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799年5月20日，巴尔扎克生于法国古城图尔，这一天正是圣奥诺雷节，由此取名奥诺雷·巴尔扎克。他的父亲出身农民，靠个人奋斗逐渐发迹，相继担任拿破仑手下的军需处长、税务官、医院主管、副区长。母亲出身于巴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巴尔扎克从小进寄宿学校和教会学校，过着极其严格的幽禁生活，很少与家人见面。但是，他就像“鹅群中孵化的一只鹰蛋”，拿破仑时代的风气孕育着他。１８１４年，巴尔扎克随全家迁往巴黎，他仍然进寄宿学校读书，１８１６年９月中学毕业。长期离开亲人的生活，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和工作的习惯。
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尔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9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但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情调的伟大作家，一边因奢华的生活而负债累累，一边以崇高深刻的思想创作出博大精深的文学巨著。他的生活趣事层出不穷，而作品更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人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在他逝世时，文学大师雨果曾站在法国巴黎的蒙蒙细雨中，面对成千上万哀悼者慷慨激昂地评价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值；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奴。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但是在不少场合，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尖刻辛辣。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1836)是一个狡猾的贵族，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竞争中，却被强悍的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德·爱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高贵”等的化身，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弟。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阿兹的控告，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放下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才免于破产，保全了名誉。在巴尔扎克笔下，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影响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作者抨击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转而肯定资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碜的伏盖公寓。公寓中有三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形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高老头。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拉斯蒂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夫人，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没有钱，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伏脱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并为他策划谋财害命的阴谋。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终于案破被捕；不久，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但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对拉斯蒂涅来说，都是新的人生一课，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同时，高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小姐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娼妓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
《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潢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1848年1月，巴尔扎克启程回巴黎去准备他们的新家，他花了大笔法郎购买了许多奢侈品装饰房间。9月底，他踏上了前往乌克兰的漫长旅途，只是他对维埃曹尼亚已不再激动，事实上德·韩斯迦夫人和女儿对他也漠不关心，而且更糟的是他这么多年高强度工作所损害的身体健康也来讨债了。在这个漫长的冬季，他患了脑炎、慢性心脏病和支气管炎，他的生命已经步入最后的衰竭期。
经过了漫长的追求与等待，德·韩斯迦夫人终于同意结婚了，因为这位伟大作家不会再追求她多久了。1850年3月14日，德·韩斯迦夫人以怜悯之心愿意满足巴尔扎克长达十几年的愿望。在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市的圣·巴巴拉天主教堂，他们举行了婚礼。除了新婚夫妇，只有两位证婚人和一位神甫出席。一个多月后，他们启程回法国。这次旅程对病入膏肓的巴尔扎克是灾难性的。当他们终于回到巴尔扎克精心布置的爱巢时，他已经无法再踏上台阶，死神的脚步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维克多·雨果时常来看望他，巴尔扎克对老朋友抱怨说他无法完成《人间喜剧》了。
1850年8月18日夜11时30分，伟大的天才巴尔扎克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带着没有完成《人间喜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文坛上的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在他生命的尽头，陪伴他的只有给了他一生痛苦也帮助了他一生的母亲安妮·夏洛特。
依照巴尔扎克的遗愿，他的灵柩将被安放在拉雪兹公墓。在葬礼的仪式上，他的朋友维克多·雨果为这位天才献上了悼词：“……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充实，他的作品比数不清的日子还要丰富。悲哉!这位力量惊人、从不疲倦的工作者，这位哲学家，这位思想家，这位作家，这位天才，在我们中间经历了所有伟人都不能避免的那种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今天，他在平和宁静之中安息了。现在，他超脱了一切争吵和仇视。在同一天，他进入了坟墓，但也进入了荣誉境界，他将继续在飘浮于我们头顶的云层上面，在我们祖国的众星中间闪耀光芒……” 巴尔扎克的故事
1829年夏天，巴黎贫穷的圣安东郊区莱特居耶尔街9号，一座5层楼的阁楼上，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坐在矮小的书桌前。他双眉紧皱，苦苦思索，脸上现出痛苦而绝望的表情。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年轻人吓了一跳，嘴里自言自语：“这些讨厌的债主鼻子真灵，居然像狗一样找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我就给他们开开门，大不了让他们把我送进监狱。”
门开了，年轻人吃惊地大叫起来：“玛格丽特，你怎么来了。我可不希望在这样的地方和你见面。不过，还是快进来吧。”
“天哪！你怎么住这样的地方！我说了你别介意，这里简直像个狗窝！”来的原来是位姑娘，她一进门就这样说。“是啊，现在这种情形，你哥哥能住这样的地方就不错了。我好心的妹妹，要不是你经常寄钱来，也许我早就饿死了。”“我总是把父亲给我的零用钱省下，攒起来寄给你。”姑娘快活地说，能帮助自己的哥哥，她感到很自豪。
“我走投无路了，玛格丽特，印刷厂又倒闭了。”
“你又欠债了？”
“这还用问吗？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在总共欠了6万法郎的债。那些债主整天追着我，看来，我要进监狱了。”“回去求父亲帮忙吧，只要你愿意回律师事务所，也许……”。
“不，我不能屈服，他会把我大大嘲笑一番，然后把我赶出家门。6万法郎，这个数目不小啊，他绝不会拿出这笔钱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敲门时，我正想这个呢。”年轻人烦躁地在狭小的阁楼走来走去，木质地板，被他踩得咯吱咯吱直响。
“那就借钱，办个什么工厂吧！也许我能帮你借点钱。”“不，不，看来我不是经商这块料儿。再说，还有谁愿意借我一大笔钱呢？我还要写作，我还要当作家？”年轻人有了主意，坚定地说。
“可是，你以前在这方面不也失败了吗？”
“这次不同了。这次我决不写那些文学上的破烂儿，我要写伟大的作品，像《荷马史诗》那样伟大的作品！”年轻人突然变得狂放起来，觉得有种激情在他心中燃烧，“你看，这是什么？”他说着，从书桌上拿了一张肖像，递给妹妹。
“拿破仑。”
“对，是拿破仑，整个世界都在他面前发抖，我要用笔来完成他用剑没完成的事业！”姑娘走了。年轻人又拿起拿破仑的肖像认真看了起来，两只眼睛现出异样的光辉。
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名叫奥诺雷·巴尔扎克，后来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被后人尊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年5月20日生于法国南部一个小城木尔。他父亲原是个农民，后来在大革命时代靠着巧妙钻营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巴尔扎克从小一点也不讨父母的欢心，刚2岁就被送到一个警察家里寄养，没得到过父母的疼爱。8岁时，巴尔扎克又被送到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寄读。学校的环境肮脏闭塞，教师冷漠残酷，学习单调乏味，制度严格古板，巴尔扎克天性活泼好动，觉得很压抑，每天只顾找自己喜欢的书看，至于老师讲些什么，他根本不关心。所以，每次考试，巴尔扎克的成绩都很差，有一次拉丁文考试，全班35名学生，他名列第32名。父母和老师都没对他报任何希望，觉得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
1816年—1819年，巴尔扎克进入大学法律系读书，同时在律师迈维尔和公证人巴塞的事务所当律师。后来，巴尔扎克称这些事务所是“巴黎最可怕的魔窟。”这段生活使巴尔扎克熟悉了复杂繁琐的诉讼业务，透过事务所这个窗口，他初次看到千奇百怪的巴黎社会，丰富了生活的经验。
大学毕业后，他本应该进律师事务所，却突对家里人宣布，他要当作家。
“奥诺雷，你疯了吗？”他父亲贝尔纳吃惊地问道。“我没疯，父亲，我要写作，当作家。”巴尔扎克很坚定。“当作家！当作家！你听听吧，这真是莫名其妙，异想天开！”贝尔纳急得直跳。
“我会成功的，父亲。”
“成功！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会成功，无论在哪方面你也不会成功，你是个十足的笨蛋。伟大的诗人8岁就开始写诗了，可你在16岁时连作文还写不好！现在却对我说你要当作家！一定是魔鬼把这个念头送进你脑子里的，我可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你给我走开，走开，老老实实进律师事务所吧！”贝尔纳一会儿耸肩，一会摆手，在屋里转来转去，对儿子说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
巴尔扎克一言不发地走了，贝尔纳以为儿子屈服了。两个星期过去了，巴尔扎克还是没去律师事务所，甚至也不回家。父子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要是奥诺雷还不抛弃当作家的念头，那我就停止经济供给，让他饿肚子清醒清醒。”贝尔纳对家里人宣布。
父亲的威胁没有瓦解巴尔扎克的意志，贝尔纳对儿子的执拗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终于答应给巴尔扎克两年的试验期，如果在此期间巴尔扎克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他就必须回到事务所。
1820年4月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巴尔扎克写出了一个诗体悲剧《克伦威尔》。
他在家里举行朗诵会，结果听的人都睡着了。
第一次创作的失败没有动摇巴尔扎克的决心，他发现自己在悲剧创作上缺天才，决定转而写小说，但他同样失败了。1821年，两年试验期已过，巴尔扎克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来，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恼羞成怒的贝尔纳决定惩罚儿子，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失去了家里经济支持的巴尔扎克，立即陷入贫困的境地。他在给妹妹玛格丽特的信中说：“你那注定应享有伟大荣誉的哥哥，饮食起居也象一个伟人，那就是说，他快饿死了。”这期间，巴尔扎克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迫使他不得不考虑金钱问题。
1821年—1824年间，他与别人合作，写了许多迎合当时庸俗的社会风气，内容粗鄙、情节荒诞的神怪小说，想借此摆脱经济上的贫困。他曾和一个名叫维列尔格雷的市侩文人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毕拉格的女继承人》。这本书换来了800法朗，但丝毫没改变他的处境。
他对这种卖文生涯十分痛苦。在一封信中他说：“我指望靠这些小说发财，简直是堕落！为什么我没有1500法朗的年金来保证我体面的写作呢？然而为了独立，我只得用这种可耻的方法：污染纸张，污染名誉。”后来，他干脆称《毕拉格的女继承人》是“真正的文学破烂儿。”
写作没有成功，他便制定各种各样的发财致富的计划。他先是与出版商合作，想通过出版一些古代著名文学家的袖珍本全集来赚钱。
列入最初计划的是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书终于出版。他亲自写序，并配有精美的插图，结果十分令人失望，初版印刷1000册，竟然只卖出20本，巴尔扎克为此欠债1万多法郎。
后来他又经营铸字厂和印刷厂，结果两厂子1828年底先后倒闭，巴尔扎克欠债6万法郎。
这段经历使巴尔扎克真正认识了法国社会。为了躲债，他经常去贫民区，在那里他了解到下层人民贫困的生活，他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又不拘礼节，和贫民区的工人几乎没什么两样。他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争吵，和他们谈话，常常体会到他们内心的痛苦。
这段时间使巴尔扎克深刻体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成了后来他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经商的失败，使巴尔扎克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上来。1829年3月，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版。在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大约20年时间里，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事创作。
他经常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每当疲劳时，他就喝浓烈的黑咖啡来提神，据说他一共喝了5万杯。他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从半夜12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写作，也就是说要在椅子上整整坐12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4点修改校样，5点半上床睡觉，半夜又起来工作。
他写作的速度也相当惊人，有时候一天晚上写两个短篇小说，三天写一个中篇小说，两个星期就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当然，写的多并不是粗制滥造，巴尔扎克非常严肃认真，他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力求精益求精。
巴尔扎克抓紧时间，一刻也不放松。他的朋友戈蒂叶曾有趣地写道：“有时，他一大早就跑到我房间里来，嘴里哼哼唧唧，精神疲乏不堪，新鲜空气使他眼花缭乱，像一尊刚出炼铁厂的火神，他一屁股甩倒在沙发上，通宵的工作使他饿坏了，他把沙丁鱼和黄油捣成一种烂糊糊，把它涂在面包上吃。刚一吃完倒头便睡，却在闭上眼睛之前要我过一小时就叫醒他。我没有把他的请求放在心上，却关照屋子里不要发出任何响声，免得打扰这次理所应得的睡眠。最后，他醒了，看见苍茫暮色在天空舒卷着灰暗的阴影，他就跳起来对我破口大骂，骂我是叛徒、盗匪、凶手，害得他损失了1万法朗，因为要是他早些醒来的活，他会构思一部小说，那部小说本该赚到那么多钱的，哪怕暂且不谈还可能出版的第二版、第三版呢。我给他造成了最可怕的灾难，引起了最不堪设想的麻烦，我使他错过了同金融巨头、出版商人、公爵夫人的约会，这次要命的睡眠，简直破费了他好几百万……看到他脸色红润，气色已经转好了，我才感到安慰。”
巴尔扎克创作时经常进入他想象的世界里，把小说当成了现实。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拜访他，听见他在里面放声痛哭。朋友进了门，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他答道：“高老头刚刚死了。”
1841年，巴尔扎克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决定写137部小说，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部分，总名字叫《人间喜剧》，全面反映19世纪法国的社会生活，写出一部法国的社会风俗史。到巴尔扎克逝世时，《人间喜剧》已完成了91部小说。这些小说中最有名的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主要写一个贪婪、吝啬的老头如何毁掉自己女儿一生幸福。老葛朗台原来是个木匠，在大革命期间，他靠着脑子灵活，善于投机钻营发了大财。他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成了百万富翁。他虽然有钱，却从不舍得花，家里过着穷酸的日子，甚至连自家的楼梯坏了也不修一修。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鱼饵，诱惑那些向女儿求婚的人自己好从中渔利。他的女儿欧也妮象只洁白的羔羊一样纯洁，她爱上了自己的堂兄弟查理，老葛朗台却将查理从家里赶走，还把欧也妮关在阁楼上惩罚她，每天只让她喝冷水，吃劣质面包，冬天也不生火。后来，老头死了。给女儿留下1800万法朗的遗产，可女儿已失去了青春、爱情和幸福。
《高老头》主要写一个退休的面粉商人高里奥的故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大贵族，一个成了银行家的太太，女儿出嫁时，高老头把自己的钱全分给了两个女儿做嫁妆。但女儿出嫁之后就把父亲抛弃了，连理都不理他。高老头一气之下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希望见女儿一面，可两个女儿都参加舞会去了。高老头死后，两个女儿连棺材钱也不出，甚至都不来看一眼，还是一个名叫拉斯蒂涅的穷大学生想法安葬了他。
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长期的辛劳严重损害了巴尔扎克的健康，刚过50岁，他就重病缠身了。在巴尔扎克生命垂危时刻，他仍然沉浸在自己制造的世界里，他恳求医生延长他的生命，他就能再写出一部作品。他不断呼喊自己笔下的人物“高里奥、葛朗台、皮罗多……”。
1850年8月18日晚上11点半，巴尔扎克永远闭上了他的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结束了他辛勤劳累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