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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一）
2013-02-24
一、前言
1、我为啥撰写《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培养中华民族的掘墓人的“新课标人教版”中学历史教科书
按， 我的《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在互联网连载，随后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已于2012年5月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在亚马逊、当当、淘宝、京东等网站和各地书店有售）后，不少网友问我怎么想起撰写这样的文章，他们也做过种种猜想。其实，促使我动笔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当前的“新课标人教版”中学历史教科书。
在这面向全国的“新课标”，即“新的国家标准教材”里，中国5000历史，就是暗无天日、丑陋无比的5000年，完全成了面向欧洲的反面教材：专制、封闭、重农抑商、无视科学……而欧洲历史呢？古希腊是“民主政治”，古罗马只有“法制”，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在欧洲历史消失了……总之，在这套教材中，欧洲历史是永远正确、没有污点的。
大脑纯净的新一代，在如此标准的灌输下，培养出来的，将是怎样的“标准一代”？我曾对一位网友说过：当今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教育出来的必将是新一代的蔑视祖国和祖宗、主动分裂或毁灭祖国的洋奴或汉奸。也就是说，这是在培养中华民族的掘墓人！
多说无益。下面是惨不忍睹的“新课标”目录，请各位玩赏。
新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本人注：政治史）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本人注：这是在告诉孩子们：中国古代只有专制）
1 夏商周的政治制度
2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3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4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第二单元 列强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
1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
2 抗日战争
第三单元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1 太平天国运动
2 辛亥革命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四单元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1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2 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3 “一国两制”与统一大业
第五单元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1 新中国初期外交建树
2 打开外交新局面
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第六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1、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本人注：这是在告诉孩子们：古希腊，只有 民主）
2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本人注：这是在告诉孩子们：古罗马，只有 法制）
（本人注：欧洲的千年中世纪，如一只小小鸟飞走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欧洲没有这段历史）
第七单元 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本人注：这是在告诉孩子们：欧洲，从民主法制的古希腊罗马，一步跨入民主自由）
1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2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3 资产阶级代议制在欧洲大陆的发展
第八单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2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3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第九单元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1 两极世界的形成
2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
3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
新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本人注：经济史）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本人注：开篇便强调： 古代中国“重农抑商”。孩子们记住了这个 “概念”）
1 发达的古代农业
2 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3 古代商业的发展
4 古代的经济政策
第二单元 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本人注：什么民主法治的古希腊罗马，也如一只小小鸟飞走了。这是在告诉孩子们：欧洲人从树上一下来，便开辟航路、拓展市场、工业革命）
5 开辟新航路
6 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的拓展
7 第一次工业革命
8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单元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9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10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第四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11 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
12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13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第五单元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14 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
15 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进步
16 大众传媒的变迁
探究活动课 中国民生百年变迁
第六单元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
17 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8 罗斯福新政
19 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七单元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20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
21 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
第八单元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22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23 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
24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新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本人注：科技文化史）
第一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本人注：这是在告诉孩子们：古代中国只有儒学，而儒学与人文主义无关）
第1课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第2课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第3课 宋明理学
第4课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第二单元 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本人注：这是在告诉孩子们： 欧洲人从树上一下来， 便是 人文主义，接着便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第5课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
第6课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7课 启蒙运动
第三单元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本人注：这是在告诉孩子们：中国古代发达的数学、天文学、水利学、农学等等，如一只小小鸟飞走了，仅有一点“发明和发现”，即“技术”）
第8课 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
第9课 辉煌灿烂的文学
第10课 充满魅力的书画和戏曲艺术
第四单元 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本人注：这是在告诉孩子们：欧洲人从树上一下来，就是物理学、蒸汽机）
第11课 物理学的重大进展
第12课 破解生命起源之谜
第13课 从蒸汽机到互联网
第五单元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第14课 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
第15课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六单元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第16课 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第17课 ******思想
第18课 新时期的理论探索
第七单元 现代中国的科技、教育与文学艺术
第19课 建国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
第20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21课 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
第八单元 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艺术
第22课 文学的繁荣
第23课 美术的辉煌
第24课 音乐与影视艺术
2、谎言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历史学家”、“文化学者”等专家的偏执与偏心，国内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某些中国学者撰写的欧洲史，比欧美学者编写的要光鲜照人，中国专家的评价，比欧美学者的高出N倍。
古罗马，在欧洲专家笔下，美好的东西自然不会遗漏，而屠杀、战乱、夺权、饥荒、无视科学、经济文化落后等等，也无一漏网；到了我们的专家手中，罗马只有法律、强大、艺术，锦上添花尚嫌不足，似乎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祸患，罗马帝国不知会创造出怎样一个伟大的未来。甚至，专家们一再不无遗憾地感叹：丝绸之路没能直接连通“伟大的”罗马，因而使中国与“民主科学”失之交臂。
中世纪是欧洲人正宗后裔公认的“黑暗时期”。贵族多是文盲武夫，百姓多为无人身权利的农奴。整个欧洲杀伐不断，关卡林立，动辄饥荒，城乡贫困，臭气熏天，瘟疫蔓延，道路坎坷，商旅不行。这些事实，在欧美专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而国内竟有专家一再声称：中世纪的欧洲，也比中国“科学”。
某些专家对于发现新大陆、“蓝色文明”津津乐道，至于为什么是西班牙、葡萄牙首先走向大海，始终一声不吭；为何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西班牙便一蹶不振，“专家们”也是一言不发。有专家说，英国因为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一跃成为海洋大国；为了自圆其说，不惜隐瞒英国战前无海军、战后长期无人关心海军建设的事实。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历史常识的东西，成为了有些专家坚决不谈的“禁区”。
这些禁区，是专家们自己设置的，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问题和其它敏感原因。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大造“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的舆论，将国人“闭关锁国”在谎言中。
为了这个目的，尽管西方学者认定17世纪以前世界的大多数发明由中国创造，但是他们要么不承认“四大发明”，要么说这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至于欧洲为何有科学而无技术，他们是不屑于回答的；他们声称张衡的地动仪不存在，不惜将唐宋元明商人的商船改挂它国国旗，恨不得注销大批旅居海外的古代中国商人的中国国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谎言“体系”：
欧洲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的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
欧洲是科技文明，中国是“经验”文明，换个说法，便是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欧洲才是充满科学的地方；
欧洲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自古重视商业；中国是农耕文明，自古重农抑商；
欧洲自古重视民主开放，有民主开放基因；中国自古专制封闭，只有专制保守文化。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话。当谎言从一个个专家嘴中，一遍又一遍地说出来，似乎就变成真理了。
我不是学者，只是针对某些专家“著作”中的一些疑问，在西方人的一些著作中，找到了反面答案，证明这些专家正在精心地散布谎言。
我不排外，而且对闭关锁国深恶痛绝。西方的崛起，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并非西方独立的思维成果，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发酵的产物。我国汉唐的至强至盛，宋朝的富庶繁荣，无不是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外来文明的结果。因此，即便再次成就汉唐盛世，我们仍要有汉唐气概，自觉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东西。
学习，是当学生，而不是当奴才做小妾。不管学习世界任何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好好传承汉唐的阳刚之气，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学习，绝不能跪着、奴颜婢膝地模仿。
自轻自贱、猥琐下流心态的人，即便泡在学习的酒缸里一百年，也是不能成长为大写的人的；奴性十足、无钙无骨的民族，即便学会了人类全部的科学技术，也是无法逃脱任人宰割命运的。
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另一种闭关锁国行为。而且，这样一种闭关锁国，危害性更大。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人类的教养员。在这些教师、教养员的培育下，全民将失去自我，失去自信，失去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彻底成为他人精神上的奴隶，最终导致全民族不战而亡。
3、臆想症
近些年来，一些专家学者们不断发表奇文怪论，不妨随手罗列几条：
一说：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者古印度；二说：周人（即周朝创立者）甚至商人（即商朝创立者）来自于西亚，也就是如今的伊拉克、伊朗一带，汉字、法律典章等等是他们带来的；三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科技的基因；四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商业的基因；……
这些 高论，没有一条是当今的专家学者创造发明的，他们至多是拾洋人牙慧而已，甚至是从五四时期作品中淘来的。
国人有一个传统，一旦有所成就，便认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在中国，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五代八代的祖先为皇帝，不管他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唐朝皇帝本来家世显赫，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在17、18世纪，欧洲人仍把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大有全盘“中”化的势头，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到19世纪上半叶，在完成对中国、日本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隐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
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教授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那种数码脱胎而来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
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是如何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是空运、还是飞鸽传书送到遥远的印度，而希腊本土和各“希腊化”王国没有使用，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没有资格发明阿拉伯数字的。
三说：古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是东方文化惹的祸。古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丹皮尔教授分析道：“希腊化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扩展和创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反动的阶段。……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在罗马内战中结束了，罗马帝国所建立的文化虽然属于希腊----罗马性质，终究也无力长期排斥亚洲的影响。甚至在比较早的时期，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后不久，东方的思想就已经开始传布。”丹皮尔教授认为，“东方的思想”无非是巫术、祭仪宗教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欧人失去了创造冲动。
有趣的是，丹皮尔教授也承认：“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这些东西是否属于“东方的思想”？丹皮尔教授没有解释。既然亚历山大之后几百年是“希腊化”时代，那么，东方文化又如何“影响”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怎么会如此弱不禁风，“影响”一下便从欧洲销声匿迹？丹皮尔教授同样没有解释。
四说：阿拉伯人的辉煌，全靠沾古希腊的光。正当西欧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经历千年黑暗的时候，生活在“巫术”、“祭仪宗教”大地上的阿拉伯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辉煌的科技、教育、文化成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丹皮尔教授说：“波斯与阿拉伯学派的学说原来都是以希腊古籍的译本为依据，”“阿拉伯人和处在阿拉伯人势力下的民族的任务，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学术复兴时代一样，第一是要发现隐藏起来且被忘记的希腊知识宝藏；第二要把他们所发现的宝藏融合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里面，最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到了9世纪时，阿拉伯的医学学校因为研究盖仑著作的译本而得到进步……”
不知道丹皮尔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联想到：阿拉伯帝国正是建立在原“希腊化”国家的地盘上，这里的“东方文化”，能让欧洲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对阿拉伯人难道就没有坏影响？
五说：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入的。美国著名教授詹姆斯？W?汤普逊撰写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说：“1333年，……第二年……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万人死亡，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中也非常严重。”
中国历史记载不同于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1333年，是元顺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据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组织的两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分别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么，1333年全国人口应在6000万人左右。汤普逊之所谓 “5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这灾祸造成了元帝国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灾祸，在《元史》中竟然不见记载。相反，1333、1334年，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国泰民安的两年，一度中止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恢复并正常进行，多次小的水灾旱灾之类，政府组织救济后即恢复正常。
不知这位教授自称的“精确的材料”从何而来。由欧美专家编写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没有找到有关这场重大灾祸的一文半字，倒是有关这几年发生的其它事情说了不少。也许汤普逊教授也发现了自己“精确的材料”不太靠谱，首先“必须承认，（欧洲）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认当时的欧洲人还是比较无知、比较不讲卫生的，所以后面又承认“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
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值得一提的仅仅是“古”一点而已。人类历史上所有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样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有一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因为种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洋人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文化，再适当美化一下自家的历史，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此作为进一步丑化中国历史文化的武器，那就不好理解了。
4、自卑、自贱与自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国人的心情很不好，想骂人。清朝政府尽管打不过洋人，但对付国人还是绰绰有余。精英们只好躲到外国骂清政府的娘，宣称要搞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后，精英们回国了，可以随便骂人了，便从清朝骂起，一代一代往上追着骂。到五四运动前后，一直骂到中华民族的远祖，骂祖宗成了时尚。古圣先贤成了垃圾，远祖骂完了，一时间没了对手，怎么办？精英们突然调转枪口，与亲生父母为敌，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后的“封建”堡垒。五四旗手之一的吴虞，第一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父亲，施以恶口称父亲为“老贼”，施以拳脚对父亲实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财产上与父母划清界限。在精英们示范下，离家出走一度成为时尚。
在精英们的心目中，中国没搞好，是父母的错、祖宗的错，反正自己是无辜的、伟大的；只要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东西”打扫干净了，中国就现代化了。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精英们自己，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将中国几千年历史涂画得一团漆黑无可取之处，对古圣先贤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好人了；两千年来理解一致的儒家经典，被他们刻意曲解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了；人类公认的孝慈仁爱等做人基本准则，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至于西方，在他们的笔下，古希腊罗马自不必说，中世纪化作田园牧歌，惨绝人寰的屠杀掠夺新大陆也成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乃至列强侵略中国，包括强卖鸦片，包括火烧圆明园，包括强索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包括掠夺数百万平公里的国土，精英们也忘却了利用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武器做任何评价，只是一个劲地辱骂清廷，整个地“做不了正宗洋人，做个租界公民也好”的心态。
对于这些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的精英，西方人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
在某些精英的笔下，中国5000年历史，就是八股文、小脚、辫子、太监、贞节牌坊、姨太太等等，一谈到西方，就是科学民主呢，似乎欧洲人从来就是神不是人。
八股文，仅是科举考试中规定的一种文体，如同当今高考时，规定作文只允许做一定字数的议论文，不许用高等数学解答某些数学题。如果一定要说与当今议论文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在写作格式上有严格要求，如同律诗讲究音韵，有平仄、对仗等要求，不如现代诗天马行空。八股文写起来是不太容易，而唐朝人写律诗所受限制更多，但没有人敢骂律诗有什么罪过，因为热衷并擅长写诗填词的唐宋士人，始终头脑清醒、思维活跃。只有脑袋出了问题的人，才坚信八股文限制人的思想，造就了“头脑僵化”。
裹脚，无疑是应当禁止的丑恶的东西，但它源于古人不健康的审美观。倘若将之作为妇女被压迫的证据，则是有失公允的。陈后主之类的男人固然发挥了推波逐浪的作用，然而，如果平心静气地看，这更多地是古代妇女求美的自觉自愿的自残行为，与当今妇女们热衷的“隆胸”、“拉皮”、挂耳环、纹身等毁身以求美行为差不多。当初禁止裹脚时，就曾有不少家长甚至孩子们依然偷偷缠足。
辫子，更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有人喜光头，有人爱平头，有人乐于长发飘飘。放在今天，如果哪个国家派军队强行剪百姓的辫子，这个政府没准会遭到全世界封杀；而将辫子当作保守、愚昧的人，无疑会成为他人的笑柄。
太监，确属反人道的产物，应予铲除。稍懂一点历史都会知道，古埃及、古罗马、西亚都曾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就在不久前，欧洲还存在由被阉割的男歌手组成的“花腔男高音”艺术群体。
贞节牌坊，确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精神绳索，属于应予革除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民族都高度重视妇女贞节，只不过各民族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至于姨太太，更不是中国男人的专利了。关于这点，我们后面再谈。
时代在变，社会潮流必然会变，变是永恒的。今人与古人之间，总会有很多观念不和之处，我们与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存在着代沟。代沟，未必非通过恶语相向来解决不可。如果我们能够对父母、子女以宽容的态度实现和解，又何必去辱骂古人？古人，也就是父母的父母。认为古人说的不好、不愿意按照他说的去做，自己说自己的、自己做自己的，不就得了！
五四时期的学者们，不少人确实是很不理性的。大有明末文坛之遗风，凡是你们肯定的，我就要否定；只要我肯定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意气用事，以及某些大师过于偏执，使得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肯定，还是全盘否定，并没有做多少认真细致的论证。
我们没有必要苛求百年前的学者，那毕竟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去一趟欧洲须坐几个月的海轮。 在这样的时代，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让全民睁眼看世界，是非常必要的。
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著名学者撰文，称万里长城由古人的屎堆砌而成，千里黄河之水不过是祖先的尿。
靠辱骂祖先博取名利者，必将为后人所唾弃。
二、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明”
1、村庄联合体
毫无疑问，古希腊文明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有那么多遗存摆在那里。不过，古希腊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了不得。
古希腊文明，主要是指在西元前8世纪----前323年间，被称为希腊人的人们 “创造”的文明。此前的几个世纪，称为荷马时期，又称“英雄时期”；此后数百年，甚至整个古罗马，据说是希腊文明传遍世界、影响世界的时期，故称之为“希腊化”时期。专家们说到古希腊文明，往往包含“希腊化”时期。
希腊人主要生活在爱琴海两岸的诸“半岛”或者岛屿上，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独立的“城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没有国家概念，更谈不上国家意识。
这些“城邦”----也不知道为什么称之为“城邦”，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联合体，人口一般万儿八千的。大家或农耕或渔猎或商贸，多以农业为主。为了利益，相互间的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
希腊有两个“超级大国”，谈到古希腊，90%是拿这两个“超级大国”说事。
斯巴达，是四个或五个村庄、两大家族的联合体。称霸希腊时有9000户人家，衰落时仅700户，根据“国际惯例”，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巅峰时人口4.5万人左右。因土地相对肥沃，故以农业为生。斯巴达是2名国王加上长老会议的政治模式。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推选产生，权利相等。国王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除非领兵在外，大权始终在长老们手中。斯巴达人“以军事立国”，男孩长到6、7岁，便被城邦收养到军营接受训练，每天给极少的食物，鼓励他们偷盗提高生存能力。“如果偷盗被抓，他们会受到惩罚，不是因为偷盗，而是因为失手”。斯巴达人文化水平低下，公民基本上是文盲。
雅典是4个部落（后改组为10个部落）的联合体。综合西方专家的数据，巅峰时期人口在6.7----17万人之间，取中间值则是11万左右。因土地相对贫瘠，故手工业和贸易较为发达。雅典是9名执政官（起初是1名，后来是3名，最终为9名）、贵族会议的政治模式。9名执政官由公民会议选举产生，轮流执政处理日常事务。军事上选出10名司令官，每个部落推举1人。大事由400人议事会或者后来的500人议事会议决。雅典人文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古希腊名人多与它有关联，有关古希腊的文字依据基本来源于雅典。
2、神奇的古希腊有多少人口？
今天，希腊的全国人口 1100万 左右。
2500年前的希腊半岛，有多少人呢？
没有文献资料可查，只能估算。
人活着，首先要吃饭。所以，专家们都得依据粮食来判断人口数量。
估算一
春秋战国时期，肥沃的土地，100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5口人），稍差一点的，就需要200亩，再次的就要300亩了（依据：《周礼？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孟子》云：“周人百亩而彻”。“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亩，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良田33亩、中田60亩、差田100亩，养活一家人。我们取平均值，50亩养活5口人，即：平均10亩田养活一人。如果以当今中国版图计算，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口至多3000万人。
今天的中国，全国共约 18亿亩耕地，人均1亩多一点，却保证了人人有饭吃，而且有酒有肉。这就是说，当今的土地产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10倍以上！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远高于古希腊，如农田水利建设等；中国的土地，也远比希腊半岛的肥沃---希腊半岛不过是一片贫瘠的山地。这些，都不考虑；在“估算二”里同样不考虑这些因素。
当今希腊，全国人口1100万 左右。那么，在古希腊时期，这里能够养活多少人？就算古希腊“商业发达”，三分之一的粮食是进口的，这里的人口，最多也不过 150万。但是，“古希腊”的地盘不到今希腊的一半，那么，“古希腊”人口至多75万。
估算二
据西方专家估计：罗马帝国巅峰时期，拥有埃及、高卢、意大利等若干土地肥沃的粮仓，尽管如此，帝国全部人口约一亿人，这可是包括北非、西亚的人口。
今天，仅欧洲人口就约 8亿！是罗马帝国总数的 8倍。
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古希腊时期 ，希腊半岛的人口总数最多也就 140万人！“古希腊”的地盘不到今希腊的一半，那么，“古希腊”人口至多70万。
相关数据
据“专家”称：古希腊有数百各城邦。我们只按 200个城邦计算，将全部人口 按照75万计算，则平均每个城邦三、四千人。
这就是说，古希腊的城邦 ，相当于当今中国一个小规模的乡，或者大一点的行政村！
公知们说：这样的城邦，创造出了 十分牛逼的文明！
3、愚昧、野蛮而封闭
来到古希腊，你会看到，人们光着脚板满街跑，斯巴达人更是光着屁股到处晃悠。文明一点的雅典人，也就是将一块布裹在或披在身上。部落内部，大事小事商量着办，共同祭祖，共同对敌，夺得战利品人人有份。虽有贫富之分，但总体来看，一幅原始共产主义风貌。
说它原始，最典型的，反映在婚姻问题上。
有人以雅典一夫一妻制作为文明的象征，殊不知，这源于雅典禁止它的成员与外界通婚。在小小的雅典，男男女女只能内部消化，要想确保阴阳平衡，惟有强制推行一个萝卜一个坑，认可亲兄弟姐妹结婚。
希腊人的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雅典的女人，青春期过后，14岁左右必须嫁人，一般是嫁给30岁左右的男人。同父异母的男女结合、堂兄弟娶堂姐妹、亲侄女嫁给亲叔伯，统统被社会广泛认可。在斯巴达，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一样可以结婚成家。因为畸形儿太多了，斯巴达有了一个规矩：消灭畸形儿合情合理合法。
这种婚姻制度广泛存在于希腊人的王室。以最为人所炫耀的“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室为例：
托勒密一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二世，先是嫁给她的在马其顿的同父异母兄弟“雷电”托勒密，双方翻脸后，跑到埃及，嫁给她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托勒密二世，当上了埃及王后，后来这对国王王后被尊为“姐弟神”，她死后，还被托勒密王国奉为女神。
托勒密三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三世，嫁给了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四世，成为埃及王后。
托勒密五世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二世，先与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六世结婚，接着又嫁给她同父同母的弟弟托勒密八世，再接着，她的弟弟老公托勒密八世又娶了她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三世。
……
马其顿王国也是如此。马其顿王德莫特里乌斯二世娶他的亲妹妹为妻；“父贵者”密特里达泰斯六世先杀兄，再杀母，迎娶他的亲姐姐。
如此繁衍出来的希腊人，智商能够高到哪里去，只能去问动物学家了。
这是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吗？至少中国不是这样。《礼记》说：“系之以姓而弗别……虽百世而昏姻不相通者，周道然也。”“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民风民俗，充斥中国古代各种文献。
文明程度最高的雅典，公民文化素质也低得一塌糊涂。在雅典，工匠是奴隶，画师是奴隶，医生是奴隶，连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是奴隶！所有需要文化的工作，离开了奴隶玩不转。“学校的出现始于西元前6世纪末。男童6、7岁开始上学，学费相当低，因为教师工资低。大多数教师是奴隶，有时为自由人，教长通常为自由人。”奴隶所从事的，无疑是最下贱的工作，因此，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建立了真正的国家，政府也没有举办任何教育机构，教育活动纯属个人行为。
希腊人最关心的是宗教。雅典到处是宗教祭祀场所，古希腊宏伟建筑遗迹无不是各种“神庙”。雅典的部落，也是按照中国的“家族祠堂”来设置的，每个部落都有世袭的专职祭司，并属于当然的“政府”官员。雅典最基层组织是德莫，其负责人主要职责就是抓好宗教事务。举行任何重要活动之前，诸如发动战争、召开公民大会，事先必须举行净化仪式，屠杀动物甚至活人献祭、沐浴、香薰一番，并禁止分娩者、接触过分娩者和死尸的、吃过某种事物的、近期有过性行为的等人员进入。
雅典宗教势力到底有多大？古希腊的“三贤”，苏格拉底因为“引进新神”、“腐化青年”，被以最民主的方式判处死刑；柏拉图不得不长期流浪异乡避难；亚里士多德因为被控“亵渎神灵”，吓得连夜逃离雅典。“三贤”被定为罪人，显然，他们的学说在古希腊是没有市场的，与古希腊的发展没有多大关联。以“三贤”及其学说作为古希腊“繁荣”的象征，的确有点勉为其难。
希腊十分封闭保守。他们不读书，拒绝与外族通婚，禁止外来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雅典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算雅典公民。今天的美国，热烈欢迎智力投资、钞票投资者，如果美国人认为你够分量，便可以加入美国国籍。雅典不是这样，只要不是雅典公民，即便你再有钱、再有名，也不能在雅典买房子买地。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一辈子也只能以游客身份生活在雅典。今天有人说亚里士多德是雅典学者，而雅典人从没认他是同类。
4、希腊拿什么搞科研
科技的前提是教育，而希腊城邦和希腊化的政府都不举办学校教育。《探寻古希腊文明》说：斯巴达人蔑视教育，而雅典的“有钱人家通常会继续他们孩子的教育直到18岁，他们有专门的教师教授医学、法律、修辞课程，或由智者教授的流行课程。”“大多数教师是奴隶，有时为自由人，教长通常为自由人。男童一般由一名被称为paidagogos的奴隶陪同上学。”雅典的教育质量显然是不可靠的。
经济基础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在谈到古希腊罗马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75%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纪念碑和其他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
天文学有赖于一批敬业的科研人员长期不间断地天文观测与演算推理；医学、生理学有赖于大量的解剖与药物实验（尽管希腊人禁止人体解剖）；植物学需要长期不懈的观察、种植与研究；物理学需要大量的持续的实验。只有在大量的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才能有所成就。比如天文学，伏尔泰提到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中计算出来的32次日蚀”，其中任何一次都源于巨大的投入。要想在天文学、数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等诸多学科有所突破，至少需要1000名专门人员，在巨额经费支持下，开展持久的专门研究。
姑且不论古希腊文献中有无“政府”创办科研机构的记载。雅典人口至多不过15万，如此雅典的青壮年男子也就二三万人。假设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战事连绵时代，土地贫瘠、忙于打仗经商的雅典，是否承担得起见不到任何经济效益的科学研究？
回答自然否定的。直到今天，即便是在当今美国，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除非头脑发昏，绝不会建立专门的机构，供养1000人专搞纯科学研究。
5、古希腊比当今美国还发达
公知们说，古希腊时代的雅典科技、教育、文化均十分发达，世界领先。
由此，我猜想：雅典至少有1000人专职从事科技教育文化的人员！按照古希腊“突出”特点，测算如下（包括专家及其助手）：
哲学（含神学，包括如何开好奥运会）研究：50人
文学（含历史，包括希波战争史研究）创作：50人
美术（从画画到雕塑，包括雕出雅典娜神）创作：50人
政治（从民主思想到三权分立，包括如何搞好大选）研究：50人
数学（从几何到微积分）研究：50人
物理学（含如何撬起地球的研究）研究：50人
动物学（含亲兄妹结婚生子优缺点的研究）研究：50人
植物学（含为什么希腊人总是粮食不够吃的研究）研究：50人
医学（含东罗马帝国瘟疫不断原因的研究）研究：50人
建筑学（含从水利、海港到道路房屋的研究设计）研究：100人
军事学（从武器到战略战术，包括如何让标枪战胜弓箭）研究：100人
天文、历法（从地球中心到儒略历）研究：100人
小学老师：100人
中学老师：100人
大学老师：50人
这当然是高度精干的队伍了，雅典人素质高，一个顶俩。
雅典女人专做家务，是不干活的。养活这批引领世界科技文化的专家教授们的任务，自然属于 雅典男人了。
我们假设：“雅典科学院”成立了，1000人的队伍已经上班了。
我们继续假设：为了发展纯科学，为了确保“雅典科学院”健康运行，雅典的公务员及其家属一致决定：集体“辟谷”，不吃饭，不领工资。
当今西方专家说，雅典有 10万人口（据亚里士多德说，雅典人口不足两万）。根据“国际惯例”测算，雅典的青壮年男子约为2万人。
这就是说：在雅典的公务员及其家属集体“辟谷”的情况下，平均20名雅典男人，养活 1名雅典专家。
考虑到古希腊非常牛逼，而雅典又是古希腊最牛逼的，我们再次大胆假设：雅典的社会经济水平，和1000多年后的中国相当！
古希腊之后1000年的中国，是唐朝。
我们进一步大胆假设：雅典的社会经济水平，与唐朝巅峰时期相当。
据《资治通鉴》，至富至强的唐朝开元二十一年，全国总人口4543万人；全国吃财政饭的人约7.5万人（官员17686人，吏员57416人，其中包含了科学家、教师等）。
按照国际惯例计算，此时唐朝青壮年男子约900万人。由此可知，即平均120名唐朝男人，养活1名吃财政饭的人。
天哪！古希腊大大领先于中国唐朝！雅典20名男人就能养活1名科学家，中国唐朝竟然是120人才能养活一名官吏！
列位看官，雅典到底有多先进多发达呀？
我到处查资料，发现：在当今美国，任何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都没有创办自己的“科学院”，谁也不搞“纯科学”研究，也不办大学！
我的宙斯呀！雅典娜呀！原来，古希腊时代的雅典，比当今美国还要发达！
6、希腊科研无目的？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推动实用工程技术的发展。雅典没有发明出像样的实用“技术”，反证了我们的推断。
《探寻古希腊文明》说：“尽管希腊人在建筑及手工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但许多重要的技术革新并非希腊人所为。……人们似乎并不重视实物上的进步，发明创造的应用亦十分缓慢。”丹皮尔教授也说：“在实用技术领域中，我们从传说中知道几个朦胧的人物……” 直到罗马帝国时期， “有一件事情是很显著的：工业永远与希腊本土无缘”。
按照主流的说法， “希腊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1000多年来，希腊文明始终没有为社会贡献像样的“技术”。
雅典有一个著名的柏拉图学园，据说一直办到529年，经历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东罗马时代。东罗马帝国，贵族们说的是希腊话，读的是希腊书，连皇帝也是希腊人，这个千年帝国竟然没有“科学”过。
在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很多过去被当做是欧洲数学家在16、17、18世纪中得出的了不起的新概念，今天都被发现其实是阿拉伯、伊斯兰数学家在差不多四个世纪以前的想法。现代数学研究的风格，在很多方面也都更接近于阿拉伯、伊斯兰数学成果，而不是古希腊。”
7、拷贝来的希腊“学说”
西方学者告诉我们：希腊的一切“学说”，全部属于复制品。
专门《探寻古希腊文明》英国专家介绍了古希腊“科学技术” 的来历：
数学：“据信，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而泰勒斯将几何学从埃及传入希腊。”
天文学：“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已经在航海及日历等领域利用天文周期，而古希腊人亦借助于天文学用于同一目的。……随着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天文学知识的传播，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事天文学研究”。
医学：“荷马的《伊里亚特》中描绘有对伤者的治疗，这与关于古希腊早期外科手术工具的证据一起，表明古典时代之前的外科学引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医疗实践。”
科学史家丹皮尔教授叙述的更详细：
数学：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教授指出，“巴比伦的数学和工艺要素显然是从非闪族的萨马利亚人得来的。萨马利亚人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统治那个国家1000年之久。在巴比伦人的碑石中发现过乘法表、平方表和立方表。他们采用了12进位制，是分数易于计算，同时还采用了我们的手指得到启示的10进位制。为了把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他们对60这个数目特别重视。这种双重计算法的平行应用成为重量和度量----圆周及其角度的划分，英寸、英尺及平方英尺，达伦和蒲式耳----的基础。……但是，实际知识是和巫术观念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也一块由巴比伦向西传布。”埃及“最早的算术和几何学历史文献证据是一份纸草纸，这份纸草纸残片在大英博物馆内……纸草纸上记有关于分数和普通算术四则的一些说明，乘法是用屡次相加的方法得到的。上面还记载有测量的规则。”
天文学：丹皮尔教授指出，“时间的有系统的测量在巴比伦也开始得很早。……公元前2000年左右，巴比伦尼亚的一年已定为360天，或12个月，市场还加入闰月作必要的调整。一天又分为若干小时、分、秒，还发明了简单的日晷----一根直立的标杆----来标志时间。人们对太阳和行星在恒星中间的视运动进行了观察，并且按照太阳、月亮及五个已知的行星给一周的七天命名，使周成为又一时间单位。……有些巴比伦尼亚星象家已经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巴比伦的天文观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这可以说是科学的天文学的起源。功劳应该属于巴比伦尼亚及它的三个学校：乌鲁克学校、希拔学校及巴比伦的波希帕学校。……公元前540年左右，即迦勒底人征服巴比伦尼亚之后，占星术在巴比伦达到鼎盛时期。200年以后，又传到希腊，再由希腊传到当时已知的世界。”
医学：“如果埃及在天文学方面落后于巴比伦，没有像迦勒底亚的那样有名的占星家的话，他们在医学方面的地位却恰恰相反。我们已发现有好几种重要的埃及纸草书卷，并且翻译了出来，上面载有医药论文。……外科毕竟是有了一个开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雕塑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埃及外科医生施行手术的证据。当时有僧侣学校训练出来的医生，有治疗骨折的接骨郎中，有治疗埃及经常流行的眼病的眼科医生。……配置药物和香料的技术达到高度完美的状态，许多埃及药品当时都闻名全世界。埃及医学后来传到希腊，或许是经过克里特岛传去的，接着又由希腊和亚历山大里亚传到西欧。”
丹皮尔教授说：“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之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他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这观念的混合过程是逐渐向西推移的。效果最初是在爱琴海的爱奥尼亚海岸出现的”。
丹皮尔教授说：“荷马写作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9世纪。他给阿卡亚人的肤色安上了白皙或褐黄一类的形容词；地中海人死后都实行土葬；但是荷马笔下的英雄却用火葬；他们使用铁器，而较早的希腊人民却使用青铜器……”这就是说，连荷马史诗的真实性或者原创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确实，不少西方学者对“荷马史诗”的来历产生疑问，因为其中许多东西，明显来源于西亚地区。
8、惊人的巧合
公元前546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小亚细亚，公元前525年冈比西二世征服埃及，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将印度的旁遮普变为一个省，波斯帝国熔印度、埃及、巴比伦三大文明古国于一炉，教育、科技、经济、交通均处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直到公元前330年灭亡。意味深长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如雨后春笋般百花齐放起来！
古希腊知名人物，除了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小亚细亚的阿布德拉的学者普罗泰哥拉的学生）等个别人物之外，要么是波斯帝国国民（如果以出生地确定国籍的话），要么和伯利克里（约生于公元前495年）、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等人一样，是留学波斯的海龟。
泰勒斯，希腊的“科学和哲学之祖”，出生于波斯帝国的米利都；
毕达哥拉斯（约生于公元前550年），小亚细亚的萨摩斯人，曾远赴印度求学；
《几何原本》首创者希波克拉底（生于约公元前470年），小亚细亚的基奥斯人；
神医希波克拉底（约生于公元前460年），小亚细亚的科斯人；
德谟克利特（生于约公元前460年），阿布德拉人；
植物学家塞奥弗拉斯图斯（约生于公元前370年），是小亚细亚的埃莱苏斯人；
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1年），生于萨摩斯；
天文学家奥托里库斯（公元前4世纪人），小亚细亚的皮塔内人；
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公元前300年人），籍贯不详，长期生活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据说是《机械原理手册》作者的费隆（公元前3至公元2世纪人），是拜占庭人；
天文学家卡里普斯（生于公元前287年），小亚细亚的库及库斯人；
阿基米德（生于公元前287年），意大利的叙拉古人，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求学；
……
匪夷所思的是，在《探寻古希腊文明》列举90名知名哲学、科学家中，波斯帝国灭亡后出生的，仅18人。
波斯兴，希腊学术兴；波斯亡，希腊学术衰。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9、雅典斯巴达真的很民主
有人说，雅典是一个民主国家，实施了完满的民主政治。
有专家认定雅典是一个国家，但是雅典人从没说自己是一个国家，而且连政治、政治家的概念也没有，更没有民主国家的所谓“政党”。几个村庄组成的联合体，雅典更像一个部落联盟。雅典是国家还是部落，并不重要。
雅 典是4个伊奥尼亚的部落组成的一个联合体。由于世世代代内部通婚，这4个部落成了一个血缘关系紧密的大家族，凝聚力超强。雅典是一个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它的4部落、10部落，都是按照“祠堂”建立起来的，都有专职的世袭的祭师。雅典的宏伟建筑，全是宗教祭祀场所，无一例外地拥有专职祭师，所有这些祭师，均为当然的高级“公务员”。部落治下的三一区、德谟的领导，是否享受薪水不得而知，但均为该地盘的宗教领袖。遇上什么事情，这些人便召集公民们开会，会前通过宗教仪式以统一思想，祭师们自然说啥就是啥了。
雅典的所谓政治，实际上是宗教领导下的家族内部事务。处理家族内部事务，最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碗水端平。雅典的大事，是召开公民大会决定的，尽管没有扩音器和高音喇叭，由4个部落轮流主持，10天一次的6000人、万人公民大会召开不误；4个部落改组为10个部落之后，每个部落产生一名带兵的将军，于是雅典有了10名司令官。雅典的官员，包括500人议事会成员、公民大会主席、陪审法庭成员、具体的执法者，全是抽签产生。在各部落平均分配指标、部落内部抽签产生的“人大代表”，轮流主持政务；具体工作，诸如城管局长、公安局长之类，也是抽签决定，谁抽上谁干。雅典的“国家元首”，也是抽选出来的，每个人只能干一天，真是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大民主。
雅典确实很民主，但是，他们处死企图引进“新神”的苏格拉底的行为，引起了西方专家的警觉。
抛开雅典曾经出现的独裁者和贵族政治时期不谈，雅典的政治，说到底，就是人人平等，人人有发言权，人人有表决权，人人有均等机会行使执法权。不管是阿猫阿狗，有才无才，只要抽签抽上了，就可以沐猴而冠，行使执法权。由文盲为科学家的科学事业主持公道，由流氓为慈善家的慈善行为作出判决，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逃离雅典，显然是荒唐的。这样的民主政治，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暴民政治”或者“群氓统治”。
德才兼备者掌握立法权、执法权，才是光明的、科学的、可靠的民主政治。在神权统治下搞民主，不是科学的民主，而是原始的、愚昧野蛮的民主。
有人说斯巴达独裁专制，雅典比斯巴达更民主、更先进，我看未必。
斯巴达，说起来有两个世袭“王”，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两个部落的首领。部落首领世袭，是原始部落的普遍现象，并不奇怪。这两个“王”，没有自己的王宫，没有自己专门的办事机构，一天三餐与臣民们同吃大锅饭；战利品，特别是最宝贵的土地，也是与广大臣民平分。作为“王”，唯一的特权，就是给臣民当裁判员，战争时期当指挥员。这么大公无私的独裁国王，到哪找去？有这样的独裁国王，是百姓的福气。更何况，斯巴达还有5名监察官、30人的长老议事会（含二王）、公民议事会，真有什么大事，两名国王也是与大家商量着办。如果一定要说斯 巴达是君主政治、独裁政体，也太不讲理了。
当然，斯巴达也有让人很不爽的地方。《新全球史》（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说：斯巴达的“女孩在18到20岁时结婚，但他们不能同丈夫生活在一起，只是偶尔才有夫妻生活。男子在30岁左右时，离开军营与他的妻子和孩子组建家庭”。中国清朝晚期的太平军搞的男女隔离，或许就源于此。这种苦行僧的做法，很是不得人心。
10、反民主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不喜欢民主。苏格拉底把人类社会被分为金子做的人、银子作的人、铜做的人、铁做的人这四个等级，据此，学生柏拉图认为自己属于那种用银子做成的人，柏拉图认真设计了一个国家，国民由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劳动者等四个等级人构成。柏拉图要求，各等级的人必须安守本分，否则便遵从神的意志，给予严厉处罚，对屡教不改者处以死刑。
培育出残忍专制君主亚历山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一切事物的目的”，那么，什么是最高的善呢？“即另一个个人的目的和一个国家的目的是相同的，国家的目的似乎无论如何乃是更伟大更完全的东西，值得去取得和保存；虽则仅仅为了一个人去取得这个目的，也是值得的，但为一个民族或许多城邦去获取它，则是更好更神圣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研究所追求的目的，因为这是一种政治的科学----在这个词的一种意义上说。”如何获取善呢？靠人的美德。如何获取美德呢？“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乃是以居间者为目的的。……美德方面亦复如此；由于戒绝寻欢取乐，我们成为有节制的，又正是我们已变成有节制的，我们才能够戒绝寻欢取乐；同样的，在勇敢方面亦复如此；由于养成蔑视可怕事务，和在他们面前绝不退缩的习惯，我们就变成勇敢的，同时也正是我们已变成勇敢时，我们才最能正视它们。”为了实现善----国家利益这个最高目标，个人必须修德；而修德，则必须通过节欲，以实现中庸。亚里士多德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发现，国家必须由一位“道德哲人”来统治。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话，倒是与孔孟学说差不多，与程朱理学很接近。
不过，亚里士多德又说：有的人生来就是主人，有的人生来就是奴隶；而奴隶不过是跟猪狗之类的动物差不多的东西。这样的观点，则是儒家学者们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在儒家的词汇中是找不到奴隶一词的，儒家强调仁者爱人，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毫无影响力。苏格拉底本人的肉体，就是被雅典人以 “民主”的形式消灭的----不是因为民主与专制问题，而是因为宗教原因。
三大贤人不主张民主，而强烈支持、高声呼吁、极度赞美君主专制的古希腊学者更多。
当亚 历山大用君主独裁制，将“希腊文明”推广到亚洲非洲之后，罗斯托夫采夫说，“君主政体随之成为希腊世界的主要政府形式，君王统治者备受推崇。哲学家成为希腊化时代各宫廷的座上宾，而且大部分的哲学流派纷纷以王权为题，论述君主政体的合理性”。
J.H.伯恩斯主编的《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说：“希腊世界有着君主统治的思想传统，可回溯到荷马那里。”“在希腊化国王的统治下，希腊思想融合了外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传统，产生了一种相当长寿的综合体。皇家意识形态在一个又一个歌功颂德的演说中，在一系列君王论的著作中得到了预演，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世纪以及后来的日子里，这种皇家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没有发生过变化。”
经广大希腊学者的努力，君权被推向极致。“狄奥托根尼说：（国王）‘他不对任何人负责，他就是他自己，自己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法律’，国王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是，国王必须令人敬畏和威严；而宫廷礼仪的目的就是要为他树立起神圣的氛围。但他不仅仅是在长相和行动上模仿上帝，他还必须起到上帝的中介者之作用，因为他的王国要继续生存下去得靠神的恩典。因此，国王既是将军和法官，又是祭祀，对其臣民的宗教福祉负责，因臣民的犯罪而向神作交代。”
12、每个民族都曾是雅典
刚从原始社会爬出的日耳曼人，在入主西欧后很长一段时间，各村庄依然执行自己的“会议制度”或者“议会制度”，“这种大会由定居于各个地区的一切自由人组成；所有这些人不仅有权参加而且必须参加会议”；“人们在会议中讨论一切问题、一切参加会议的人所共同关心的事。”“在大会上，它们不仅执行法律，不仅商议共同的事物……”
有日耳曼法律规定：“每个百家村应按照古代习惯在伯爵（或其使节）和百家村村长面前召开大会。”“任何一个自由人如果忘了参加会议，不到伯爵或他的代表或百家村村长面前来，则罚款十五个索利图斯。任何人，不论是公爵或伯爵的封臣还是其他人，都不应忘记参加会议，以便穷人能提出他们的诉讼案件。”
与雅典一样，啥事都共同商议、共同执法，大多数时间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与大多数人无关，那么，大多数人岂不成了“打酱油的”！ 这样的民主，只有有钱又有闲的人才消受得起。穷人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雅典公民只要到会就可以领到一笔“会议津贴”，但农忙季节怎么办？十天一次的雅典公民大会，常常是多数人缺席，这个说“我家的麦子要收割了”，那个说“我家的地要浇水了”，呆在家自个儿忙乎着。好在“城邦国家很小，公民相互都很熟悉”，缺席一下，也没有谁会怪罪。
日耳曼人开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事不知怎么让国王知道了，虔诚者路易立即做出重要批示：“关于代理主教和百家村村长，他们多半出于贪财而主要不是为了执法，常常召开议会，从而扰民太甚。”“关于自由人应出席的地方议会，必须遵守我们神父的法令，即一年只应召开三次大会，除被告或起诉人或被传来作证的人而外，不得强迫任何人出席。关于应由百家村村长召开的其他议会，除辩护人、法官和作证的人以外，不得召集任何人出席。”此后，日耳曼人的议会先是变成贵族会议，最后成了国王自家的会议。
日耳曼人的祖先是如此，我们中国人的远祖也是如此。尧、舜、禹都没将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他们的王位的更迭，是通过选举制加禅让制实现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古者舜耕厉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他们登上宝座之后，依然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特殊化的味道：“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井田制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组织的资料显示，雅典、斯巴达，和中国区域宗族性的乡党组织十分类似。
在组织形态上，《周礼-大司徒》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乡党组织里，不仅土地按人口平分，还设有公田以备救济，设有学校教孩子读书习武，设有公堂开会议事娱乐。人们熟悉的《诗经-豳风-七月》告诉我们，广大中国“村民”不仅同劳动同祭祖，而且一同在家族公堂聚会议事，一派和谐气象。
雅典的部落、三一区、德莫同时是一个相对应的军事组织，中国的乡党组织也是如此。《周礼-小司徒》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族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平时，农忙劳动，农闲军训；战时，每家抽一人入伍，就可立即投入战斗。
在中国古代乡村，关键的主意，是由有钱有闲的乡绅们来拿，雅典也是如此。在雅典，唯独最具实权的、最关键的岗位 “十将军”，是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来的（其他职务一般是抽签产生）；惟有这个职务，可连选连任；惟有这一职务，老百姓打死也不会干的，因为惟有这个职位是没有工资白干的。穷人不干，只能委屈有钱人了。有钱又有闲的伯利克里，在首席将军这个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多年。
所不同的是，中国大地之上有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古希腊的部落各自为政，所以雅典、斯巴达像一个国家。直到汉朝，宗族首领“三老”依然被列入地方政府的议事机构。
起初，蒙古帝国也很民主。大家推举铁木真当上成吉思汗后，蒙古帝国被公认为成吉思汗家族共有的财产。成吉思汗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大汗的位置，都是通过库里台大会选民主举产生的。为了民主，大汗位置常常悬空几年，年把两年没有大汗正常不过。诸长子西征时，正是因为长子们急着回去参加库里台大会，西欧诸国才躲过一劫。直到忽必烈以武力夺取龙椅，大家才不再谈民主了。按照某些专家的理论，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帝国应该位居“贵族民主制度”的行列了。
在人类远古时期，在原始部落里，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部落首领和军事首领都是选举产生的；在这个世界众多的未开化的地区，至今仍是如此。
苏格拉底、柏拉图支持君主专制制度，似乎是对雅典政治的悖论，实则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古希腊此时正处于由原始民主制 向君主独裁制转型期。雅典一再出现独裁者，正是原始民主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交锋与较量。当亚历山大的军功使希腊社会国家化之后，希腊人终于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变。
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从原始民主向专制国家转变的时期。所不同的是，雅典有记载，因为它晚至2000年前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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