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花山雅集与温岭文脉
斜阳指路到花山，林壑清幽溪水潺；
古迹新修追抚处，苍苍暮色眇归还。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与市文联丁竹先生、明因寺月光法师访花山梅花庵，得七绝一首。
温岭市太平街道辖区南部，天马、石牛、雁鸣、覆船诸山交接之处，林麓明丽，涧谷清幽，肖泉溪在此汇源。丘壑映带之间，溪水东流；沿溪路径植以梅花，而为花山。溪头石桥一带景深如洞，为梅花洞。洞旁筑庵，为梅花庵。
早在温岭市前身太平县（始于公元一四六九年）尚未建置之时，明永乐二年（公元一四零四），林原缙、王崧、翁晟、邱镡、邱海、何及、何愚、狄景常、程完（花山九老）雅集于花山，结为梅花吟社，以林原缙为社长。清道光年间（公元一八二一至一八五零），冯芳、陈寿璐、李汝皋、杨鸑、林蓝、林傅、章淳（修梅七翁）雅集，补种梅花，结为修梅吟社，推林蓝为社长。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零一），赵佩茳、林简、陈江藻、方乐、林玮黻（补梅五客）组成补梅吟社；然后，得徐子骐等人支持，募集资金，于梅花庵一带遍地植梅，重建九老祠，编纂《花山志》。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赵佩茳之子赵立民发起组建，胡大猷、盛配、郑丙生、张白、金声、张雪风、郑颂国、陈沅、林吟乔、林震遐、徐行、王云海、林亚风、沈小裳等人雅集，结为梅社，以胡大猷为社长。迄于现代，一九九零年，张白之子张岳与盛光辉、李学茂、陈诒、陈武韬、吴延龄等人组成泉溪诗社，以盛光辉为社长，接继梅社，追承补梅五客、修梅七翁、花山九老遗业。
自梅花吟社至泉溪诗社，绵绵延传六百多年之花山诗风，乃为温岭市文化脉络之甚明晰且强韧者。九老结社以后，花山之雅集曾经中断了两个阶段（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清朝晚期），但由七翁、五客隔代相继，使得梅社风骚称盛民国；今世之恢复，虽经十年“文革”破废之荡然，亦能薪火未灭。
中国古代文人、词客雅集、结社，很是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涌现的文艺沙龙。因为，文人雅集除了文章、诗词之倡酬、切磋，还要歌诗、唱曲、弹琴、绘画、作书，参与者各任衷趣之所以，畅怀遣情，完全属于文学、艺术互相兼及的聚会。例如，修梅吟社社长林蓝，工书善画，兼通琴棋（《光绪太平续志》卷之五·遗逸·林蓝：“工书善画，兰竹尤妙；弹琴围棋，靡所不能”）；后来，精通诗、书、画之蒲华（清末海派四杰之一），一度寓居梅花庵，于庵内继善堂留有题壁之诗：“空山春尽忆梅花，呼伴登楼日已斜；一勺清泉消酒渴，顽僧为煮雨前茶”（甚为遗憾，此题诗之壁今已不存）。
由于，雅集必须有诗（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吾辈今日雅集，不可无诗”），诚如赵佩茳在《花山志》中所说：“社非为诗也，而有乎于诗”。使得至今颇有人们将雅集误解为仅限于文学范畴之内的诗人创作诗歌的笔会。
而雅集不可无诗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东周春秋之时颇为风行的宴集赋诗。根据《左氏春秋》，每当诸侯举行宴会，参宴之主要者就得互相赋诗；例如，公元前六三七年（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至秦，秦穆公设宴招待，重耳赋《河水》之诗，穆公赋《六月》之诗。公元前六二四年（文公三年），鲁、晋结盟，晋襄公设宴，赋《菁菁者莪》之诗，鲁文公赋《嘉乐》之诗。公元前六一四年（文公十三年），郑穆公、鲁文公在棐地举行宴会，郑卿子家赋《鸿雁》之诗，鲁卿季文子赋《四月》之诗。这是侧面地反映了在《诗经》成书之际，诗歌已与上流社会的公、侯、公子、公孙、卿、大夫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那时宴集所“赋”之诗，并非原创，即按照既有之诗进行咏唱，而春秋之时既有之诗其曲调、句式、字数是固定的（如同乐府诗）；因此，《左氏春秋》只记宴集者所“赋”之诗题，不录其诗之内容。
意大利文艺沙龙出现于十七世纪初期，是由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发起；比中国古代文人雅集至少迟了十四个世纪。古代文人雅集早在魏、晋之时就已流行；例如，东汉末期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与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邺下雅集，魏正始年间（公元二四零至二四九）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竹林雅集，西晋太康年间（公元二八零至二八九）石崇、潘岳、左思、陆机等二十四人金谷园雅集，东晋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王羲之等人兰亭雅集。
虽然，西方文艺沙龙的特点乃以女人为主持者。七至九世纪，唐代著名女诗人上官婉儿、李冶、薛涛、鱼玄机等，却是擅长于交际，风流于骚坛，经常邀集文人，完全有着主持人风范。那么，即使必以女人主持而为沙龙，中国文人雅集所具文艺沙龙之实际也是遥遥领先于西方。毕竟，多元合流、包容博大，是华夏文明的显著特点；古代文人雅集在文化意义上所折射的正是这个特点。
从宴集赋诗发展到雅集必诗，以诗为载体的文化活动开始在表现形式上花开二枝。宴集一般是公事性质，由政府官员举行；雅集则是私人交际，在城市、乡村举行。在从官府至民间的发展之中，赋诗被越来越突出地强调于个人原创，乐府之诗逐渐衰式，原创之诗有了古体、今（近）体之分，乃至出现脱离格律之作，以及“打油”、“三句半”；这是一个自古奥典雅而雅俗共赏的过程。
文以载道（道理），诗以言志（志趣）。大致而言，属文、作诗之途，有其分异。就像古代书籍分为经、史、子、集。经，是经验性的可以实用的道理；史，是关于历史的记载；子与集，是以个人才情为驰骋的各种文学作品。经、史与子、集，在于载道与言志的不同。而道与志、雅与俗的差别，在于所得之境界的大与小；即遵从道理而大而雅，遵从志趣则因一己之趣向而小而俗（个人志趣必须经过升华而能如道）；雅可容俗，俗不容雅。
古代文人之追求，大致分为兼济天下、独善其身，有着升华于气节与钻营于名利之异。这其实就是由于道与志、雅与俗的差异，即追求得道与追求得志的不同。
根据程完《分韵赋诗集序》：“古来人跻于寿者固难，而能享康宁之乐为尤难，不为忧患饥寒所累，则汲汲于功名富贵，老而不知税驾之所，能有一日之安以乐其寿，此乐天香山之会所以为当时盛事。而九老之诗传诵至今，诸公优游于桑梓之中，燕嬉于昇平之世，虽人爵之贵未及乐天，而雅怀高致亦一时所尚，其视乐天果如何耶！夫有生而寿、寿而乐，乐而能宣之歌咏，著之金石，是花山之会信无异香山，而乐天不得专美于唐矣”。花山九老之雅集，乃是模仿唐朝香山九老（白居易、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慎、张浑、狄兼谟、卢贞），有着善其自身以颐养的意味。
根据赵佩茳《花山九老诗存序》：“方靖难兵起时，吾太之募兵者以不济而死，吾台之仗义节者以不屈而族矣。九老洁其志，韬其光，以徜徉山水间，盖有郁郁于中，而不可告人者，诗其寄耳，故为之不多，甚且恐罹苏子乌台之议”。九老结社而隐居，乃是韬光洁志，为了升华气节。
从隐居来看，温岭境内，与花山九老最年长者林原缙大致同时，有诗酒自娱之盘峰四皓（徐良骖、吴顺能、梁希乾、徐廷彦）；何愚之友李毓也是隐士；最年青者程完与沈元圭、沈诜、李存清、闻轩、林士从皆以经史自娱。可见，李毓、沈元圭、沈诜、李存清、闻轩、林士从他们应当是不会不到花山走动的。因此，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花山之沉寂，并非诗人绝迹，而是隐士相交之来往不为世人所知。清朝晚期花山亦未沉寂，介于修梅七翁、补梅五客之间，黄濬（宗文书院山长）、蒲华等人或访或寓。
温岭文脉，虽非始于花山，然而，六百多年历代不绝、前后呼应，以花山尤久。就像花山雅集始于太平县尚未建置之时，温岭文脉是从设市、置县之前即已形成。也像周朝之后传统了二千多年的华夏文明，是以商朝、夏朝为渊源（春秋晚期的孔子并无纯粹原创之思想而成为儒学正宗之集大成者，在于其学说乃是根据“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文化经验）。因此，宜将花山古迹以及雅集遗风作为温岭文脉之表率进行恢复、发扬。
凡事皆具前因后果而有来龙去脉，华夏文明之传统以可溯之源、悠久之流呈现来龙去脉，这是很具体地实施因果应用的反映；故而，讲究因果报应的佛教在本土印度早已衰亡，却在中国得到发扬。慎始可以善终，善终可以追远。有其去脉之因，是为慎始；顺应来龙之果，是为善终（要将正在进行的事情做出妥善的结果）；已经呈现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还可以保存下去并期望将来，是为追远。
花山九老之所以雅集于天马、石牛、雁鸣、覆船诸山交接之处，由于此地林壑清幽溪水潺之风景耐于佳赏，是为花山结社之慎始；花山雅集得以绵延六百多年，是为善终而能追远。因此，欲求温岭文脉更进一步之昌隆，当以诗、文、书、画、琴之恢复，各自为社，共襄于花山；欲求梅花庵之文化景观益可佳赏，当以花山九老雅集之诗由现代善书法者书写、刻石，蒲华题壁之真迹以勒刻，置于花山书院。
以历史之因果而言，花山之朝气已为古代，现代所见的属于苍苍暮色，只要怀抱追远之心，苍苍暮色是可以迎来明日之晨光的。花山诗风与温岭文脉的将来，需要我们本市文艺界人士以慎善之心进行迎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