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放后，有一面北京市商业战线红旗单位——米市大街副食品商店，坐落在无量大人胡同西口路北，经营面积很大，由东西二个大棚相连组成，屋顶也像东单菜市场有一溜突起建筑设两排玻璃窗，起到通风采光作用
米市大街副食品商店是东单路口至东四路口这段大街唯一的一家大型副食店。民以食为天，人人离不开“进口货”，所以，这条大街无论哪家商店都不如它红火得总是人进人出，每逢节假日更有排队购物的队伍，人气最旺。
无量大人胡同，始建于元大都时期，因明代一位叫吴良的大人居住于此，称吴良大人胡同，逐渐演变成今称，老北京人简称它“无量大儿胡同”。1965年更名红星胡同，胡同内9号原是梅兰芳30年代旧居，是用真银子购买的。解放后至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现在多有媒体文章介绍梅兰芳故居。其实，从梅兰芳出生到逝世至少在北京有八处房产与他有关。而家住米市大街附近的老市民才不关心梅先生在哪儿住过，最留恋的还是位于无量大儿胡同西口的米市大街副食品商店，正门在米市大街上，后门在无量大儿胡同北侧。正门有五间门脸，中间是对开两扇玻璃门，两边常年设水果和紧俏商品销售柜台，卖西瓜、卖月饼、卖元宵、
由于建设金宝街拆迁，现在的米市大街副食品商店搬到东四南大街243号，叫联华快客便利超市有限公司米市大街店。
据《北京日报》1958年报道：在这大跃进不平常的春天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捷报频传。北京市的商业工作者，在天桥百货商场和米市大街副食品商店大胆打破陈规、实行商业工作大改革的带动下，也掀起了一个商业工作大跃进的高潮。
我们的商业工作，几年来在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为工农业生产建设服务方面，在供应人民生活必需品为消费者服务方面，在稳定市场、为国家积累资金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商业部门的广大职工是辛勤积极的。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商业工作中仍然存在许多缺点有待克服。商业部门机构庞大臃肿、人员过多，以及同这种情况相联系的劳动效率低、浪费大等等，好久以来，就是公认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妥善的解决。
商业工作中的规章制度，许多是正确的，但有些已经过时，有一些甚至限制了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例如：从1956年下半年起，在商业企业里试行八小时工作制，就是不完全符合于我国商业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在商业系统内，职工的劳动强度是很不一致的，有的季节忙，有的季节闲；有的地区忙，有的地区闲；有的企业忙，有的企业闲；甚至在一个部门的一天工作中，也是有的时候忙，有的时候闲，其间相差很大，所以一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反而限制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使他们感到“有劲没有地方使”，影响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做出更多的贡献。米市大街副食品商店的职工同志们突破这种不合理的工时制度，改行从开门营业到关门停止营业一班顶到底的办法，营业忙的时候大家上柜，营业不多的时候少数人上柜，其余的人就可以休息或者学习。他们还特别强调在减少人员、调整工时的情况下，保证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革新。他们充分显示了国家的主人翁的精神。这正是商业职工思想上大跃进的表现，正是商业职工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当然，职工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也要跟企业领导人对职工的关怀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企业领导人必须时刻注意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实行新的工时制度以后，要善于根据劳动忙闲的差别合理调配劳动力，保证职工有必要的休息时间和学习时间。
油盐店与副食店
老百姓家过日子无非是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要说这七档子事里，油、盐、酱、醋这四档子得到油盐店买，不是有“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这句话吗，可能就打这儿来的。您甭小瞧这油盐店，这可是咱居家过日子的百姓一天能跑八趟的去处。
要说起来当年的油、盐、酱、醋的品种不多。油就是香油、花生油。盐是大粒盐和细盐，细盐当时也叫加工盐。常吃的酱分干、稀黄酱两种，再有就是甜面酱、芝麻酱、豆瓣酱、卤虾酱。醋有白醋、黑醋、熏醋
当年的油盐店分大小。大油盐店所售的酱菜是自制的，在店之后院有几十口腌菜大缸。小油盐店所售之酱菜是从酱菜厂趸来的大路货。酱菜的品种有：酱黄瓜、大酱萝卜、小酱萝卜、大腌萝卜、酱疙瘩、水疙瘩、熟疙瘩、酱苤蓝、酱白菜、酱柿子椒、酱甘露、酱银苗、酱莴笋、酱龙须菜、酱包瓜、酱八宝菜、酱黑菜、酱瓜、腌红胡萝卜、腌雪里蕻、五香萝卜干、十香菜、腌韭菜花儿、酱豆腐、豆豉、卤虾酱、卤虾油、冬菜、老腌鸡蛋、咸鸡蛋、辣椒糊等。
而小的油盐店水疙瘩、酱疙瘩、小酱萝卜儿、大酱萝卜总是有的。
在这儿应提到“酱菜篓”，现在这东西很少见了。这是用细荆条编制的小篓，内装甜酱咸菜，可以送礼或带往外地探亲送人当礼品。
油盐店所售各种货品有的趸自批发货庄；有的是专去采购；有的是等待送货上门。在保管货物方面也是大有学问，要有因货制宜的保存方法，以免生虫、霉烂、变味、变形。
说起油盐店的摆设一般都差不多：油盐店有大有小，两间或一间门脸者居多。一进店门正面或侧面是柜台；柜台后面置一橱柜，柜上有架，架上放若干瓷盆内置酱菜。靠墙为货架，摆列货品。近窗处是菜床。另外，柜台下面有大抽屉几个，抽屉下面坛坛罐罐、小箱、木桶等容器，盛放各种货品。
再说说油盐店里买的货物，主要有高丽纸、粗细草纸，也就是现今的卫生纸、小学生练习毛笔字入门用的红摹子和信封、信纸、盘香、棍香、白洋蜡、火柴、砂锅、各种廉价的纸烟、老白干、牙粉、牙膏、肥皂、香皂、鸡蛋、粉条、粉丝、毛巾、手绢、糖果、红塘、白糖、虾酱、紫菜、冬菜什么的。还有就是油盐店的主打油、盐、酱、醋。
老北京的油盐店是很平常的商家，遍布于街巷。值得老北京人怀念的是它们货真价实，货品齐全。服务质量良好，他们没有气跑了顾客的能耐。
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柴米油盐肉蛋奶，主要是在小规模的国营商店中购买。这些国营商店，有着“供销社”或“合作社”这样有意去除其商业色彩的名字，后来演变成副食店，它有着与其名称相符的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功能。
在50、60、70年代人的面前，提起合作社，多是会想到卖东西的供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每人投资几块人，然后由合作社进些货物，在城镇胡同里和农村村子里销售。那个时候总是会提到“投资款”，而说不真的时候就是“兔子款”，着实让人迷惑了好久。等到经济慢慢放活后，合作社逐步消散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胡同里的合作社是又旧社会的油盐店、杂货店重组而成的，因为在偏僻的小胡同里，直接面对胡同里的消费者，俗称“小铺儿”，又叫“小副食店”。解放后，北京城有多少了个“合作社”“小铺儿”“小副食店”，没人统计过。据说，北京基本每条胡同都有，也就是说有七、八千个吧。
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的副食品供应，在1956年，成立国营副食店体系，一般一万户居民地区设一家国营副食店，供应市民副食品。副食品是解放后的新名词，指面米等主食以外用以下饭的鱼肉蔬菜等各种食品，即非主食，一般是经过精加工的食品，包括食糖、糖果、罐头、茶叶、调味品、乳制品、蜜制品、豆制品、饮料、饼干、糕点、小食品以及烟、酒、果品等。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主食和副食是严格分开管理的。
困难时期副食品“凭本供应”
蔬菜和葱、姜、蒜都要凭票限量供应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但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1966年1月，轻工业出版社（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了14万字的图书《大众菜谱》。本书选编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苏州、杭州、成都、重庆以及山东、东北等地经济实惠、富于营养的大众化菜肴共264种。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供各地餐饮业工作者、各单位集体食堂工作人员阅读；广大职工家庭做菜亦可参考。此书出版后多年反复重印（截至1981年8月，合计印刷190多万册），此书也确立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以美食图书为基础的生活图书强社的地位。
副食店和副食商场区别是，一个规模大一个规模小。买的货物基本上还是差不多。最起码有几个大缸，分别盛放散装的酱油，醋，花生油，芝麻酱，黄希酱等。另外就是过日子所需要的作料。不多的几样点心和糖果。咸菜有大酱萝卜和小酱萝卜几种。那时谁的家里存货都不多，几乎天天去一趟。大人挣的钱也是月月光。好几口人就一个挣工资的。等到官饷那天才能补齐家里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平时缺点东西也就凑合了。或者是到邻居家要点。谁家都这样过日子。邻里关系十分融洽。副食本可是个宝物，每月每人一两芝麻酱那可全靠副食本了。没本着急去吧，这一口就别想吃上。到下月了上个月的芝麻酱忘买了。心疼的什么似的。赶紧去副食店跟人家说好话。目的有时还能达到。售货员拿沾水笔在副食本上写下麻酱齐。本上一溜写着：豆腐齐，黄花齐，木耳齐，粉丝齐，等。
李吉先生是位老东城，除了16岁到黑龙江兵团呆了十年，他出生在东城，工作也在东城。他说，小时候最爱帮家里买的东西就是芝麻酱。我想每个人都干过这差事。买芝麻酱带着副食本。拿着罐头瓶子或蓝边大碗。家里大人还得嘱咐：“拿好本，”“攥好钱”千万别丢了。两样丢了哪样都是大事。
副食店那时卖的芝麻酱，可比现在的纯芝麻酱香。据说是以花生为主掺点芝麻混合的。酱紫色，副食店售货员打芝麻酱是技术活。冬天一个花生油桶，一个芝麻酱桶都放在火炉边。拿火烤着。为的是不凝固好打。芝麻酱桶上横拉一根铁丝，一个长把勺子，一边搭在铁丝上一边在桶边上。售货员都穿着蓝大褂。大褂上前边蹭的一溜芝麻酱。称好碗的分量后。勺子往桶里一杵，马上提起，顺着勺子流下的芝麻酱，在售货员勺子往下一带之中全进了勺子里。赶紧再高高抬起，一溜芝麻酱全部流进碗里。放到称上少了给添，多了不减，大伙都愿意打的多。不就是跟您多要几分钱吗。那可是限量供应的。就这点东西那还美得屁颠，屁颠的呢。端着碗回家，这一路就闲不住了。咱先把碗边的舔干净，再拿舌头一舔芝麻酱，上面留下一圈白印。赶紧换成用小脏手指头崴着吃。走一路吃一路，到家门口，嘴里拉不开栓了。伸脖瞪眼地往下咽，拿手背擦干净嘴角的痕迹，这才进院门。大人接过碗拽过小手一看，就一个指头是白的。怎么回事？唆罗的呗。这不会挨打，大人一笑而过。因为没有零食，孩子缺嘴，馋那。
沙井副食店坐落在北京南锣鼓巷里沙井胡同，目前是北京市唯一一家旧式模样没有变的老副食店。沙井副食店，1956年变为国营店，但房产权仍属于私人，老爷子和老伴去世之后，其后代兄弟姐妹四人因继承权问题搁置，沙井斜对面老吉是南边邻居，想在巷子里开家咖啡馆，问了此事的当事人，说白了即：由于无依据说明四人的归属权而无法出租，因此事四人还翻脸甚至脱离血缘关系，导致无法分配。
普通市民副食品供应
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对这一段困难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作了详细的回忆：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粮票自然炙手可热。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三年困难时期开始的第一年，1959年10月31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市公共卫生局发出《关于修订对病人肉食、鸡蛋、蔬菜供应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肉2斤、红糖2斤。1960年6月1日起，对献血人员每次输血200cc以上一次性补助肉食1斤、400cc以上一次补助肉食2斤。对托儿所、幼儿园、街道儿童每人每月补助食糖1斤、鸡蛋0.25市斤、糕点、饼干1.5斤、奶制品2斤。从1961年1月起，对浮肿病人每人补助鲜鱼2斤。
第二年，1960年副食品货源进一步紧张，如在北京，猪、牛羊肉到4月15日的全部库存只有361万斤，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居民每人每月4两）。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针对这一情况，在主要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达到了21种。除肉、蛋、食糖以外，又增加了肉罐头、熟肉及干货制品（折合顶肉量凭肉票供应）、糖果、糕点、饼干、奶制品、露酒、干菜、鲜菜、鱼、海味、干鲜果、酱、调料、食盐、豆制品、淀粉、粉条、粉丝等。这一年凭证凭票商品销售额已占副食品零售额的29.3％。
第三年，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紧张达到极点。如肉食货源，只能保持特需供应，对居民所发肉票无货兑现，从4月起，用生、熟肉、鸡鸭、鱼及其罐头制品等折合顶肉量供应。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6月至1962年2月，对居民平日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亦无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市与全国一样，副食品、食用油、鲜肉、禽蛋供应逐步好转。
1978年我国人均消费植物油1．6公斤、鲜蛋1．97公斤、肉类7．7公斤，肉类比1961年翻了18倍。
1987年人均消费植物油4．5公斤、肉类14．5公斤，10年又翻了一番。
1990年人均消费植物油5．67公斤、鲜蛋6．27公斤（大约100个）、肉类16．64公斤。
1991年植物油5．89公斤、鲜蛋7．10公斤（大约120个）、肉类17．44公斤。
1992年植物油6．29公斤、鲜蛋7．75公斤（大约140个）、肉类18．22公斤。
1992年与1978年相比，植物油增到3．9倍、鲜蛋增到4倍、肉类增到2．4倍。
以前，首都每年国庆节都要向全体北京市民供应一点带鱼，六十年代末“好带鱼”五毛二一斤，中等的三毛八，最窄的二毛五。
二十年后，1986年舟山群岛国产带鱼的调入价涨到每斤3．80元，比前一年高出整整1元。为此，北京市政府还开了5次会，要么不吃，要么财政补贴。全市吃一次带鱼少说要1000万公斤，需要补贴2000万元，正好是一座立交桥的造价。
“大跃进”时代用人造代食品来“蒙人”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中国人民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水稻专家袁隆平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A19版）
进入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会后不久，广西柳州地区在大力推广“增量做饭法”时，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如所谓的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粒不烂，味道好。
“粮食增量法”或“增饭法”，辽宁黑山县可谓是发源地。1959年5月，该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当时党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年清华大学党委成立了工作组，进食堂专门研究“粮食增量法”。为了能增大饭的体积，经过大量的试验攻关。发明了双蒸饭，双蒸饭十分松软，不需咀嚼，从感觉上要比单蒸饭饱肚子，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推行。该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
“双蒸饭”有两种造假方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
辽宁省黑山县于1959年发明，原料为玉米，工艺流程为“先蒸、后磨、再煮”。这种方法被推广到全国，1960年2月，河南将该法改进，用一斤面可以蒸出五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大跃进”吹捧者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跃进馍真正好，既顶饥又顶饱，节约粮食营养多，利国利民好处多。”在各种跃进馍实验的基础上，辽宁抚顺市还发明了“食油食用增量法”，高科技含量骇人，采用的是“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
“万岁”时代对于“双蒸饭”、“跃进馍”之类的报道说是吃了之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当时的民谣则说：“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再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
那个时期，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当时，一些地方规定，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疗效还行”。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来当猪饲料的，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也被推广，而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熊新文：《共和国史上的代食品运动》，2006年7 月3 日《新闻午报》）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不要供应花生米供应高价点心高价糖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下发的一份正式文件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委：
近来对外宴会上吃花生米的现象相当普遍，北京吃，其他地方也吃。……根据总理指示，请各地今后举行对内对外宴会及其他特殊供应时一律不要供应花生米。”
1961年1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提出：“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
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是从高级糕点、糖果开始的，扩大到饭馆、商店等许多方面。
1961年2月，国务院确定，在3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高价糕点和高价糖果，一律不凭证，不限量，充分供应。实行结果，全年销售高价糖果4.1亿斤，糕点3.9亿斤，共回笼货币33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高级饭馆”出台之前，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到北京王府井著名的老字号“萃华楼”饭庄，调查炒肉片的成本和价格。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实行高价销售，高价菜肴，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华楼饭庄、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2年4月1日、20日、5月15日，国家先后对茶叶、自行车、酒、手表、砂糖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因此中央决定从4月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同时在城市停止平价销售。从6月起城乡均销售高价自行车。
3月推出高价钟表。钟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5倍，表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73倍。
4月推出了以下品种：高价茶叶，比平价提高3倍左右。高价针织品，比平价高3.09倍。提高酒类销售价格，目的在于回笼货币和促进节约粮食酿酒。从4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对外宾、外侨设专门商品议价供应。提价的幅度，名酒（包括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提得高些，大体比平价增加4—5.7倍，如贵州茅台，原价每斤2.97元，提高为16元，增加4.4倍；辽宁千山白酒，原价每斤1.2元，提高为8元，增加5.7倍。露酒次之，大体提高1.6~3.3倍，如山东金奖白兰地，原价每瓶3.53元，提高为15元，增加3.2倍；吉林通化葡萄酒，原价每瓶1.14元，提高为3元，增加1.6倍；啤酒再次之，大体提高0.8倍，如青岛熟啤酒，原价每瓶0.38元，提高为0.69元。高价卷烟，比平价高约4倍。
5月推出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照相提价50% ，印照片提价100% ，胶卷提价75%~125%，胶片提价150%；不分城乡一律按此价格执行。
从1962年下半年起，国家的高价政策逐步回落。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集市价格的回落，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只有高级针织品一种，1969年退出高价。
那时北京孩子们有二句儿歌，说的是“高价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意思是说，平民老百姓吃的是便宜东西，还定量供应，吃的东西全在胃里消化吸收了，人都没屎了。
三种“时髦食品”
下面三种食品也是70年代人们热衷于购买的，90年代就消失了。
如果在70年代就已经记事了的话，一定不会忘记肉联厂（肉类联合加工厂）大门口排队买剔骨肉的长龙——每天还没到点，厂门口就已经有心急的顾客早早地排队等候了。大约几毛钱一斤吧，比肉便宜。但不容易买到，经常是一抢而空。即便你没去过肉联厂，也一定见识过副食商店熟食柜台卖的炖好了的剔骨肉——虽然外表看起来不大美观，但那毕竟也是肉啊！而且买的时候还不用副食本，所以副食店里的熟剔骨肉总是最先卖完。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剔骨肉的价格已经算是相当便宜了,可那也不是谁家什么时候想吃就轻易舍得买的吧。
跟肉联厂门口排队买剔骨肉的情形类似，食品厂门口买糕点渣儿的人也不少。同样，食品店的糕点柜台也照例出售碎糕点渣儿。价格也是几毛钱一斤。因为买糕点渣儿不收粮票，所以还是很受老百姓的欢迎的。
“高末儿”是高级茶叶末的简称。爱喝茶而经济又比较拮据的人，往往只能到茶叶店买茶叶末解馋，而讲究口感的就专门买高级茶叶的末儿——俗称“高末儿”来品尝了。
以上三种食品都属于70年代老北京的民间美食，到80年代，就逐渐地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套用一句文学语言，就是它们都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后来,1980年前后北京的几个食品厂又引进了油炸方便面的流水线，同样,“方便面渣儿”也就适时地出现在了厂门口的小卖部中。据说有一阵子买的人也还是挺多的呢。
有那些国家还在“凭本供应”？
据说，全世界现在还有十几个国家“凭本供应”主副食商品。
北朝鲜就别说了，中国六七十年代什么样现在的北朝鲜就什么样。
非洲一些国家因战乱和灾荒按照人口数量供应食物的。
从2010年9月起，约250万年龄在54岁以上的古巴人不再享有每月补贴4包香烟的国家配给。古巴政府表示，将来还会有多项配给制度被取消。
古巴实施配给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62年。当年实施的配给制落实到每家每户就是一本“副食本”，它支撑着古巴人的饮食生活。
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调查研究，从1962年开始，每个古巴家庭凭本供应的食品和日用品包括，每月一瓶食用油，一袋洗衣粉，每人每天80克面包，每月2.7公斤大米，鸡蛋8个，黑豆900克，鸡肉900克，白糖1.4公斤，咖啡65克，巧克力粉70克。除此之外还有肥皂、香皂、火柴各一盒，外加7岁以下儿童的少量奶粉。
由于是配给制，凭本供应的生活必需品在价格上是很便宜的。据统计，每户每月平均只需花费不到30比索，相当于不到两美元。如果这些配给品不能满足家庭所需，也可以到市场购买，不过价格就要贵出一大截了。
但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古巴经济遭遇沉重打击。根据古巴财政部的统计，去年为了进口足够的食品来维持供给制，古巴花费了19亿美元。为了节省国家开支，古巴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一些生活物资的配给制，香烟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一些古巴烟民对这一决定表示反对，但政府的决定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正处在不断调整与改革中的古巴政府决定，从去年10月1日起，逐渐取消国营企事业单位中的职工食堂。今年初，按月定量供应的土豆、糖等也从食品补贴制度中取消。
持续近50年的“副食本”逐渐消失在古巴人的生活视线中，这是否意味着古巴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发生变质了呢？
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居民配给制度，政府给居民颁发的“配给证”就比较类似于中国当年的“副食本”。上世纪90年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不论是属于有钱人的印度房东，还是属于穷人的房东家仆人，都有“配给证”。
“配给证”的大小和护照差不多，内文几页的内容分别是米、面、杂粮和食物油等基本食品的种类和供应量等栏目。印度居民的“配给证”以及这个证件上面所标注的配给数量，是由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生活水准制定的，因此各地发放的配给标准也不一样。随着上世纪90年代印度实行面向市场的经济改革，这些年来印度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到了2010年，发现很多人早已不用“配给证”了。
根据新德里市政府目前的规定，每月收入在3000卢比以下的贫困家庭才有资格申请“配给证”。拥有“配给证”以后，每个家庭每个月可以用极低的价格到政府指定的平价粮店购买到10公斤大米、25公斤小麦、6公斤糖以及其他一些基本食品。对于印度城市贫民来说，这些食品可以维持一家大小免于饥饿。而对于以奶茶为日常主要饮品的印度居民来说，平价食糖对他们的意义甚至不亚于粮食。
30岁的戈帕尔一家4口，他曾经开过机动三轮车，目前没有固定职业。据他介绍，在政府店里，平价小麦是2.07卢比一公斤，大米3卢比一公斤，虽然质量稍差，每月供应30公斤低价粮对于困难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回家后会用石磨把小麦磨成面粉，剩下的麸皮还可以喂羊。
戈帕尔说，现在要申请到政府的“配给证”是非常困难的，“配给证”每年都要重新申领，到了申请的日期，一大早就要去本区政府救济处排队，还要经过非常麻烦的核查手续。对于像戈帕尔这样的四口之家，“配给证”上面的粮食虽然便宜，但还不够全家消费，因此他还不得不去自由市场购买一些高价粮
即便如此，戈帕尔对于自己拥有“配给证”感到很庆幸。他说，相比那些更倒霉的人，他已经是“要感谢上天”了。因为在新德里还有许多没有合法身份、只能住在贫民窟里的流浪人群，他们根本没有资格申领“配给证”，遇到粮价上涨，只有勒紧裤腰带委屈自己的肚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