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名26岁的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因为失业被迫当小贩期间,遭到城管的滥用暴力和腐败,抗议自焚,拉开了突尼斯革命的序幕,此后周围国家也门、埃及、利比亚、巴林、叙利亚也相继发生抗议活动,这些国家的民众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西方媒体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由于这些示威游行主要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因而,西方媒体最先将其称之为“阿拉伯之春”。
穆罕默德·布瓦吉自焚事件这一星星之火却能引来燎原之势,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便在整个阿拉伯大地燃烧。这场巨变来势迅猛、波及范围广,影响极其深远,这场阿拉伯之春运动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地域范围广泛,已经波及到1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运动仍有扩大的可能;二是同时性突出,这次运动在2个月内波及12国,具有非常明显的同时性;三是“草根性”明显,这次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自发且广泛的群众运动,并且思想活跃,遭受失业压力最大的年轻人是主力军。而这些特征使得阿拉伯之春与之前阿拉伯世界重大的政治运动相比,具有与众不同性。阿拉伯世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独立运动、五六十年代的共和主义浪潮和冷战结束后的“民主化”浪潮与其相比,都不具有以上三个特征。而这些特征与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充分展现出信息化时代传媒对政治的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信息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而生并随着传播技术的成熟而不断发展的。信息全球化走过了殖民者携带报纸漂洋过海、国际电报通讯网络、数字化浪潮和国际互联网的兴起这三个阶段,而今已经不再是停留在纸上的概念,而是真真实实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成为影响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强大力量。
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信息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卫星电视将世界大事在第一时间内输送到地球各个角落;因特网、电子邮件、声音邮件、传真机、卫星电视、照相机、录音机等新媒体可以使图像、文本文件等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跨国界的交流;因特网将个体的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网络的兴起,则将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时间大大缩减,当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出现时,广大民众能够通过电视在第一时间知晓,并且能够通过网上的互动和交流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形成影响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强大力量。
阿拉伯之春这场运动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信息全球化促成了跨越阿拉伯国家界限的新媒体—卫星电视、泛阿拉伯主义报纸和传递大量世界其他地区信息的因特网的出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中东几大电视台对阿拉伯大众影响极大,这些卫星频道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家领导人与大众交流的重要渠道,国家领导人通过在电视台上抛头露面,把他们的信息传送到整个阿拉伯世界。拿半岛电视台为例,它使用本土化语言阿拉伯语,面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播放及时、全面的新闻。阿拉伯世界的底层民众也可以从看电视上网这些渠道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在20世纪60年代收音机在阿拉伯世界普及,被认为催生了民族主义,在《理解媒介》中,MCLUHAN曾这样写道,贝都因人,当他们骑在骆驼上时,信息的洪流在他们的耳朵边奔涌,这样一种热媒介的信息冲撞,打碎了阿拉伯人的宁静生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阿拉伯世界迅速进入卫星电视时代。还是贝都因人,60年代骑在骆驼上的他们,耳边是半导体,现在他们的帐篷里,换上了卫星电视。一本英国人写的书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现在贝都因的男女结婚时,都要陪嫁一部卫星电视,每个夜晚,当牛羊们在帐篷外安静地反刍时,家家帐篷里的卫星电视,便直播着半岛电视台的节目。
半岛电视台(Al-Jazeera)有中东CNN之称,这个电视台在突尼斯发生抗议活动时,以大量具有鼓动性的报道促进了突尼斯反抗运动的发展,为此黎巴嫩的西方派还攻击电视台办公室并且下达禁令,谴责它煽动反抗运动,对抗政府。是它第一手报导阿拉伯之春运动,将抗议画面迅速传播到整个阿拉伯地区和全世界。华盛顿大学的一位中东问题研究专家Marc Lynch 林奇说道:“有种观念是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运动是半岛电视台帮助创造的, 它并不是引发运动的原因,我们却很难想象没有它,这一切能够发生。”美国《纽约时报》在1月28日的一篇报道则形象地评价了半岛电视台的作用。报道称半岛电视台是“把阿拉伯示威游行捆为一体的绳子”,它很好地帮助反抗者的情绪从一个首都传到另一个首都。正是由于半岛电视台、中东广播电视中心(MBC)这几个中东大的电视台和网络的作用,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才能够迅速地传到整个阿拉伯世界,起到极大的刺激和示范作用,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同时性极高的政治运动;
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2011年世界电信调查报告中专门谈到了阿拉伯之春,报告称“最近发生的事件如阿拉伯之春和互联网上公布的原本保密的政治信息都显示出交流和联系的力量和信息社会极大增长的政治利益。”埃及阿因·夏姆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侯赛姆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时代,哪个国家出现大示威都不会令人惊讶。因为哪里都存在社会问题,与“民主不民主”无关。
信息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促进信息的迅速传播,它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信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现状是国际传播中信息内容、流量和流向严重失衡。西方国家利用资金、技术优势,掌握着信息霸权和世界话语权,将他们的那套民主、自由价值观通过传播媒介,包装成各种形式传入广大发展中国家。阿拉伯世界原本是一个比较保守、封闭的文化圈,在信息全球化的大潮下,外部的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信号、信息开始持久地、大量进入这个原先保守的文化圈。
西方国家利用技术和信息的优势,向阿拉伯世界倾销精神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利用好莱坞使生长在信息化浪潮下的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在有意无意中接受西方价值观,进而对伊斯兰传统文化产生质疑甚至否认。网络传播所承载的西方世俗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也在动摇着穆斯林原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造成一定程度的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困惑。
西方媒体认为,这个“阿拉伯之春”属于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这是一个Facebook 和 Twitter时代。他们将这场政治运动称之为“阿拉伯之春”,也是蕴含着对民主自由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取得胜利的期许。
可以说,是信息全球化这个时代背景才促使了阿拉伯之春的发生,纵然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或称之为革命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根源,但传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著且不容忽视的。大众传媒自出现之日起,就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信息社会,传媒的这种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2011年的“春夏秋冬”在一遍又一遍地印证着这个结论。阿拉伯之春仅仅是个开始。
2011年8月份印度警方逮捕了“反腐斗士”哈萨雷引发大抗议,政府最终同意哈萨雷带领示威者进行为期15天的绝食,示威浪潮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被称之为“印度之夏”,而在这过程中印度几大电视台连日来几乎全程直播,将各地的示威情况随时展现在观众面前。
2011年8月6日到8月10日,英国发生了一系列骚乱活动,从伦敦扩散到伯明翰、利物浦等大城市,抗议者不满高失业率与贫富不均。伦敦暴动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声称,如果被用来规划暴力、滋扰和犯罪行为的工具,他认为应关闭脸书、推特和黑莓机的传讯功能。
从9月17日起纽约市发生一系列名为“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活动,被称之为“美国之秋”,17日当天示威人数达数千人,是近年来纽约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示威之一。游行是由一份反消费网络杂志“广告克星”组织发起的,发起方总编辑拉森表示,这是一个“没有领导人的反抗运动”。
从“阿拉伯之春”到“美国之秋”,以网络、电视为代表的传播媒介都显示出重要的作用,国家也会在这些时刻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和控制,如阿拉伯国家发生连锁性政治运动时,一些国家如埃及、利比亚就曾对本国部分地区或全国网络进行封锁,这些网络封锁,恰是从侧面证明网络媒体,在动员、组织示威游行时发挥的极为关键的作用。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传媒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加深入和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