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奇瑜在汉中因抚局失败而放跑农民军主力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立即查办陈奇瑜，反而继续支持陈奇瑜，撤办那些被陈奇瑜指责为破坏抚局的陕西方面官员，如李嘉彦(宝鸡知县)、练国事及士民50余人，并派遣李乔代替练国事出任陕西巡抚。
崇祯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陈奇瑜能将功补过，重新扭转战局；另一方面，说实在的，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农民军脱离汉中险境后，能如此迅速发展，把局面搅成这种样子。
随着陕西局面的恶化，以及给事中顾国宝和御史傅永淳等不断弹劾陈奇瑜的主抚误事，崇祯帝终于发现陈奇瑜惹下了多大的麻烦。当时，陕西方面的官员对陈奇瑜意见最大，认为陈奇瑜不仅做事不力，贻害陕西地方，而且还反过来指责陕西方面的官员，使不少陕西官员士绅受到处罚。因此，陕西方面的言论大有置陈奇瑜于死地而后快之势。
不知这些陕西方面的人士当时有没有想到，陈奇瑜这个外省人，虽贻误战机，给陕西惹下麻烦，但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陕西人。说到底，还是陕西人给陕西惹下了麻烦。
在各方压力之下，崇祯帝决心临阵易帅，下令逮捕陈奇瑜，同时任命洪承畴出任兵部尚书，持尚方宝剑，总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全面负责围剿农民军之事。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的防务，仍由其负责。
洪承畴当时已是崇祯帝在西北的王牌。在起用陈奇瑜时，朝廷曾考虑过调用洪承畴负责剿“贼”事业，但因西北边防事重，不能轻易换人才作罢。崇祯七年（1634）五月，后金攻入宣大一线，洪承畴匆匆赴边作战，至闰八月才回师陕西，投入对农民军的作战。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西宁(今青海西宁)发生兵变，叛军杀州官，逐守道，闹得很凶。洪承畴只得亲赴西宁平乱。他这一走，本已空虚的陕西，更是挡不住农民军的攻势，弄得农民军尽占关陇之地。
平定西宁兵变以后，洪承畴重回围剿农民军的前线，但此时农民军已逸出陕西，涌向河南，中州形势十分危急。
崇祯八年（1635）正月，崇祯帝诏令洪承畴率兵东出潼关，督各路兵马，在河南境内扑灭农民军。
为了支援洪承畴，崇祯帝调集各地兵马近8万人，进入河南地区。除此以外，归洪承畴统一指挥的还有当时已在的左良玉、陈治邦、乔国柱、张嶷、陈永福各部。不久，又有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等部，以及从辽东调来的祖宽、邓玘等部进入河南参战。
除调兵遣将之外，朝廷还破例大发粮饷。崇祯帝拿出内帑20万两，户部备饷78万余两，另留湖广新饷13万两，四川新饷2万两，以供军用。
崇祯帝此次可谓是用尽了全力。他严令洪承畴必须在6个月内肃清农民军于河南。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农民军是如何应对的呢？
据说，农民军主力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就已移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位于郑州之西)，并召开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商讨应对之策。
在荥阳参加会议的是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所谓“十三家”，即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可以说是当时河南境内的农民军主力。
据说，当时各家首领已侦知朝廷大兵压境，所以坐下来商讨对策。老资格的老回回首先提出，
农民军应该进入山西地区，以避锋芒。
张献忠(八大王)一听，立即反驳说，这是胆怯之举，并讥笑老回回。老回回很生气，与张献忠争执起来。这时李自成赶紧出面调解，并说了一段后来很是著名的话。他慷慨激昂地说：
“匹夫尚可奋臂争先，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兵力是官兵的十倍，即使关宁(山海关、宁远)铁骑开来，对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眼下之计，只有分兵出击，各部分头杀掠，能否奏效则听命于天。”
众头目一听，齐声赞同。于是各部抓阄，确定进兵路线。依次是：
革里眼(贺一龙)、左监王向南，抵挡湖广之兵；
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向西，迎击陕西之兵；
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分屯荥阳、氾水之间，守黄河一线，防御开封、归德、河南、汝州诸府之兵；
闯王高迎祥、张献忠东向出击；
老回回(马守应)、九条龙等作为机动部队，策应各部；
后又担心横天王、混世王敌不住陕西过来的洪承畴诸部，便又以射塌天、改世王作其后盾。
于是，众头目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约定所获金帛子女均分，然后分头出击。
这一史料的作者，是江南名士吴伟业。吴伟业虽是明末清初人，但始终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民军。不过，他倒是撰写了一本专记陕西农民军的书，名叫《绥寇纪略》。上述的记载，就是出于此书，并入了《明史》，影响很大。
不过，如果参照一下当时农民军的水准和一贯做法，那么，这样一个有模有样的军事会议，是否真得召开过，就很值得怀疑!
不少人认为，这次会议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记载只是个附会。具体的理由有这样一些：
按理说，像吴伟业这种当时与农民军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把此事了解得清清楚楚，那么，当时在前线的朝廷将领们也应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当时的河南巡抚玄默(后著有《剿贼图记》)、河南巡抚御史金光宸(崇祯七年底至九年春在任，后著有《两河封事》)、以及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后也把任职期间的有关军务的题本编成《枢政录》一书)等，都没有提到此事。既然连吴伟业都能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反而不知道?
从时间上来看，荥阳大会也有问题。据称，荥阳大会结束于“壬子”日，这一天应该是崇祯八年正月初一日(西历1635年2月17日)。由此可知大会应该是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召开的。但史料表明，农民军入荥阳是崇祯八年正月初的事，攻克荥阳是在正月初六日。正月初一尚没有到达荥阳的农民军，又怎么能开荥阳大会?
从会议背景来看，荥阳大会也不能成立。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农民军之所以要召开会议，是因为他们已获悉了朝廷即将向河南征调关宁、天津等地精锐之师的消息。但根据当时朝廷的机要来看，崇祯帝接到给事中常自裕奏章的时间，以及兵部(尚书张凤翼)议兵、户部(尚书侯恂)议饷的时间，都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中旬。而皇帝最终批准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三日，那时凤阳城早被农民军攻陷了。既然是八年正月下旬才确定下来的，而且又是当时最为机密的军事方案，农民军又怎么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侦知?
另外，后来农民军各部的实际攻击方向，与荥阳大会上议定的分兵安排，也大有出入。如按会议决定，横天王、混十万本应迎击从陕西杀来的洪承畴诸部，但实际上这些部队后来却南下攻到了汝宁府的上蔡等地，然后又向东攻击南直隶颍州府境(今安徽阜阳地区)。又如本应南下抵挡湖广之兵的革里眼，以及本应策应各部的老回回、九条龙等部，后来也攻到了今安徽境内，其中老回回部又于二月间杀向了湖广的麻城。再如曹操、过天龙等部，本应留在荥阳、氾水等黄河一线，拖住河南的官兵，但这支农民军后来并没有留在河南，而是南下杀入南直隶的庐州、安庆府，攻打霍山(属庐州府，今安徽霍山)、英山(属庐州府，今安徽英山)、太湖(属安庆府，今安徽太湖)，然后进入湖广境内，攻破罗田(今湖北罗田)。由此可见，除了闯王等部东击之外，农民军各部实际的作战路线，与荥阳大会的所谓定向分兵进击的方案，根本不符。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吴伟业所记的荥阳大会，是漏洞百出。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河南的情况，就会发现，云集河南的农民军，无论开不开那个大会，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东南方向挺进。
原因很简单，就是其他的去路皆已被重兵堵死。向西推进肯定不行，因为洪承畴诸部足以让他们心惊肉跳。往西南也不行，因为卢象升等人才把湖广郧、襄地区的农民军逼到了河南。那么往北呢?更不行!因为左良玉的部队守在新安、渑池一带，张全昌、曹文诏所带的山西兵，也由北往南进军。农民军最怕的就是左良玉、曹文诏等人。往东北方向，农民军则更是无路可走，因为最精锐的关宁铁骑、天津兵正是从这个方位的畿南、山东开过来。
因此，农民军只有向南、向东南方向挺进，进入河南东部、东南部，以及南直隶的凤阳、庐州、安庆等地。相对而言，朝廷在这一带的防守力量，要薄弱得多，活动的余地也大。正是因为如此，河南地区的各路农民军才要一齐杀向东南。
如果从农民军当时的构成、素质和作战的习惯方法来看，荥阳大会之类的说法，也是不太实际的，说得难听些，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军的档次。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再来回顾一下农民军的一些基本情况。
陕西的动乱，虽开始较早，但最早发难的几乎都是些饥民。这些饥民，参加动乱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困难，活不下去。因此，农民军在开始时，无论是组织方面，还是战斗力，都很幼稚，遇到战斗力强的正规官兵，还不是对手。
不久，随着边兵、边盗等人员的加入，农民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边兵、边盗本已有之，虽人数不众，但战斗力很强。崇祯二年（1629）十月，由于后金军队大规模入侵，崇祯帝急令各地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张鸿功，率5千人入卫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陕西巡抚刘广生和甘肃巡抚梅之焕也遣五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麒、王承恩和杨嘉谟等率兵1万8千人赴援京畿。耿如杞的部队在北京附近哗变，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率领的榆林兵，也在中途逃归。甘肃入援部队在金县也发生哗变。这些士兵，不少都加入了农民军。这些边兵的入伙，加上先前已经加入农民军的逃兵等人员，大大加强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农民军还是处于劣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虽一时风起云涌，人数众多，但相互之间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民间流传着的《水浒》故事和戏曲，当时也是农民军汲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此时的农民军，还处于低水平的层次上。
农民军在崇祯三年（1630）春进入山西，尤其是在崇祯六年（1633）冬渡过黄河、杀入河南后，情况开始有了很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流寇主义”迅速发展。
户部主事张缙彦，曾在崇桢十一年（1638）上疏谈到了他对农民军的看法。他认为：
“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贼之得计在以塘马战而老营避，在以火光近而真营远，贼之失计在行营不知备，截杀不相救。”
张缙彦依据其亲身经历，精辟地论述了他对兵情贼势的看法。
具体而言，渡河后的农民军的“流寇主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不建立根据地或政权，到处流动作战，流动不居。农民军的一切人员都随营流动，归附的饥民也入农民军，妇女也是乘马以从。因此，号称有数千或上万人的一营农民军，能打仗的实际上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是老弱妇女之类的人。在战斗不顺利时，被官军冲散、俘杀的，也往往是后者。真正的战斗人员却往往能伺机逃逸，不太容易被俘杀。这也是官军屡报大捷，而农民军精锐仍在的主要原因。
农民军通常是以一大股一大股的形式活动的。一大股往往被称作一营或数营，每营有一头目，其名称不一。有的称掌盘子，意思是管营子，下面设总管、掌家或管队等职。有的营称总头目，下面设头目。随着农民军人数的增多，不少营达到几万人，其组织形式也随之改变。有的营被分成若干哨，分设大领哨、领哨、大哨头和哨总等职。有的营则将管队分成老管队、小管队、管队三级。也有的营则分成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
农民军还设置老营，来安顿家属，管理粮食、器械、旗帜等军需品。每逢战事，农民军往往让老营远远避开，以免受到敌军的冲击，损失家属和辎重。有些农民军还把依附的饥民分成若干专业队。一般而言，农民军对愿从者一律不杀，有手艺者分别被编入各类专业队。
由于流动作战的需要，农民军很注重骑兵即塘马。作战时，骑兵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每一骑兵都有二三匹战马，轮流换乘，终日疾驰，犹如急风骤雨。撤退时，骑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马强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往往令马少步多的官军措手不及，处于被动。
农民军各营之间，时分时合，各自为战。早期在陕西时，农民军尚处于一伙一伙的自发形式，数目众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因此，朝廷也很难弄清楚其具体的情况。进入山西后，一度有王自用(紫金梁)等所谓的首领，但这些首领实际上也名不副实，绝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拥有很大的权威。
农民军从山西突围后，这种分散性进一步加强了。有些营是单独行动，有些营则采取临时的合营关系，但很不稳定。渡河后的农民军，甚至连一个名义上的领袖都没有。高迎祥虽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各营并没有正式推选他做首领。他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实力较强、人缘不错。
不过，到了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已出现了比“营”更大的一种组织形式，即“家”。据说在河南荥阳开会时，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称谓。自此以后，“十三家”就成为流寇的通称。“家”的出现，表明农民军开始出现合股之势，并最终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主力。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人甚至是当时的人，包括与他们作战的朝廷将帅，都无法真正掌握农民军的详情。其中最令朝廷头痛的，就是那些农民军的头目。
那些头目们，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员，在平时实在是上不了台面，要不是造反，根本没人会提起他们。但偏偏是这些本不起眼的小人物，还要学《水浒》中的英雄，起那些让人弄不清的名号。况且这些名号，也不是某一人的专利，因为一旦原用某一名号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人顶用。再加上那些头目的人数本就很多，几达百人，情形就更复杂了。
当然，现在能勉强弄清楚的，还是不少。自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九年（1636）秋的主要农民军首领，大概有这样一些：
高迎样：号闯王，崇祯八年（1635）七月拥有部众7万，十一月增至12万。
高应登：号闯天王(撞天王)，崇祯八年十一月拥有部众约17万。
拓先龄：号一字王，崇祯八年十一月与张献忠等部一起，拥有部众20万。
拓养坤：号蝎子块(或称刘哲，亦号蝎子块)，崇祯八年十月拥有部众3万，崇祯九年（1636）发展最速，部众最多，人数在高迎祥之上。
张胖子：号整齐王，崇祯八年一月，拥有四股部众，大约数万人。
马守应：号老回回(或云老回回是马守玉)，崇祯七年（1634）拥有万余人，崇祯八年三月增至数万。
张献忠：号八大王，崇祯八年三月拥有部众数万。
摇天动：姓名不详，崇祯八年五月拥有部众数万。
罗汝才：号曹操，崇祯八年后拥有部众数万。
马进忠：号混十万，崇祯九年拥有部众数万。
李养纯：号四天王，或张四天王，崇祯九年拥有部众数万。
李自成：号闯将。高迎祥死后数载才承袭闯王名号，崇祯八年七月拥有部众7万。
混天王：姓名不详，崇祯七年七月拥有部众数万，崇祯九年一月诛死。
惠登相：号过天星，后降官军。
刘国能：号闯塌天，后降官军。
张大受：号满天星。
张一川：号扫地王(或云李靖也称扫地王)。
蔺养成：号乱世王。
贺一龙：号革里眼。
许可变：号改世王。
李万庆：号射塌天，后降官军。
贺锦： 号左金王。
王国宁：号兴世王。
薛仁贵：原名不详。以旗帜俱用白色，故名，军中称“白袍将军”。崇祯九年秋诛死。
此外，主要首领尚有混世王、整世王、九条、顺天王、太平王、靖天下、瓦背王、爬天王、紫微星、蛤蜊圆诸人，姓名不详。还有张妙手、贺双全，无名号。
次要首领大约有：
草上飞、抓山虎、双翼虎。以上诸人被擒，姓名不详。
镇山虎、一只虎、满天飞、克天虎、钻天鹞、五条龙、小天王、乌风鬼、黑旋风、黑杀虎、飞山虎、鬼见愁。以上诸人被戮，姓名不详。
闯虎、黄虎、白虎、头神、紫金梁(不是前面提到的王自用)、黑蝎子，姓名不详。
许文衡、王九仁、王成龙、祁总管，无名号。
留在山西没有南渡黄河的，则有王刚、王之臣、通天柱、掌世王、翻山动、领兵王、姬关锁等。另有高加计号“显道神(或险道神)”，刘浩然号“乡里人”，贺宗汉号“活地草”，3人声势很大。
上述60余人，肯定不是全部。除了这些“巨首”之外，肯定还有更多的小头目。即使是“巨首”之间，实力悬殊也很大。多的达十万以上，而少的只有数千人。
到崇祯九年（1637）秋，农民军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首领走向了没落，如张妙手、贺双泉等人。有些则能始终保住地位，如惠登相、张大受、马进忠、贺锦、贺一龙、李万庆、横天王等。有些则能继续发展，如高迎祥、张献忠、拓养坤、马守应等。有些则倏兴倏衰，如高应登、拓先龄等。当然，也有在此期间才开始发展壮大而独称劲旅的，那就是李自成。关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况，留在后面专门介绍。
回顾了农民军的基本情况后，就不难发现，荥阳大会有虚构、夸大的成分。事实上，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正是在官军的强大压力下，才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利用流动作战的故伎，一齐杀向了官军防守薄弱的东南方向。
不过，农民军这次的攻击方向，算是选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