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月28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常熟田娘农场，在麦田埂上，向高健浩了解家庭农场的经营情况
金秋十月，田娘农场喜获丰收。高健浩开着联合收割机，在金灿灿的稻田里收割稻子。
苏报记者 弓 玺 陈震欧 商中尧
题记——
“袁隆平是让中国 人吃饱，家庭农场是想 让中国人吃好。”
——高健浩
白米饭好吃田难种，
面向黄泥背朝天，手拿秧把把秧莳，横平竖直脚拖直。……这是白茆山歌《莳秧歌》里描绘的江南水乡初夏农忙时的情景。
这里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河汊众多、灌溉方便，岸上稻田连片，是中国最适宜稻米生产的地方之一，这里就是被誉为“岁得常稔”的常熟。
翻开宋代《宝佑琴川志》，当时这里籼稻、粳稻和糯稻的品种就多达35种。
改革开放，让乡镇企业如星星之火在这片土地上以燎原之势铺开，形成闻名中外的“苏南模式”； 城市化进程，在这里催生了一个个“掘金”服务业的小城镇。
然而，随着快速发展，土地和粮食，成为新的隐忧。
打破瓶颈，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
立夏时节，当我们踏上这片热土，走进田娘农场，在插秧机轰隆隆的声响中，不仅感受到“以工促农、工农互惠”的节奏，也感受着现代农业在这片富饶土地上喷发出的勃勃生机。
20多年的摸爬滚打，一个个平凡的人和事，以浓烈的色调，涂染着这片土地。不经意间，一种带着“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我们眼前悄然展开——
一
3月28日，常熟古里镇芙蓉村的田野里，阳光明媚，一道道细细的田埂呵护着齐整的麦田。麦苗青翠欲滴，长势喜人，预示着又一个欣然怒放的春天。
田埂上，两个宽厚的身影一蹲一立，一边查看麦苗的长势和墒情，一边倾心交谈。
当两双大手紧紧相握的时候，很难想到，他们中的一位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另一位，就是田娘农场的“当家人”高健浩。
这是李克强总理上任后的首次地方调研。吸引总理前来的，是这里正在形成的一种农业经营新模式——家庭农场。
2013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对于极具风向标意义的一号文件来说，这已是连续第十年聚焦“三农”问题。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明确要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这里一共多少亩地？”“每亩地流转多少钱？”“现在土地确权是不是你们的？”“你这里水分高了，所以小麦亩产也就700-800斤。你这是弱筋小麦吧？”
“你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下一步发展，从体制上讲，你需要最大的支持是什么？”
……
绿油油的麦田地里，李克强总理追问式地调研田娘农场的发展。
从土地流转到家庭农场，还有农机合作社，一个又一个问题，总理问得十分细致。他对这里的麦苗很熟悉，对这里的种植、土地流转经验感到新鲜。
临走时，李克强总理告诉高健浩：“你这个探索带有方向性。家庭农场、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在我们目前这个承包制的基础上，是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载体。希望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大胆探索，在探索中积累经验，不光给苏南、给江苏，还要给全国积累经验。”
二
家庭农场，对于一个生长在城市的人来说，也许陌生，但对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高健浩来说，却很亲切。
“土地一定要交给农民种，精耕细作才能长好庄稼。”
话很朴实，却渗透着中国农民的智慧。
高健浩是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目光炯炯有神，长得高高大大，说话带着浓重的常熟口音。
老高从小热爱土地，也热爱着农业技术和创新。1962年，他就师从水稻专家陈永康，在农田里播种希望。
人民公社的年代，高健浩利用老鼠吃剩下的48粒稻种，神奇地培育出水稻高产新品种32-78，并在苏州地区推广，种植面积达60万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次，村里来了位叫翰丁的美国农业专家。
当时，高健浩还只是一个生产队的农技员，听说来了外国同行，既兴奋又好奇，他的心里，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想知道美国农民是怎么种田的，有什么高招能让地里多打出粮食来。
于是，他一有空就磨着翻译找翰丁聊天，又打手势又比划，聊种地的那些事儿。
土地和庄稼虽然不说话，却是最好的媒介。
洋专家介绍了好多新鲜事，高健浩听得入了神。
翰丁说，在美国，好几千亩的农场里，农场主一般只需雇三四个人，就能把日常农活做完。高健浩算了一笔账，这样下来，一个人就能种1000亩地。
想不通！当时他们全村耕地加起来才3522亩，但得靠村里2000多人起早摸黑地种。一年下来，每人2亩地都不到，打的粮食不过千斤。
这么高的效率，美国农民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中国农民什么时候也能这么牛气地来种田？那一刻，芙蓉村这位年轻的农技员在心底深深发问。
三
这个疑问一直困扰了高健浩近20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后来外向型经济的勃兴，迅猛的工业化浪潮带走了江南农村的大批青壮劳力。
不少农民开始进城务工或下海经商，钱赚得比种田更快、更多。于是，农田开始被忽视，务农被看成是没出息的营生，出现了“田里荒的人家有钱，田里好的人家没钱”的现象。
看到昔日肥沃的土地被大片撂荒，高健浩的心坎就像被犁过的田，钻心的痛。他很想把那些被抛荒的土地包下来自己种，但承包土地在当时可没那么简单，需要冒极大的风险。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绝不能一直这么白白荒弃。风险再大也要干，出了问题我来担！”
在和村里几个同样深爱种田、懂得种田的乡亲商量之后，当时已是芙蓉村支部书记的高健浩毅然决定“搞把大的”。
1992年春，一心想种田的高健浩带着17个村民，提着简易的行囊，踩着自行车，满怀豪情地骑到50多公里外的昆山正仪镇，承包了当地4800多亩水稻田。
农民跨市承包大片土地搞种植，这在当时的苏南地区还是头一遭。
第一次“吃螃蟹”，高健浩胆大心细。
他邀请了当地乡政府、供销社、银行、粮管所、村支书一起坐下来，进行“六方会谈”，讨论如何来稳妥地运作这件新鲜事。
老高提出了一个对当时来说十分“超前”的方案。“我有个条件，承包农田的种子我们自己解决，种粮所需的农资贷款由银行帮我们解决，粮管所可以担保。粮食卖掉后把钱交给粮管所，扣除租金、农资、人工等成本后，多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承包者的收入。”
末了，他还补充一句：“假如我们种不好那些田，出现抛荒，我愿去吃官司！”一席话掷地有声，说得在座的都笑了，也服了。
就这样，一个朴实的农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开创了农产品抵押信贷的新路子。
田埂外的资金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但田埂内的难题依然硬邦邦地摆在那里：没有大型现代化机械设备，每个夫妻档承包户得种近300亩地，好多地里早已荒草齐腰，坑坑洼洼……眼前的一切，又一次让种田能手们犯难了。
这时，爱动脑子的高健浩想起了早先试验成功的“水稻免耕法”。
这是一个直接把稻种撒到水田里的“懒法子”。尽管会多消耗些种子，但比弯腰插秧的效率高出好多倍。
4年，风里雨里，一脚泥一脚水。
高健浩骑着他的28吋的自行车，像开着一辆“老坦克”。从常熟白茆到昆山正仪，不知奔了多少个来回。为种好田，他不停地为“伙伴们”鼓劲打气，提供各方面的服务。
其间，年事已高的母亲一度病重，让高健浩心急如焚。但他心里，还是割舍不下昆山的那片地，那里的庄稼，那一帮无怨无悔跟着他辛勤包田的兄弟。
一边床前尽孝，一边田里奔波，老高累惨了，一家人也仿佛被他绑上“战车”，只能隆隆向前开。
没有更多地陪在老母身旁，老高有悔，但无怨，因为他深知，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土地不会辜负勤劳的人。
1996年，高健浩带领的17位“种粮勇士”衣锦还乡，每人怀里都揣着足够在常熟城里买套别墅的现款，回家盖起了新楼房。
四
昆山包田，高健浩尝到了“甜头”。
在品尝丰收“甜味”的时候，他似乎捕捉到了什么。同样是一块田，分了合，合了分，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会有那么大差异？
表面看，这是一个关于土地得大块分还是小块分的问题，其实，这更是一个关乎构建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问题。
改革，往往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安徽小岗村发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土地迸发出新的活力。
但十多年后，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受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影响，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农户承包地块比较零散，不便于现代化的耕作和管理；二是土地平均承包块小量少，农民靠土地增收致富艰难，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有田无人种与有人无田种两种情况并存。
这些矛盾，在苏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土地怀着深厚感情的高健浩开始静下心来思考。
总结昆山包田，他发现，采用以家庭为单位，适度规模的土地集中耕作，再加上统一服务，这样的形式，可以让土地的产出效益大大提高。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用自己的实践寻找出的新型农业生产模式。
如果说，规模化经营让高健浩触摸到家庭农场的“影子”，那么，对土壤肥力的研究，让他叩开了农业发展的一扇“新门”。
没有一个农民不爱土地，但是“承包”使农民对短期土地产出的效益分外“重视”，过度使用无机化肥，表面上方便有效，但长此以往，却造成土地板结、肥力下降、水体污染，让农产品的“含金量”也大大打了折扣。
要好粮食，就要有好土壤，要好土壤就要好肥来养。
高健浩清清楚楚记得，当年种田人是怎样呵护土地的。
割草养猪罱河泥，那一船船从上海、苏州运来的黄粪，可是庄稼人心中的“黄金”。但是这些年来，养猪的不种田，种田的不养猪，人畜粪便直接流入河塘，被农民视为“农家宝”的有机肥不仅得不到利用，反而成为严重污染农村环境的公害。
能不能搞一种“既养护土地，又高效高产”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2002年初春，常熟一家利用畜禽粪便生产生物有机肥的公司，因为资金困难等诸多因素，没开工就运行不下去了。
这是一个机会，是“干”还是“看”？曾做过生产队积肥员的高健浩，又一次面临选择。
眼看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一天天遭受污染，彷徨在田埂上的高健浩，仿佛听到了大地母亲哭泣的声音。
那一刻，一个声音在这个老农民心里响起——一定要复活这片土地！
57岁的高健浩挺身而出，从镇建管所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毅然接手这家“常禾生物有机肥料有限公司”。
五
“办肥料厂，老高昏特哉。”
“好好的办公室不坐，偏要往粪堆里钻。”
“有饭做粥吃，老高要寻苦头吃。”
顶着身边众多异样的眼光，高健浩把家人召集到一起，要用全家50万元积蓄办厂。
全家人惊呆了。粪肥被弃用不知多少年，如果没销路，就是500万元砸下去也是打水漂。
高健浩倔强地说：“我等得，地等不得。”
女儿高美真看着父亲那么坚定，心软了，“让他干吧，不然他会难受的。”
在给有机肥品牌起名时，高健浩说：“我们要对得起子孙后代，对得起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有机肥是最好的肥料，是大地的母亲，就叫‘田娘’吧。”
万事开头难。
随着田娘公司开工，盖楼搭棚，引进设备，请教农科院专家改进工艺，让高健浩头发更白了，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
从常熟周边收购来的人畜粪便，经过烘干、微生物发酵、粉碎、合成等多道工序，最后加工成颗粒状的无毒无臭、肥效全的有机肥。
一开始，周围的农民并不认同，觉得有机肥不就是平常的农家肥吗，用起来还费时费力。任凭高健浩说破嘴皮，白送肥料，依然收效甚微。有一次，为了让他们相信田娘有机肥干净无毒对田有好处，老高甚至把肥料放进嘴里。
有机肥比不过化肥？高健浩不信这个邪，决心和化肥打一场持久战。但公司亏损严重，连发工资都成了难题。
高健浩闷在家中想了三天，憋出一个“笨法子”：别人不用，我自己租地，自己用。
公司成立两年后，高健浩挨家挨户去“租地”。他以自己种田的特长，和昆山包地的影响，动员农民跟他合作一起种。
2004年，农村土地流转在政策上尚未破冰。不知道水深水浅的高健浩，还是凭借从村民那“租”到的500亩地，成立了“田娘农业生产合作社”。
500亩地，让滞销的有机肥有了去处，让被逼到墙角的高健浩站稳了脚跟。
2006年，高健浩成立了米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让田娘农场拥有了6800亩经营土地，逐渐形成了“公司+农场”的运作模式。
六
“人病了影响生活，田病了，也会出问题。”
仅仅满足“产销”，并不是高健浩心目中真正的“家庭农场”。在丰收的喜悦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土地的问题。
“或许，我们能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仍可能保不住粮食安全。”
高健浩忧虑，“重金属、化肥农药等污染，农田正在不断被侵蚀，就连黑龙江引以自豪的黑土，也在逐年变薄、变瘦。”
事实上，数据统计，国家每年因土地污染而导致的粮食减产高达100亿公斤。
而老高心目中的“田娘”，要做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农业。
除了在自己承包的田里使用，他还联系好村子附近的一些蔬菜种植户，免费提供有机肥。随着一茬一茬蔬菜收获，人们拿施用化肥的来比较，发现不仅病虫害少，而且蔬菜口味更好。
富含氮磷钾等十余种肥料元素的有机肥，让人们祖祖辈辈依赖的土地，慢慢发生着变化。土地在“复活”，一些常用化肥的田地里，曾经消失的微生物、蚯蚓都重新出现了。
2005年，田娘公司集中零星土地，推广有机肥，大面积种植优质水稻，引得专程前来考察的丹麦专家竖起了大拇指：“了不起，中国农民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
正当高健浩准备扩大他的“土地复活工程”时，突如其来的天灾几乎击垮了他。
2008年，一场百年难遇的大雪，压塌了肥料厂的全部厂房。7年心血毁于一旦，高健浩站在一片狼藉的场地上，忍不住哭了，他不知道从何再筹资金重建。
然而，南京农业大学的土壤专家沈其荣教授电话打来，鼓励他，许多客户也打电话支持他，他的妹妹和女儿也带着支票赶来……
挑战越大，老高的斗志越强，“一定要让有机肥走向全国，修复那些常年得病的土地。”
凭着对土地的热爱，凭着不服输的劲头，高健浩在废墟上几乎是重建了一个“田娘”。
田娘农场的粮食产品逐渐获得认可，田娘牌有机肥系列产品不仅在省内热销，同时远销到山东、山西、安徽、江西等十多个省市，还出口到了东南亚。
田娘农场开始在全国范围复制自己的经营模式。通过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种田大户孙圣海合作，田娘农场在东北建立了优质水稻基地3万亩；与江西省浮梁县合作，开发种植适合婴儿食用的“宝宝米”以及绿色环保无公害的生态茶。
“废弃物收集——有机肥生产——返回种植业——优质农产品生产”，一条绿色的循环产业链，在田娘农场的带领下悄然延伸。
田娘农场把困扰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污染“大包袱”，变成了一个香喷喷、金灿灿的循环经济新产业。不仅启迪了国内农业的发展新思路，也引起了国外专家的关注和赞叹。
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田娘颁发了“中国绿色责任贡献奖”，环境规划署创始人斯特朗握着高健浩的手说：“谢谢您，向您致敬，中国人。”
2011年10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到常熟，欣然为“田娘农场”题词。站在水稻基地的田埂边，袁隆平称赞高健浩：“你这个农民，真了不起！”
2012年，田娘处理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有机废弃物12.3万吨，实现有机肥销售4.2万吨，成为全国有机肥生产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2013年，就在李克强总理考察田娘农场时，高健浩向他建议将有机肥加入全国层面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体系，逐步提高使用有机肥的使用比例。
“总理非常重视，现场指示农业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回去研究”，高健浩说，使用有机肥有利于改善环境，也有利于保障粮食的品质安全，更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条被学者称为“现代农业经济循环圈”的路。
高健浩一路走来，走得艰苦，也走出了满满自信。
尤其是得到了总理的认可鼓励，让他更坚定了通过“家庭农场”走向现代农业的信心。
2013年4月，高健浩从工商局领到了营业执照，这也是常熟第一家正式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
七
量子基金联合创始人、世界级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曾预言：“未来中国最好的工作就是做农夫，就是经营农场。”
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社会化农业，最需要的是人才。
事实上，摆在人们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场景：
“细看垄上尽白头，种田难有年青人”，一茬又一茬的年轻壮劳力弃田而去，汇入“农民工”大潮，一代又一代“农”字头大学生，纷纷转业改行。
高健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现在最缺的，就是能投身农业发展的年轻人才啊。”
田娘要发展，更需要会用电脑种田的现代农民。
只有初中文化的高健浩，把目光瞄准了大学。
田娘首先成功“联姻”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的贫困学子，设立“田娘”奖学金，还拿出一百万元培养方方面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包括从农机操作、检验到加工生产等。
求贤若渴的他，几次跑到高校里，和大学生们面对面地谈农业的理想，勾画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一个，两个，三个……慢慢地，开始有大学生心动了，被这个绿色的梦想吸引，来到田娘农场这块希望的田野。
在田娘的办公大楼里，如今已有25名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他们青春而忙碌的身影，活跃在电脑前，奔走在田埂上。
王强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2004年毕业后，他的同学大都留在大城市，听说这个“IT男”要去田娘当农民，同学们都惊呆了。
勤学肯干，爱钻研、求上进，高健浩十分欣赏小伙子身上的这股劲，几年考察下来，决定任命他为“田娘公司”总经理。2007年，他还考上了南农大农业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如今，他的QQ签名也俏皮地改成了“农夫，山泉有点田”。
“80后”的夏伟，虽然学的法律专业，在田娘，他负责农场生猪发酵床养殖技术及市场销售。
“高总鼓励我们大学生空闲时学农机，每拿到一种农机的操作资格证，就能享受每月100元的补贴。”小夏如今已经拿到了小麦收割机、水稻收割机、插秧机、大米加工机4种农机的操作证。到年底，还能拿到25亩地2万多元的土地分红。
这两天，压力最大的要数杜君了。这个来自山西的小伙，被派去南京，苦学开“直升机”的本事，一个半月的课程，光学费就要2万多元。
2013年9月，为了提高田间喷灌防虫的效率，高健浩花了40多万元预订了2架无人植保用直升机，12分钟就能完成喷洒16亩地。
凡是进了田娘的大学生，至今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
“人人依赖农业生存，不能看不起农业。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示范，证明现代农业同样大有可为。”高健浩说。
八
金秋十月，记者再次来到田娘农场。初夏时绿油油的秧田，已经铺满金灿灿、沉甸甸的稻穗，微风卷起千层浪。
秋阳下，高健浩的同事们开着收割机忙碌地抢收，丰收的喜悦映红了脸庞。
“探索现代农业，土地也能产出黄金来！”总理的话，言犹在耳。总理到过的那方田里，他们打出了亩产680公斤的高产稻。
收割机的轰鸣声中，高健浩幸福地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这片丰收的土地，他觉得他离梦想越来越近。
这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农业现代化梦想：让土地变得更健康，让全国的老百姓吃上更健康的有机农产品，让田娘农场这个“中国式”家庭农场的模式，播种到更多地方。
这就是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报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