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凡尔纳与中国天朝
在《八十天球游》中，凡尔纳用了好几章专门描述19世纪的香港，而在此之前出版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凡尔纳描述了一个复杂的中国式主人公，他根据自己所获的第一手资料，对该时代的情景给予了比较准确的描述。不过，在凡尔纳的手稿以及他与出版商的通信中都谈到了这部小说在公开发表之前作了无数次修改才与读者见面。
作者简介：
凡尔纳（1828－1905）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广泛被翻译的作家。他的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发行，其中，有一部作品主要描写香港，另一部则主要以广东、上海和北京为背景。在这里，我们以作者凡尔纳的中国小说为题，来探讨两部作品所提及的旧中国（MiddleKingdom）。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凡尔纳的作品几乎很少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从凡尔纳每条反殖民主义理论，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支持它的观点。一般来说，作者采用综合归纳法，把从国外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成章，使之更具有可读性。而凡尔纳通常把自己摆在作品中，从某一人物的角度，甚至是故事叙述者的角度描写，而他自己本身并不一定参与进去，其结果是在他绝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很连贯的哲学观点，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世界观往往是复杂多变的。
凡尔纳创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法国正对印度支那各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但他作品的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般对法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只字不提，这似乎是为了补偿。虽然凡尔纳一生没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了解甚多。与同时代其他欧洲作家不一样，凡尔纳积极地塑造了一个中国主人公（或说反主人公）在中国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他给予了一些奇特的描写以及他同时代大量的记载。他把各种文化、历史、政治、社会、语言信息和评论等都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部聚旅游、冒险为一体的幽默小说。很明显，凡尔纳也谈及了中国当代文明。今天，我们研究这些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小说家凡尔纳的信息来源。具体来说，就是想从十九世纪西方小说中选出一部最典型地介绍中国情况的作品，或者是完全以中国为背景的更早期作品进行研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了解旧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影响。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凡尔纳的整个创作生涯表现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极大兴趣，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亲身的经历。尽管他走遍了整个欧洲，访问过美洲和非洲，但他从未到过亚洲。此外，作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直接目视南特国际港口的公寓里成长大的男孩，理所当然他目睹了无数来往东亚满载外国货物的船只。
凡尔纳小说的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捕捉零碎出版物的信息。《地心游》中前三部分对地貌的描写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有关冰岛的描写第三、四部分中，他引用了大量相关的背景知识，其中，成千上万的细节情景也都是引自方方面面的资料。因此，要给凡尔纳的著作作注相当之难，需要有超常的记忆力，超高的信息搜索技能和相当惊人的耐心。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尝试系统地调研一下凡尔纳小说的素材背景的来源的原因。当今，按拉丁文字母标注的汉字形式多变，翻译起来困难重重，即使在今天，英语和法语依然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我们不难想像在十九世纪肯定更加艰难。言下之意就是要辩解凡尔纳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地名和人物远不是件易事。此外，凡尔纳不懂任何外国文字，不然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从1830到1880年，50年里，世界上用法语写的有关中国方面的书藉甚少，大约不到一百本。
与我们所谈及的主题相关的还有凡尔纳1892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特派记者与克劳迪斯·彭巴纳克》，在作品中主人公是一名新闻记者，讲的是该记者从巴黎到北京新开通的，但是虚构的一次乘火车的旅行。小说末尾的第三章就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凡尔纳另外还有几部小说，如《罗宾逊学校》（1882），《南方巨星》（1884），《布朗里肯太太》（1891）也有两位中国人物，都姓李，一个名叫李盛欧，一个叫李普奇（一个懒汉）。在《征服者罗伯》（1886）中，一架飞行机器到北京上空盘旋，凡尔纳从空中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非小说《著名的旅行及旅行家》（1878）中，凡尔纳用了大约一百多页描写发现中国大陆的早期旅行。《十八世纪伟大的航海家们》(1879).也用了三十多页描写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问世的日期，都是凡尔纳在创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这部中国小说之时，均有可能在上述所讲的四部作品中涉及有关中国方面的素材。即使在《海底两万里》（1870）也有不少描写中国的部分。然而，凡尔纳的出版商赫兹尔根本没有理解凡尔纳的意思，他很荒唐地反复提出要求凡修改，再修改。尤其要求删除的部分是在潜水艇上安排了一个中国男孩，目的是为了搞笑，结果被凡尔纳断言拒绝了。
其实，凡尔纳对中国的兴趣早在他成名于职业小说家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在《音韵与曲调》（Rimes etMelodies）1863年出版的歌曲集中，他还编写了一支“中国之歌”（ChansonChinoise），歌词大意与《遭遇》中的歌词相似，主题思想很可能来自于“划木曲”。题目叫“蛋家船上的人家”（蛋家：闽粤语“船上的人家”译者注）。该歌曲很可能原载于《随MC 佩里远征到中国东海及日本国》1856年第一卷；要不就出自于香港艺术家乔治·奇勒尼的水彩画“1825年－1852年澳门舢板姑娘的肖像”。其中一个与之相关的现象就是对“蛋家”Tankadere的描写。《八十天环球游》中，Tankadere一词就出现了25次。同时，有只名为菲力斯·福格的船就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不过小说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一位年轻的“蛋家人”唱着爱情歌，驶着一只舢板跨越了上海黄浦江的海域，因此，Tankadere一词在这里为“蛋家渔姑”。当然，Tanka “蛋家”理所当然在这里指的是“过着传统的生活，生活在漂浮村庄的中国沿海渔民”，同时，“Tanka通常指姑娘们划的一种小船。”不论作品中的这些词语非常有趣，在此我们不必作进一步的研究。今天我们主要探讨1879年出版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这部作品，（以下称《遭遇》）。
《遭遇》概要
小说《遭遇》完全以中国为背景，凡尔纳将喜剧与哲理性冒险故事融合为一体，是凡尔纳最有趣的小说之一。世界最著名的法国凡尔纳研究专家弗朗科·雷蒙德称“万万没想到这部小说会成为文化交流的寓言故事”。该小说仅法文版精装本就销售了二万八千多册。这个数目达到了凡尔纳以后再没能突破的顶峰。故事以一位年轻、富裕而且非常西方化的纨绔子弟金福为中心而展开。他非常厌倦生活，尽管他最忠实的朋友加老师王先生真诚相劝。王先生是一位年长的哲学家，早期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金福已宣告他要与年轻美貌的寡妇娜娥结婚，但当他得知，随着股票交易下跌，他已破产时，他决定解除婚约，给自己买了份高额人寿保险后，准备自杀。他想服毒身亡，但又没有这个勇气，只好把自己托付给老王，并与他签定了一份自杀协议书。出于礼节王同意在人寿保险协议终止前，干掉他。此后，金福经历了一连串激动的时刻，希望自己能死掉，结果他大失所望，王哲人消失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财产并没有丢失，这时，他又只好拼命张贴广告，要王哲人立即回家。这事成了上海一大笑柄。这时，金福只得同他那懒惰无比的佣人宋和保险公司的两名保镖开始四处逃窜，而且总是感到有人跟踪。最后，他收到王的来信解释说，他已将自杀协议书转交给了名叫老沈的太平天国人，这老沈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金福看完信后，立刻出发去买通老沈。他们一行人旅途到北京后，登上了一艘停泊在中国海港装满棺材的船。从货船内传出的说话声使金福及随行人员惊恐不安，大伙儿连忙穿上橡皮救生衣，跳入了太平洋，后来被一条渔船救起，又继续赶路到了长城。最后，金福被一群土匪抓住，装进了一只箱子里，经过长途跋涉并经历了囚犯般的各项刑法后，金福被带到毫无仁慈心的老沈面前。带出来时，眼睛被蒙上了，他勇敢地提出，要求结束他的痛苦，――但相反，他突然发现是被带到了上海他自己的家。围着他的是一张张面带微笑的来贺喜的朋友。整个情节都是王哲人一手设计操作的，目的是给金福提供他所渴望的那种激情，根治他的冷漠无情。这时，美丽的新娘站在他身旁，他这才认识到该如何面对人生。
发现作品
直到2001年，凡尔纳与他出版商的信第一次公开发表后，人们才发现凡尔纳著有这样一部小说。虽然这些信函不是以中文或英文发表的，但为我们了解到有这样一部作品提供了信息。
1878年4月12日，凡尔纳说他想与赫兹尔讨论已打算出版的手稿，将故事情节改为以美国为背景。5月23日的信中他将该小说定名为“自愿被暗杀者”。赫兹尔大胆地告诉当时法国最成功的作家凡尔纳说，“自杀或暗杀没有什么两样，叫法不同而已，二者均不可用”。赫兹尔在9月11日的信中告诫凡尔纳说，从天主教当局的角度，这部小说以自杀为主题是非常危险的。凡尔纳10月13日回信说他“他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背景从美国改换成中国。他言下之意是说小说的背景已经是两者之间争论的焦点了。在此凡尔纳对出版商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将背景改变到中国是因为中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度，因此，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反对意见，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广泛了解。他说他阅读过许多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他撰写这部作品时，手头就摆着20多部有关介绍中国的书藉。他开玩笑地补充说，“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王朝的研究了，我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九品芝麻官”。
1879年1月28日，凡尔纳这样写道，“我已经写完一半了，……写起来很有意思；”然后，在3月4的信中补充说，“大约10天之内我会写完这部中国小说，……我觉得很有趣，……不知读者是否与我有同样的感觉”。起初，他给小说好几个命名，如，“中国人”、“师父”（Shen－Fou）、“一位幸运的中国人的不幸”、“百岁顾客”、“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轶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两餐之间”“以及“金福的计划”等。
按常规，赫兹尔阅完手稿和清样后，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写出重要评语。故事中的王哲人作为太平天国运动者的人物就是赫兹尔提出的。赫兹尔对其中一支歌曲提出反对意见，凡尔纳4月19日回信中说，至于第二支歌我以散文形式来写，因为这样更接近汉语。赫兹尔4月21日建议说，“找一本中国谚语，在结尾部分用部分谚语结尾，甚至在全书中也可插进一些谚语。对于这一建议似乎凡尔纳采纳了，并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聚思广义（1869—中国成语）。4月29日赫兹尔写道对于最后一章他作了大量的修改，几乎对每个细节都给予了添加或删节。因为他觉得作为出版商这些观点负责，那就是一定得把金福带回来，不让他知道，让他回到婚姻生活和辛勤的劳动中去，赫兹尔还坚持很多人名也要改。
但是，赫兹尔忽略了没有将这些想法告诉凡尔纳，这些想法都是他那名叫儒勒·赫兹尔的小儿子提出的。这时（1879年4月8日）赫兹尔也写信告诉他儿子说凡尔纳并没有全部接受他的建议，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不过，他们在校样时还可以再次提出。这是出版商与作者之间很有趣的不同见解，同时也表明赫兹尔对他出版的作品严格把关的程度。直到1879年1月27、28日，依然还在改。同年7月2日到8月7日，作品以连载故事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11月才成书。
从1879年到1880年分别有三个英文版的翻译本问世，但有趣的是，自那以后该小说再没有人翻译过，尽管随后的再版标题改变为《一个中国绅士的遭遇》。
手稿依据
小说出版前，赫兹尔提出了许多建议，信函虽然没有提供全部资料，但提供了不少重要的信息。该小说的手稿依然存在，奇怪的是至今无人问津。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里提供的信息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手稿是用很整洁的正体写的，表明是打算送印刷的版本，而修改必须是在样张上。凡尔纳的绝大部分手稿都已重新编号组排，而这里却一页都没有编号。总之，随意翻阅几张都会发现有许多不同之处。手稿中标题依然是“Tchien-Fou”钱福，同主人公订婚的“Lé-Ou”娜娥，叫“Chou-Chou” 秋秋，她的佣人兰妈叫Léou，这个角色转换很有趣，言外之意妇女就像佣人一样。Tankadère诗歌也明显有些不同，大约限于篇幅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尤其第22章改动较大。两个译本中起初的背景都是中国长城，而且用了几大段描写长城的历史和这里的各个民族，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而在手稿中只谈到了蒙古人。
在最后一章里，金福一直还在拼命地找回那封轻率的自杀信，此时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到了太平天国人的手中。一名向导声称，他可以把他以及他的佣人带到那里去。这时有一帮人把他们两抓了起来，而那个狡猾的向导却乘机而溜走了。金福和佣人宋走过了一段山路被带到了一座孤庙里。手稿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们发现自己已步入了一条走廊，走廊里杂草丛生，墙壁格外潮湿。
走廊直通大厅，由于窗户差不多是关起来的，厅中一片漆黑。不过，有一丝光已足够让钱福（Tchien-Fou）看到有三个人躺在那角落的破毯子上。
钱福走进来时，他们谁也没有起身，躺在那儿丝毫也不动。
“太平孙福”躺在中间的那个人说，他好像是头儿。
在另一本手稿中，金福和宋被带进到一个地窖，然后花大量的笔墨描写那里的装饰和建筑。这里聚集了所有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在举行一个庆祝会，领头的正是老沈。
两个译本中都是这样写的，金福走到太平天国的首领跟前，接二连三地说，只要把信还给他，他可以给他几大笔钱，可老沈不予以理睬，金福越发恼火。书中这样写道，后来金福将被处死，他被关进了一只笼子里，运送了三天。途中，金福一直困惑不安，担心随时可能会被杀掉，他终于产生了种种强烈的激情。后来他被蒙上眼睛带进了一个房间，不过，摘下面布时，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宴会厅里，他所有的朋友，还包括王哲人都在那儿。
手稿中，到寺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情，那是在太平人最后拒绝他后：
有声音！他刚刚听到的声音，那是种什么声音？
这时窗户的凸透玻璃通亮，明媚的阳光泻入房间里。
王站在钱福前，太平宋福就是王！
金福在朋友中如何做人，当然解释各有不同。在这本书中，王哲人解释说老沈已经把此事禀告给了皇上。然后，他陈述他是如何操办这一事件的，用了一页多论述道德课。后来，他长话短说，金福终于要会了那封信。
相对来讲，手稿中有一大段集中描写了王哲人的生活，对王的背景和政治面貌都提供了有趣的信息。
“但是，孙福（Sun-Fo）怎么样？”钱福(Tchien-Fou) 问。
“孙福两天前就被抓了，即将服刑”。
“你呢，王，你以前是他的同伙！你也是太平天国分子吗？”
“我是太平天国分子！”王回答说。“我的朋友，你父亲很客气，把我接到你们家，他想他要挽救一个叛逆分子，但他错了。不过，我在他家过得非常舒服，甚至没有勇气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你可以原谅我吗？”
“但那时你是谁呢？”
“一名正寻找一位学生的普通哲学老师；一名至少认得八万个汉字的秀才；学识渊博，熟知官方语言；状元考试中中头榜；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北京城主门，我有权通过；孔子特权家族的后裔；特别是，徒弟，我是你的老师，你的朋友，同时也是你的父亲！”
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金福的佣人宋以及在场的其他朋友：
而宋对这些似乎一点也听不懂，但他好像很感动，并且流了泪。
至于钱福，他好像改变了态度！他听懂了这堂实用哲学课。他非常感谢给他授课的先生。
“但你的几个伙计都是什么人呢？”钱福说，他指的是刚刚屋角毯子上的那两个人。
“你的朋友厐和郝，他们非常友好，跟我一起来到了这里！”
秀才和商人热情地跟钱福握了下手，这时，钱福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终于，”宋大声地说，“终于！我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地跑了，再也不用在海上漂泊了……。
“哦，我的信呢？”
“你的信？”王重复说。
“对呀，你想留着它？钱福大声笑着说，”让我永远依附着你？”
“不会的，”王回答说，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的表情。
王解释说，他已经把信交给金福的未婚妻了。两部译本中均安排这时他未婚妻登场了，尽管在前一个稿子中她是藏在荧幕后面的。而手稿本解释年轻的女士是碰巧在场：
离开北京一小时后，王为了避免给这位年轻的女士带来新的不快，他上门看了她并告诉她，他是在通洲码头偶然碰到他的学生的，他那时假装要在渤河Pohio（sic）投水身亡。王讲述了所有已发生的一切，和要发生的一切，同时，他劝说她要她跟他一起去。厐和郝已到了孙福所指定的营地，实际上孙福已经被抓进北京的监狱了。
这就是温柔的秋秋为什么和怎样在长城以外的地方等待她未婚夫的原因……。
相比之下，该版本有两三段写烧信的过程，以表现两位恋人之间那种多愁善感的情节。
两个版本中都只用了短短几个字描写他们结婚的过程，夫妻从此后注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由于有“你得到中国去亲眼目睹这一切”这样一句挖苦的话，两个版本中的情感部分都被删除了，只有手稿中最后补充了这样一句结束话：“值得去旅行。”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想到赫兹尔的建议和最终的修改呢？
主要的区别是在修改的版本中太平天国人都是现实中的人物（尽管没有真正地解释为什么他们象玩游戏地与王合作），然而，在手稿中三个人都是虚构的，王和金福的朋友都是难以置信的。让主人公回到上海去寻找他那些朋友，而不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去广东，这样就使得故事情节与小说开头的背景相对称了。结束句“值得去旅行。”或许最好省略不要。
令人遗憾的是手稿中没有涉及到有关王的过去的情况，尤其是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儒家世系等。此外，整篇小说中王与他的学生之间均用“你”（tu），这样过于亲热的词，暗示他们有同性恋的之嫌。从主人公认为王哲人或许想保留那封信使自己依附于他的观点可以论证这一点。这一观点无可非议地让王感到十分尴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并不喜欢印刷本中谈到的那些道德课和与娜娥的爱情情节。
凡尔纳许多小说的手稿本中，结尾都是非常草率的，不得不使赫兹尔提出修改建议，要求文字应更加精细些。但总的来说，出版商对小说思想和情节的修改，我们表示遗憾。究竟是手稿还是书本更吻合，更令人满意，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凡尔纳写信对赫兹尔说他的建议很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印刷本明显要好得多。
主要资源
“我出生在中国，我是多么幸福呀！我有一栋房屋，有足够的吃，生活舒适，有衣穿，有帽子带，还有很多好东西。说真的，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我有一大笔遗产！”（维可托·雨果，《惩罚》第七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诗人戴奥菲尔·戈蒂耶在国内发起了中国热。1863年他把一位名叫丁堂林的人请到他家里，雇他给女儿朱迪思作语言文化家教。凡尔纳是戈蒂耶的挚友,丁堂林是第一位，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位大量阅读过凡尔纳的小说的人。凡尔纳对王哲人的描写，尤其是相关的引证，应该说是以丁堂林为影子的。除了这个可能性之外，据了解凡尔纳不可能结交其他任何中国人。
直到1879年，除了偶尔可看到有一些中国物品外，基本上没有法国旅行家到过中国。人们一般说的东方实际上指的是圣地或甚至是北非。凡尔纳的前辈和同辈人中，当他们购买到中国瓷器或抽鸦片时，哪怕是一点点都被认为是新颖的，甚至是稀奇古怪的。戈蒂耶写过一些诗谈到了中国人的色彩。在波德莱尔的诗歌集《航海的邀请》中，有几行诗写梦想到中国。雨果的诗集里有几条参考文献中涉及到了中国人和中国瓷器。福楼拜也沉浸于国外的梦想，明确的写道，“想一想也许我永远也没有机会亲眼目睹中国，没有看到骆驼的正常步履，我永远无法入眠，也许我永远也无法在丛林里看到躺在竹林中的老虎那闪闪发光的眼睛！”
凡尔纳法国的同事中，有关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稀少，即使有也很陈旧了，这样我们只得在非小说文学中寻找资料。
凡尔纳引用的一些书名很难辨认，如Li-nun（理论），关于家庭道德方面有，Nei-tso-pien（内操篇）；有关婚姻责任方面，有Nushun（六顺），这是每个贤妻常读的一本行为指南。该词后来拼写成“Nun-schum”。
幸运的是，文中凡尔纳直接提到了五位著名作家，如“汤普生”“罗塞特”“朱茨”（Choutze） “波伏娃”“班惠班”(PanHoei-pan)。这似乎就是他的主要素材。在此，我们必须说明一下，至今没有人研究这些作家，对于他们的背景无人知晓。
首先，凡尔纳表明他直接引用的资料有一些是中国写真画，如有J汤普生的“航行到中国”。这位作家叫司各特·J·汤普生（1837－1921），著有《马来西亚、印度支那和中国海峡》（1874），小说中有五章描写香港、广东、厦门、上海、宁波、南京和北京。汤普生另外还出了一部《中国国土与人民：----记地理、历史与政府》（1873）和四卷本《中国和中国人图解》（1873），刊登了200多幅高质量的图片，该作品被译成了法语。
第二个就是莱翁·罗塞特的《穿越中国之旅》（1878），引用了有关上海租界，这个问题罗塞特和凡尔纳都谈到过。据说在法国期刊汤普生的书首次出版发行前，这本书一直保存在凡尔纳私人图书馆里。
《遭遇》中引用的第三个权威资料就是Mr TChoutze的《北京与中国北方》（1873）中有关孔太子对法国和德国外交使者的礼节轶事以及凡尔纳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素材“1870年及蹂躏法国的血腥战争”。
第四位作者就是波伏娃先生“Mr de Beauvior”。从他的作品中凡尔纳直接地引用了两条信息。不过，问题是路多维克·波伏娃的这本书《北京，伊多，旧金山》（1868）是反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
补充说一句，我们非常幸运，法国国立图书馆在互联网上提供了成千上万页资料，我们找到了十九世纪的版本，这其中还包括汤普生、朱茨、波伏娃等作家的全部文本。凡尔纳选择材料是非常细致的，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感到很有意思。
凡尔纳还提及了班惠班，（她的真实姓名叫班昭，一名才女）。一位女作家，著有一部婚姻格言。凡尔纳引用了“如果一个妻子有了心爱的丈夫，她一生拥有了他”“丈夫是妻子的天”。如果我们在网站上搜索一下班惠班，会直接转到法国国立图书馆。查到由G保塞尔著的《当代中国》（1853），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两句格言。保塞尔同时还注明了班惠班是和帝皇帝的班超将军的妹妹。班惠班花季年代就成了寡妇，不过，她不愿再婚。这一资料十分重要，因为女主人公娜娥就是一位年轻的寡妇，的确，凡尔纳的妻子也是如此。
此外，有趣的是凡尔纳作品中还引用了“四库全书”该著作创于1773年（或说1772年），原计划出170，000卷，至今只出到第78，738卷（第五章）。娜娥的第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曾经是这部巨大百科全书的第一任编辑，不过，估计他是劳累成疾而死。他们企图收集各方面的知识，很显然这有点和凡尔纳自己努力勾画这个世界一样。其结果是，凡尔纳学者们经常探讨该百科全书，但由于某种原因，最后没人能辨认出。可以肯定这部巨著就是《永乐大典》。
这部巨著首次编辑成册实际上是在明朝1403到07年间。当时共出了手抄本22，877卷，37亿字，到今天一般认为有79，337卷。
带有地方色彩的其他一些有可能的资源大概还有，凡尔纳很可能还引用法国探险家皮赫·大卫所写的内容。凡尔纳或许还引用了埃达·普费佛《妇女环球游》……(1850)中的有关建筑细节的描写。凡尔纳在《毛皮乡村》（1873）提及到了这位旅游先驱。这些借用的观点就是《遭遇》中对两层楼房“开枪眼工事、多彩砖、绚丽瓦、以及客厅里摆设了许多银屏橱柜，橱柜上彩有一些花卉，雕有一些格言和箴言”等的描写。仅陈福撰写的《逃亡者》(1877— Récits d’une viefugitive)的标题和日期就产生了一些影响，尽管这本书只有中文版的。在《克劳迪斯·彭巴纳克》（第21章）中，凡尔纳从《航行到中国》（Voyageen Chine）和欧仁·拉比什(EugeneLabiche)的喜歌剧引用了两行。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可能性就是布尔布隆的《从莫斯科通过北京旅行到上海的关系》(1864),因为凡尔纳在另一部小说中引用了两次。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亨利·罗素·克骆佛的《16，000哩跨越亚洲》（1858－61）（第一卷），该作品的标题很可能对凡尔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与凡尔纳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凡尔纳有关中国资料方面的引证是较多的，也是很广泛的。那么，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过，他并非专题论述，而是总的描写，特别是采取游记的形式进行描述。他选择欧中那些健康的作者，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者，将他们很好的结合起来。按现代的标准，这些处理办法是否显得有点草率，而且欧中化。凡尔纳总是根据需要选用些零碎的素材，这样他成功地勾画了一个美好的中国（MiddleKingdom）。
人物介绍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凡尔纳设法把他们描写得具有中国人的特征，与此同时让法国读者也能接受。并且他写信告诉赫兹尔他必须避免那些“非常刺耳的中国人名，因为我不想让读者扫兴”（1878年10月13日）。
金福，32岁，无业游民，他被认为是中国北方人的典型代表。“很健康，与其说他是黄种人还不如说他是白种人。他眉毛很直，两眼在一条水平线上，眉角在太阳穴处没有向上翘，鼻梁较直，脸庞不平”。凡尔纳的这段描写使我们感到看起来他像是个欧洲人。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凡尔纳被指控带有种族歧视前，王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各个方面都比他学生更有魅力。
一开始，金福被取名为“沈福”（Schien-Fou,1879年3月4日），但凡尔纳认为孩子们会念成“屎schi”“很恶心”，听起来像‘shits’。这样他改为Tschien或Tchien，将声母改变了（3月5日）。金福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钟金福“Chun-Kin-Fo”（“从属于上天，排行最高的城镇——……京府”？）北京的另一种叫法Peking（第14章）。
金福既傲气又没有耐心，有时候还打他的仆人，不过，“多数情况下是习惯成了自然，并无恶意”。他冷漠无情，懒惰无比，腻于享乐而且抱着一种宿命论。他的遭遇在小说最后使他成为了一个新人，更加明知，对生活抱以乐观态度。至于赫兹尔的大量删改和完美的结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持怀疑态度，我们更愿意让金福自始至终成为一位玩世不恭的角色，给本已复杂的情节添上另一玄机。年轻的金福和后来的金福保持一致，这样凡尔纳和赫兹尔的意见便会达成统一。
金福的未婚妻娜娥，无职业，是一位年方21岁的美丽寡妇，一双温柔的眼睛，一双小脚，不过，她的脚并非裹成。娜娥很聪颖、念过书、很焦虑、十分虔诚、温柔，是一位贤妻良母。赫兹尔依然再三提出更改，但还是被凡尔纳拒绝了。“不可能把秋秋这个人物形象塑造成一名年轻已婚的处女……，不管怎么说，她是位愉快而天真的姑娘。你想让她成为一名可笑的妇女，我从我阅读过的资料中找到了灵感，我一定要让秋秋成为一名真是的人物”（1879年3月25日）。
宋，该人物的年龄和长相不详，他是金福的第一个仆人，他总是办事心不在焉，疲疲沓沓。“笨手笨脚，语无伦次，贪得无比，懦弱无能”。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忠厚。宋知道自己并非是一名合格的佣人，经常自觉的要主人打他。他最害怕的是主人经常地剪他的辫子――一种正式的临时惩罚，象征一种阉割。在这里凡尔纳采用了一种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幽默手法。最后宋揭开自己的秘密他老早就是用的假辫子――凡尔纳同样用了一种写实手法。
金福的哲学老师，王先生，55岁，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只有眼睛在太阳穴处朝上翘……，传统的八字胡，挺着一个大肚皮”。他聪明过人，十分乐观，他的哲学观总带着某些幽默和敏感的想象力。他很忠诚厚道，大公无私，把友谊置于一切美德之上。在厄运面前淡泊明知，满足于在金福家过着清贫未婚的的生活。
王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1851－64）。凡尔纳通过重点描写了鞑靼人这个统治王朝的由来表示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支持，而且他让金福的父亲也支持太平天国运功：“即使是统治三百年后，这种反外来统治的起义会发现他时刻准备行动，没有必要补充说他的儿子金福赞同他的政治观”（第二章）。
凡尔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有种超越自我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朴实、乐观、勇敢、克制和练达的传统美德。总之，凡尔纳非常敬慕中国，又相当同情那些难以理解的居民，他很赞美中国人的保持平静的哲学。王和金福是现代化国家的代表，具有永恒的价值观，然而他们非常开放，自愿接受欧洲的思想和发明。
传统中国人的模式就是哲学家的模式，从不到国内外旅行，不过问政治和科技发展，爱好物质享受，满足于房子、花园、妻子、朋友。政治上正确，就是要求我们打破陈规。不同的文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长处和短处也各尽不同。凡尔纳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非常重视，对法国的也同样如此。他深入挖掘两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他人的偏见还是个人的观点他总是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最后推出一些有趣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使他们在法国小说中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换一句话说，金福、娜娥以及王都不是现实中的人物，凡尔纳给他们创造了一套假设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同情他们。同样，小说的标题使我们产生联想，会去挖掘深层的思想，这种思想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很流行，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的差异太大，难以理解。因此，将题目译成“一个中国绅士的遭遇”是不太适合的，失去了讽刺的含义，法国人在法国并不一定就比中国人在中国更容易踏上幸福的道路。
哲学思想
追随陈规，是凡尔纳小说创作常用的手法。从这个角度看，《遭遇》的故事情节字里行间，读起来兴趣不大。无论是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物之间、还是从书本到读者，作者都采用了对称衔接的编排法。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这部作品没能像由同一个作者写的《环球旅行》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原因，《环球旅行》达到如此成功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
例如，王先生首先让金福懂得人生的价值，这在东西方、古现代、凡尔纳与赫兹尔的差距方面都基本上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样，在故事一开始，学生把婚姻看成是因为他生活空虚而引进一种“新生事物”，但遭到了王的立即反对：“对象没找好会更加烦恼！”（第一章）。而赫兹尔的修改本拼命地声称结婚等于幸福，然后，凡尔纳给出一个满意的结论：“你得到中国去亲眼看一看！”（第二十二章）凡尔纳的语言和象征手法实际上对婚姻现象已表现出相当厌恶，几乎等同于死亡。儿子结婚被描述为是父亲的死亡。凡尔纳在一条非正式的脚注中提及一对鸳鸯鸟，这是中国人完婚的象征同时也是西方人死亡的象征。娜娥嫁给金福，就等于“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新的命运”（第5章）。因此，他的婚礼之日就是他计划自杀的日期。婚礼被描述得“比葬礼更为阴森”（第14章）。后来，因为机遇错过了，而没有“葬礼”那么“壮观”（第15章）。的确，因为皇后的死，随后又听说王已经死去，他也因此而作好了准备。似乎结局还是不太清楚，我们之知道他说了，“婚姻有时候就是自杀！”（第15章）。
给年轻人的另外两种赫兹尔式的道德课与凡尔纳临终前的忏悔差不多：那就是有无什么通往幸福的捷径，或把一个人“摆在死亡面前”教给他“人生的价值”（第22章）。凡尔纳不得不很明确地告诉他的出版商加良师益友他对作品有关道德方面的理解太浮浅而且天真了（1879年3月25日）。几年后，他又致力于另一部小说的撰写并且反复强调同一点：“给我们的人物教训在我看来应该是主流，而且这种教训还远远不够”（1881）。
我们不必给凡尔纳贴得太多金，只是他自己总是这样预测、评价，他总是不断征求批评意见。小说的开场白已经强调说，智商确实是不可传输的，幸福只能自己寻求，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不是救世主。凡尔纳的唯一结论实际上是一种道教的系统怀疑论。
科学技术
凡尔纳从技术上和经济上对未来给予拼击，他对超现时中国的描写同样是相互矛盾的。金福一家处于进步的前沿。“一份电报给金福的父亲提供了里昂的丝绸和卡尔库塔的鸦片的报价”。主人公自己“就属于那种‘天子’，……他非常爱好物理、化学科学……物质的进步甚至渗透了他心”。他通过邮寄留声机唱片给娜娥，与她交流。（应该指出，在这部小说中，凡尔纳插进这种最新的发明是第一次，在他的其它一些小说中不曾见到，在先前的小说中，他总是喜欢描写一些低级技术的东西，通常如雪橇、气球之类，完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实际上，这样的描写部分带有一定的讽刺性，如谈到通过电报进行鸦片交易的那样，金福和他父亲的技术并非是永久的。我们怀疑有关电报这一想法有可能是赫兹尔的，因为在信中出版商强劲提出把它作为金福表明对娜娥的爱的一种方式（1879年3月25日）。
小说中另一主题就是数学师的死亡。金福父亲的财富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从加利福尼亚运中国劳工的尸体回家。主人公的保险代理威廉J.比达尔夫用“数学精确率”计算一下他死亡的代价（第六章），来决定金福志愿自杀。以天数、分钟、秒钟这样一种可怕的欢欣来倒数他的死亡期限。是数字统计和技术摧毁了真理、爱和友谊，这是个必然的结局。
相反，金福所要寻找的就是不精确的、不可预测的、创造性的东西，结果他在中国海域找到了，那就是他无缘无故地窜逃情节，因为他确实没有理由要离开大陆。在一位名叫印船长的协助下，通过迷信的、本能的、盲目的、自己很有感触的航行后，金福第一次感觉到生活的自由。
第二次是金福离开船只后，他和随行人员都穿上波顿救生衣，跳进了海里。包尔.波顿是现实中人物，他1875年身穿用充气垫做成的全长救生衣越过了英吉利海峡。金福的波顿救生衣，可以想象是现实中改进了的那种救生衣。因为它还装备了两把桨、一个小桅杆和帆，还有一个小小的酒精炉。再次给技术一点讽刺，以此崇尚自由与自治。同样以一种中间技术哲学为基础，“《环球游》（第19章）中用过的一种风力手推车在《遭遇》的中国王朝里依然应用。凡尔纳忽略了常规的思想，像中国发明的火药，就技术层面上来讲，他认为非常有用，这种技术甚至传到了美国，因为弗格驾驶的两栖快艇就是由来于中国风力手推车。
到1878年，这位小说家凡尔纳享有预言家或叫科学预言家的盛名。对此，凡尔纳的反应是，在《遭遇》中插入这样的话，“一位普通的预言家”，他的职业就是“预测未来”。用“一副64张的纸牌分别代表上帝的人和动物”（第3章）。凡尔纳言下之意是说，他的名声是虚的，因为他一直的喜好是为了人类平衡，为离奇而即席创作，总之，是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态作用。
简而言之，凡尔纳有一对相似的偏见，其一，中国不适合谈技术，其二，技术是他最爱写的主题。他把二者颠倒过来，予以推翻。这让我们难以弄清他的意图究竟在哪儿。如果现代化就是挖掘某些固定的价值范筹，那么，凡尔纳一定会被认为是最现代的人了。
结论
谈到凡尔纳有关中国思想，第一个难题就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鸿沟，正如麦卡里先生所说，“没有什么比用我们欧洲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更荒唐了”。要准确评价小说家是如何描写中国王朝的，需要对中国和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化了解非常透彻，即：从李约瑟的深度，凡尔纳所引用的78，000卷百科全书的广度，郑和船长的精力去探讨。
凡尔纳对中国人生活的描写细腻入微，因此，带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他毕竟搞的是小说创作而非社会学或人类学论文。作者自己谦虚地把《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说成是“幻想的”（1879年3月17日）。尽管《遭遇》和《环球》都有一些或多或少对中国习俗方面的误解，有些地方甚至是夸大其词，目的是为了把故事写的更有趣，有些出版商的意见和无知，但有两条最基本的批评意见，即：尽管凡尔纳在作品中展现了他大量当代中国方面的知识，但他作品中的人物也许太西化了；另一位学者王仁才先生，根据他的《遭遇》中文版翻译指出，凡尔纳对中国了解的如此之深之广，他钦佩不已。但不管怎么说，很明显凡尔纳把中国人的行为描写得很有趣，实际上就是批评法国人的古怪行为，就如同法国剧作家福尔特尔笔下的中国人和法国政治和哲学作家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
限于篇幅，凡尔纳对中国许多复杂情节的描写无法涉足，这里只希望给致力于凡尔纳研究的爱好者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当前很有必要对凡尔纳的《遭遇》予以研究批评，因为只有通过不同文本含义的仔细分析才能使我们对他有个彻底的认识，充分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
凡尔纳文库中一个非常丰富而重要的部分就是它包含了许许多多东方的奥秘，正等待着我去探讨发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