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闸引水，经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方城垭口，沿唐白河流域和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开挖渠道，在河南郑州附近通过隧道穿过黄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自流到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中线主要向输水沿线的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20余座城市提供生活和工业用水。输水干渠全长1277公里，向天津输水干渠长154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解决华北地区的城市生活与工业用水为主。规划一期工程，年调水量97亿立方米，最终将达到每年130亿立方米。渠首所在，是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的丹江口水库。
丹江口水库枢纽工程俯瞰图
为了这一天，丹江口已经等待了50年。
整整半个世纪前，丹江口水库开工建设。在“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的峥嵘岁月里，10万民工肩扛担挑，全凭人力截流了汉江，筑起了大坝，驯服了暴戾的汉江。
也正是那段峥嵘岁月，让丹江口水库命运多舛，建设过程一波三折。直到今天，正在进行的大坝加高工程，实际上在50年前开工时就已标定。
南水北调酝酿了50多年方才开工，而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丹江口水库，建了半个世纪。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1952年10月30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他选择了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
在河南郑州黄河边的邙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汇报了黄河的治理情况，并提出了一个从长江引水补充黄河的构想。毛泽东自上而下望着滔滔黄河，略作沉吟，忽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南水北调这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就这样被提出来了。王化云意识到，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北方”超出了长江、黄河的范畴，也超出了自己的设想。于是，他说:“长江水量充足，北方借水，长江不可替代。”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没想到你王化云还是个踢皮球的高手，一下把这个球踢给‘长江王’了。”毛泽东口中的“长江王”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
1953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毛泽东从武汉军用码头登上“长江”号军舰，顺江东去南京。军舰离开码头时，林一山奉命登舰。
毛泽东找到“长江王”，主要是了解长江治理问题。在着重探讨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构想后，毛泽东旧事重提:“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给北方？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
那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要精力放在根治长江水患和三峡论证上。对毛泽东忽然提出的这个问题，林一山没有丝毫准备，只能坦陈“没有”。
而毛泽东显然已经考虑了很久。他站在一幅地图前，手拿红铅笔，笔尖稍稍悬空指点着祖国江山，逐个提出他设想的引水地点。
毛泽东最先提出的是位于西北高原的白龙江。红军长征时曾经过此地，毛泽东对其水量印象深刻。但林一山回答: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游地势越低，离北方也越远，很难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因此引水的价值不大。
毛泽东点点头。之后，就像他曾经指挥的众多战役一样，他的红铅笔先后划过了嘉陵江、西汉水，但林一山用与白龙江不能引水的同样道理说明了不可行的原因。
直到铅笔指向了汉江，林一山答:汉江有可能。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向东流，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量反而越小。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听林一山这么一说，毛泽东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他用铅笔沿着汉江的曲线画了许多杠杠。当他的铅笔指向丹江汇入汉江的丹江口时，他突然画了一个圆圈，问:这地方行不行？林一山脱口而出:这里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泽东的笔端停留在丹江口，可以说正中林一山下怀。此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汉江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出发，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并基本确认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是开发汉江的最佳工程方案。不过，只是由于规划尚未完成，还没有向中央汇报过。
经毛泽东一提醒，林一山马上意识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将来很可能成为南水北调的水源地。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这是为什么？林说:汉江再往下，流向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向北方引水也就无从谈起。
得到林一山肯定的回答，毛泽东高兴地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勘查，一有资料就即刻给我写信。”
军舰快到南京时，毛泽东又一次对林一山说:“三峡问题暂时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为三峡练兵
在向毛泽东汇报丹江口水利工程之前，长江水利委员会眼中的汉江还是一条为祸人间的恶水，他们规划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出发点，就是要根治汉江水患。汉江是长江的支流，发源于秦岭南麓，至武汉注入长江，全长1542公里。流域内雨量充沛，径流丰富。汉江的富饶孕育了沿江两岸近百座城市，尤其是在长江、汉水的交汇处，最终形成了“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
然而，汉江在给人们带来富饶、温润的同时，也给中下游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为汉江流程短，水量丰，河床狭窄，宣泄不畅，所以，每当洪水来临，就会变成野性十足，桀骜不驯的烈马，恣意肆虐。从1931年至1948年的18年间，汉水发生大的水灾有9次之多，11次溃口。近代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上世纪初曾言:“汉江之为灾，多于长江，治江必先治汉，汉不治则江不治，殆定论也。”
而直到几十年后新中国成立，这一设想才得以付诸实施。
水利专家、后任过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魏廷琤回忆:1952年，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带队进行了汉江坝址勘查，还特意请来了水利部的苏联总顾问布可夫。一行近百人，从武汉溯江而上。
勘查组第一站到达的是钟祥县城旁碾盘山坝址。这处坝址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汉江工程局总顾问、美国工程师史笃培选定的。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经济凋敝，社会动荡，这一方案最终只是一纸空谈。
新中国水利部的专家考察后，认为碾盘山筑坝综合效益小，淹没大，不宜作为治理汉江第一期工程。
从碾盘山溯汉江而上约300公里，专家团抵达丹江口坝址。汉江的最大支流丹江在这里汇入。这里的江面宽约600米，两岸山峦连绵，建一坝即可锁住两江。据当时已掌握的工程水文地质资料以及钻探岩芯资料，专家组确认此地是少有的高坝良好坝址。
巧合的是，专家们的意见与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的，“改良此水，应在襄阳上游设水闸”的观点不谋而合。
1954年，长江发生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加速了丹江口水利枢纽的规划设计工作。
这次大水，淹没农田47755万亩，受灾1888万人，死亡3万余人。毛泽东对此非常痛心，下决心根除长江水患。三峡工程再一次提上日程。
1954年长江大水过后，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视察。途经武汉时，他用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许多年以后，林一山在接受《中国水利报》驻汉江记者站站长常怀堂采访时，回顾了这次谈话。这次谈话的最终结果并没有让三峡工程立即上马，却使丹江口水利枢纽有了新的历史使命。
林一山回忆，当时他对毛泽东说，三峡工程我们自己干并不太难，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
于是，在承担了南水北调工程源头的任务之后，丹江口水利枢纽的背后又有了三峡的影子。“为三峡练兵”的使命，也使丹江口水库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
事实上，丹江口水库进入到收尾阶段后，80％的专家和工人，包括丹江口工程指挥长、湖北省长张体学，都转战到作为三峡水利枢纽重要组成部分的葛洲坝，成为建设葛洲坝工程的班底。而葛洲坝工程又为20年后上马的三峡工程，培育出了一批足以担当世界最大水坝工程建设的专家和技术力量。
1958年6月，湖北省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丹江口工程鉴定会议的报告》，确定了丹江口水库正常高水位170米、大坝高程175米、电站装机容量75.5万千瓦的设计方案。
当时的设计者不会想到，这个方案居然前后经历了50多年才能够全部完成。“在大跃进的年代里”1958年9月1日，比预定的开工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举行了开工仪式。
这一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大干快上”，各地纷纷提出“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
这一年开工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也是湖北省准备放出的一颗大卫星。
丹江口工程工期的设想是在当年10月份开工，保证1961年底完工，三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而且要“争取1960年完工”。稳妥起见，“对外宣传保证1962年完工，争取1961年完工。”
事实上，丹江口工程前后用了15年才完成了一半。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人对“三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提出质疑。湖北省甚至提出了一年建成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设想，争取提前在1959年建成，放一个巨大的卫星，向国庆10周年献礼。
那是一个建设热情空前高涨的年代，一个精神力量被无限放大的年代。于是，在没有严格的规划和设计审批、没有施工机械和技术力量、没有财力物力的充分准备下，丹江口工程在全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跃进”中开工了。
“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右岸黄土岭、凤凰岭一朵朵烟云冲天而起，土石如同飞蝗，遮天掩日，高高的黄土岭、凤凰岭顷刻塌了半边。
震天的炮声像一个激昂的音符，奏响了丹江口水利工程的序曲。但与这个高音不协调的是，协奏的各项准备工作匆忙、仓促，明显没有跟上。甚至直到开工仪式前几天，爆破用的炸药还没有着落。
时任湖北省省长、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的张体学亲自跑到光化县(今老河口市)，才找到了1000多公斤合成炸药。这才确保了丹江口水库能够鸣炮开工。
直到两个月后，工程才真正进入实施阶段。
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工后，迟迟没能真正进入建设阶段，是因为一场“土”和“洋”的争论还没有完结。
建丹江口水库大坝，首先要在汉江右岸建围堰，把江水挤到左侧三分之一的河道中去。然后把围堰中的水抽出，清理河床坝基，在此浇筑混凝土建大坝和导流孔。
如何建右岸围堰，当时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设计采用钢板桩。这种钢板桩长6米，宽4.5米，预计需要2100吨钢材。钢板桩方案在国外大型水利工程上经常采用，所以被称为“洋”法。但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不能生产这种钢材。而当时的外交形势，从国外采购也有困难。
第二种方案是用木板桩代替钢板桩。这是对“洋”法的一种折中，但其需要的3000多立方米优质木材和大量施工器材，同样面临采购、运输上的困难。
第三种方案，是纯纯粹粹的“土”法，中国劳动人民治水用了几千年——水来土囤，在河道内填土石堆出一道围堰来。提出这个方案的工程师叫杨铭堂。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明明是洋名堂(杨铭堂)，偏偏出个土办法。”
这种最原始的方案遭到大多数专家的反对，因为既不符合工程技术标准，又没有理论依据，用这种土办法和“脾气暴躁”的汉江搏斗太过冒险。
三方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最终方案迟迟不能确定。
直到1958年10月底，前两种方案被现实否定。钢板桩的采购没有着落，只有西欧一家钢厂肯出售，但要到1960年才交货，势必延误工期。而木板桩的实验在打进沙滩2米多深时，遭遇大卵石层，再往下打木板桩即折断。
右岸围堰的施工方案最终还是要靠“土”办法。经过专家的完善，最终确定了土、砂、石组合围堰的方案。即在围堰线上填土、中间填砂、外脚抛石填出水面，最终形成一个土台把水赶走。
但是，选择了这个方案，也就意味着基本放弃了大型机械化作业，要完全依靠人力移山填江。
丹江口是丹江汇入汉江之处，两江汇一流，江面宽逾600米，日均流量超过1亿立方米。两岸的群山被江水切成陡坡，从岸边向江中不过几米，水深就超过10米。斗大的石头滚入江中也激不起水花。
而今，站在百米高的大坝上，面对万顷碧波，顿感人微如蝼蚁。遥想当年，汉水滔滔，就是这样微如蝼蚁的一群人，开始了与汉江巨龙的搏斗，那该是何等的气魄和力量。
10月，湖北、河南两省所属的襄阳、荆州、南阳3个地区17个县的10余万民工挑着干粮，带着简陋的工具，汇集到丹江口工地。
这10万大军，就要用扁担、筐子、小木船，运载着黏土、砂石，把汉江截流。
腰斩汉江何需惊军人出身的张体学把10万民工全部实行军事化编制，组成8个民兵师，另有从淮河委员会和武汉水利部门等地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机械师，共计9个师。
1958年11月5日，右岸围堰工程正式启动。10万民工发起了“腰斩汉江”的大会战。
现在丹江口市的前身均县，当时共召集了23000人参加大坝建设，在大坝会战中编为第二师。时任均县团委书记的费正华成了一名团长。
在汉江面前，人是渺小的。但10万人云集在一起，汇成了比江水更汹涌的洪流。费正华回忆，10万人三班倒，昼夜不停工。那时候施工现场不到2平方公里，几万人在一起施工，白天就是一片人山人海。晚上没有电，照明用火把、汽灯，从采料场到江边连成几条火龙。
从淮河委员会调来的穆道华当上了机械师工程连连长。那时穆道华正在凤凰岭上建料场，从高处望下去，几万人的施工队伍就像忙碌的蚁群。人们挑着土筐，一路小跑，你追我赶；到处是红旗猎猎，喇叭声响，挑战书、应战书、决心书喊破云霄，真个是热情似火，干劲冲天。时值隆冬，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但挑着担子的人们多数都是单衣，头顶上冒着热气。穆道华说:“每个人都在热血沸腾，恨不能一筐土下去就堵住汉江。”
12月25日，右岸围堰胜利合龙。10万建设者仅用50天时间，就用土办法将右岸一座名叫黄土岭的山铲平填进汉江，筑起了1320米长的围堰，迫使江水从左侧的三分之一河道内流过。
1959年7月18日，总指挥部发出了“腰斩汉江，今冬截流”的号召，并且将截流日期定在了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
入冬，汉江进入枯水期，截流的时机来了。
此时，丹江口水库工地已经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和施工机械，施工条件远非开工时能比。到12月24日，截流所剩的龙口只有22米宽。
龙口左侧，20吨门式起重机吊起十几吨的混凝土预制块，不断向水中倾倒；83辆自卸汽车轮番倾泻着石块和混凝土块；
龙口右侧，上万名工人仍采用人力，向着江水中抛投竹笼和石块；
龙口上游，一列列的自卸木船将整船的石块倾覆在水中。
三面夹攻之下，龙口被越束越紧。此时江流如群蛟挣扎奔撞，把一块块大石顶出龙口。
11时55分，最后一块象征意义的混凝土预制块摆到了龙口边。突击队员们赤膊上阵，从三面插入撬杠，在万众“加油”的呐喊声中，他们鼓起猛劲一下掀翻了这个15吨重的混凝土块。
一石压断长龙脊。从此，左右两岸连成一道长堤，横断了浩瀚的汉江。全军以3小时10分钟就完成了汉江截流！
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激动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腰斩汉江何需惊，敢教洪水变金龙。他年更立西江壁，指挥江流向北京。”
“鸡蛋炒干饭，腰花、肉片、清汤饱”
在丹江口水库工地，云集着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的10万大军，每天光是粮食就至少需要5万公斤。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交通运输困难的丹江口地区，10万大军的吃、住、用顿时成了大问题。
令人惊奇的是，即便是全中国都陷入饥饿的三年困难时期，丹江口工地上，全靠外部供应的10万大军居然能够吃上饱饭。
经历过那段时期的老建设者们至今仍感念着工程指挥长张体学。他们常说:“没有张体学，就没有丹江口水库。”
工程刚一开工，张体学就调来了襄阳专区的专员夏克专管民工的吃、用等生活问题。他说:“除了雪花膏不要，其它什么都要。”
夏克拟定10万人的粮油供应，主要由均县、郧县、郧西、竹山、竹溪和房县六县承担，每日向丹江口集中5万公斤粮食。而实际上，由于各地粮食也不充裕，为丹江口供应的粮食只有八成是细粮，其余靠地瓜干补充。就是这样，也常常需要从更远的宜城、随县临时调配。
那时张体学是湖北省省长，他以这个身份为夏克撑腰，举全省之力保障丹江口工地的优先供应。1959年春节，为了确保工人们能吃上一顿饺子，夏克硬是从老河口面粉厂给丹江口调来了15万斤精面，尔后才准面粉厂供应老河口。
比粮食供应更困难的是蔬菜。时任均县商业局副局长的吕德配被调往丹江口创办丹江口商业局。他回忆，那时全国都是“以粮为纲”，蔬菜等副食供应本就紧张。而且当时交通运输困难，有句俗话叫“百里不贩青”，可是我们实在无法，来了个千里进蔬菜。当时购进的有河北省的大白菜，山东省的大葱，河南省的萝卜，四川省的大头菜和榨菜。即便这样，每天的供应也只有1万公斤，只有实际需求的一成左右。不少民工只能用盐水下饭。
那时有一句顺口溜形容工地生活:“生活好，生活好，鸡蛋炒干饭，腰花、肉片、清汤饱。”这里所说的“鸡蛋炒干饭”是玉米和白米对半，“腰花”指蚕豆，“肉片”是薯干。
穆道华说，刚到工地时，这句顺口溜还有玩笑成分。1959年以后，能吃上这些东西，真的就是神仙也不换的好生活了。那时候，天上的鸟儿饿得要栽下来，地上的老鼠饿得跑不动，更不要说人了。丹江口的10万大军还能够吃饱饭，真的是一个奇迹。
丹江工程局1959年84卷档案有这样的记载: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郧县支援木材9800立方米，黄荆条26615斤，木炭32700斤，粮食3025万斤……仅仅一年，仅仅一个郧县，奉献给丹江工程的物资近乎天文数字。谁都清楚这些数字里面包含的是什么。所有这些物资，特别是粮食，那都是支援工程建设的地区从自己的饭碗里拨出来的。
没有放出的卫星
1962年，在计划中要确保完工的年份，丹江口工程不但没有建完，而且被暂停了施工。大坝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现实，无情地给热情高涨的建设者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前一年的年底，水利电力部与湖北省组成质量检查组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已浇筑的坝体混凝土出现架空和冷缝达427处，裂缝有2463条之多，其中性质较严重的基础贯穿裂缝有17条！
“大跃进”中埋下的隐患终于暴露出来了。
在准备不足中利用“土法上马”，仅用50天就顺利完成了右岸围堰，丹江口工程的旗开得胜似乎在向人们展示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受此鼓舞，湖北省提出了要在1959年建成丹江口水库大坝，放一颗大卫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事实证明，这颗“卫星”放了空炮。
穆道华回忆，那时候指挥部要施工单位保证“开门红、月月红、满堂红”，工地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项高过一项的指标上。在没有任何机械化设施的情况下，施工上仍然大部分靠人力手推车、皮带运输等浇筑手段，混凝土中埋块石没有统一指挥，只看埋入数量，石渣子、灰渣子、沙软土都往坝里填。此后竟连担土用的竹筐子都填到坝里了。
……
现在看来，隐患在施工过程中能够被发现和承认，还是值得庆幸的。如果大坝就这样“建成”，一旦隐患爆发，就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更值得庆幸的是，水电部1959年就在丹江口成立了基础验收委员会，由设计、地质、施工质检三方面技术人员组成的基础验收小组，基本上日夜守护在水泥浇筑前的大坝基坑内，守住了大坝安全最重要的一环。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错误进行纠正。这次大会的第二天，丹江口工程被要求暂停。
此后，在三年困难时期元气大伤，国家开始对基础建设进行压缩。水电部决定丹江口工程下马，并准备了“文下”“武下”两种方案。所谓文下，是国家再作一些投资，让已浇好的近百万吨混凝土工程对丹江防汛能起点滞洪作用；所谓武下，就是就地解散。
获知此事的张体学坐不住了。他马上起身赶往北京面见毛泽东，承担了前期所有错误，同时力陈丹江口水库的必要性。在不久后的讨论会上，张体学又强硬表态:“停工可以，但必须给我9000万元。不让我下马，我就一分钱不要。”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丹江口大坝没有下马，而是将主体工程停下来，开始处理质量事故。
1964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丹江口工程复工。但此时，丹江口工程变成了分期进行。前期工程将大坝修建到162米高程，实现能够防洪、发电。
有了前面的教训，丹江口工程的施工作风大为转变。前期的质量问题分别采取措施进行了补救、加强，确保无虞后才重新按照质量标准、技术规范严格复工。
1968年，丹江口水库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1974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全部完成。此时的丹江口大坝总长2.5公里，坝顶高程162米，装机容量90万千瓦。水库蓄水运行至今30多年，经历过几次大洪水考验，大坝安如磐石。
但对最初为南水北调蓄水的使命而言，丹江口水库只是一个“半截子”工程。
38万人大移民
移民，几乎是每个大型水利工程不能回避的一个难题。
丹江口水库跨汉水、丹江两条河流，淹没涉及湖北河南3县2市。
丹江口水库的移民史，为日后我国的水库移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1984年，国务院批准从丹江口超发电收入中筹措3亿元，分10年安排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并从这时起，改变了移民经费的分配办法，坚持面向千家万户，实行有偿扶持，变单纯生活救济为生产扶助，使移民的收入状况迅速改观。
2006年，国务院17号文件下发，对2006年6月30日之前的水库移民进行后期补偿。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每人每年补偿标准为600元，连续补偿20年。
半个世纪的守望
不久前，记者走上了丹江口大坝。站在拔江而起的百米大坝上放眼望去，700余平方公里的水面烟波浩淼，碧波荡漾。巍巍大坝上，车来人往，3000多名建设者、上千台工程机械正在紧张施工，已过“而立之年”的丹江口大坝再次“长高”。
在丹江口大坝162米门机上，有两个醒目的红线标记:176.6米，2010年。前者是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的设计高程，后者是南水北调工程通水时间。
此次加高从2005年开始，距大坝初期工程完工已经过去了32年。现在工程已经过半，9个坝段触摸到176.6米高程。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志强说，1958年破土动工时，建设者们就按这个标准开挖并浇筑了大坝基础。先期工程完工时，建设者们又为大坝加高做好了铺垫。大坝一侧需要培厚贴混凝土的旧坝体，在当初建设时表面并没有进行光滑处理，而是留下了一条条横截面为锯齿状的键槽，许多结合面里预埋了钢筋，以便新老混凝土能更好地结合。
从1958年丹江口大坝动工，到今天达到设计高度，中间跨越了50年。到2010年，丹江口大坝才算最终完工。
半个世纪过去，丹江口大坝雄峙汉江，锁住苍龙，累计创造的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500多亿元，超过工程造价的50多倍。在三峡工程之前，丹江口水库是长江流域控制作用最好、综合效益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水利枢纽。
在丹江口水库的臂弯里，崭新的丹江口市因水库而生，这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城市称为“水都”，把水库称为“海”或者“小太平洋”。
随着丹江口后期工程的进行，“海”也在扩容，最高蓄水位从157米提高到170米，“海面”从700余平方公里扩张到1000平方公里，蓄水能力从174亿立方米增加到290亿立方米。
2010年后，这一库碧水将穿越黄、淮、海河一路北上，每年可以为北方送水130亿立方米以上。
“他年更立西江壁，指挥江流向北京。”丹江口工程开工后52年，这句截流时的豪迈诗句终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