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安秦兵马俑的神秘主人是谁？[上] 西安山寨兵马俑](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44640t0173e8d5d9990b86ae.jpg)
西安秦兵马俑的神秘主人是谁？[上]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的几位农民在打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秘密。
几个农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一镢头刨下去却唤醒了一个沉睡了千年的地下军团。
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向西安涌来，都想一睹兵马俑的恢宏气势。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在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后兴奋地赞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并在留言簿上写道：“不看兵马俑不算到过中国”。
秦始皇兵马俑俨然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骄傲，成了中国的象征。
然而，有一个人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兵马俑根本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兵马俑的主人另有他人。
提出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观点的人名叫陈景元，他是建筑学方面一名普普通通的学者，退休之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
其实，陈景元早在浙江金华老家读高中时就对秦始皇陵的历史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有关秦始皇陵神秘地宫的传说更是让他十分的痴迷。1957年，陈景元如愿以偿地考入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他想用建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秦始皇陵地宫进行一番新的研究。报到第二天，怀着满腔热情的陈景元就只身一人前往秦陵一带考察，从此便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历时50年之久的研究历程 。
陈景元对秦始皇陵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里不仅留下了他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还寄托着他的一个探秘的梦想。陈景元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梦想，除了用业余的时间搜集各种有关秦始皇陵的资料用来研究外，他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要跑到秦始皇陵进行田野考察。
早在1974年以前，陈景元就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的著作。在书中，陈景元从自己建筑学的专业角度阐述了阿房宫并非秦始皇所建的理论，并大胆地提出秦始皇生前并没有为自己建造过陵墓的惊人观点。陈景元认为，秦始皇既然生前没有为自己预修过陵墓，那么，像兵马俑这么宏大的陪葬坑肯定不是秦始皇的。
正是陈景元得出的这个结论引出了他和南京博物馆同志的一次不经意的谈话，正是这次谈话让陈景元从此开始了对兵马俑的研究。
在兵马俑考古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住的帐篷里，陈景元幸运地见到了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秦始皇兵马俑前任馆长袁仲一教授。一听到陈景元想看看兵马俑的考古发掘现场，袁仲一十分热情，一边带他到处看看，一边兴致盎然地给陈景元做着讲解。
这次相遇是陈景元和袁仲一生平第一次会面，然而，陈景元和袁仲一以及兵马俑考古队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也正是从这次会面开始的。
原本就认为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陪葬之物的陈景元在这次西安考察当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
他认为，从秦始皇陵到俑坑最近也要1.5公里，如果再加上俑坑本身的宽度，这个距离还要远一些。从常理上讲，谁会把陪葬放置在这么远的一个位置上呢？
骊山一带是块风水宝地，除了秦始皇陵外，经常会在周边发现其他墓葬，有些墓葬甚至互相叠压在一起。既然这一带墓葬密度相对较大，怎么敢肯定兵马俑就一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为什么不会是埋在附近墓葬里的人呢？
并且，陈景元觉得，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没有开始，很多具体的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展，各大媒体就以“陕西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大标题争相进行报道，这不成了先定性，后发掘了吗？这显然有悖于考古工作的程序。
所有的这些都让陈景元对兵马俑的主属问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由于没有相关的说明资料，陈景元对兵马俑的疑惑也与日俱增。他凭着当年对秦始皇陵研究的经验，感觉到考古队的这次判断很可能是个错误。
他把这些疑问写出来，转给考古队，希望得到圆满的解释，然而，陈景元始终没有得到回信。
那么，考古队的专家为什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问题呢？当年的兵马俑考古队又是如何对兵马俑做出定性的呢？在兵马俑的考古发掘现场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袁仲一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的队长，自 1974年7月15日随考古队来到了西杨村，在这里一干就是30多年。他参与了兵马俑坑的勘探、发掘和研究的全过程，是兵马俑考古界最具权威的专家，享有“秦俑之父”的美誉。
在他的记忆里，74年到76年是一段令他至今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他和考古队员们不仅经历了发现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的喜悦，也经受了酷暑、严寒，工作环境恶劣等带给他们的重重考验。
袁仲一和考古队的队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每一天都不敢懈怠。但原本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完成的工作，一干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罕见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虽然挖了很多的试掘方，也找到了1号兵马俑坑的边界，但谨慎的考古学家们却仍旧不敢妄下结论。
袁仲一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兴奋，又担心。怕万一出了差错成为考古史上的笑柄。尤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了问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稳妥起见，考古队又对1号坑进行了复探，复探比初探工作更为细致，几乎照顾到了俑坑的每一处细节。最终的试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而有关兵马俑坑在学术上的定性，即兵马俑时秦始皇的陪葬这一观点正是在这时才得出的。
此后，兵马俑才开始以“秦始皇的陪葬”的身份被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
所以，袁仲一认为，考古队是在对兵马俑经过了历时一年多的勘探和发掘、研究工作以后，对兵马俑坑进行的定性的。而陈景元怀疑兵马俑先定性后发掘，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情况而做出的一种猜测。
那么，既然是考古队经过仔细勘探和考古分析后得出的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这一定性结论，面对陈景元提出的种种怀疑，考古队为什么不出来解释一下呢？
在袁仲一教授看来，其实，当他和陈景元的初次见面时，就已经回答了陈景元的疑问。
袁仲一教授指出，当时，考古队的勘探结果已经表明在西杨村发现的兵马俑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陪葬坑。俑坑属于秦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秦国的历史上，能够有这么大的财力和魄力修建如此庞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还会有谁呢?
袁仲一教授认为秦始皇陵园的范围十分广阔，除了秦始皇陵地宫之外，还环绕有内城和外城。兵马俑虽然在外城之外，与秦始皇陵墓的距离貌似很远，但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的面积看他们还时很相称的，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是合乎比例的。
袁仲一教授认为，考古队通过勘探所做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并且是有历史文献支持的。
然而，正是袁仲一教授提到的这段历史文献，却引来了陈景元新的质疑。
陈景元认为，即便是古书中提到的秦始皇曾命令丞相李斯将陵墓范围扩大三百丈这件事是真的，那其中的问题也仍然存在。他认为，秦代的三百丈换算成今天的国际标准尺寸应该是690米，也就是秦始皇陵园只向外扩大了690米，这与兵马俑坑与秦始皇坟墓之间的1500米的距离相去甚远。陈景元认为，考古队一定是忽视了这点，误把兵马俑坑纳入到秦始皇陵园的范围之内，从而导致了对俑坑主属和性质的错误判断。
除此之外，在当年的考古队还流行着对兵马俑的另一种分析。
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即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生前怎样，死后还要怎样。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称霸六国、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离陵墓有一段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陈景元仍觉得袁仲一和考古队的解释流于表面，他十分确信自己曾经得出的秦始皇没有预修过陵墓的结论。并且，对袁仲一教授和考古队提到的秦始皇陵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这个数字，陈景元还有着自己的看法。
陈景元认为，考古队得出的秦始皇陵56.25平方公里面积的数值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当年规划的森林公园的范围，陈景元怀疑考古队的这个说法只是想为秦陵和兵马俑坑之间遥远的距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秦始皇陵园的面积真的有那么大吗？兵马俑坑到底和秦始皇陵有没有关系呢？
吴永琪是兵马俑博物馆的现任馆长，他主持修复了铜车马，由于修复技艺十分精湛，在业界很有名气。对于兵马俑的定性问题，吴馆长有自己的见解。
袁仲一教授和吴永琪馆长的解释似乎给这场关于兵马俑定性问题的讨论画上了一个句号。但陈景元仍然不甘心承认这个结论。因为如果他承认秦始皇曾经为自己修建了这么大的一座陪葬坑，那就意味着他以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研究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陈景元几乎查阅了所有已出版的兵马俑的资料，就连兵马俑博物馆内部的论文集他也一篇都不落地研究了。
终于，陈景元又发现了几条有利的证据。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俑似乎落后于秦始皇的时代，它看上去更像是更早一点的文物。
在兵马俑的一号坑和二号坑中，大量的步卒围绕着战车排成一列列整齐的大小方阵，陈景元从而做出判断，战车是这支部队的主力，是主要的作战方式。
然而，自殷周以来，直至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车战的弱点也逐渐地暴露出来：在两军作战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相互之间不能救援的危险状况。那么，作为一名富有作战经验的统治者，秦始皇还会在交战时大量使用已经落后了的战车吗？
陈景元指出，秦始皇当政以后，征战四方，统一六国，连年的战争迫使他对军队的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他大量采用骑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轻便，易于作战。从这点判断，兵马俑坑中的那支以战车为主力的部队应该不是秦始皇的军队，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对于陈景元的这个推断，袁仲一教授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不能因为俑坑中出现了战车就否定它属于秦始皇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说秦国取缔了战车，作战时完全倚靠步兵和骑兵。战车虽然有它的局限，但是在两军交战时，战车所表现出来的速度和冲击力的优势是步兵和骑兵无法比拟的。兵马俑坑的军阵，正是战车、骑兵和步兵有机组合的典范。
陈景元显然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这个解释，因为他又指出了俑坑中的另一个疑点。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很多笨重的青铜材质的兵器。虽然青铜兵器在古代曾被广泛使用，但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兵器材质轻、韧性好、杀伤力更大的优势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战国时期，楚、韩、燕、赵的钢铁刀尖就已经锋利无比，并且种类繁多。
陈景元认为，秦始皇这样一位善于征战、能够统一六国的国君，会放着先进的铁兵器不用而去选择已经落后的笨重的青铜兵器为他陪葬吗？这显然有悖于常理。
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收缴了大量的铁兵器，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冶铁技术人才，他应该更加有条件更新部队的武器装备。
陈景元认为，咸阳附近发现的秦国冶铁遗址和秦始皇陵西侧的刑徒墓中出土的铁剑都可以说明，在秦始皇统治的年代，秦国进行过铁兵器的生产。并且，书上曾经记载秦国的宫殿为防刺客“以磁石垒门”的说法，似乎也在暗示铁兵器在秦国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出土大量铜兵器的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早于秦始皇的另外一个秦国的统治者。
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因为青铜材料容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而1974年，在兵马俑坑的黄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
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但秦剑更让人着迷的地方，是它的外形。袁仲一先生仔细地研究了秦剑奇特的形状变化，他指出这种设计使秦剑的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剑身又不会过于沉重。
由此可见，兵马俑坑中出土的这些铜剑可谓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它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的增强。在没有精密机器的古代，能够铸造、打磨出这样精准的高质量的青铜剑，恐怕也只有秦始皇才能做到吧！
然而，陈景元对兵马俑坑的质疑仍然没有结束，他指出，秦始皇的军队既然是一支能够统一六国的强者之师，在装备上也应该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这些兵俑没有任何头盔保护。难以想象，这种简陋的武装能在近距离厮杀的战场上获取全面的胜利。
的确，在秦始皇陵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石铠甲坑。从已经拼合起来的石盔石甲，我们似乎看到了秦国军队威武的英姿。然而，奇怪的是，既然秦国的军队配有头盔，那兵马俑坑中的兵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戴头盔呢？难道兵马俑坑里的这支地下军团真的不是秦始皇的吗？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并且，著名的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显然，商鞅制定的这项规定对于素日衣食不饱的普通秦人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或许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原本就好战的秦军干脆脱掉了笨重的头盔和重甲，置生死于度外，冲上战场与敌人拼杀。因为一旦他们取胜，不仅自己能升官晋爵，全家也会跟着收益。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军的这一行为也有描述：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
由此看来，兵马俑坑中的这支军队正是在向后人传达着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这些没有戴头盔的军人才是秦国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神勇之兵。
然而，陈景元对兵马俑的质疑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兵马俑的手臂上，陈景元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文字，这个似曾相识的神秘文字给陈景元带来了无限的困惑。然而，随着陈景元对这个神秘文字的破译，关于兵马俑主人的秘密也逐渐地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