屋内走来走去，沉吟了半晌说，"十八年来未谋面，二三更后便知心"，别的都可以年龄而论，唯独婚姻这事，年龄的差距不是门槛，我的女儿便是嫁了比她大十八岁的丈夫，两情缱绻，琴瑟和谐，是对人世间的好夫妻。
状元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母亲自认身份不会比状元女儿还高贵，再不说话，就此认账。
刘春霖说，四太太你放心，你跟四爷这门亲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四爷身边没你不行，长了你就知道了。
母亲说，您说的是实话？
刘春霖点点头。
从刘家出来，母亲买了大麻花，买了空竹，买了杨柳青的胖小子年画，还给老五买了一副兔皮的护耳，母亲和她的兄弟坐了火车回北京了。在车上，陈锡元高兴地说，姐，咱们这回是正宫娘娘了，这出《大登殿》唱得好，王宝钏十八年等来了薛平贵，姐姐十八年等来了叶四爷。
母亲说，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陈锡元说，姐，你听说了吧，状元给他闺女选姑爷大了十八岁，我给你选姑爷也大了十八岁。
母亲瞪了他一眼说，越说越离谱了啊！
车过杨村，站台上有卖糕干的，所谓的糕干就是熟米面加糖做的粉，以补充小孩子奶水的不足。杨村是专门出糕干的地方，杨村的糕干经销全国各地，十分有名气。陈锡元在停车的一会儿跑到站台上，买了两包糕干上来了，母亲问他买这做什么，陈锡元说他要回去给自己打糕干喝，尝尝糕干是什么味儿。他打小吃的是人奶长大的，没吃过糕干，这回他得补上。
母亲笑他，他举着包说，六大枚呢，姐，这钱得你出哇！
母亲说，你身上不是有钱吗？
陈锡元故意说，你不是说退给叶家吗？
母亲说，我什么时候说退啦？德行！
我尽量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得有趣，我知道，以今日年轻人的观念对老辈做法的理解会有差距，果然坐在对面的博美听了我的叙述半天没言语，那杯咖啡端在手里也没喝，不知想些什么。半天她说，名分真有那么重要？
我说，难道现在就不重要了？我结婚的时候必须先到办事处登过记才能去结婚旅行的，否则旅馆里没有结婚证两口子不能住一处，有时公安局协同旅馆的半夜就来查了……
博美说，还是观念问题，现在谁管谁呢？大家都是怎么随意怎么来，听太姥姥经历过的那些事，就像听传奇一样，跟您们比，我们这一代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真希望能有你们那样的阅历啊。但毕竟社会进步了。
博美的言论和我儿子的如出一辙，我儿子常在电脑前伸着懒腰号叫："怎么还不打仗啊！"要不就痛不欲生地对我说，他生在了一个"无运动"的时代，无聊极了，人生苍白得像张纸，日子跟复印机印出来的似的，一天跟一天，一年跟一年没什么差别。
我对博美说，其实我羡慕你们，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我相信你的太姥姥也一定情愿嫁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小市民，过那平静淡泊的日子，可是我们都不能，我们被卷入各种漩涡，漩得找不到自己，漩得头破血流。这些年总算是风平浪静了，体味到淡中真味，人也老了。
博美说人生极其有限，她虽没有我对日月由曲折变为简单，由深刻变为浅白的理解，但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抓住一切机会，享受短暂人生，为生命的每一刻制造出人生最高价值。
我听着有点儿蒙。
儿子开车来接我回去，我争着抢着付了咖啡钱，博美说她可以记账，不用交现金。我说我是东道主，来西安哪儿有让小辈花钱的道理！
博美没说什么，掏出一个包交给我，说是在北京给我买的礼物，一条披肩，说我爱穿旗袍，披上这个最合适。
两杯咖啡，两块小点心，价格五百多，我的感觉跟当年舅舅上起士林近似，表面上装得没事一样，免得让博美看出姨太太的小家子气。
在车上，儿子揶揄地说，心疼了吧？
我说，总不能让客人掏钱，再说她还没有工作。
儿子说，没工作能住五星级？
我说博美说她住在招待所里，儿子说宾馆也是招待所，人家顺着您老太太说就当真了，不住这儿她怎么会让人记账。
我说，你管她住哪儿呢？博美是亲戚，论辈分你是人家的表舅，你是独生子女，缺少亲情观念，除了那些魔兽，你谁也不认识，哪天一停电，狗熊老虎全傻了眼，两眼一抹黑！
儿子说，我不跟您说话了，咱们有代沟。
我说，最好！你以为我想说吗！
回到家里，打开博美送的披肩，软缎质地，夹里，淡紫色，两头绣着藕荷色的芙蓉花，花心隐隐点缀着两颗小玻璃，做工精致，高贵素雅，应该算是我所有行头里的上品。打开衣柜在各件衣裳上比划着，好像件件都能配得上。
我对儿子说，女孩送的礼物就是比男孩送的可心，上回我过生日你给我送的什么呀，一只流油的烤鸭子。
儿子说，烤鸭子不好么？多实惠。
我说，我血脂高。
儿子指着披肩说，难道这个就好，什么颜色呀？
我说，颜色怎么啦？
儿子说，颜色不正，小老婆色。
我说，你给我住嘴！
晚上博美打来电话，感谢我下午的咖啡，告诉我说明天就走了，怕打扰我写作，不再来告辞了。又说，她在网上查了，中国最末一个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叫刘沅颖，嫁给了民国著名小说家徐枕亚，徐枕亚的代表作是《玉梨魂》，刘沅颖从喜爱作品到倾慕作者，得知徐枕亚妻子亡故，特别是读了他的悼亡词以后，更为感动，由此恹恹得病。刘春霖问女儿病因，刘沅颖取出《玉梨魂》让父亲看，刘春霖翻了几页说,"不图世间还有如此才子！"于是托人给女儿说媒，将徐枕亚入赘刘家。结婚时，徐枕亚已近五十，刘沅颖三十岁。
六
从天津回来的母亲俨然以女主人自居了，第二天一早就进了厨房，叶家厨房的排场让母亲暗自吃惊，至少它比南营房隆记小吃店的厨房要大四倍，光灶眼就三四个。锅里熬着小米粥，笼屉里蒸着肉包子，厨子老王在打鸡蛋羹，羹里放了白果、鸡肉和香菇。母亲问是给谁做的，老王说西边的二娘，母亲问老王一个月要买多少米，多少面，油、肉、菜的开销是多少，老王说府上的一切开支都是二娘管着，每月到了一号，刘妈就会把钱送过来，逢有另外开销，临时另外加钱，算得很清楚。母亲问刘妈是谁，老王说是二娘屋里的，叫刘可儿，跟着二娘一块儿嫁过来的，名为下人，实则是个女管家，屋里屋外，大事小事她全张罗……
正说着，刘妈进来了，还没迈进门槛就说，老王，大早晨起来你就嚼舌头，二娘可是有日子没吃卤口条了，正念叨着呢。
老王赶紧解释说，太太这儿正问每月的开销呢。
母亲一看，进来的就是那天夜里在门口堵她的"夫人"，敢情不是什么"张芸芳"，竟然是女佣刘可儿，就觉着她有点儿欺主拿大。不客气地揶揄说，我以为您是夫人呢。
刘妈是何等聪明的人，立刻听出母亲话里的意思，接过母亲的话说，我怎么敢称夫人，一个下苦的使唤人罢了，不是我们家小姐身子骨不争气，我可不愿意替她揽这一摊子，太太来了最好，来了也尝尝宅门里过日子的难处，跟小胡同里五斤面，二两油的日子是没法比的。
刘妈话里带刺，第一层意思说明了张芸芳也曾经是大宅门的小姐，她本人是跟着小姐过来的，是随时要维护小姐利益的娘家人，不是一般女佣；第二层意思是贬低母亲的出身，话里话外透出了对南营房穷丫头入主叶家的不满。
母亲这时候满意极了，因为刘状元的话在此刻得到了印证，妾就是妾，不能扶正。母亲还特别注意到了大家称她为太太，将西院的张芸芳称为二娘，就是说二娘到什么时候都是二娘，不会变为太太，尽管她为叶家生了那么多儿女，原则上说都是替嫡妻生的，自己没有抚养权，可不么，就是那位有权有势的慈禧老佛爷，够厉害的了，生了儿子还不得交给东宫慈安养着，既然如此，那么这一院子儿女，她就是他们的妈，亲妈！
三十岁的母亲在叶家找到了母亲的位置，媒人刘春霖在替父亲选择继室时，没给父亲找个撒娇犯嗲的小美眉来，也没给父亲找个徐娘半老的准老太太来，三十岁，既是母又是妻，合适。
状元考虑得很周全。
母亲等着西院的张芸芳来"请安"，却一直没见那女人露面，刘可儿见天到厨房端饭，花样翻新，翻得老王有黔驴技穷之感。细细算来，母亲嫁到叶家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她竟然没见过张芸芳一面，那位懂得四书五经的小姐，难道不懂得这规矩？
母亲跟她的兄弟商量，陈锡元不会引经据典，只会从他的范围找经验，陈锡元说为这个他特意又看了回《大登殿》，那里头交代得很明白，是代战公主给王宝钏先行礼请安的，王宝钏端坐在椅子上就没动窝，代战见过礼后，王宝钏才过来搀扶，两个人"呀呼咳咳"地寒暄了半天。目前西院的就是代战公主，咱们是王宝钏，尽管咱们晚到了"十八年"，咱们也是老大，老大自然要端着，本来人家就看不起咱们，咱们不能从一开始就跌了份。
母亲认为她兄弟说得有道理。
父亲的几个儿女都在外头上学，大部分住在学校，老大工作了，老大回来的机会最少，平时跑进跑出的只有老五，老五学校离家近，又把念书不当回事，他的影子在家闪得最多。
这天，看门老张领进来一个巡警，巡警提着老五的书包，说是在巡警阁子里发现的，一看是叶家五少爷的，给送了来。这时候的五少爷正在学校"上学"还没有"下课"。老张对母亲说，这孩子得打，要是他阿玛在，非得扒光了衣裳在院里晾他的"大白菜"不可。"晾大白菜"是父亲整治他儿子们的绝招，无冬历夏，儿子们犯了大错就得脱得一丝不挂在院里罚站，光屁眼子让人参观的滋味不太妙，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知道害臊，所以谁都尽量不犯错。老五没记性，仗着他下头的兄弟老六早夭，很有倚小卖小的劲头，大错常犯，小错不断，他的"白菜"就晾得最为频繁，动辄便被责令到前院影壁前头站着。好在他不在乎，他说他身上的零部件大伙都很熟悉了，故宫里的宝贝皇上还得时不常从库里拿出来看看呢，叶家也是一样，要不大伙忘了这个宝怎么办。
老五是天黑以后回来的，弄回一条白卷毛狮子狗，一进门老张就给打了预防针，说巡警来过了，书包早送回来了，留神太太的鸡毛掸子，还说后妈打前妻的儿子往死里打。有出戏叫《芦花记》，《芦花记》就是后妈给前妻儿子拿芦花絮棉袄，看着蓬松，其实屁事不顶。老五问老张有止痛片没有，若有他先吃两片预防着。老张说他用不着挨打，也从不预备那东西。老五说那有点儿遗憾，便夹着狗一边往里走一边解纽扣，那些纽扣是母亲新给装上的，解起来挺费事。老五随走随脱，走到后院身上已经一丝不挂，只剩下耳朵上带着的兔毛护耳了。老五隔着门帘朝里头喊，额娘，今天站几十分钟？
母亲一看老五这样，忙不迭地从屋里奔出来，不容分说就往屋里拽，让大兰快点儿沿路去找衣裳。其实不待母亲拽，老五和他的狗已经就势钻进了门帘子。母亲顺手抄来一条毯子就往老五身上披，嘴里心肝肉地念叨，绝口不提逃学的事。老五摸着母亲的脾气，得寸进尺地说，额娘，你不打我吧？
母亲说，这算什么，那个陈锡元耍的花活能当你师傅，他往狗尾巴上拴了一挂鞭，点着了扔戏台上去了，戏台上正演《武松打虎》，景阳岗上又冒出一只带响的狗，上窜下跳，你瞧这乱吧。还有一回在乱葬岗捡了个骷髅，鼻子、眼里插上葱蒜，浇一泡热尿，往远处一扔，那骷髅就追着他跑……
老五说，骷髅真的会追人？
母亲说陈锡元说能追大概就能追。老五便对陈锡元十分的敬慕，说陈锡元来了一定要母亲帮着引荐，让陈锡元带他上乱葬岗去。老五说他看母亲寂寞，上狗市给母亲挑狗去了，花一块大洋买了条小京巴，抱回来给母亲做伴。上回原本说送鸟的，母亲屋里有黄猫，怕猫把鸟吃了，就换了狗。母亲夸老五仁义，老五越发得了便宜卖乖，说话舌头也短了许多，说在狗市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才挑出这只来，这只的名字叫玛丽，是他给取的，跟天主堂蓝眼睛的修女玛丽是一个名儿，他喜欢那个洋玛丽，还跟洋玛丽亲过嘴儿。说着说着竟然和玛丽一同爬上了炕，盖着毯子，靠着被卧垛，伸着腿，舒服得不想走了。母亲告诉大兰，让老王给做碗热片汤来，要多搁胡椒多搁醋。老五补充说，用羊肉汤炝锅，起锅撒香菜！
没一会儿大兰就把片汤端来了，学厨子老王的话说，老五没光眼子站影壁还喝热片汤，邪门了！
老五吸溜着热汤说，叶家改章程了！
看老五满头热汗地吃片汤，母亲问他回来怎不往西院跑，老五说二娘不管我们的事，母亲说，不管事她干什么？
老五说，看书。
母亲说，还有那个刘可儿呢？
老五说，她的心思全在她的小姐身上。
母亲说，怎的不见你二娘出来？
老五说，二娘要能出来就好了，二娘病了。
母亲问什么病，老五说他也说不好，老在炕上歪着，光吃好的，不长肉，怕风、怕光、怕响动，还怕生气，知道么，我就是把房点着了谁也不敢告诉她。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到西院去了，她不能跟个病人较劲。
西院门是个月亮圆门，内里有四扇绿漆木头影壁，写着"四季平和"几个字，这几个字是张氏母亲写的，一直保留到"文革"以后，直到盖防震棚时才被拆了挪作它用。影壁后头是一架凌霄，因为是冬天，架上光秃秃的看不出什么意思。北屋前头有两棵桂花树，桂花是南方的树，长在北京十分难得，据说是张氏母亲托人从老家弄来的，盼的是她将来的儿女们能"攀云折桂"，像她的先祖一样也当文华大学士。
院子静谧，弥漫着一股煮中药的气息。北边一溜五间北房，西边是三间厢房，没有廊子，台阶也不高，窗玻璃很大，挂着窗帘。
没等母亲上台阶，棉门帘一挑，刘妈迎出来了，想必是刚才从里头看见了。刘妈脸上稍稍有了点儿笑意，说正跟小姐念叨太太呢，太太就来了。母亲说才听说二娘身子骨不好，早该过来的，真对不住二娘。说着两个人进了里屋，母亲看见南炕上半卧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炕头枕边堆了不少书，屋里没有多余摆设，靠墙全是从地到天的书格子，格子里装的依旧是书。这些书是父亲的，更主要是二娘的，因为除了这个病歪歪的老太太以外，别人几乎从未触动过它们。1966年"文革"之初，为了怕这些书招来麻烦，我和老七花了半个月时间捆扎，借了废品站的平板三轮，每天蹬着车去卖"废纸"，先先后后卖了三百块钱，四十多年前的三百块钱哪，那得多少"废纸"啊，那时候论斤卖，五斤二分钱。
回过头再说母亲们，炕上的老太太满脸褶子，脸和头发都是白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瘦得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母亲明白了，这就是张芸芳，就是刘妈一口一个叫着的"小姐"了。说这个"小姐"七十了，大概没人怀疑，说"小姐"是那只逃窜兔子的妈，大概没人怀疑。
见母亲进来，张芸芳往起坐了坐，刘妈从后头用枕头戗住，又用小梳子把那有限的几根白发梳理了一下，张芸芳这才正对母亲说，衣冠不整，以这个模样见太太，失礼了。
张芸芳说着用手在腰上道了个万福，在说话眼神的闪动间，母亲才感觉到了只有这双眼睛还有着灵动与生机。母亲赶紧请了个蹲安，说不知二娘病得这样厉害，过来得太晚了。
张芸芳有气无力地说，吓着您了吧？对不住了。我本应该过去给太太请安的，无奈身子不遂人愿，一直起不来，就这样苟残延喘地将就着，想的是早早将尘缘了断，偏偏的老天遗漏，残留几根朽骨依然肮脏人间。
母亲听不大懂张芸芳的话，她以她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母亲坐在床沿上，拉起了那双骨瘦嶙峋的，苍老的手，放在自己热乎乎的手心里摩挲着，想的是大宅门空有一个冰冷的架子，里面缺少的东西太多，远没有她在南营房小院里和兄弟两人淡饭粗茶，柴米油盐，过得热火和充实。
张芸芳说听刘妈说过几次了，老爷后续的太太年轻美貌又贤惠，今日见了果真如此，是老爷的福气也是叶家的福气，老爷有了照应，孩子们有了依靠，她这几年悬着的心总是放下了……
母亲想这个张芸芳，年龄大概不会比父亲已故的妻子更大，充其量也不过五十，怎竟老得这般模样，当年若随了她的爹妈一块儿发配新疆，是死是活那是命，有亲人在身边，总比给人做奴婢，当小老婆强。似这般，人灯似的熬着，还要看古书，真是让孔夫子给弄魔怔了。
张芸芳指着炕上的针线笸箩说正在给母亲绣鞋面，精神不济，一天也绣不了几针……母亲看见笸箩里头是一双正红的，绣着蝙蝠的缎鞋，那是张芸芳要送给她的礼物。刘妈说他们小姐的女红在老家是出名的好，样子都是自己画的，色彩也讲究，十里八里的人都来求样子，老爷的大福晋穿的鞋从来都是出自小姐的手……张芸芳让刘妈不要说了，说现在下不了炕，连鞋也省了，把以前做的鞋都送了人。母亲便想起刘妈在门口堵她那天穿的宝蓝蝴蝶鞋，看今日脚上，却换了一双褐色云纹绣鞋，想必也是张芸芳的存物了。
张芸芳让刘妈叫出在套间画画的老七，就是半夜吹箫的那个，看年龄和老五不相上下，只是更清瘦，跟他的母亲一样面色苍白。老七叫了一声额娘，垂手站着再无话，张芸芳非让老七给母亲磕头，母亲说进门那天已经正式见过面了，免了吧。张芸芳说是替她磕的，母亲说那更得免了，到底没让老七磕。张芸芳指着老七说，这孩子太弱，不爱说话，将来我走了，最搁不下的就是这个，其他几个都能顾住自个儿，这个老七不行……
老七听他妈说他不行也不说话，依旧呆呆地站着。母亲想，老五是瓜尔佳的末生儿子，老七是张芸芳的末生儿子，两个儿子性情作派竟是如此不同，真应了那句老话儿，龙生九种，九种各一。
母亲后来跟我说，作为女人，一定不能敞开了生孩子，这样会把命都搭进去，我的二娘就是一个例子。叶家十四个孩子，出自二娘的就有七个，中国家庭传统的理想子女数目是"五男二女"，事实上，仅我的二娘一个人，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子，就生了五男二女。多产是张氏母亲早早衰落的主要原因，据说她在生老七的时候曾经血崩不止，被中医彭玉堂倒悬于室内，几度昏厥……以后身体一蹶不振，几乎再没出过房门。
二娘的屋里气味很重，书的味道，中药的味道，熏香的味道，我想应该再加上一种病入膏肓的死亡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在西院的北房里持续了数十年，即便在二娘死后，还依然存在着，难怪"文革"老七和我收拾那些古籍时，我看到他不止一次地眼圈发红，我知道他是想起他的母亲了。
母亲从二娘房里出来，似乎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父亲再"老"，也不过四十八岁，四十八的男人正在壮年，应该是人生的辉煌阶段。母亲不能想象，壮年的父亲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妻躺在一个炕上，特别是就在自己和他的新婚之夜，他竟然和一个白发之人同床共枕。由此母亲心里多了些酸楚，这是她在南营房做姑娘时所没有的，她站在空旷的庭院里茫然四顾，心里突然挂念起出游的父亲，已经一个月了，不知道出去的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没有音信。
父亲这一走，一年半。
晚上，我给六姐打了电话，说了博美来看我的事，我说我很喜欢这个淳静的姑娘，跟那些浮躁张狂的现代女性比这是个凤毛麟角。
六姐惊奇地说，博美到你那儿去了吗？
我说，对呀，你不知道？
六姐说这个博美已经离家出去许久了，前不久拿着一条缎子披肩来看她，她连同披肩和人一块儿推了出去。我问是什么披肩，六姐说淡紫色，绣着芙蓉花，花蕊里镶着两颗钻石，是从日本买来的，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一万多块。我问六姐为什么不要，六姐说，要是她挣的，哪怕是块不值钱的手绢我也要，但是不是。
我问怎的"不是"，六姐说这事她实在不愿意提。我说，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说也得说。
六姐说，这个博美不知是个什么性情，大学毕了业，先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又跳槽进公司，后来倒股票，弄房地产，结果哪样也干不好，哪样也干不长，到最后呢，嫁了个商人，有钱有房有别墅，也不工作了，揣着护照满世界转，这月上巴黎，下月上夏威夷，再不就在家里跟她养的一群洋狗厮混，她自己不生儿子，管狗叫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我说，跟咱们家的七位爷一样。
六姐说，她找的男人比她大，大许多。
我开玩笑地说，大多少？大十八吗？
六姐说，大二十八。
我一算，了不得了，这个孙姑爷快六十了！没等我说话，六姐又说，这还不是问题所在，那个商人人家有老婆，明媒正娶的老婆，咱们这个是个小！要是旧社会，强娶豪夺，仗势欺人，强迫她去当小老婆，也有个说辞，可她呢，是自己愿意的，没谁强迫她。
我现在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我的母亲没文化、穷，尚且知道人穷志不短，为自己的名分而努力抗争，但是她的后代却发生了逆转，心甘情愿地做母亲不能认可的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变异"了。
莫不就是她所说的"社会进步了"？
年轻人哪，你缺了点儿什么……
六姐还在电话那头啰嗦，话匣子既然打开了一时难以关上，说什么老爷子、老太太要活着得气死，说什么叶家其他人要知道得笑话死等等。我把电话挂了，我还没回过神来，我得好好想想。
那条美丽的披肩被我收到了柜子深处，再没有拿出来用过。
原载《民族文学》2009年第1期
原刊责编赵晏彪
本刊责编关圣力
作者简介
叶广芩，北京人，满族。1968年到陕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陕西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长篇小说《采桑子》《青木川》等。作品《梦也何曾到谢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没有日记的罗敷河》获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创作谈：历史的旋回碎片--写在《大登殿》发表的时刻
叶广芩
我时常地怀念旧时的北京，那些个困苦、简陋、热闹、温情，让人留恋，也让人一言难以道清。京畿之地文学素材丰富，随手拾来不用修整便是一篇不错的故事，内中的风土人情饱含了北京人的苦辣酸甜，也饱含了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
21世纪，一切向着标准化、概念化、规范化、统一化看齐，似曾相识的社区，多胞胎般的连锁店，无特色的车水马龙，匆匆而过的陌生路人，让人从中寻不到知音寻不到自己，匆忙焦躁中对京城往事更加怀念，那些个悲凉，那些个伤感，那些个拾掇不起来的零碎，如同一瓶陈放多年的佳酿，夜静时慢慢品来悠远绵长，回味无穷。那是与窗外的喧嚣浮躁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却又是一脉相承，无缝无隙的两个世界。细细想来让人吃惊，这才几年啊！
我母亲的娘家是朝外南营房住户，要活着已经百岁了，从母亲那里，我认识了南营房，认识了北京市民生活的另一面。那里给了我善良和温情，给了我谦恭平和与善解人意，儿时的性格铸造即便是走南闯北，即便是鬓间白发丛生，也是无法改变的。这是生活的馈赠，命运的烙印。
年轻时，常常以为自己的家庭体验是独特的，对生命的理解是深刻的，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的写作加了载道的严肃与使命的庄重。人便变得有些别扭。现在想想总是浅薄。最近到朝阳门外办事，面对着依旧辉煌的东岳庙琉璃牌坊，我体会到了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文化失落的不安。这种感觉，也是我在故乡停留，面对拆迁的四合院，一次又一次从心底翻涌出来的难以言说的疼痛和酸涩。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这两年将写作舒缓下来，在农村喝了一肚子柴锅熬的苞谷豆粥便想到的诸多问题，泡于油腻腥膻的应酬中，总不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舒展长久。文学和人一样，淡泊相处，可以维持久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民间有很多我们在热闹与喧嚣中感悟不到的真谛，保持正常的生活态度，保持性情的平淡，文章的平淡，那才是将人做到了极致，将文作到了极致。
借《大登殿》来回顾一段姻缘，回顾母亲的性情，姻缘在其次，目的是将老辈的信念传达给今人，大家从片段细节中追溯历史，品味人情、琢磨生活、感念今天。如能产生共鸣，那将使我欣慰。
对北京，对家人是一种难以说清的爱，这爱包括它的进步与不足。一种责任也重重地压在肩头，那是作家的责任，是赤子对于家乡的责任，无论北京还是陕西，这责任直到永远。
200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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