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想先讲一下曹操的家庭生活，有记载可查的曹操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在武帝世诸王传是讲二十五男，数一下名字只有二十三人，从其他记载看，还有其他儿子，除了儿子以外，他有多少个女儿那就没有具体记载，从文字记载上看他确也有一些女儿，估算一下，他的子女至少在三十到四十左右。这么多小孩子，对曹操而言实在也是一个苦恼事，有多少夫人生这么多儿子呢？武帝世诸王传记载生子之诸夫人有十三位，地位有高低，地位高的称夫人、昭仪，地位低的称姬，一家子那么多妻妾，如何相处，曹操的家庭生活也实在是一件苦恼事。曹操临终时，最放不下的是少妻与少子。陆机的《吊魏武文》中讲到曹操临终时，曾对着曹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 ”陆机是西晋初年的人，离曹操的时代不远，此语当可信。姬女，指他的女儿高神公主，季豹，是沛王豹，季是末梢头儿子，四子，是指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人，皆是卞皇后所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操拉着小女儿及指着未成年的季豹，对曹植他们说你们四个人，今后要好好照料这二个小弟小妹，让你们辛苦了。儿女太多了，少妻幼子，在他死的时候放不下啊！托付给自己成年的儿子照料他们。这个托付可靠吗？靠不住。即使是同母所生，曹丕与曹彰、曹植之间都如仇人一般勾心斗角，何况非同母所生呢？环夫人所生的曹冲，史称其：“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 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 太祖大悦，即施行焉。”这个小孩子聪明，“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 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言则流涕。”可见兄弟之间的亲情，被王位继承权的竞争对手的关系所取代。它反映了在权力顶峰，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因权力结构的矛盾而被异化。
曹操是一个诗人，感情生活也应该是很丰富的。再观察一下曹操的夫妇关系，《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 公至 ，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为嫡，加有子脩，丁视后母子不足。后为继室，不念旧恶，因太祖出行，常四时使人馈遗，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谢曰：“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邪！”其后丁亡，后请太祖殡葬，许之，乃葬许城南。后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脩若问 我母所在 ，我将何辞以答！”
这一段记载，还是合乎情理的。曹脩死于曹操打张绣，因曹操纳张济妻，导致张绣降而复叛，曹操二子被杀，曹脩是其中之一。丁夫人失子之痛也是人之常情，曹操几次造访丁夫人，得不到谅解，才决绝，立卞夫人为皇后。《三国志·邓哀王曹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文帝常言： 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
。 ”
孝廉，即指曹脩，曹操的长子。仓舒是曹冲的字。可见曹操在曹脩与曹冲之死上，痛失爱子的心还是真切的。丁夫人在儿子曹脩去世以后的表现，是一个人精神受刺激以后反常的表现，曹操还是抱体谅的态度。再说卞后这个人，还算是识大体的。《三国志·卞皇后传》云：
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后随太祖至洛。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为继室。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后养之。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太祖。太祖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从这段叙述看，卞后这个人还能与曹操一起共患难。董卓之乱，曹操孤身离开洛阳，她也能在洛阳坚守，很不容易，让自己承受风险，掩护了曹操在关东起兵。能抚养曹操无母诸子也不容易。曹丕立为太子，她喜怒不形于色，实际上忧虑多于高兴。她知道曹彰、曹植与曹丕虽然都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对他们之间为了争夺王位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当然不会愿意，自己也无法介入并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才会有“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
卞后的三个儿子曹丕与曹植、曹彰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分成二派，曹彰支持曹植，而曹操虽然在建安十六年时，以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但这只是一种暗示，太子的地位长期没有明朗，而曹操在一个时期又特别喜欢曹植，那么朝臣自然亦分成二派，有的支持曹丕，有的支持曹植，二派之间明争暗斗，许多人便丧命于这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当然最终是曹植失败了，曹丕胜利了。曹彰是支持曹植的，为此死得不明不白。曹植的《七步诗》多少反映了这种争夺的可悲可哀。其云：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按此诗见于《世说新语》，六朝文中如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便称：“陈思见称于七步。”此类故实当时很难见于曹植的文集，世传此诗当亦不假，也比较真切的反映了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云：
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
曹操喜欢曹植，不仅是他的文才，曹操出征时，曹植常随侍在身旁。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三郡乌丸时，曹植随行，那一年他十六岁，在明帝太和二年（公元二二八年）时，三十七岁的曹植上《求自试表》有“北出玄塞”之句，便指此行相随于曹操。建安十三年，曹操征刘表，刘琮降，取荆州之襄樊，曹植从征。他的《求自试表》中有“臣昔从先武皇南极赤岸”之句，这赤岸也就是赤壁。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关中及陇西时，曹植亦随军西征，《求自试表》中有“西望玉门”之句。《离思赋》的序中，亦明言：“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从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这
几年曹植一直在曹操身边，出征时随军从征。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时，封曹植为临淄侯，让曹植在邺城留守，那个戒令：“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这实际上是对曹植作进一步考察，在曹丕与曹植之间，选谁为自己接班人，这时曹操尚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而这个举棋不定，也正是周围人投机博彩的好机会。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博彩投机的不是别人，是大商人吕不韦，他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赤裸裸。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一看到秦国在赵为质的子楚，便认为他是“奇货可居”。《战国策》载其与父对话，称吕不韦“谓其父曰： 耕田之利几倍？ 曰： 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 曰： 百倍。 立主定国之利几倍？ 曰： 无数。 ”可见吕不韦把资助子楚回国作为投资获利的事来做。故曹操在曹丕与曹植二个人之间确定谁是继承人举棋不定的时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正是政治投机的好时机。故当时亦确实有一些人与曹植结伙，希望曹植能够接掌曹操的权力。曹操也确实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有支持曹丕的，也有支持曹植的。如曹操问过贾诩，其本传称：
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贾诩回答得比较巧妙，没有直接讲该立谁，而是间接讲了袁绍与刘表的教训，意思很明白，话又不挑明，没有与曹植结怨。这件事应是在建安二十年左右，正式立太子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在此之前曹操始终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崔琰也是曹操征求意见的对象之一，为什么要听取崔琰的意见？一方面崔琰是冀州地区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另一方面他与毛玠二个人为东曹掾，负责官吏的选拔，即“典选举”，曹操通过崔琰可以了解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舆情。《三国志·崔琰传》云：
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
曹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密函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贾诩是面谈，用喻指的办法，让曹操去体会，原因是怕得罪曹植身边的人。而崔琰与曹植有间接姻亲关系，公开以露板的方式支持曹丕为继承人，那当然得罪了在曹植身边抱大腿的群体，借抱大腿跟人谋利的人古往今来都有，其结果往往是害人害己，得益于一时，受害往往是终身遗憾。为什么？天意难测啊！建安十七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那时曹丕似乎已被确定为交接班的继承人，故曹操出征时，一般都以曹丕留守京城，而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时，以曹植留守邺城，并发了前面已提到戒慎曹植的令文，显示了曹操有更换交接班继承人的意图，为曹植造舆论的人自然迎势而上，在曹植身边有这样一些人。《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讲到在曹植左右有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
关于丁仪，《三国志》注引《魏略》，有丁仪的传，丁姓可能与曹操原配丁夫人家有某种血缘关系，故得曹操信重，其传从父丁冲说起。其传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
从这一段记载，丁冲是曹操比较接近的参谋人物，当然建议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的主谋人物是荀彧，重大问题的决策，参议人员决不是一个人，曹操还是能多方面咨询各种人物的不同意见，然后择善而从，这也是曹操比袁绍、刘表一意孤行要高明的地方。丁仪能接近曹操，是因为其父丁冲的缘故。其传续云：
太祖以冲前见开导，常德之。闻仪为令士，虽未见，欲以爱女妻之，以问五官将。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楙。”太祖从之。寻辟仪为掾，到与论议，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时仪亦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
眇，是指瞎了一只眼睛，曹操是爱才的人，丁仪能言善辩，当然得到曹操的喜欢，曹丕说他目不便也是事实，因为只剩一只眼看东西，但曹丕这句话特别是曹操说了“吾儿误我”，更增加了丁仪对曹丕有那种说不出的怨恨，促使丁仪靠向曹植一边，去鼓动曹操更换交接班的继承人，使丁仪与曹丕结下不解之怨恨。
丁廙是丁仪的弟弟，裴松之注引《文士传》云：
廙少有才姿，博学洽闻。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廙尝从容谓太祖曰：“临菑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於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欲以劝动太祖。太祖答曰：“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廙曰：“此国家之所以兴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琐贱者所敢与及。廙闻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论明暗，父不问贤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盖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尽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圣哲，习之以人子。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廙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太祖深纳之。
这是正面为陈思王曹植夺嫡的说辞，为什么他们那么热衷于为曹植说辞呢？说到底王位的交接班实际上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虽然这个再分配只是权力结构中心少数之间的再分配，同时这个权力再分配的焦点，凡涉及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在上层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会演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不是公开的兵戎相见，但暗中的勾心斗角那是用尽计谋，非把对方的羽翼置于死地不可。崔琰的死便与丁仪在曹操面前告状有关，与崔琰一起主持选举的还有毛玠，毛玠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崔琰意见相同，《三国志·毛玠传》载：
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玠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后群僚会，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从这里可知毛玠是维持曹丕世子地位的，不赞成废丕立植，所以也遭到曹植这边人的忌恨。崔琰死以后，毛玠当然不满，毛玠本传言其事云：
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 使天不雨者盖此也 。”太祖大怒，收玠付狱。
这次毛玠因有和洽、桓阶的救助而免罪，但黜卒于家。这件事在《三国志·和洽传》亦有记载：
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太祖见近臣，怒甚。洽陈玠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罢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
但对于和洽求案实其事，最终曹操的答复，“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换一句话说，就是不必追究了。而《三国志·桓阶传》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其云：
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又毛玠、徐奕以刚蹇少党，而为西曹掾丁仪所不善，仪屡言其短，赖阶左右以自全保。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是丁仪发动针对进攻支持曹丕的一派，反对废立的是崔琰他们，所以丁仪就从剪除其羽翼入手，孤立曹丕，从而达到废丕立植的目的。第一个目标是崔琰，第二个目标是毛玠，曹操不想再扩大打击面了，只能到此为止，不再追究下去，因为受伤
害的是统治集团内部高层的成员及其爱子曹植。但丁仪是挑起这件事的为首者，那是毫无疑问的。曹操去世后，曹丕即位，首先打击的目标便是丁仪。《魏略》中丁仪传讲到：“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从丁仪最后被文帝改为右刺奸掾，说明崔琰、毛玠被陷害是他挑起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支持曹丕的朝臣。由此可见兄弟之间为争夺继承人地位的斗争之残酷。在曹操活着时双方尚且如此，曹操死后，曹植及其周边的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王位的交接，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课题，谁卷入这个漩涡，谁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一个死亡之海。
为曹植说辞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杨修。《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的杨修传，其云：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
可见杨修是一个很有才气，深受曹操宠信，而且是一个办事很干练的人才，仓曹负责后勤供应，军国多事，那么后勤供应的事务繁杂，他能应付自如，而且有文学的才能，故曹操的诸子都与他往来，而曹植更是主动与他交往。陈思王曹植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言杨修与曹植往返之事，其云：
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这二条记载，杨修耍的都是小聪明，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揣摩天意，这等于投机取巧，中了固然获利，不中，就倒霉了。如遇到曹操这样的人就麻烦了。一是天意高难测，二是他也在考虑你们之间相互关系，一旦这种不正常关系暴露了，那就反而苦了自己。建安二十二年末，曹丕立为魏太子地位明确以后，杨修继续与曹植密切往来，这就更犯忌了。故裴松之引《典略》曰：
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
杨修被杀以后，曹操见其父杨彪，《后汉书·杨彪传》云：“操见彪问曰： 公何瘦之甚？ 对曰： 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 操为之改容。”杨彪这话说得很巧妙，金日磾因儿子与宫人戏而杀其子，故云无金日磾先见之明，是自我检查，舐犊之爱则是其真情。曹操的改容则说明问心有愧，因而给杨彪写了一封书信，其文如下：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
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
其实杨修死因一是因与曹植的关系，立太子后继续与曹植密切往返，犯忌了。二是泄露禁中言，这也是犯忌了。如果曹操死前不杀杨修，曹操死后，曹丕即位，杨修也活不成。在曹操晚年围绕继承人选问题的斗争，涉案的人都是当时的人才，但最聪明的是贾诩，虽有倾向，但只讲隐喻，让曹操自己心里明白，自己决不显山露水，给曹丕出的点子，也还是贾诩最聪明。《三国志·贾诩传》云：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
说到底，贾诩给曹丕出的点子，是《老子》讲的“大智若愚”。曹丕是不是真能如此，还是另一回事。《通鉴·汉献帝二十二年》载曹操立太子前后，其母与曹丕、曹植二人不同的表现，说明其还不如母亲卞太后沉着。《通鉴》云：
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操亦悦焉。丕怅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語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說，故遂定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卞夫人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当傾府藏以赏赐。”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語操，操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最为难。”太子抱义郎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可见曹丕在曹操面前的表现，及其在曹操身后的表现是不同的，立太子后，他抱辛毗的脖颈而言“辛君知我喜不”，反映了他的真情。在曹操面前的表现是装出来的假象。曹丕与曹植都在演戏给曹操看，曹操误信了曹丕。从立太子这件事看他们兄弟二人及各自的羽翼为此而勾心斗角进行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骗取曹操的信任，比较起来还是曹植那样“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更加可信可爱一点。遇到如曹丕那样阴险的人，那只能敬而远之，即使当了太子，如果曹操的寿命像孙权那样活到八十多岁，那么曹丕的假象迟早也会暴露，父子之间仍然难免有决裂的可能。所以“君老不事太子”，但君王死了，你日子一样难过。曹丕的幸运是过了二年多，曹操便去世了，曹丕顺利地即位为魏文帝，那时他与诸弟的关系便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候就显示出狰狞的本来面目。然而，他对杨修的父亲、东汉末四世三公的杨彪还是很客气的，由于杨彪对于他已没有危害，故还得对其子因他而死，做一点姿态，《后汉书·杨彪传》云：“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 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 遂固辞。”这实际上是想让杨彪这个东汉末的世家，为他篡汉作点缀，这一点杨彪怎么肯呢？何况失子之痛尚未平伏。
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本来应该是亲情的关系，如果在这个相互关系中加入了利益权力的再分配关系，那么这个亲情关系就蜕变为利益争夺的关系，权力争夺的关系，这个矛盾往往是在老人临终前后集中爆发开来，老人还健在，还能主持政务或家庭事务时，它会更多地显示出温情脉脉，当进入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最后阶段时，那么这个斗争便逐渐白热化，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老人是一无所有，那么或许谁也不理会老人。老人是掌控国家权力的领袖或者君王时，那个矛盾冲突便会演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
立的冲突，而斗争的手段则会极其残酷。曹操父子、兄弟之间这一场闹剧虽已展开，但还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在王位继承的关键时刻所上演的戏剧往往要更加血腥一些。只要这样的继承人交接关系存在，这一类戏剧还会常演常新，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随着历史的进步，只能希望它表现得更加文明一些，少演一些啃老的闹剧已是谢天谢地的了。
（二十九）曹操之薨
伟人身后都有一些难以言说的事，隔代的继承实际上很难似逝者生前的愿望，孔子在《论语》讲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是很难做到的。老人对身后事应看得更加透彻一点，淡泊一点，任你操心再多，也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
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年）的正月，去世的地点是在洛阳，那一年他六十六岁。自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立曹丕为太子起，他就在准备迎接死亡的来临，安排身后事了。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为自己立寿陵，《三国志·武帝纪》载其令曰：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这个寿陵的地点是他自己选定的，在西门豹祠西原上，今天安阳发现曹操墓的地址符合曹操身前这个令，万一自己去世，他还为自己《题识送终衣奁》，他的题字为：“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操是一个薄葬主义者，一改两汉厚葬的旧俗。东汉末从董卓起，盗墓成为一时之风气，各地军阀都把盗墓作为生财之道，在墓葬这个问题上曹操还有一点反潮流精神。曹操还不忘死前给卞夫人一个名份，故在二十四年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皇后”，拜皇后的策文曰：“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皇后，太子诸侯陪位，群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三国志·卞皇后传》）有了皇后这个名份，将来死后，他能与曹操合葬。但偏偏她是一个长寿者，到魏明帝时，还被尊为太皇太后。尽管那个时期曹操还南征孙权，西征刘备，在二十三年九月还亲至长安，到了次冬十月，他才回到洛阳，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建安二十五年他还写下了《遗令》，此令有很多文献记载，时间最早的是陆机的《吊魏武文序》，此后《通典》、《太平御览》诸书皆载此令文。陆机离曹操去世的时间不是很久，此遗令文字可信。其令曰：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脯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这份遗令是真实的，是临终前不久，头脑不清醒的时候说的，从陆机的《吊魏武文》看，这还不是他口说的全部，不适剧烈出汗，都是临终前的症候。从遗令看，曹操这个人还是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承认自己有过情绪冲动措置失当的时候，对子女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陆机在《吊魏武文》中称此语为“善乎达人之谠言矣！”“达人”现在成了时髦的用词了，其实古已有之，不仅陆机用，此前贾谊也用过，其在《鹏鸟赋》中便有“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之句，意思是一般人总
是只看到自己的私利，不能如达人那样不贵此贱彼，也能看到自己不足之处。因为王者小忿怒的情况下，作出的决断，对相关的人物而言，则是性命交关的大问题了。曹操因此而错杀的人，从孔融到杨修，这是他身旁的人，至于征徐州屠城，那死者就无数了。故其小忿怒会带来大过失。其实毛何尝不是如此。曹操说自己“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说明他还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毛最后说自己三七开，实际上也是在作自我批评。毛与曹之间，实有心心相印之处。
同时曹操对身后的丧葬礼仪作了具体安排，两汉王侯们丧葬的礼仪是非常隆重的，随葬的规格，《汉旧仪》曰：
帝崩，含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缝诸衣衿敛之。凡乘舆衣服，已御，辄藏之，崩皆以殓。
这个金缕玉衣，我们在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验证，把《汉旧仪》上的规定与曹操在《题识送终衣奁》上的规定作一对照，那么曹操的“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那是有天壤之别的。从《遗令》看，他对大殓时，“持大服如存时”，也就是以生前所穿之衣服入殓。至于下葬仪式，比汉时亦简便得多，只是规定百官当临殿中者，到十五那天举音，进行下葬的仪式，葬毕除服。对于各地的屯军及政府机构，皆不得擅离职守，即按原定的方针照常行事。同时从这个遗令中，还可以看出他对生前生活过的场所和环境是那么百般的依恋。中国有一个传统，事死如事生，对逝者要如他生前那样照料他的起居。刘邦去世以后，便有“衣冠月出游”的传统，它是从刘邦的陵寝中，拿出刘邦当年用过的衣冠，游于高庙，每月一为之。曹操身前居于铜雀台，所以他要求后人在台堂上，安六尺床，挂上帐幔，一如他生前。下午申时，如生前那样祭上干肉与米饭，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在他床帐前让原来的伎乐班子给他奏乐、歌咏。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讲到曹操平时的生活习惯，其云：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曹操是一个喜欢歌舞娱乐，待人接物非常随和的一个人，高兴起来，欢悦大小，可以失态也不以为失礼，谈吐有修养，喜欢吟诵诗赋，是一个豁达大度，而又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所以他去世以后，仍要在生前为他演奏歌唱的倡优伎乐，在初一月半到他床帐前演奏，而且要自朝至午。这反映了他生前的生活习惯，也展现了事死如事生那个礼俗。
从遗令中还可以看到曹操生活上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并没有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追求奢侈挥霍无度的享受。裴松之注引《魏书》称：
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
他在《内诫令》中，也强调自己：“不好鲜饰严具，用新皮苇笥，以黄苇缘中。遇乱世无苇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里，此孤平常之所用者也。”还说：“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九）曹操懂得这个道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自己不在节俭上作出榜样，那奢侈之风起来，要制止就难了。到了他儿孙手上，就不一样了，魏明帝便是一个穷奢极侈的帝王，结果非常短命。一个好的风气要形成不易，要破坏那是很迅速的事。
曹操在《遗令》中讲到自己“吾有头病”，是指偏头疼。《三国志·陈琳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云：“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 此愈我病。 ”华佗是闻名当时的神医，《后汉书·华佗传》云：“曹操闻而召佗，常
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三国志·华佗传》讲到此事，亦云：“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然而华佗还是一个士大夫，行医不是他的本意，本传称其：“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 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 ”实际上曹操晚年得的不仅是偏头疼，还有心衰。他在《内诫令》中说：“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渭孤喜银物，令以木作。”（《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六）这条诫令一方面说明曹操节俭，生怕别人认为他好银器，而影响社会风尚。他有逆气，说明他晚年睡不平，实际上是心脏功能不好，睡平了便气急。
华佗知道曹操的病难以根治，“而佗久远家思归，因曰： 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 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 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 太祖曰： 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 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 此可以活人。 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 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 及后爱子仓舒病因，太祖叹曰： 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三国志·华佗传》）
实际上曹操自己也懂一些医术和养生之道，张华的《博物志》便讲到曹操“好养生法，亦解方药”，亦好招引方术之士。他也应该懂得华佗不肯在他身边，是其病难以根治，而你又不以士大夫的礼遇待他，那时方术之士的社会地位不高，难怪华佗要离开他了，杀华佗是他一时急怒的过失之举。
他在《遗令》中特别规定：“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说明他生前陪他娱乐的倡优伎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生活也很清苦，他死后要善待他们，让他们仍旧能住在铜雀台，而且还想到他们生活的经济来源，即“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可以制作鞋子和鞋带卖钱来过日子。因为焚香太昂贵，故生前不喜欢多焚香。曹操在《内诫令》中曾说：“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熏。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一）故在《遗令》中讲要把“余香分于诸夫人，不命祭”。说明他临死一方面不忘过去与他一起生活的妻妾及倡优伎乐，另一方面又强调祭祀他时，不准焚香。说明他对禁香薰是一贯的。由此“分香卖履”在《遗令》中还讲如何处置自己留下的衣服，“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陆机在《吊魏武文》中讲到曹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 因以泣下。”陆机为此感慨地说：“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同乎尽者无余，而得乎大者无存。”意谓如曹操那样活着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到临终的时候，他婆婆妈妈地叮嘱自己的亲人，可见人到临终时，大家都一样，尽管来去都是赤条条，但临走时还是对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亲人和场景仍是百般地依恋，看不到“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气概了。其实这更加朴实地反映了曹操还是有一个普通凡人的一面。裴松之注引《魏略》总结曹操一生，则强调他：
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
那样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好汉，在临终时却是那样琐细，陆机的“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这二
句话集中反映了曹操临终时那种心理状态。这种现象也不是个别的，带有普遍的心理。毛泽东临终前二年要读江淹的《别赋》、《恨赋》，要背诵庾信的《枯树赋》同样也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舍不下他曾经生活和为之奋斗的现实世界，也是“壮图终于哀志”，一种非常悲切的心情曲曲折折的表现。《三国志·武帝纪》陈寿对魏武的评语曰：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个评语，应该说还是客观和公正的。
关于曹操身后事态的演化，留在下一次讲。伟人身后都有一些难以言说的事，隔代的继承实际上很难似逝者生前的愿望，孔子在《论语》讲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是很难做到的。老人对身后事应看得更加透彻一点，淡泊一点，任你操心再多，也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