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河西走廊的故事
河西：历史上的农民军团与汉匈之争
在汉代，甘肃地区的绝大部分属于凉州。凉州除河西四郡、北地郡和陇西郡外，还有安定郡（原北地郡南部地区）、天水郡（原陇西郡东北部地区）、金城郡（郡治在今永靖县西北）等。汉代凉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由于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以乌鞘岭为界形成东西两大地区。东部的天水、陇西等地田野肥沃，山地间普遍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居民都用木板建造房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加上重视施肥和灌溉，谷物收成很好，畜牧业也比较发达。西部的河西四郡，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水草丰美，最适于发展畜牧业，所以牛马和羊群铺满了草地，堵塞了道路，是全国家畜最多的地方。凉州人由于身居边境地区，经常备战和参加战斗，所以非常勇敢，青壮年都善于骑射。朝廷选拔武士，常到凉州来招募。河西之民忠厚老实，民风淳朴，邻里相处融洽和睦，社会治安状况比内地还好。
河西归西汉管辖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公元前111年，又分两郡部分土地，设置张掖郡和敦煌郡。武威郡治在现在的民勤县东北，酒泉郡治在现在的酒泉市，张掖郡治在今张掖市西北，敦煌郡治在今敦煌县西。河西四郡共辖35县。此后，汉朝便开始向河西移民。这些移民实际上都是被武装起来的农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军团。
司马迁《汉书·武帝纪》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从河套到甘肃西北部一带的屯田士卒有六十万之众，这也正式揭开了中国西部屯田史的序幕。
汉代徙民屯田，政府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徙民屯田，皆予犁牛”。没有收获之前，还“予冬夏衣廪食”。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综合来看，河西移民来自全国各地。霍去病远征匈奴后，“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武帝时，“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与贫民同徙者还有一部分罪徒或戍卒家属及自愿移入者。专家估算，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也移民28万人之多。这样，一百多万人共同开发了河西地区。移民到河西后按照军事编制进行管理。按其职责有田卒、守谷卒、河渠卒等。汉政府还设置了一系列的官职，如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等，以便于屯田管理。农民军团拿枪又种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农民一边劳作，一边又时时惦记着别在腰间的刀或插于地上的矛。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农民，在帝国疆域的最前沿，已于浑然不觉中担负起了开发河西、保家卫国和接纳外来文化的使命。汉代也因此而牢牢巩固了边疆，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文化。
在武威，让人联想得更多的是秦汉时活跃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史记·匈奴传》是这样描述匈奴人的历史的：“自淳维（匈奴的祖先）以至头曼（匈奴人的单于），千岁有余，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其时宽则随畜射猪禽为生业，急时则人习战攻以侵伐。”从中也不难看出，移民河西的数十万农民军团，已很接近匈奴的习惯了——平时，耕作自给自足；战时，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匈奴对汉朝的进攻，河西移民往往首当其冲。农民军团需要时时防范来自汉帝国外的匈奴的进攻。
汉初对匈奴的战争屡屡失败。汉高祖时，为解白登山之围，首采和亲之策。于是，刘汉宗室的娇美公主，以和亲之名不得不西行远嫁。汉文帝时，匈奴赶走了生活在河西一带的大月氏，占据了武威和整个河西走廊，空前强大起来。但到了汉武帝时，这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再也不愿将帝国的和平希望寄托在女人的胸脯上了。于是，战争开始了。
史料记载，仅在河西地区，汉武帝向匈奴发动的战争就有十余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指挥的河西战役，这一战给匈奴以沉重打击，汉朝收复了河西地区。
当年的河西之役，使匈奴远离了河西走廊。但游牧民族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游牧业在此的消失。地理条件决定了游牧生活的产生与存在。《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说：“地广民稀，水草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这就是说，汉朝的农民军团在武威并不是完全从事农耕生产，而且还从事畜牧生产。否则，就不会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了。直至今天，在河西沿祁连山的一些山区，肃北地区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人过着半定居的游牧生活。
表面上来看，这仅仅是一个农耕与游牧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所蕴含的是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两个民族之间的一种文化的交融：数十万农民军团不仅学会了放牧，而且还将中原的农耕文明带到了河西。一手拿枪，一手握锄，既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经营者，又是这片土地的管理者、保卫者。他们的存在巩固了西汉王朝对河西的有效管理，也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这也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说，一切军事角逐不过是文化冲突的表象罢了。
在河西走廊一路上，我们还能看到当年汉朝为防范匈奴而修筑的长城。一个多世纪以前，瑞典地理学家、知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经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新疆横穿甘肃全境，到达西安。他不无感慨地说，丝绸之路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主要的纽带。旅途中，斯文·赫定看到了长城，并对其作了其极为精彩的描述：它就像一条找不到头尾的灰黄色长蛇，伸展在大漠之中，它已经完成了保卫中原帝国抵御北方蛮夷入侵的历史使命。我们看到路边矗起的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默然无声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着一座，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尽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
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长城两侧发生过的战斗难以数计。很多人将长城仅仅看成是一道军事防线，认为它的存在阻碍了城内汉族与城外各少数民族的交往，甚至将它视为汉族保守封闭性的象征。
今天，当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斗争时，就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一种碰撞、冲突与交流，进而形成两种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民勤：屯兵移民与当下的生态问题
每一个到过河西走廊的人，都会为繁绿葱茏的绿洲激动，但也会为路边的许多荒原而感到可惜。当年的汉塞，也已经成为了一道土墙。然而，人们并不知道，2000多年前，河西走廊并不是今天这样，而是一个水草丰美的游牧之地。
祁连山的森林是含蓄冰雪水源的主要地方。森林覆盖面的大小，决定着河流水量的丰歉；而河流水量的多少，又关系着中下游绿洲的生存和周围沙漠的进退。以河西走廊的三大水系——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为主的河西河流，大多呈南北走向，补给多是依靠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在下游多注入沙漠，形成大大小小的内陆湖泊，进而形成星罗棋布的绿洲。汉代的屯田，大多在湖泊周围。因为有充足的水源保证，农业产出丰厚，戍边将士的物资补给，大多依赖于此。
从武威到张掖再到酒泉，整个河西走廊从汉代开始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研究表明，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当时屯田40万亩。在严格的屯田制度管理下，我们前面提到的六十万农民兵团伐树建屋，修渠引水，拓荒播种，产出丰厚。《汉简校文》记载：敦煌存谷最多时达“万三千六十石五斗八升”。《居延汉简释文》卷二记载：居延存谷最多时是“万二千四百七十石三斗”。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至西汉末年，河西地区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及行政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酒泉郡当时属县有9个，人口76726万；张掖郡有县10个，人口88731万；敦煌属县6个，人口38335万；武威郡属县10个，人口76419万。但与此相反，北部如居延等地，由于垦荒破坏植被，加之后世战乱和水道改易等原因，导致沙漠南侵，人口稀少，至今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汉代的屯田活动十分成功，满足了戍边将士的物资补给，为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且这个政策一直延续下去。唐代在西部地区推行的屯田制度，其发展规模和水平均达到或超过了历代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西北地区占全国10％的小农提供了全国90％以上的“和籴钱粮”。
不可否认，河西移民屯田在古代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对河西走廊地区的过度开发，也进而形成了严重的生态恶化。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开疆拓土、促进和巩固领土最强盛的朝代之一。汉朝对匈奴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断其右臂”，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同时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战争胜利后，为了长久保证对匈奴的军事慑服，汉政府将投降了的四万多河西匈奴人安置在“边五郡故塞外”，并开始大规模的屯兵移民。
应该说，汉朝的这一政策是很具有战略眼光的。汉代以前，西北地区人口稀少，而且生活在此的主要是游牧民族，以牧业为主，对土地的开垦很有限。因此，能够较好地保护西北地区的森林草原，植被覆盖率大约在60％以上。但到了公元前111年到前101年的10年间，汉室陆续设置了宣威、休屠、武威等县，人口开始逐年增长。大片湖滩地和沙泽草地被改造为农田，为了获取燃料和饲料，又在绿洲边缘和河道两岸开始大规模的樵采和滥牧。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天然植被的破坏，水源补给开始减少。
西汉中期，随着建立郡县、修筑长城、移民屯田，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随之传入河西，土地开垦大幅度增加。汉王朝为经营西北地区，曾先后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把中原地区的贫民和罪犯徙来河西，据《汉书·地理志》载河西走廊西汉末人口已达28万。明清两代，随着移民屯垦，人口激增，石羊河水资源已经不能满足灌溉之用了，许多河道已经被流沙埋没。清道光时，仅民勤境内人口已降至18.45万，耕地38万亩。人口的大量增加，土地被大量开垦耕种，本来就有限的季节性水源，被截流用来灌溉农田，造成森林枯竭，绿洲收缩，草地干朽而沙化，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先民中不乏大睿大智者，但谁也不会想到两千年后，这儿竟会成为世界上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每年，全世界都有大片的可耕地变为沙漠。联合国环境规划总署认为：良田荒漠化是当前最严重的环境危机之一。而在中国河西走廊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西南边缘，沙丘正不断地向东南移动。
甘肃民勤，就处在这个移动点的最前沿。翻开从两万米高空拍下的卫星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有一块狭长的绿洲。这块绿洲尽管长期以来受到两大沙漠的夹击，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就是民勤。
戈壁荒漠，风沙蔽日。沿着隐约留存的汉长城遗址，我们很难想象，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曾经有过水草丰美的湖滨草原。汉史载：汉文帝时，匈奴在河西有两个最大的王。一个是浑邪王，住在西城，即今甘肃山丹县霍城，拥有祁连山下最好的一片牧场，势力也最强大；另一个是休屠王，其王庭在谷水中游，即今武威市四坝乡，拥有谷水中下游大片牧场。那个时候，在潴野泽南岸的湖滨地带，即石羊河和金川河冲积出的三角洲平原上，水草茂盛，林木葱郁，捕鱼狩猎、环湖放牧者相映成趣。
《尚书·禹贡》中的潴野泽，又名都野泽。泽者，水也，湖也。因匈奴休屠王曾占有其地，又称休屠泽。史载，其时“碧波万顷，水天一色”。如同河西走廊生态恶化的所有动因一样，因为植被被毁坏，流沙入侵，休屠泽也渐渐缩小。1959年，潴野泽最后的缩影——青土湖，也终于完全干涸，消失在茫茫沙漠中。一个曾经吸纳百川的汪洋大湖，就这样在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中，不着痕迹地走了。往昔的湖区只留下黄沙吹拂下的古老的裂缝，那时断时续的丝丝裂缝，牵扯着的是一个忧伤的亡湖之梦。
52岁的盛汤国是民勤县中渠乡煌辉村的村民。10年前，这个村还有40余户，112口人。现在，这个村只有他和他的三哥盛禹国两家9口人。对于盛汤国来说，没有水的困难，已经与日常的生活习惯牢牢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朴实的汉子，在我们进屋后，就一直殷勤地给我们敬烟让座，却始终没有想起要给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倒上一杯水。
两千多年前，当汉武帝的骑兵把匈奴人赶向大漠深处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汪洋；400年前，这儿还是水鸟驻足留恋的福地。可是现在呢？随行的民勤县县志办公室孙明远主任告诉我们，60年代后期中渠乡还是民勤县最好的乡镇之一，“因为那时还有水。只要有水，这儿的土地随手插上柳枝就可以发芽”。40多年过去了，中渠乡的人已经十去七八。而在40年间，两大沙漠也向他们的家园前进了十几公里。
盛汤国的家离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交汇处不足10公里。“总得有人守着吧，我都50多岁了，不想再挪动了。再说，我还能把家里周围的沙子清扫干净吧！只要有人在就有希望。”盛汤国说。在这场人和沙的较量中，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盛汤国的固执，令我们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对于我们的疑虑，孙明远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是顽强留守在生态边关的生态难民。民勤30万人是留守生态边关的社会主体。人一旦迁走，沙漠将会像恶魔般地迅即扑向他们的村子和家园。
国家林业局造林司总工程师李怒云在中央电视台“绿色空间”专题片《飘逝的柳林》中，对全国观众说出了这样的话：“民勤不只是民勤的民勤，也不只是甘肃的民勤、中国的民勤，它对世界大气环境质量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专家指出，在地理和环境梯度上，民勤处于全国荒漠化监控和防治的前沿，阻隔着两大沙漠的合拢，是西北风沙线上的一座桥头堡。民勤的存亡直接关系着河西走廊的生态安全，民勤不固，四周皆危。
国家黑风暴课题联合研究协作组对近40年来我国西北地区的黑风暴作过统计，发现我国有3个黑风暴多发区。第一个在甘肃河西走廊及宁夏黄灌区一带，中心在甘肃民勤附近，建国后曾出现过15次；另两个在南疆盆地南缘的和田地区与吐鲁番盆地，各出现过10次黑风暴。民勤，中国黑风暴的第一号多发区！
河西走廊绿洲连绵，为甘肃全省每年提供近三分之二的商品粮。但河西走廊的绿洲远不是稳固的，它的北侧有1600公里长的风沙线，800个风沙口。风沙随时都有可能埋葬这儿最后的绿洲和农田。
民勤绿洲面积只占全县总面积的9％。民勤人数十年如一日地防风、治沙、种树，从风口里一寸寸地将土地夺回来，可耕地一度达92万亩。尽管为数不多，又因为干旱缺水，实际能耕种的只有60万亩，30万亩的可耕地却不得不弃耕了。在这种刻骨铭心的放弃背后，我们终于读懂了盛汤国的固执——这是一种揪心的无奈啊！
在沙进人退局面初步得到改善的一些地区，现在面临的困难是：无水可饮，无水可灌，草木枯亡，土地荒漠化趋势正在难以逆转地蔓延着。民勤在前沿啊，它的身后呢？民勤县委宣传部阎部长给我们打了一个比方：“当华北降土、兰州扬沙、北京蒙尘的时候，你都能找到民勤的影子。”
症结何在？事实上，答案早就有了。国内外专家在考察民勤绿洲的生态恶化问题时，无不从水资源减少、沙漠化加剧、人口增多这三方面谈起。从民勤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大量打井利用地下水显然是饮鸩止渴，引用外来水源也是“远水难解近渴”。
有专家指出，当前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合理利用现有的河水资源，摸清全地区水利资源；各地水库在每年夏秋洪水期放水，逐步提高绿洲地下水位，恢复天然固沙植被；在绿洲灌区改变落后的灌溉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农民负担，利用井水造林育草，种植大量防护林带。“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我们相信民勤会摆脱阴影的。”民勤县政府有关官员这样说。
离开民勤县境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通往民勤的公路旁竖着一块牌子：“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是温家宝总理2007年10月1日在民勤视察时的批示。
它见证了民勤人的执著和奋斗，今后还将一路见证下去。
西域：张骞与西王母的传说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而广义的西域，则指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古罗马帝国所在的欧洲东部以及非洲北部都在内。后亦泛指我国以西的广大地区。
丝路古道在我们的脚下延伸。古希腊、古罗马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国(Serice)，把中国人称为赛斯人（Seres)，“赛里斯”就是“丝”的意思。中国是丝绸的祖国，以丝绸之路命名，不仅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而且还包含着友谊。从中不难看出这条古道对于世界的影响。因此，今天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将这条古道称为经济之路、文化之路，甚至认为是中国崛起之路，都可以说是对丝绸之路的颂扬与褒奖。
面对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我再次想到了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汉武帝。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朝廷从投降的匈奴人那里得知，匈奴打败了月氏，并用月氏王的头颅做了喝酒的器皿。月氏人四处逃去，对匈奴人仇恨满怀，只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攻击匈奴。于是，便有了张骞出使西域乃至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
张骞在西域停留了十多年，归来后写给汉武帝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考察报告的材料。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武帝和当时的官员，对西域是知之甚少甚至浑然不知的，对西域的很多新鲜事闻所未闻的。据说，张骞在上奏时，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官员都听得入了迷。
如果说，汉武帝当初派张骞出使西域仅仅是出于断匈奴右臂的目的的话，那么丝绸之路开通后，汉与西域经济与文化的频繁交流，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中原精美的丝绸、手工艺品以及铁器，甚至掘井灌溉技术等通过这条路传到了西域甚至更远的地区；西域的葡萄、石榴、西瓜、核桃、大蒜、黄瓜、胡萝卜、蚕豆、胡麻，还有骆驼、驴等牲畜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原。丝绸之路使中国扬名世界，也使世界了解了中国。而最初被移往河西的几十万农民，也在此中变成了这文化传承交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在张骞通西域及汉朝对匈奴等的一系列战争中，其他民族称国势强盛的汉王朝的军队为“汉兵”，称汉朝的使者为“汉使”，称汉朝的人为“汉人”。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民族在汉初至迟在武帝时得以确立。此后汉族不断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形成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体。汉文化也在后来我国多民族文化中始终占据主导的统率地位。
有学者认为，汉唐两朝之所以能够有发达的文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怀偏见地吸收了国内与国外的先进文化。而毫无疑问，丝绸之路在当时则是一条传播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的途径。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面对唐代诗人岑参的这首诗时，今天的人们依然能想象出唐代凉州的盛况，而在此之前的汉代，就早已为其造就出“七里十万家”的繁华盛况了。
汉武帝时是汉王朝最兴盛的时期，一些很具有离奇色彩的传说也附会其上。中国神话中有西王母的传说。根据学者们初步达成的共识，认为西王母是一个人，而非一个神，是远古时期活跃于西部的犬戎部落的一位女性首领，貌美而多情，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西王母，亦称王母、金母、西姥、王母娘娘。中国古代习惯把西部的山都统称为昆仑。《水经注》云：“西部之山，皆出昆仑。”很多资料也都把西王母与昆仑山联系在一起，使今人产生地理上的错觉。西王母居于昆仑之瑶池。而瑶池在何处，很多人曾为此争论不休，有人说瑶池就是新疆的天池，有人说瑶池在甘肃泾川，也有人说瑶池就是青海湖。
传说周穆王（穆天子）曾与西王母相会于瑶池，以歌抒怀，互诉爱慕之情。唐人李商隐的还为此专做《瑶池》诗：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美貌出众的西王母开窗静候她心仪的穆王归来，穆王驾驭八匹骏马车，日行三万里，怎么还不来啊？
西王母没等到穆天子驾乘八骏而来，于是，在人们的想象与联想中，便传出了西王母与汉武帝的一段爱情佳话。志怪小说《汉武故事》中描述西王母“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每天驾五色斑龙，由五十天仙陪同来到武帝王宫。她将三千年才成熟一次的仙桃赠与汉武帝，天亮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汉宫。故事表现了西王母爱的深沉、痴心，充满了中国传统爱情的深沉和美好。
然而，西王母赠与汉武帝的仙桃并没能使他长生不老。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正月，68岁高龄的汉武帝先到甘泉祭祀泰一神后，又千里迢迢专程到安定郡，这是汉武帝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巡。又三年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驾崩。
传说丰富了历史，但历史却总是在纠正着传说。透过这个传说，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各民族之间期待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愿望。
匈奴：远逝的民族与牧羊的苏武
当年同汉朝在中国北部边境上对峙争斗的匈奴族，今天哪里去了？
“时光抹掉了匈牙利人脸上的东方人特征，却在心灵深处让它们流出了旋律，那便是活的古代东方。”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的这句名言在匈牙利流传甚广，它的背后是一个民族艰难的西迁之路。
当年的匈奴人，如今已经迁徙到了欧洲多瑙河流域，他们就是今天的匈牙利人，这已是得到中外专家认同的。
史书载，公元46年，匈奴遭受旱蝗灾害，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过半；再加上中国北方遭遇长时间的干旱，匈奴族赖以生存的草原，严重退化。汉朝和乌桓又乘机进攻，匈奴分化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部臣服汉朝，北匈奴则于公元91年开始西迁。
北匈奴先在今新疆伊犁西北生活了七十多年，后来因受鲜卑人的压迫而被迫离开的那里，迁徙到了康居，也就是今天中亚的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一带。专家考证，到公元260年左右，他们又移居咸海。大约在公元350年，他们又征服游牧在里海北岸的顿河草原上的阿兰人。公元890年，匈奴人同乌拉尔山东麓迁居过来的马扎尔人（意为牧人）进一步融合成为现代的匈牙利族。在同当地少数民族不断的相互争斗中，他们最后迁徙到了多瑙河流域，并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最后演变成匈牙利。也有人认为，今天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巴什基尔族（Bashkik），即为匈奴人的后人。
早在1770年，就有法国历史学家指出匈牙利人就是中国古代匈奴人的后裔。1819年，一位名为亚历山大·乔玛的匈牙利学者，曾经在中国的西藏地区寻找过当时被称为“撒里维兀尔”的裕固族，因为匈牙利人的文化和裕固族的十分相似。可惜，乔玛教授后来在翻越唐古拉山时去世了。又，著名音乐家杜亚雄，经认真研究辨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匈牙利民歌和裕固族民歌同出一源。实际上，匈牙利民歌不仅和裕固族民歌相似，而且和陕北、内蒙古的民歌曲调也能找到一致性。有些专家甚至认为，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加之生态恶化，最终使匈奴离开了中华大地。尽管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但在河西大地上我们仍然能探寻出他们当年活动的轨迹，他们当年创造的文化，依然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史载，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14万骑兵大举进攻萧关。这一仗，据说匈奴烧毁了萧关之内的回中宫，直逼长安，让当时的汉朝人十分害怕，甚至谈匈奴而色变。
汉武帝即位后，匈奴骚扰边疆、入侵汉朝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作为关中四塞之一的萧关，雄踞六盘山北麓，为长安防御的西北门户，因此，汉武帝对此处的军事防御极为重视。
公元前100年，匈奴新单于即位，汉朝为示友好，派苏武率100多人，携带大量财物，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出使任务、准备返回汉朝之际，匈奴上层突然发生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了下来。
匈奴要求苏武等臣服单于，背叛汉朝，但苏武软硬不吃。单于想杀掉他，但又被他身上的气节感动。于是，决定让他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北海）一带去牧羊。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19年之久。后来囚禁他的单于死了，苏武终于回到了汉朝。这位汉朝使臣身上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深为后人敬仰。当地一位老人告诉我们，因为苏武生前放牧了好多年的羊，他死后被当地人当成了圈神，每逢年节，当地人都将他请到家里，祈求牛羊满圈、六畜兴旺。
匈奴并不是一个仅限于游牧的民族，他们也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类似于国家的单于领导管理体制，创造出了相当灿烂的文化。能够同强大的汉朝进行长达200年的争斗，本身就说明这个民族有着顽强不息的生命力。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行进到两晋时期，匈奴人在同汉族的斗争中还是又取得了胜利。已经归附了汉朝的南匈奴人重新崛起，公元316年刘渊之子刘曜率军攻入长安，灭掉了司马氏建立的西晋。
随后，中国北方陷入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在陕北高原上建立了夏国（407—431）。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汉化匈奴人的后裔。进入中原后的匈奴人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呼延、独孤等，但也不能说凡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匈奴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部分保留下来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外蒙古、俄罗斯以及中国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之广却早已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铁门关：凄美的爱情传说与土尔扈特东归
在库尔勒市北大约8公里的地方，有库鲁克塔格山与霍拉山，均属天山山脉。车出库尔勒，就远远看到了两山铁色的山脊，一副干渴千年的铁色模样。铁色的山脊又总是显得光滑，感觉中，即便天上落下一滴水，也会从那山脊上滚落而下。山脊相互交错，仿佛能听见它们的“牙齿”相互撕咬的声响——巨石就是在那牙齿间崩裂的。
它们紧紧地“咬”在一起，“咬”了亿万年，互不相让，直至把对方的山崖”咬”得险峻陡峭，似刀砍斧凿，最终“咬”出了焉耆盆地进入塔里木盆地的一道天险——铁门关。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沿孔雀河进入一条30公里长的峡谷。峡谷曲折幽深，一线中通，崖壁如刀劈斧凿。
据考证，铁门关从晋代设关，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因其地处险要，故名铁门关，名列我国古代二十六座名关之末，有天下最后一关之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一道名关就是一部历史。张骞、郑吉、班超、玄奘以及东归英雄蒙古土尔扈特部等，都将艰辛的足迹挥洒在了这里。但置身铁门关内，感受更多的却是梨香飘荡出的温情气息。
沿着小道步入关内，首先看到的是关旁崖壁上刻着的大字“襟山带河”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1932年国民党焉耆骑兵旅长詹世奎和库尔勒骑兵营长张德胜在铁门关设联防指挥部时刻下的。
不远处，同样被刻在崖壁上的，还有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赴安西任掌书记途经铁门关时，于公元749年写下的《题铁门关楼》：
铁关西天涯，极目少行客；
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
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
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
这首诗使人们在凭吊铁门关时，多出了几分沧海桑田的感叹。相对地，“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一句更写实些。铁门关并非天之西涯，想必关门前也并非只有一小吏站岗，这当然和诗人当时“一望头欲白”的怅然情绪有关。从公元前101年汉军进驻铁门关，到公元前30年匈奴日遂王降汉，西汉侍郎郑吉曾在铁门关石刻铁门关迎接过一万二千骑兵过关，五万多汉军将士在铁门关以南的广阔原野上会师。再到后来的历朝历代，以及民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铁门关都因其地势险要，一直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军事关口。唐王朝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怎么会像岑参说的在如此重要的关口只有一个“小吏”呢？
巍巍天山将新疆分成了南北两部分，铁门关是南北疆之间的一条通道。出铁门关向南便是库尔勒市，再向前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在那里生存着一种令人敬仰的英雄树——胡杨。但似乎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一个有关胡杨树开口唱歌的传说却流传于铁门关附近。
18岁的古焉耆国卓赫拉公主美若天仙，追求她的富贵男子不计其数，但公主对她们毫无动心。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公主认识了英俊潇洒、聪明过人的青年猎人塔依尔，两人一见倾心。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阴险毒辣的丞相卡热汗为了家族的利益，硬要把自己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儿子送给国王当驸马。当他得知公主已经与塔依尔相爱时，便编织罪名将塔依尔抓了起来，并想处死他。公主将此事报告了国王，但焉耆国王并不想因此而得罪丞相。情急之下，公主想出了一条妙计——由她自己出一道题来考丞相的儿子和塔依尔，如果丞相的儿子通过，她就和丞相的儿子结婚；如果塔依尔通过了，国王就得放了他。国王也想从中看看丞相的儿子和塔依尔到底谁聪明，就答应了。
公主的试题是限丞相的儿子和塔依尔在三天内让宫门前的胡杨树开口唱歌。丞相的儿子苦思冥想，绞尽脑汁，还请别人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没能使胡杨树开口唱歌。而塔依尔却在三天之后带着一把用那棵胡杨树干制成的都它尔（维吾尔族的一种民间乐器），来到了国王面前，深情地弹奏起来。琴声使国王震惊，使丞相和他的儿子感到无比羞愧。卓赫拉被那琴声感动得泪流满面。
国王答应放了塔依尔。卓赫拉知道丞相绝不会善罢甘休，便托人捎口信给塔依尔，约定连夜私奔。卡热汗发现后立即派人追赶。这对有情人在逃到铁门关时，因夜色漆黑，不幸连人带马坠入了深涧……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美貌无比的卓赫拉公主，便给流经铁门关的那条河起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孔雀河。
进入铁门关，关隘对面的山岭便叫公主岭。从山脚沿着近千米的盘山小道拾级而上，来到山顶，就能看到一对维吾尔族青年男女的塑像了。男的就是传说中的青年猎人塔依尔，女的则是古焉耆国国王的公主卓赫拉。后人为缅怀这对为爱情和自由，生死不渝，以身相殉的恋人，还在公主岭上为他们建了麻扎（墓）。他们爱情故事的结局颇类似于汉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铁门关附近还有一个有关库尔勒香梨的柔情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古焉耆国国王伊不拉音在铁门关建了一座美丽的行宫，行宫里建有一座大果园，果树品种繁多，但却没有梨树。国王从小与妹妹康巴尔汗皇姑感情颇深，康巴尔汗非常喜欢梨树。于是，国王便以五千两黄金征集能够在行宫种活梨树的人。一个月后，有个叫伊民的小伙子用湿毡子包裹着五十棵梨树来到国王的行宫，对国王说：“尊敬的陛下，我愿意在你的果园里种下梨树，并愿将梨树培育成活。”国王听后很是高兴，爽快地答应了伊民：“小伙子，我祝愿你能早日得到我的五千两黄金！”从此，伊民开始在国王的果园里精心培育梨树，康巴尔汗皇姑也时常到果园里帮助伊民照料梨树。第二年春天，那些小梨树居然全都成活了，皇姑康巴尔汗与伊民的爱情之花也随着小梨树一天天地成长，悄悄地绽放开了花蕾。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喜结良缘的时候，邻近的酋长却派人来向康巴尔汗求婚。康巴尔汗坚决不从，酋长非常气恼，暗地里派人杀死了伊民。皇姑悲愤异常，以身殉情……
如今在铁门关铁色的山脊上没有一棵树，更别说是梨树了。但孔雀河从铁门关内缓缓地流过，却为铁门关增添了几许温情，使人在想象中生出了几分对传说的追忆。
与柔情相伴的，还有豪壮与勇猛，英雄的故事也与铁门关紧密相连。
土尔扈特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17世纪初，日渐强大的准噶尔部意欲吞并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因此离开故土，开始了漫漫西迁路，最后来到伏尔加河流域，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当时，沙俄还不能有效地控制伏尔加草原，但后来随着国力逐渐增强，开始逼迫土尔扈特人臣服，并强迫土尔扈特人缴纳大量的租税。土尔扈特人不断反抗沙俄，并与沙俄军队展开激战，甚至派出骑兵攻打伏尔加河沿岸的俄罗斯城市。然而，毕竟力量悬殊太大，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思念故土的心思日愈加重，土尔扈特决定东归。
1712年，土尔扈特使者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返回了祖国。当时的康熙皇帝被土尔扈特人的赤子之心深深感动，非常隆重亲切地接见了土尔扈特使者，并派大臣到伏尔加草原看望土尔扈特部。从此，土尔扈特部与祖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了起来，不时派人到北京进贡，并派商人从呼和浩特换回茶叶、布匹以及他们所需的其他物品。乾隆继位后，土尔扈特已在伏尔加河两岸发展到了几十万户。但随着沙俄压迫的加剧，他们回归祖国的信念反而与日俱增，越来越强烈了。
1770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领伏尔加河南岸17万部众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艰辛历程。在乌拉尔河畔，殿后部队与哥萨克骑兵展开了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1771年8月，土尔扈特部众终于渡过伊犁河，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此时，艰苦的跋涉与残酷的战斗使17万人仅剩下了7万。清政府获悉消息后，立即派兵迎接，随后给他们发放了衣食，并拨给了牧场和耕地。
1771年9月，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了率部东归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并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其时，铁门关被划入渥巴锡的管辖区域。如今，铁门关内的一处崖壁上还刻有乾隆皇帝当年写下的碑文。土尔扈特万里归国，在我国多民族统一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当年，土尔扈特人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一步步艰难地靠近祖国的怀抱，洒落在他们身后的正是那一个个血泪交织的故事——这故事中包含着让人感动的温情与亲情——雄关漫道真如铁。镌刻者将这两块碑文置于铁门关内，想必一定有其用意。
注：本文选自路生《大西北文化苦旅》（崇文书局2011年8月出版）
嘉峪关城楼
永昌骊靬雕塑
焉支山风景
焉支山国家博览会故里
金昌镍都金娃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