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登学，本来指封建时代的文登县学。
宋朝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令州县皆立学”（见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文登县署遂于县城东南隅，即今昆嵛大厦之南侧建学宫。大观初（1107年）复增大之，“规模宏敞，为诸邑冠”（见金郭长倩《文登县新修县学记》）。建炎中（1127-1130年）毁于兵火。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县令李大成迁建于县治东（今党校处）。历经元、明、清，相继重修。明朝万历年间规模始定：宫之南有棂星门，门南为“云路”，直达南城；云路北端、棂星门南侧建石坊，坊额书“君子能由是路”。棂星门北有“泮池”，池北为“大成门”，又北为“大成殿”，殿之东西为两庑；大成殿之后为明伦堂，堂之东西为进德、修业两斋。棂星门左右为东西儒学门，东儒学门北为崇圣寺，教育署在其后；西儒学门北为忠义孝弟祠，训导署在其后（详见光绪本《文登县志·官廨学校》）。
县学又称“邑学”。县学的教官称“教谕”，其副职称“训导”。县学的学生称“生员”，又称“诸生”，俗称“秀才”。旧时，考取秀才，称“进学”，是读书人步入仕途的第一步。“进学”以前的读书人，一般在“私塾”或“族学”里读书，年龄再大也称为“童生”。进学后，清代称“附生”，即“附学生员”，文登县学岁科各取15名，武生岁试取12名；附生再经科岁两考，取为优等者为“廪生”，即吃国家粮的“廪膳生员”。文登县学廪膳生员限额20名。明宣德以后，县学廪生之外增广员额20名，称增广生员。每2年从廪膳生员中择优荐举一名贡生，称“岁贡”，俗称“挨贡”。生员一般每3年有机会进省城参加“乡试”，录取者称“举人”，副取者为“副车”，即副榜贡生。举人一般每3年进京参加“会试”，录取者称“贡士”，贡士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以定甲第。一甲3名，为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俗均称“进士”。遇皇帝即位或国家庆典而加科称为“恩科”。明清时期，科考制度大致如此。可知“县学”是支撑封建科举制度的基础。
文登学何以出名
金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文登县学的生员参加乡试、会试，考取者越来越多。在题名的“金榜”上，每个考中者姓名下都要列出该生的学籍，即所属的县学或府学的名称。文登学子连连金榜题名，“文登县学”简称“文登学”三字也就频频出现于金榜，于是，仰望金榜的各地学子便不约而同地惊叹：“文登学，厉害！”那意思是文登县学教学质量高，录取人才多。文登学就是这样被外县人叫响的。
以乡试来说，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按省定额录取举人，山东定额自45名起，累朝迭加至90名。按县平均，每县每科录取举人不足1名，而文登在乡试中，有5科录取5名，7科录取4名，11科录取3名，22科录取2名，“文登学”之名遂在山东叫响。
在科举考试最高层次的殿试中，明、清两代每科一般取进士200-400名，每科多则四五个县取1名进士，少则八九个县取1名，而文登1科取2名以上的达8科。仅明、清两代，文登就有66人荣登进士榜，是同期全国各县平均数的2.3倍。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文登学子创造了1科7进士的记录，且于鹏翰、于涟父子同榜，刘訢、刘煇兄弟联镳，使文登学誉满京城，扬名全国。慢慢地，一提起“文登学”，人们就会肃然起敬，就不仅仅是称赞“文登县学”，而是认为文登人尊师重教，勤奋好学，读书上进，蔚然成风，文登人有学问；它不是指一门专业学问，而是泛指追求学识与上进的一种民风、民气、民俗。从广义上说，“文登学”也泛指文登文化。文登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代代不息，凝成了今天的好学奋进、勇于创新、自强不息、和谐向上的新时期的文登学精神。
“文登学”诞生的地域和人文环境
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建县于文登山西侧，故称“文登”。置县之初，今福山区以东广大地域均属文登。过了93年，即唐麟德二年（665年），析文登西部置牟平县，文登县境缩至昆嵛山以东地区，相当于后来的文登、荣成和威海三县市的总面积。这一格局持续700多年，占建县历史的一半。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分文登地北置威海卫，南置靖海卫，东北置成山卫（见《明实录》）。雍正十三年（1735年），析文登东部连同成山卫置荣成县。1930年，中国政府收回英租威海卫，设威海卫特别行政区，经过多次大的区划变动，形成文登今天的格局，时间才78年。所以，至今昆嵛山以东至海广大地区的老人，仍称自己是“老文登”人。“文登学”的创立，应该说，是以今天文登为中心的文、荣、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了解文登的区划、境域的变迁，就不能客观、全面地理解“文登学”的创立和发展。
唐代以后，因为战争频仍，自然灾害严重，文登地区居民多次迁徙流动，唐以前的土著文登人现在已经很少。金、元之际，北方骑马民族统治这里，不少当地上层人士望风而逃，人口大减。至明初，除官方播迁移民外，三卫一营官兵，多落户本地。可见，历代移民带着多种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与条件的作用影响下，因缘际会，选优汰劣，共同创造了文登文化，发展了文登学。
文登学传统源远流长
历史证明，“文登学”虽然叫响于明、清之际，但崇尚文化、热爱学习的民风民俗却由来已久，决不是偶然的。据清雍正本《文登县志·古迹》载：县西北、昆嵛山东北麓的旸里即“尧命羲仲宾日处”，曰旸谷。这里至今有旸谷山和旸里、旸里店、旸里后三村。可见这里开化之早。其北有系马山（小孤顶）和辇道山（孤石顶），二山之间至今有秦始皇东巡的辇道遗迹。市区东侧有“文登山”，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古老相传，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因名。”山上建有“召文台”。记载“文山召士”的典籍还有《隋书·地理志》、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元代于钦《齐乘》等。这证明远在公元前200多年，这一带就文人荟萃，否则，就无文人可召。东汉大经学家郑玄，字康成，41—58岁，客耕于东莱郡昌阳县长学山，即今文登市米山镇长山，耕读讲学，遍注群书，“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对半岛东部的儒家文化传承，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文登“乡贤祠”一直供奉的第一位名贤（参见拙著2006年第一期《管子学刊·〈郑玄客耕东莱考〉》）。
建县以后，特别是建立县学以后，由于县署的倡导和民风重学，“士好经术，俗尚礼让”（见郭长倩《文登县新修县学记》），境内尊师重教、以耕读为业之风大兴，涌现郭长倩等一批英才国士。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文登县新修县学记》碑载，当时在世的文登进士21人。其中郭长倩，文登郭家庄人，金朝皇统六年（1146年），经义乙科进士，官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正二品，修《起居注》，与当时名人施明望、王无竞、刘岩老、刘无党相友善，著《昆嵛集》、《石决明传》，为时辈所称。他被尊为“东海古文宗匠”。雍正本《文登县志》载：“宋高宗南渡，中原文献几坠于地，邑又僻近海滨，自郑康成教授长学山，千余年，罕有闻人。长倩出而起衰振弊，东方学者慨然兴慕古之思，以长倩为泰山北斗。”
与郭长倩同时的金大定间，陕西王重阳来昆嵛山，招收马丹阳、王玉阳、丘处机等七真人为徒，首先到文登山下发展道众，建七宝宫，立“三教七宝会”，创立全真派道教。全真教首创于文登（以建立会众组织为标志），决非偶然。一，这里已经社会安定；二，以儒家为主体的儒、道、释文化底蕴丰厚；三，在异族统治下，这里的知识分子思想苦闷，寻求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全真教的建立，既满足了这里的社会需要，又推动了这里传统文化的发展。全真教主张道、释、儒三教合一，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故名全真。不久，王重阳率六真人西去，唯命真人王玉阳留守文登，创立“嵛山派”。王玉阳多次被朝廷召见，受到礼遇，对弘扬当地儒、释、道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他在昆嵛山以东留下多处遗迹，如二姑顶东的圣水宫、槎山的云光洞和全真洞、伟德山南麓的圣水观、文城的天保宫（即七保宫，原址仅存街名）。他的诗词集《云光集》收录诗词歌颂六百余首，皆宣扬全真教旨，收入《道藏》太平部。
明、清境内文风大振，典型辈出。光绪本《文登县志·风俗》：“前明以少保丛兰、郎中林洙、参议宋廷训、知州刘必绍称为四君子。兰以经济显，洙以清节著，宋、刘服习理学，身体力行。馀泽所被，薰染良深。延及国朝，百余年间，封疆大吏，勋业烂然；出宰百里者，亦慈惠可师。盖至乾、嘉之际，流风犹未艾也。”清代，文登学人的典型代表是徐家村的徐士林。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儿童时随母讨饭。路过昆嵛山里的晒字村，发现儿童在族塾里读书，就在门外听讲，不肯离去，母亲只得自去讨饭供他。终于感动了黄先生，收他为弟子，陪他进登州考试。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举，五十二年（1713年）登恩科进士榜，由宫廷教习（教皇族子弟）授内阁中书，官至江苏巡抚。被乾隆皇帝誉为“学问素裕，忠孝性成”，“一代完人”（见光绪本《文登县志·人物》）。“再穷也要读书明理”，“为人就要忠孝两全”，“为官就要为国为民”，这是至今的文登人执着追求的为人之道。
明末清初，文登人民还创造了“秃尾巴李龙王”的神话，传遍祖国的北方，形成“李龙文化现象”，影响深远。这是“中华龙”中独具特色的一条人性化的龙。它仁义孝道，溥惠佑民，除恶扬善，恤民疾苦。境内的柘阳山庙、回龙山庙、槲山庙，今属环翠区的活龙庙，荣成的蓬莱山庙等，共百余处庙宇，或单设，或增设供奉李龙王的大殿和塑像。至今农历三月初二为李龙母上寿，六月初八为李龙王过生日，家家户户要蒸大饽饽，成为民俗节日（详见拙作2007年第4期《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试论秃尾巴李龙王神话诞生的背景与特点》）。毫无疑问，“文登学”是李龙文化的基础和土壤，李龙文化展示了“文登学”的部分内涵。
清朝乾隆初，开石岛海口，南货云集，民风大变，经商者众。又至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登州（后改为烟台）辟为通商口岸，境内行商或农忙务农、农闲经商者更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租威海卫后，威海成了仅次于烟台港的进出口港，于是这里比较早地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国际交流。境内风气大变，读经科考不再是青壮年的唯一出路，学实业，学技艺，蔚然成风。
民国时期，文登教育事业大发展。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文登教育界有识之士积极建议县政府设立中学，加强人才培养。1924年春，文登县署呈请省教育厅批准，筹集大洋8000元，在今教育局东侧建起文登中学，聘请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秘书、下夼村人王远峰回县任文中校长。1925年2月，文中开学。办学16年，招收21级28班1400多学生。1930年，文登人又争取建立文登乡师，即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县署责成文中校长王远峰主持筹建。王远峰与孙子玉往返各邻县磋商，多方斡旋，最终牟平县出大洋2000元，荣成县出3000元，文登县独出30000元，1932年于文城西南破土动工。这两处学校奠定了文登民国时期的教育基础。
1940年，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东海中学、文荣威联中、文登师范等一大批战时学校纷纷建立，培养了大批抗日军政人才。在8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中，觉悟的文登人民，跟着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起义的大旗，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牟平雷神庙打响胶东抗日第一枪。这支队伍，后来发展为人民解放军第41军、27军、31军和32军，为创立人民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文登先后有8万多青壮年参军参战，7500多名文登精英血洒战场，是全省革命烈士最多的县份。
新中国建立后，文登的基础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一直走在全省、全国前列；高中升学率也一直比较高，1959—1960年，文登一中连续夺得全省高考第一名，受到余修副省长的多次表扬。据不完全统计，文登籍将军123名，文登籍硕士、博士生1500余人。以文登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电影《婶子》，生动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后，文登人不论贫、富，都不忘把培养孩子读书成材当作第一要务的传统美德。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届文登市（县）委、政府，特别重视挖掘地方传统文化，弘扬文登学精神，修复召文台，出版《文登学人》一二集，创建文登学公园，让文登学古老传统焕发生机与活力，有力地推动了文登的三个文明建设。1998年11月，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在文登召开。2005年，文登经济势力居中国百强县第18位。
从金代《文登县新修县学记》中的“文风蔼然，其来尚矣”，到21世纪初的“文登学公园”落成，是一部文登人民的创业史，也是“文登学”的发展史。
新时期如何弘扬文登学精神
这是中共文登市委向干部们提出的讨论题。我的答案是：一，抓住历史机遇，落实十七大精神，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着力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从自身做起，人人争做“好学奋进、勇于创新、自强不息、和谐向上”的文登学人；二，加强图书馆建设，发挥“文登学公园”的教育作用，人人结合实际需要读书学习，深入开展创建学习型单位活动；三，加大投入，提高师资质量，把全市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教学水平切实提高，打好终身学习的基础；四，龙头企业要做科研、技改的龙头，积极与国内外的知名院校、科研单位联姻，创出自己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五，设“文登学”大奖，首先奖励第四项的科技带头人和第三项的名师和名校长，而不仅仅奖励书法、绘画和摄影爱好者；当然，还要奖励第二项够条件的“学习型单位“和贡献突出的文登学人。
终身学习是积极应对技术和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变化的有效途径。社会发展，在知识的有无与多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两极分化。那些掌握知识和技能，并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不断学习的人群，正在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和财富的拥有者，而那些缺乏知识和技能的人群将更加被抛在社会发展的后面，面临着日趋边缘化的命运，这威胁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终身学习，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都是至关重要的。终身学习，是系统地对待学习，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学习，是全民参与的学习。毫无疑问，具有文登学传统的文登人民对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深信，已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和现代文明的文登人民，只要继承和弘扬文登学精神，创造性地落实党的路线和政策，就一定会创造出新世纪的辉煌文明，就一定会使“文登学”这块金牌更加灿烂夺目
（作者：文登市史志办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