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悲剧
出于许劭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这一句话,成为印在曹操身上的标签,刻在曹操身上的烙印,成了曹操一生的定评。
这一句话的真实性,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大抵也真有过那么一句话。此语通俗的理解是《三国演义》中载之,《三国志》没有志这一语,但裴松之之注却引《世说新语》言之凿凿。世有人因话而成名人者,却也有话因人而成名言,此可谓也。
这一句话,影响了曹操的一生(我们假定许子将真的对曹操说了这么一句话)。连同那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到了《三国演义》那里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两句话,成了曹操“奸雄”的铁证。直到今天,历史的烟去已过了近二千年,一提到曹操,人们马上将他与“奸雄”联系在一起,治世之能臣,谁又会认同他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句话时的环境:其一,是曹操自身情况:三国志说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演义》更说他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游荡无度”,兼父亲在朝为官,不用说,就是现在的公子哥儿。偏是这样一个无行却有本事的公子哥儿,却偏要问“我何如人?”有识人之名的许劭怎么回答呢?其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有识之士均认为天下将乱,认为单凭死板的书呆子是难以挽狂澜于既倒,身为太守的桥玄就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而南阳何顒说得更加明白:“汉室将亡,能安之者,必此人也”。桥玄的话较合理,而何的话在当时恐怕是“逆言”,但出自《三国演义》,恐是将话戏剧化了。但不论如何,当时的舆论,是不齿操之为人,但佩服他的本领,认为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必是他。其三是许劭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上面说了《三国志》本身没有这句话,但裴松之注却介绍,桥玄教曹操去结识许劭,“子将纳焉”,操与子将相识后尝问之,不答,固问之,许答出这句话。这里丝毫没有强迫之意,却有朋友间的欣赏和戏谑的味道,“操大笑”就更说明曹操的达观,但未必当真。而在《三联单演义》成了“操闻言大喜”这就成了奸雄的嘴脸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岐义:一般的理解当然是:你在太平盛世时,是治世的能臣,但在动乱之时,你就成了奸雄了。这种说法之所以为人所接受,应该说是因为他比较客观的。而另一种说法是:你要是忠于朝庭,治理国家,你就会成为能臣;如果你存心捣乱,破坏社会的安定,你可就成了奸雄了。也就是说把“治”与“乱”都作动词释了。窃以为这种说法附会牵强,因操一生致力于统一,即算后来他有“不汉”之心,他也不亡国家的安定统一,这与乱世是搭不上边的。何况,下面我就会谈到,早期的曹操,直是想当个治世之能臣的。
我们先来看看上半句“治世之能臣”。现下许多人记得这半句话,但任谁也不会将他与曹操联系在一起。其实,早期的曹操,不论从哪一本资料来看,都是治世之能臣!至少曹操是这样做了。
曹操真正踏占仕途,是任洛阳北部尉。裴松之注:“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有……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即遭中伤,明升暗降至顿丘令,也还针对时敝上书切谏。只是“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黄巾起事,操不避艰险,与黄巾搏杀,多所建功,拜济南相,……赃污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大概是到了这时,曹操已看透了汉朝已不可为,于是在朝庭征为东郡太守时,“不就,称疾还乡里。”当时许攸等想作乱,以为操对朝庭不满,邀他入股,但操断然拒绝。
在董卓表操为骁骑校尉,欲收罗旗下时,曹操决然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对曹操多有贬损的《三国演义》对他这一举动大加赞赏,还加上了刺董卓的情节。
归了故里的曹操,散了家财,招兵买马,矫诏起兵以讨董卓。在讨董各路诸候各藏私心,惟日置酒高会时,他不顾兵微将寡,毅然带领手下追击董军,险些送了性命,也正因为如此,董将徐荣见“太祖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下也,亦引兵还”,才使讨董盟军不致立即兵败涂地。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曹操即使在少年时飞鹰走狗,但从政以后,一直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他不畏强权,不畏艰险,不畏黑恶势力,这个那个豺狼当道的社会,难能可贵。为了汉室,差点付出性命的代价,直到此时,他还是想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从他责备讨董诸侯“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可以看出,他比许多高官来得忠于汉室,他所说的“可立定也”也是指匡扶汉室。即使到了迎汉天子就许(众称“挟天子”,就算挟吧。),他还是对汉天子关怀备致,草创宗庙制度,这对汉的延续,不无功劳。
事实说明,早期的曹操,是当得起“汉世能臣”之称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对于曹操的印象总是“奸雄”多于“能臣”呢?这要得益于几点:
其一是曹操本身的因素。曹操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不思掩饰,这和封建道貌岸然的那一套相悖,看,为了成功,他公然下令“惟才是举”,弃道德讲教于不顾,不要说后来,当时的社会名流就不吃他那一套,如孔融、祢衡等。而他后期的所作所为,在封建的标准来说,也应是奸臣一类的。更不用说他的言论“如天命归吾,吾为周文王”了。
其二是当时的政治斗争使然,因刘备自称汉室之胄,且处处以汉室之名与曹操作对,而汉朝遗德丰厚,所谓人心思汉,故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奸臣了。不说奸臣而说奸雄,已是给足了老曹的面子了。
其三也应是拜罗贯中所赐了,他的一本《三国演义》使天下人熟知三国故事,且他描述生动形象,易读易懂,而陈寿的《三国志》,连秀才夫子都不易读懂,普通百姓哪里读得动呢?这样,既然罗老夫子都说曹操是奸雄,那就是奸雄了,更何况后来有一个叫毛宗岗的,更加痛恨曹操,能够说得出的丑话,都给了曹操,所以,曹操怎能不奸雄呢?
再有就是曹操既是政治地区领袖,又是军事领袖,在打仗时总是要使用一些手段的,这些经罗贯中的渲染,也就成了奸雄的铁证了。
其四,曹操的儿子篡了汉,儿是承了老爸的衣钵,儿子取了汉朝的江山,父亲不是奸雄是什么?
所以,“治世之能臣”是操所愿,“乱世之奸雄”是势所逼。我们不能将一切委之时势,但枳之迁可使它味变,时势之变,当也可改变一个人,特别是“江山”这样臣大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