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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1584～1630），明朝末年人。有胆略，好谈兵。万历进士，因获宁远大捷官至辽东巡抚。次年获宁锦大捷。在魏阉逆案中为魏忠贤颂功建生祠，大学士韩爌等本云：“史永安、张凤翼、梁应泽、袁崇焕、李诚铭、梁世勋。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崇祯时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崇祯二年（1629）后金军绕道自古北口入长城，进围北京，袁崇焕闻警入援京师。终被崇祯帝下狱后处死。
袁崇焕- 基本资料
袁崇焕
姓名：袁崇焕
生卒：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
描述：字元素，号自如，明朝文臣。籍贯：广东 东莞桑园客家人，广西梧州府藤县籍。
袁崇焕- 生平介绍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
袁崇焕
天启六年（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城，明朝政府以其守城有功，官升至辽东巡抚，后因重大过失被人弹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大话对曰可五年平辽，并疏陈方略，崇祯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崇祯二年（1629年）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袁崇焕到任后，做出了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废除对蒙古所实施的后金人头悬赏，这直接导致蒙古各部落倒向后金；并擅自派人与后金讨论议和一事（三年前的议和曾遭致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的强烈反对）；与蒙古进行互市，将大批军粮流向后金，缓解了后金战略物质的紧张状况；断绝对东江军的粮草军饷供应，使东江军逐步丧失了对后金的进攻能力。7月24日，袁崇焕为了促成他一厢情愿的议和，竟然悍然借口阅兵约见毛文龙，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背着明政府擅自违法以尚方宝剑杀死同样持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于皮岛（今朝鲜椵岛），从而导致东江军叛变并投往后金，使登莱巡抚袁可立等前任经营数年的登莱防务瓦解殆尽，从而解除了后金大举攻明的后顾之忧。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后金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明崇祯帝下令各地勤王，孙承宗全权负责北京防御。袁崇焕带关宁军赶赴北京后，受命代替孙承宗全权负责。袁崇焕错误地将勤王军刘策调至密云、通州，守将尤世威调至昌平，北京城下只余关宁军，致使后金军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顺利通过军事重镇蓟镇、通州一线，抵达北京城下。袁崇焕率关宁军在北京城下旁观坐看将军满桂与后金军血战，不派一兵一卒，并几次上书要求率军入城，均被崇祯帝拒绝。满桂兵败，向关宁军靠拢过程中被袁崇焕的关宁军以箭射退。满桂愤而入城面告崇祯皇帝，并以关宁军之箭证之。袁崇焕的种种举动，引起北京城内军民的极度不满，文臣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命袁崇焕与满桂当面对质，袁崇焕不能作答，崇祯帝怒之，遂将其下狱。袁崇焕部下祖大寿闻讯率军返回山海军，被崇祯帝勒令袁崇焕写信将之召回。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阁臣温体仁为国家大局计也连上五疏，请求速杀袁崇焕，杀袁崇焕成为全体军民的共识。
世传（清人在乾隆文字狱屠杀汉人知识分子期间所抛出的资料）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后金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这种讲法终明之世并没有任何记载和旁证，仅流行于清乾隆酷烈的“文字狱”中所修成的《明史》之后，按照毛泽东“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观点怎么看都不算正常。历史的考据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相信崇祯皇帝杀袁崇焕，并非是所谓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袁崇焕是在囚禁半年并经过缜密审查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而误杀。事实上，仅仅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更何况还有其他罪状。毛文龙所部东江军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大举哗变，使登莱巡抚袁可立等几任疆臣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毁于一旦，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使前线态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被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长编》）的确凿罪名“磔”死，这些都是袁崇焕所做过的事，没有一条和所谓“反间计”相关。崇焕伏刑之惨情，令人毛骨悚然，亦足见当时北京人民对袁崇焕误国乱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张岱《石匮书》）。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明季北略》）崇焕死后，传说佘氏仆人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袁崇焕被正法迄今四百年，这种说法的依据和来源不明确，多半是挺袁派而打出的悲情牌）。清朝乾隆帝在大肆篡改和毁灭史实的前提下亲自修订的《明史‧袁崇焕》记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天下冤之”只能代表“文字狱”时期满人的观点，和更能代表天下的当时北京民众“生啖袁崇焕”的基本史实相差殊远。擅杀大将毛文龙、不救朝鲜、主款而离散蒙古，袁崇焕条条大罪弥天，终于使明朝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崇焕被正法，虽死而有余辜。
142年后，乾隆49年（1772年），这时正值乾隆“文字狱”的顶峰时期，这位乾隆帝下诏为明代的兵部尚书袁崇焕翻案。反复改编的《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而据考，清人所修订的《明史》很不客观，对建州和辽事尤其忌讳，竟然连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众多参与明金战争史却给金人制造很多麻烦的重要军事人物都不屑留下一个小传，却要大张旗鼓地去给力主与后金议和并被明朝正法的袁崇焕平反，很难令天下后世人信服。
袁崇焕在大节方面亦有亏缺，他曾两次写信给魏忠贤请立生祠。他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而其擅杀毛文龙其中之依据是毛文龙在一偏僻无人小岛上为魏忠贤立生祠。袁崇焕跟阉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现存的史料看是铁证如山，尽管这一直是清人讳莫如深的。以《明史》为例，不仅基本回避不谈，而且还以“被阉党陷害”的大瞎话来遮掩粉饰欺瞒天下人，足见袁崇焕献媚阉党的史实也使满人秉笔者所不敢和不愿正视。
袁崇焕投靠魏忠贤，从天启六年就开始了。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天启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焕请立生祠：“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元勋功翼覆载事，奉圣旨：这本说厂臣心专筹虏，力援危疆，设险设备，屹立金汤，其懋功朕所鉴悉，合谋建祠，舆论允协，着如议行，其祠名曰元功，该部知道。”（《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553页）
“蓟辽提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明熹宗实录》4022页）
满人学者阎崇年继承并发扬了其前辈《明史》的观点并光大之，说袁崇焕是“大仁、大智、大勇、大廉”。金庸《袁崇焕评传》亦为辩解道：“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后来杜撰“反间计”的清修《明史》甚至替袁崇焕强辩曰：“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后来的金庸和阎崇年都秉持了这一伪观点。如果按照满人的观点史学家能否为其他阉党笑曰：“古今太监多犯科，忠贤不得已，亦为作恶”之语，亦或孙承宗等及众东林英烈怎么就没有“不得已，亦请建祠”呢？甚或从恶之众阉逆亦尽可依照此例为自己辩白曰“中外方争颂忠贤，不得已，亦请建祠”呢？满清官修《明史》为达到抑汉之政治目的，捧汤斌，杀吕留良，大肆屠杀有骨气的汉人知识分子还嫌不够，能出此低俗之策，力图把一个因议和无能误国乱军被明朝政府正法的袁崇焕打造成一个千古完人，其毁誉明朝之目的昭然其若揭矣！
即今思之，袁崇焕建祠事小，满人曲笔篡改史实事大，自清《明史》成，中华史迁之笔再无存矣。然而事实是，袁崇焕是所有请立生祠的人中时间比较早的。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袁崇焕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官运亨通，毅然丧失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大节而投效于魏公公门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天启六年闰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请立魏忠贤生祠，从此到天启七年不到两年时间，全国一共建了四十所生祠（《三朝野记》）。翻查一下《明熹宗都察院实录》，袁崇焕在请立生祠之前就对魏忠贤多有赞扬和阿谀，典型的阿谀文章是天启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的奏折：“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之世赏宜也。镇臣刘应坤等以第侧贵臣而枕戈袵甲，士典素与同甘若躭备粮刍不烦近费，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贼巢虏穴，吞胡壮胆，指日誓天，真国家之干盾爪牙，廕赏世及宜也。奉圣旨：据奏厂臣魏忠贤身任边事，誓■恢，捐资佐军，以致诸营将吏廉勇自饬，允稔元功，镇臣刘应坤等出入贼巢，为国干盾，亦朕所素鉴者。……俱应叙录，以达忠勤。袁崇焕宁前钜义，著有成劳，升廕示酬，原系彝典，不准辞。”（《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478页）
从这本可以看到，袁崇焕极尽恭维之能，把魏忠贤大肆吹擂，称其为“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接着在天启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袁崇焕又具疏称颂魏忠贤，“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夷目来宁情实……乃今厂臣魏忠贤能用职声气相应，且资职盔甲马匹箭帘无数”（同上，1507页）。魏忠贤捐资助饷这在《国榷》也有类似的记载，应是确有其事，但袁崇焕疏中对一个内臣言过其实阿谀奉承有点过火，不伦不类，这也是袁崇焕善说大话夸夸其谈一贯的语言风格。接下来袁崇焕在天启七年四月初七请求建祠，说明袁崇焕攀附阉党魏忠贤是心甘情愿的投效行为，至此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大臣的气节。
天启六年，很多大臣冒着丢官甚至杀头的危险，都不愿向魏忠贤示好。这一时期大臣对魏忠贤的称颂并没有清修《明史》、金庸和阎崇年等人所说的那么多，翻到的随手记录，有十月二十三日，直隶巡按御史梁梦环疏颂魏忠贤（同上，1480页）；十一月二十三日，顺天巡抚刘诏疏颂厂臣魏忠贤（同上，1484页）。
大规模的立生祠在天启七年之后，大概排列一下，在袁崇焕之前的为数非常有限：
天启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建魏忠贤生祠（同上，1501页）。（第1次）
天启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直隶巡按张素养疏请建魏忠贤生祠（同上，1530页）。
二月十九日，宣大总督张檏请建生祠（同上，1540页）。
三月初十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6页）。（第2次）
三月十五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7页）。（第3次）
三月二十二日，蓟辽总督阎鸣泰又疏请立生祠。准许于平州通州两处建祠（同上，1548页）。
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巡抚刘诏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
三月二十六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第4次）
三月二十八日，直隶巡按梁梦环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
四月初七日，辽东巡抚袁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53页）。
除去倪文焕那些重复的请求，袁崇焕在立生祠的人之中算是比较早的，位列第七名。而且他之前的奏折也都显示他与魏忠贤关系非常融洽。魏忠贤并不是对所有立祠的申请都批准，既有不建祠的（袁可立、孙承宗等）在，也有请求建祠而不批准的人在。说明袁崇焕立生祠并非是被迫，而是他打定主意挤扁头去认贼作父的主观动机，这是无用辩驳千真万确的客观史实。而魏忠贤也很给袁崇焕面子，答应了他的建祠请求，在全部生祠的四十座中让他占到其中之一。相比之下《袁崇焕评传》的说法就显得很虚伪了。这也反映了清末民初一些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缺乏新鲜资料的考据，继承满清《明史》的抑汉排明观点的衣钵而做出这样的伪历史结论，给后人造成太多的重重迷雾。数百年间一直遭受满清封杀的《节寰袁公行状》文中尤其透露出袁可立因反对袁崇焕“吊丧”议和一案竟然直接触怒厂臣魏忠贤和大司马崔呈秀而横遭迫害一事，都是满清在数百年间所刻意回避袁崇焕与魏忠贤交密关系的史实，原文如“经略遣人为（老酋）吊祭，公（袁可立）恨其辱国非计，颺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崔呈秀）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
袁崇焕的运气并不算好，宁锦“大捷”被识破是吹牛，遭到言官弹劾不得不辞官。这并不是什么阉党的“陷害”，因为短短三个月前他刚刚请求为魏忠贤建祠并有幸得到允许，已经算是入伙献上投名状了，近在七月就被迫离职，而且这段时间没有证据表明他与阉党关系出现恶化的痕迹。“宁锦大捷”的过程从来说法不一，所谓三战三捷，实际上只是袁崇焕缩在宁远城，任凭满寇攻击赵率教坚守的锦州，赵率教守锦州是为一捷，明朝调满桂部救锦州是为一捷，满寇攻击宁远，满桂救宁远又是一捷，全部的斩首只有满桂的二百多，缩在城里的袁崇焕表现乏善可陈，全凭孙承宗时期整体布局的坚城大炮守城。以至于魏忠贤对他很是失望，出于“倾巢无完卵”的大局考虑，袁崇焕即使投靠了自己也要被换掉。于是袁光荣离职，可能这就是他虽然请立生祠，但仍能在崇祯二年逃过逆案的追究。也说明崇祯皇帝对魏忠贤党羽虽然务求搜罗全面，但仍然难免遗漏，类似的就如钱龙锡同乡也多有幸免。宁远大捷
宁远大捷作战经过示意图
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为筹集过冬粮草率后金6万号称20万进攻辽东。后金军进攻前，明朝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早已将消息传至前线，但袁崇焕未做丝毫准备。后金军兵锋所指，宁远外围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关宁军或退或降，未曾与后金一战，其所属军械、粮草全部留给了后金军。直至后金军兵围宁远，袁崇焕才令堵塞城门，准备与后金血战。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邀朝鲜使者同坐城楼观战。后金军围宁远后，派军突袭明军后勤基地觉华岛，屠杀明军7000多人，商民7000多人，烧毁战船2000多艘，烧毁粮草8万多石，搬走粮草十几万石。
时毛文龙所部东江军从朝鲜一路攻至沈阳城下，后金军遂后撤。宁远一战，后金军伤亡士兵仅500多人。战后，袁崇焕上书在宁远一战中以大炮炸死敌酋一名，但语焉不详，使明朝上下多认为此战中的所谓敌酋即努尔哈赤身受重伤而死，后金军才仓皇后撤。明天启帝以宁远大捷诏发全国，袁崇焕也乐于接受这个英雄称号，从此威名大振，这也直接导致崇祯皇帝在继位之初就仓促任用好说大话的袁崇焕，以至于酿成亡国悲剧。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在两次亲征蒙古后，终死于军中。死因现已无法确定，遍观清朝所有记载，亦从未承认努尔哈赤在宁远一战中受伤。战后，袁崇焕多次与后金私下进行议和，并将大批军粮直接或间接地卖于后金，从而大大改善了后金军需物资的紧张状况。后来清朝自己亦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未经请示明朝政府擅自派人前往吊唁，曾遭到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的强烈反对，“袁经略遣僧吊赠，公（袁可立）力诋其辱国。”(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崇焕- 宁锦大捷
宁远之战后，阉党全面掌权，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他一面私下派人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来攻锦州、宁远。当时皇太极所部战兵为两红、两黄（共四旗）披甲兵及蒙古军万余。推小车的包衣约4万。袁崇焕所部关宁军：35个野战营及辽西军户壮丁，战兵约7万。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关宁军在袁崇焕严令下守城不出。皇太极率军周游于锦州、宁远两城200多里的地区，将两城之间所有能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此次战役，后金攻下辽西二十座堡垒中的十七座（除了锦州堡、宁远堡、大福堡），抢割了明军数千顷军屯粮食，把二万多关宁军抓回去做了包衣（仅大凌河一城就有四千关宁军不战而降）。
六月五日，后金撤军，并留下包衣奴才在宁远城外收割明军的秋粮，而袁崇焕严令关宁军不得出城一步，总兵满桂违抗袁令出城斩首二百具（这是此战中唯一获得的战功）。袁崇焕竟然上书明政府，自称获得宁锦大捷。战后袁崇焕与满桂争军功，导致两人发生矛盾。后满桂入京面见明熹宗皇帝禀明宁锦战役实情，得知真相的众臣也纷纷弹劾，袁崇焕方于七月一日不得不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明熹宗允之。
袁崇焕- 所谓“反间计”
明登莱巡抚袁可立曾经诱降刘爱塔，而刘爱塔又以“狸猫换太子”的“假死”手法顺利地骗过了后金，后金在此前却给予刘爱塔优厚的待遇，努尔哈赤竟以姻婿待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成为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不但在自己主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人一概不予立传，还在精心编撰的《明史·袁崇焕传》中凭空杜撰了崇祯皇帝中金人“反间计”而“冤杀”袁崇焕的离奇情节，以报袁可立策反总兵刘爱塔的史羞，达到慰藉自己和中伤明朝君臣的目的。
实际上，袁崇焕本非将才，崇祯用非所用，袁崇焕书生误国，妄言“五年平辽”，又怕“军中无戏言”之威，不得已专事“议和”，擅杀大将毛文龙，企图以此作为条件进行议和，终致误国乱军，使局面一发不可收，其罪当万死有法可依，与所谓“反间计”何干。
清朝所编《明史》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一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满清御用文人为此捏造了一个“反间计”出来显示袁崇焕是真有“冤情”的，而实际上袁崇焕被正法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确实存在的，这些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非常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这里历数袁崇焕所犯罪名甚详，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的字样，丝毫没有提及直到一百年后才被虚构出来的“反间计”，而且按照大明律法凭着上述罪名，杀袁崇焕一百次都有余辜，根本不需要再增加一个什么所谓的“反间计”来凑数。在整个处决袁崇焕的数月内，明政府在办案期间丝毫没有引用所谓金人诱使两名太监的证言和指证汇报，完全是靠袁崇焕已经犯下的确凿罪状进行量刑定罪，而满清在150年后的“文字狱”时期不但大量毁劫前明原始档案文献资料，还此地无银地虚构了所谓诱使两名太监偷听又故意令其逃走的情节，即使杜撰“反间计”也难免画蛇添足，无以欺瞒天下后世人。
说起在辽战中的“反间计”，明朝廷也并不陌生，因为辽抚袁应泰确实败于金人所施的“反间计”，但后来明朝就吸取了相关教训。当时身为登莱巡抚加兵部右侍郎的袁可立在反间刘爱塔前呈给明兵部的奏疏中就十分警惕地指出：“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从中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大明王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从当时大臣和一些邸报的动议就可以阻止左右皇帝立储的重大国事可以知道其民主和开放程度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明朝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无论从疆域和综合国力来看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教化和影响，甚至其亡后数百年朝鲜都以小中华自居。所以清朝才需要有那么多的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和极其暴力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到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所以才有了后来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仅就其“文字狱”的残暴和卑鄙一条，清朝就构成人类史学史上的大耻，其对后世万代的话语权将大打折扣。大明王朝的严刑是为了反贪，而满清为了造假历史和控制舆论，竟然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这是两个不能同日而语的王朝，是文明和野蛮的两个极点。
历史文献
崇祯年间，袁崇焕成为蓟辽督师，在御前许下“五年平辽”的诺言，后来发现无法实现，又想以议和来“塞五年平辽之命[4]”。与内阁辅臣钱龙锡等合谋，将主战的兵部尚书王在晋免职，代之以好友王洽。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5]”表明了抗战到底之决心，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对王洽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21]”为了逼毛文龙就范，袁崇焕设策断绝东江粮饷八个月之久，使得东江镇军民饿死无数。毛文龙自感时日无多，写信给妻子永诀：“外有强敌而内有公卿，必死不久。[3]”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袁崇焕以议饷之名至双岛，罗列毛文龙“十二大罪”，矫诏将其杀死。毛文龙从容赴死，没有任何反抗，涕泪无一言。
历史上对毛文龙之死主要有两种声音：明末时期的史书大多认为：毛文龙是国之栋梁，袁崇焕杀之，是后金方面提出的议和条件，就如秦桧杀岳飞。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各种史料开始认为毛文龙真通敌，被袁崇焕诛杀是罪有应得。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国椎·卷九十》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 ——《崇祯实录·卷二》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明季北略·卷四》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明季北略·卷五》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 ——夏允彝（民族英雄夏完淳之父）《幸存录》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 ——民族英雄徐石麒弘光年间所上的反对与满清议和的著名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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