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奇的顾维钧
一 陆征祥急赴巴黎洗罪孽顾维钧速辞华府继夙愿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政府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驻法国公使胡维德接到一份通知,即将在巴黎召开协约国最高级会议,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的停战和平条件。胡维德立即电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派代表参加和会。
对于中国的参会,日本政府指责中国参战不力,在外交上大肆活动,大加阻挠。但日本的态度与西方猎枪有矛盾,特别与美国要和日本争夺中国的企图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激昂的舆论,使列强不能不顾忌。所以,中国政府这次也受到邀请。
中国对这次和会抱极大希望。特别是作为大战后西方列强最大赢家美国,威尔逊总统在会前于国会发表了建立战后和平新秩序的十四点原则,原则包括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废除秘密外交,创建世界和平组织等,中国人民都抱极大期待。中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人吃人的强权时代即将告终。某些人甚至幻想自1840年以来近80年中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近二十年日本以军事恫吓手段强迫中国签订的条约全部宣告废止。
北京政府派外交总长陆征祥率团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征祥这年47岁。他虽然身体很不好,但是他乐于接受这一任务,因为他不仅对这次和会前景抱有希望,而且认为可以在这次和会上洗清自己对祖国的罪孽。四年前的1915年,大总统袁世凯为了穿龙袍、当皇帝,不惜丧权卖国,竟要已经在野的陆征祥再任外长,并命令他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二十一条》的内容是将中国整个中东部交给了日本,此乃中国近代史上最险恶的亡国条约,因此中国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因为大家都知道,陆征祥是被临时指派,被迫签字的。但陆征祥不这么想。陆征祥善良软弱,但签字之后他身心俱瘁。他愤怒地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签订《二十一条》后,陆征祥提出,只有对德宣战,才有可能在欧战结束之后收回国权,但袁世凯并不听他的。袁死后黎元洪任总统,陆征祥再提宣战,只有政府对德宣战,他才同意出任外长。黎元洪依然不听他的。1917年段祺瑞任总理,请陆征祥出任外长。陆征祥还没提出对德宣战,段祺瑞就提出宣战了。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
陆总长以患病之身积极准备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准备了大量资料打包装箱;他组织外交部相关人员与他同行;他给驻法公使胡维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德国和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都去了电报,让他们赶到巴黎参加和会。他还准备路经纽约带上南方的代表。他考虑很周全。准备1918年12初起程。但当时欧亚船线太少,而且船票难以到手(代表团连工作人员加家眷,人数太多),因此实际行期比预计推迟了几周。班轮取道朝鲜、日本、美国,途经旧金山至纽约,然后横度大西洋到欧洲。
途经日本,因感身体不适,他要在横滨休息一下,但是中国驻日公使非要陆征祥会一会日本外相,还要会一会日本天皇,因为日本政府害怕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给日本制造麻烦。陆征祥极讨厌贪得无厌的日本人,因此回绝了当时的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章宗祥万分困窘,准备请假逃避职守,甚至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北京政府当时很怕日本人,因此,大总统徐世昌多次电劝章宗祥不可辞职,也电劝陆征祥访访东京。陆征祥只好会一会日本外相,但是对日本天皇的午宴,他坚决婉辞了。
当陆征祥离开了日本前往旧金山时,才发现了随身携带的外交部重要文件箱被盗了。
代表团另一个重要成员是驻美公使顾维钧。
顾维钧出生于1888年,他与陆征祥同是上海人,但比陆征祥小了十六岁。1912年,时年24的顾维钧就出任了袁世凯总统府英文秘书,他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就相识了。陆、顾二位算是两代外交家:陆是大清帝国培养的外交人才,而顾却是在美国留学多年吃透欧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学方方面面知识的青年外交家。陆片祥对这位24岁的青年极为欣赏,感到这位24岁就开始政治生涯的青年前途无量。特别是1915年袁世凯逼迫陆征祥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27岁的顾维钧知道《二十一条》将使祖国国将不国,所以他对陆征祥提出:“陆先生,我们要争取国际舆论的干预。”
“但是,”陆征祥很顾虑,“大总统已向日方作了保密的承诺。”
“这个承诺是日方威协的结果!”
“但日本人说,一旦中方泄密,一切后果必须中方负责。”陆征祥感到无奈。
“在威协情况下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是不会被国际法承认的!”
陆征祥对一向温和儒雅的顾维钧使刮目相看,但顾维钧依然不管不顾地滔滔不绝:“我要对英语国家的使馆人员和外国记者吹风,揭露日本的野心和阴谋!”
对于同一个事件,两代同行的思维大相径庭:陆征祥显恰似是从封建泥潭里刚刚抽身却浑身还淋漓着君主时代的愚忠,而顾维钧却象在蓝色海洋中搏击因此全身洋溢着民主时代的自信——客观上来讲,前者的爱国情怀中伴有浓厚“忠君”意识而后者爱国情怀竟不打一丝的杂念。“人越年轻越是没有负担”,陆征祥感慨良多并对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印象深刻。
美英两国虽然曾分别对日本提出质询,但是日本限中国四十八小时之内在《二十一条》上签字,这使中国政府十分不安。当时顾维钧患病,高烧不退,住在一家德国人办的医院。他抱病对陆征祥说:“我们必须要求政府立刻发表一份详细声明,说明这个条约是在日本政府威协和强迫之下签订的,以便将来为推翻这个条约埋下伏笔。”
遗憾,当时外交部几乎所有同事都反对顾维钧,认为这会给中国带来大祸!顾维钧不顾病痛呵斥道:“你们都愿做历史的罪人吗?”而此刻他的体温已是华氏101度。这样的一份声明必须当夜完成,次日交给总统力争批准发表。愿意而有能力完成这个声明的,总长陆征祥竟然找不到第二个人,最后只能落在患病住院的顾维钧身上。
当夜二十一点三十分开始,由于澳大利亚记者端纳的帮助,由顾维钧口述的声明,分中英文两种,于凌晨三点完成,交由陆征祥送呈总统府。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签署“二十一条”的同时,这个表明中国政府签约经过和立场的声明同时发表。
这个声明的发表,毫无疑问,对即将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准备了前提。
陆征祥格外欣慰胆识俱全的顾维钧,因此这次巴黎和会,他一定要依重顾维钧。
事实上,陆总长依重顾维钧,除了顾维钧的胆识外,还因为顾维钧作为中国驻美公使,他与威尔逊总统关系不错。在出席和会的列强之中,美国因为在大战中受损甚微而获利最大所以最具实力,并且美国总统威尔逊旨在世界和平和以公理安排战后国际事务的十四点原则的主张,会使美国在这次巴黎和会上,相比其他列强风头更劲。十几年前当威尔逊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顾维钧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编辑,曾被邀请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宴会。在这所大学,威尔逊与顾维钧第一次结识,威尔逊对这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两人的关系应该是非同一般。当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的时候,正值新上任总统的威尔逊新婚大典。他知道顾维钧即将出任驻美公使,但任书尚未下达,却打破国家惯例想方设法邀请顾维钧参加自己的婚礼。总统的这一做派当然非同一般,顾维钧很感动,而陆征祥很受震撼。
陆征祥指派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使顾维钧十分惊诧。他认为此刻不能离开华盛顿,原因是作为战后实力最强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将代表美国政府对和会提出很多建议,这些建议无论是对英法还是对中日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和会上,中国对英法不能抱太大希望,对日本更是没有一点指望,只能争取美国的支持,因此摸透美国政府的计划和动态,争取美国各界对中国的支持显然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对于欧洲、特别是对于亚洲被压迫民族,无疑也至关重要。那么在这次和谈之中,威尔逊总统是否决心支持中国、如果是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应采取什么态度和措施以便随时提供给以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顾维钧深感自己有这方面的责任因此应该留在华盛顿。
整个十一月的下旬,顾维钧为此多次奔波于美国的国务院,与当时的国务卿蓝辛以及其他官员交谈。他把自己拟定的关于山东问题备忘录也提交给威尔逊总统,希望得到总统先生的支持。他想在赴巴黎之前与总统会晤一次,探明此次和会的前景。他所呈递的备忘录包含以下要点:
一、今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
二、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应受到签约国的尊重;
三、《辛丑条约》即使不完全废除,也应该予以修正。因为它对中国的主权和经济损害巨大。
国务卿蓝辛向顾维钧保证:美国同情备忘录所提出的希望。顾维钧在白宫也受到总统的接见。总统进一步证实美国对中国的同情。他对顾维钧将赴巴黎至为高兴,并希望中美两个代表团加强联系。但是,在总统对顾维钧谈到想要一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必须应该有一个新秩序的时候,这位总统显得更为精神振奋。他说,不应再用传统外交解决战争问题,不要对战败国一味要求割地赔款,而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和平组织并通过该组织创立一个世界新秩序。总统希望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支持建立这个组织——国际联盟。
这时,外交总长陆征祥再次来电摧促顾维钧速赴巴黎,为召开巴黎和会商定指导原则和政策。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顾维钧匆匆踏上赴巴黎的旅程。从美洲到欧洲,航船在大西洋行驶了整整十个昼夜,顾维钧徘徊在甲板上,蓝色波涛涌起冲天的水柱,然后迅疾堕入大洋的深渊里,洋面泛起一层层晶莹的白沫。海鸥在云海间翱翔,它凄厉的鸣叫声融入海涛的轰鸣声中汇合成一场宏伟的交响曲。
顾维钧心中的交响曲不是宏伟的但却是悲壮的,他把这首悲壮的交响曲从喉鼻之间哼了出来,声音深沉而厚实,这是把深沉的使命感从心中抒发了出来,他略感轻松了些,站稳了脚步他翘首云天,他做了一阵扩胸的运动……
十天航程后他抵达巴黎。但巴黎尚未苏醒,天空一片铅色,战争烟云的气味还没散尽。香榭丽舍大街,不见素日的繁华。食品短缺、燃料短缺,使条条街道很早就关门闭户。凯旋门虽然依旧,却因战争的创伤显得格外沮丧。曾经醉人的音乐早已消失,有的只是一片淒凉的沉寂。惯于装模作样的贵妇人失去了战前的幽雅;擅长撩人心魄的风流娘儿们此刻也风姿不再:十个女人中就有五个寡妇,科技革命的辉煌成果居然重创了这个自由之都,使人们对近代欧美的文明有了一个沉重的反思……
顾维钧到达巴黎后,陆总长的团队依然在赴欧途中。顾维钧将所有资料汇总,埋头为中国代表团拟定这次会议上的工作原则和计划。按此计划,他从七个方面起草了文件:
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
二、归还租借地;
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
四、归还所有租借地;
五、撤走外国驻军;
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
七、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
考虑到威尔逊总统建议建立国际联盟组织对世界和平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将来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影响,顾维钧投入到对这个组织的研究。他短时间内写就了两个备忘录:一个是于这个新世界组织的原则以及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的观点;另一个是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对我们中国的重要性。
顾维钧这年(1919年)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他对这次和会所表现的热情、他展示出的充沛精力、他缜密的思维,所有这些,在整个中国代表团成员中,无出其右者。
二五代表竟成两代表一等国沦为三等国
总长陆征祥于1919年元月12日凌晨4点30分到达巴黎,途经纽约带来了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中国代表团住进了巴黎吕特蒂旅馆。
陆征祥到达巴黎,和会秘书处传来的第一个决定就使中国代表团心里上蒙上一层阴影:和会将27个参加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英美法意日五国,每次会议每国五人出席。第二类是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等国,每次会议每国三人出席。第三类是中国、希腊、阿拉伯、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每次会议每国两人出席。
陆征祥如雷轰顶,呆了半响。作为参战国的中国,面积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而且为欧洲支援了大量战需物品和二十多万人力,这么一个大国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这当然令人愤慨!总长让施肇基找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让顾维钧找美国总统威尔逊,他亲自找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陆征祥感受至深,他长期驻节西欧,无论是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或外长毕勋,都与自己维持长久的友谊,但是这位法国总理是个倔强的老头子,在这次和会上他是立志最大可能地削弱德国,甚至恨不能杷德国从欧洲的版图上抹去;最大可能地充实法国,恨不能将整个欧洲椐为己有。他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祖国,这本来也无可指责,但他的思想和行为都略有过度,以至于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意大利的政要无不深深厌恶这个老家伙的野蛮和贪婪。在这次大战中他的国家受损最巨,所以索赔最丰是理所当然。英美,特别是美国的实力是铁板钉钉明摆着限制了他的野心,因此私下里他对劳合·乔治和威尔逊牢骚不断;对日本人,他更是口无遮拦得忘记了外交的礼节,例如在这次和会上他对身边的外长毕勋说:“我们认为世界上只有金发碧眼的美女,现在却不得不和丑陋的日本人坐在一起,”此话的声音足以让邻座的人听得一清二楚,他敢说,别人不敢笑,因为别人更讲究基本的礼节。
这次克里孟梭对陆征祥的要求答复很直截:“出席代表的名额视该国对协约国贡献而定,中国对德奥宣而不战,只能列为三等国。”其不管不顾的神态在脸上横着。
美国威尔逊总统的说法似乎有些道理并且人味十足:美国对中国很同情,但席位问题须由五国共同决定,因此美国一国无能为力。日本人的态度格外率真:“中国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和会。”
由于代表团一再交涉,和会最终决定:中国代表团席位仍然是两名,但每次的两名代表可以从中国代表团成员中轮流出席。
一九一九年元月十八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
中国政府最后敲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及其序列是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辰祖。政府的这一决定使王正廷和施肇基很不舒服,特别是施肇基,当他在政界已崭露峥嵘的时候,顾维钧还是一位被他亲自率领赴美留学的高中生。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和施肇基常给脸色顾维钧看。从国家利益着想,陆征祥认为顾维钧应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但作为北洋政府的总长,由于要顾全大局照顾南方军政府的利益、也由于在纽约已许诺王正廷是第二代表,因此政府的这个指示使陆征祥自然很为难。顾维钧早已感知自己资历浅,应该排名在王、施之后,自己也再三再四向陆总长反映,但政府的指示却让自己在这个代表团的工作遇到种种麻烦。
代表团的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外部问题突然又出现:1月21日,顾维钧等人在陆征祥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决议。陆征祥这时因病住在圣·克卢德医院,他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向代表团通报,中日两国已在1918年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这次和会上避免主动谈山东问题,因此他阻止顾维钧等人主动提出山东议题的要求。
然而,陆征祥信守中日秘密协定而日本代表团却没有象他一样诚守诺言。1月27日,日本代表在“十人会”上悍然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而对将山东“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直到此时,陆征祥才彻底看清了日本妄图吞并山东的侵略意图。
元月二十七日,正要午餐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威廉斯突然来电话,密告顾维钧,这天上午五国(英、美、法、意、日)的首脑和外长开了一个“十人会”,日本在此会上提出将由日本取代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权利。当时总长陆征祥因为身体不适,没来午餐。陆总长自幼身体羸弱,乃是一躯多愁多病的身,身体如此不堪竟导致性情格外懦弱,因此即使满腔爱国热忱却苦于力不从心。这次和平大会,他格外依重顾维钧和施肇基等。内讧使代表团尚未对这一问题商量出一积极的对策。今天和会通知中国代表团下午三点就山东问题准备发言。大家派人征求陆总式派谁发言,陆总长答以“请诸君自行商定”。
商定的过程是施肇基坚决不去,他认为顾维钧对山东问题最有研究,应该去。
顾维钧认为前辈们都可以去,特别是王正廷和施肇基。
代表团所有老资格外交家此刻都耷拉着脑袋。
“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国家主权,放弃这次在和会上的权利,代表团何以面对国人?”顾维钧突然声色俱励。
片刻沉默之后,王正廷终于同意与顾维钧同去,但发言一定要是顾维钧。
中国代表团经过一番“谦让”,距离约定下午三点到“十人会”发言的时间不到二十分钟。
会议厅里,身为这次和会主席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无声而威,美国国务卿蓝辛却趋步与顾维钧握手,他告诉顾维钧,上午的十人会,日本勾结英法力主将中国排斥在会议之外,由于威尔逊和蓝辛坚持中国参加,中国才有这次申诉机会。
顾维钧早已胸有成竹,虽然他是一位年青的外交家,但他那从容自如、不卑不亢的神态,使大厅里所有人心中一震。
日方代表牧野申显首先说话——大日本帝国的人说话向来不着边际。他说,作为战胜国,日本接替战败的德国接受中国山东的权利应该没有异议。日本非常尊重日中两国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其中包括四年前所签的《二十一条》,因此,关于山东问题,也就无须赘言。
紧接着,主席克里孟梭将手一指中国代表,这一指把他“大国”“强国”的形象表露得酣畅淋漓:“你们是否准备发言?”法国总理在这次和会上应该是风头最劲,威风八面的人物,好象协约国在这次大战中能大获全胜,法国是关键力量。他根本忘记了在欧洲近代史上,只有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真正光荣了不到十年。在其他任何国际间的战争中,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法战争和此前七十年代的普法战争,法国轻浮和傲慢常常导致法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喜剧性的地位,克里孟梭根本没有意识到。
法国人企图称霸欧洲大陆,而日本人企图称霸亚洲大陆,两国的目的一样,但两国的“风彩”迥异——一个浪漫,善于狂想;一个专横,惯于凶残。
王正廷回答了克里孟梭的指问:“我们顾维钧博士将予以答复,但希望给我们一定的准备时间。”
威尔逊和蓝辛支持正正廷。于是,克里孟梭决定次日上午听取中国代表团的答复。
三顾维钧调侃牧野孔圣人恰逢耶稣
第二天,也就是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十人会还是在外交部的会议厅召开。
当克里孟梭请顾维钧发言时,顾维钧开讲了,一开始他就激动,以至于声音有些发抖:“我很高兴以中国代表的资格在这个和平大会上提出中国代表团的看法。我责任重大,因为我所代表的是四亿中国人,我是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发言人。”这个开场白很风趣,但日本人不让你风趣。
牧野申显以威胁的口吻厉声叫道:“请就实质性问题表明您
的态度”
顾维钧倒根本不理会他。顾维钧现在是背靠着中国,面对着世界。他的目光环视了一遍欧美的政要们:“西方出了个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顾维钧直视牧野笑道。
牧野答道:“是的。”
“那好,”顾维钧立马畅言:“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他把胸略微一挺,声音也提高了一度:“中国代表团要求这次和平会议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我也不愿耗费大会的宝贵时间。所以我现在只是提出广泛的原则。至于技术性细则,我将照会主席,详细说明。”“相关领土是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也是山东省的一部份,这里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他们是中国人种,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德国舰队曾占领山东海岸,其军队随即侵入内地。它借口有两位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遇害,便出此行动。基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完全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正义的和平条件之一。相反,如果这次和平大会采取不同见解而将这些领土转让给其他国家,这在中国代表团看来,无异于将错就错。”
这时,人们已经注意到,顾维钧的手中根本就没有拿发言稿,但他英语流畅,用词精当,从容不迫,出口成章。
顾维钧目光又扫视了一遍会场,声调再略提高,声音铿锵且字字玑珠:“山东省,是中国文化的摇蓝,是孔孟的诞生地,这是中国人神圣的地方。”略一停顿,他才继续说道:“全国人民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个省份,因为它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
“就经济而言,山东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份。在三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生活着三千六百万人民。人口的稠密产生了强烈竞争。因而完全不适于殖民。外力的侵入足以引致剥削当地人民,这不是真正的殖民。
“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着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径。一条铁路直达济南,与津浦铁路相结就可以直通北京,就中国的国防利益而言,任何一个外国拥有这块生死攸关的地段,都是中国代表团所不能答应的。”让山东落入外国人的统治,无异于“在中国人的心脏插上一把尖刀!”
此时顾维钧稍停几秒钟,以舒缓的节奏有理有节地说:
“中国很明了,日本英勇的海陆军曾驱逐德国的势力于山东之外。中国,也很感激英国在这方面的协助,虽然此刻,它自己在欧洲也遭到重大危险。中国,也不忘其他盟国在欧洲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牵制德国,这个敌国就很容易调兵遣将开赴远东,而使山东的战事延长……。”
这时,顾维钧再次加重语气,充满自信:“尽管我们满怀谢忱,但中国代表团深感,对祖国对世界均难疏其责,如果我们为了感恩而出卖同胞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从而将种下未来冲突的根源。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这次和会在考虑处理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它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顾维钧的讲话刚一结束,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报以热烈掌声。美英法甚至日本的代表也报以热烈掌声——无论如何,这是一篇充满爱国热情的演讲,至为感人,既尊守国际法和这次巴黎和会威尔逊和平新秩序十四点原则,也对欧洲和日本是有理有节,各国从礼节上而论是不难接受的。通篇演讲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款款道来、入木三分,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首先迎上去与顾维钧握手祝贺。威尔逊说:“这是表明中国立场的最好演说。”蓝辛紧紧握住顾维钧的手用力地颠了颠,他说:“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你足以压倒日本人!”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外长贝尔福也上前道贺。
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先生也前来祝贺。
和会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没放过顾维钧:“顾先生,能否将你刚才的演说写成一个详细的陈述材料送给我们,其中应该有关于山东问题的详细说明以及你们中日之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的内容——三天之内,行吗?”
“主席先生,”顾维钧望了望克里孟梭,笑了笑,然后突然很严肃地说:“时间紧了点——一个星期之内我将提供全部材料!”说完,他和中国代表团离开会场,但被众多中外记者一下团团围住了。次日,国际国内报纸都传遍了这次会议的内容,海内外华人从顾维钧这次半小时演讲里,对和会解决中国山东问题充满了希望!
四小日本小公使呈蛮大中华大总统无能
但在北京,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中国代表没有与日本代表接洽,竟向记者宣称中国随时可以发表一九一八年的中日密约,这是违反国际惯例,是漠视我们大日本帝国,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我奉本政府训令,提请中国政府电告中国代表注意,中国代表之行动不合手续。山东问题须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一切问题非经日本同意,不得在巴黎和会上提出。”
时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次长陈箓倒是很小心地回答:“贵公使所提各节,本政府自当深切注意。”小幡看了看这位次长,然后说:“日本的陆军是精兵百万。海军军舰五十万吨,现在竟无用武之地。中日之间近在比邻,而英美国家远隔重洋,想过问远东,那是力不从心的!陈先生,我还要告诉你,我的这些讲话是实事求是的,对中国是一个忠告,我想你没必要也像你们代表团一样随便公之于众,引起误会吧?”
陈箓次长说:“当然,当然!”并立即对大权在握的段祺瑞作了汇报。
段祺瑞很主张接受日本的要求,制止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发表伤害日本的言论。
不料,英国人的《英文导报》和美国人办的《华北明星报》都揭露了小幡的谈话。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更是声明要遵守威尔逊十四点原则,鼓励中国政府切勿气馁。全国人民一致痛斥日本竟敢干涉中国代表的发言。
这位日本公使小幡不免胆怯,只得声明日本政府并没给他发训令,谈话内容全由他一人负责。
但无论小幡如何辩解,当时中国人民已知一九一八年中日密约的内容,因此对这一文件一致愤慨。西方舆论也谴责北洋政府对日外交的懦弱无能。而中国的北洋政府却认为:各国代表在巴黎和会,都是为了本国利益,他国没有干涉的理由。中日之间现在正谋求亲善的实现,不要产生误解。中国政府外交部在国内外强烈谴责下,电令驻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否发表这份中日密约,可“就近斟酌办理”——将这个责任完全抛给了中国代表团。
二月十二日,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公帀了中日密约。
但是,克里孟梭所要求的书面陈述材料却是难以完成,因为总长赴欧路过日本的时候,文件箱遗失了。因此代表团不断向北京发出摧函电报,材料才一件件给寄来,但是材料终究遗漏不少,顾维钧尽力整理出所掌握的村料,交给每位代表团成员检查,得到一致认可后,在一星期内送到和会的秘书处,其中包含一九一八年大战行将结束,日本威逼中国出卖山东权利的中日密约。
五 十四原则不原则巴黎和会非和会
巴黎和会实质是西方列强战后的一次分赃会议。因此根本就没有把积弱已久的中国放在眼里。从一月到四月实际上是忙于美、英、法、意、日对战败国索赔、殖民范围的重划等上千条款的争执,争执不下去了,再把中国问题拿出来过问一下。因此,中国代表团只要有机会,一定抓住不放,企图借这次和会尽力解决一系列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这一点,当时中国代表团是一致的。所以在紧接着的二月十五日,中国代表提出废除《二十一条》和德国将山东的权利直接交还中国,三月二十四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组成“四人会”,称为最高会议,操纵和会的一切问题。日本人提出了抗议。四天后,和会在四人会下边又加设一个五人会,由美国务卿蓝辛、英外交大臣巴尔福、法国外长毕勋、意大利外长桑理诺和日本全权代表牧野组成。
四月二十一日,牧野单独谒见威尔逊,强烈要求直接从德国接手山东权利。
四月二十二日,应该开四人会了,但是意大利代表团因为要求亚得里亚海口的阜姆遭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坚决反对,意大利首相与美国总统之间产生了鸿沟,愤而退出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更加蛮横起来,日本宣称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日本也将退出和会。事实上,此刻英法已经把战败国特别是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分割完毕。现在意大利因阜姆归属问题愤而离开会场,如果日本再退出和会,英法的胜利成果自然得不到法律性承认,更何况英法两国与日本早有牺牲中国山东权益的密约。英法支持日本自然“顺理成章”。
美国呢?威尔逊的十四项和平原则至此早已实质性破产。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十四项原则过于理想化。仅凭一个学者的美好愿望去改变国际社会传统的外交理念——除了展示美国总统的热情之外竟然毫无其他任何价值,这正如当今的小布什总统想改善伊拉克人权问题一样——整个地费力不讨好。至于美国政府自一战之后就想领导世界,对于全球人而言,当然不言而喻。
果然,就在四月二十二日这天,日本代表扬言要把一九一七年英法为争取日本对德宣战而支持日本占有中国山东的密约公布出来。这是日本挟制英法的有力武器,不啻警告他们,“你们在密约中早已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你们此刻只能履行条约的义务,绝不能跟美国走。”
六 大中华风雷惊天地陆征祥拒签震列邦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由“四人会”变成的“三人会”继续进行。中国代表陆征祥和顾维钧被邀列席。
陆顾二人预感凶多吉少,但两人,特别是顾维钧,对美国友人抱很大幻想。已在国际上大享“正义”“公道”盛名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果然在关键时刻说话了,他如法官一样十分严肃。他是这样对陆征祥和顾维钧开口的:“你们知道,和会面临很多问题。山东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英法在德国战败前就与日本签订了支持日本的协定……”
顾维钧的脸立刻沉了下来。英法与日本为了本国利益拿中国山东作交易,这种丑恶的勾当终于从美国总统嘴里得到证实。
但威尔逊要把话说完:“我们参加这次世界大战,就是要维持条约的神圣性。你们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条约在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中日换文在后,而且贵政府还在换文上批有“欣然同意”。英法与日本又有维护日本在山东权利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山东问题没有变更余地。”
顾维钧说:“一九一五年的条约,是日本向中国下最后通牒后被迫接受的。而一九一八年的续约,又是以一九一五年条约为根据的……”
“可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协约国在军事上已完全处于绝对优势,日本决不能以武力恫吓中国,你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换文上有‘欣然同意’这么一句话?”威尔逊很快打断顾维钧的话。
顾维钧愤怒了:“当时日本在山东不愿撤军,山东民情激愤。中国政府为避免激起事变,所以才签订的这人续约!”
劳合·乔治若有歉意:“英日之间的密约,是因为当时地中海以东局势过于紧张,英国不能不依靠日本力量。现在倒觉得,付给日本的代价未免高昂,但是条约究竟是条约,它不能是废纸。”
“欧美国家并非不愿意主持公道,无奈受条约的约束”,此刻,威尔逊对于自己所提的“十四项原则”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等国际联盟成立以后,如果再有以强力加之于中国的,国联会有援助中国的义务。”
劳合·乔治跟进一步:“陆先生,顾先生,我可以明白告诉中国,世界各国对中国大多抱有好感。”
威尔逊摊牌了:“最高委员会拟定的解决方案是:日本接受胶州租借地及中德条约中的一切权利。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要保留一切经济权利,包括胶州铁路。这是最高委员会商定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最好的?”一种被出卖的愤怒使顾维钧从心底震颤。他是凭一个外交官惊人的毅力听完英美两国领导人的表演,“我很失望!这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很不公平!”
顾维钧将胸脯挺了挺,大气凜然扫视了一眼三巨头——其实三巨头并不高大。他愤恨地说:“你们这个方案不仅让中国大失所望,而且将给亚洲种下祸根。你们这个方案根本没有指明日本应在何时将山东权益归还中国。中国是要求将山东直接收回,这点,在我们交给你们的备忘录里已讲得明白无遗。”
会场立刻陷于难堪。
法国总理想到了拿破仑所说的东方睡狮。
美国总统立刻想到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的小编辑今天是如此伟岸、桀骜不驯。
威尔逊语音低了许多:“我向你们保证,国际联盟将来会调整你们的要求。”
“创立国联是好事,但到那时,处境是否比现在好,尚属疑问。”顾维钧脱口而出。
劳合·乔治有些不耐烦了:“请问中国代表,你们究竟喜欢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还是喜欢刚才威尔逊总统提出的解决办法?”
顾维钧怒火中烧,他大吼了起来:“两种方法一个都不能接受!”
三大巨头无言以对。法国总理在既得利益已经到手的情况下,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他向英美同事招了招手,草草准备收场。
“还有!”顾维钧将手一扬,“我必须提醒诸位:一、如果西方不支持中国立场,中国的亲日势力会扩张,中国不能稳定。二、刚才揭露的英日、法日条约,不适应今天的现状。三、山东问题是应战争发生,应由和会解决。四、我国对德是战胜国,有权向德国索回被侵占领土。五、希望这次和会别奢谈和平。和平必须基于公平与正义的原则。”
顾维钧一口气说完这些,然后警告英美:“日本的野心在于亚洲。当他占有级具战略意义的中国沿海省份之后,下一步就要建立一个东亚地区的帝国,将欧美势力排除在太平洋之外。”
顾维钧的预见二十年后真正被证实了,但此时英美领导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愤怒之后的呓语——三大巨头耸了耸肩,走了。
会后,陆征祥愤怒地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指望公正和和平,但结果让我们非常痛心和失望。”
四月二十四日,中国代表第一次让步:可以把山东权利先交五强,然后由五强交中国,并且中国愿偿还日本攻占青岛的战费。但这天意大利代表团已撤回罗马,和会危机加重,英美法更要讨好日本,对中国的退让不接受。
四月二十九日,英美法决定将山东权益让于日本,然后由日本交还中国,但日本仍享受所有经济权利。至于日本如何执行这一决定,由中日之间自行解决。这么一个充满变数的决定性文件根本不给中国代表看。
五月一日,英国外长将这一决定通知了中国代表团。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海内外华人世界。由北京起始的“五四”运动从此爆发了。全国性除内奸争国权的斗争展开了。工人阶级也登上了政治舞台。
1919年5月6日的和会上,陆征祥以中国首席代表的名义表明态度:“中国全权对于三国会议决定之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得不表示深切的失望。我个人深以为遗憾。此种失望,全国人民亦有同感。窃思此种办法似未考虑法理及中国之安宁。中国全权坚持至今,其理由已向三国会议正式提出抗议,希其修正。倘不副我人之切望,中国全权对于该项条款不得不声明有保留之义务。并请将本全权上述声明记入议事录中。”
陆征祥虽然代表中国对和会从要求书面保留到口头保留这样作三次让步,(要求保留中国对此决议的意见,)但是三巨头没给中国代表团一点面子。陆征祥老泪纵横,病势加重终于躺进医院。卖国的北洋政府同意代表团在和会上签字,但是,全国的舆论,国内五四运动的磅礴气势形成的雷霆万钧之力,使得中国代表团断然拒绝了政府的训令。5月14日陆征祥致电中国外交部:“祥1915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肝肠,当不至此。”最终拒绝在和会签字。抱病之身的陆征祥,爱国激情的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都对巴黎和会的条约拒绝签字,使巴黎和会的各国政要震惊、使北洋政府恐惧,中国人民对中国代表团致以敬意——这一声“不”字,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的第一声,接踵而至的就是反帝反封的滚滚雷声……
参考资料: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
肖冈 《顾维钧传》
【英】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大国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