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明代中期开始，供职兵部的刘大夏就被认为私自烧毁全部郑和资料，并因此成了保守派的代名词而被声讨了百年。不过，最近明史专家、南京大学潘群教授在研究时发现，刘大夏极有可能是受了不白之冤。
正史未载“火烧事件”
潘老的疑问是在研究《明史》时产生的。“刘大夏是明朝中期的一位重臣，先后辅佐英、宪、孝、武4位皇帝，是德高望重的四朝元老。其人做事果敢，在宫廷的改革和黄河的治水方面建立了不少功勋。”潘老说，“《明史》中有刘大夏的传记，而且篇幅不小，可见他在明朝的地位。”可是，潘老发现通篇传记中并无刘大夏私自烧毁郑和资料的记载。他又查阅了《明史》中和刘大夏同一时代的人物传记，皆无记载。
令潘老疑惑的并不只是这些：明代法律对官员极为苛严。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明朝官吏遗失“事关军机钱粮”的文书资料，不但要停发俸禄，而且要承受残酷杖责。无意遗失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故意焚毁呢？这一切都使刘大夏越看越像是被冤枉了。
一句话惹祸“受冤”400余年
那么，刘大夏私焚郑和资料的说法从何而来呢？潘老找到了说法的最早源头——《客座赘语》。这是明人顾起元（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南京人）的一部专记史事掌故的笔记。
但是不久他又发现了另外两本重要的明人著作，它们的记载和《客座赘语》有很大出入。
《殊域周咨录》是担任京官的嘉兴人严从简所撰。书中记载：宪宗成化间，有太监劝皇帝效仿明成祖故事，重新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事先将这些资料藏匿起来，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最终没有发现。下西洋一事因此作罢。《殊域周咨录》不但在《客座赘语》之前成书，而且是据内库档案写成的。由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的陆树声所撰写的笔记《长水日抄》中也记载了类似内容。而且这本笔记的成书年代也不在《客座赘语》之后。
潘老还发现，明代专门记载历代皇帝言行的《实录》另外记载了刘大夏任兵部侍郎时，为实现“闭关自保”政策，对一些外国资料实行藏匿的事情。因此他推测，刘大夏藏匿郑和资料比他焚毁资料的可能性更大。
那么《客座赘语》中“刘大夏私焚郑和资料”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据《殊域周咨录》记载，兵部尚书项忠没有找到郑和资料后非常恼火，他责问看管档案的小吏：库中案卷怎能丢失！在一旁的刘大夏从容地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
“极有可能是刘大夏‘旧案虽存，亦当之’这句愤语，被讹传为是刘大夏私自烧了资料。”潘老说。
乾隆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刘大夏并没有焚毁资料而只是藏匿，那么这些资料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又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潘老。不过他在校对明史时依然发现了郑和资料流传后世的蛛丝马迹。南图古籍部的《明史稿》抄本是最早成书的明史列传稿本，在这部稿本的郑和传中有一些关于郑和舰队的描述，都是已知明代资料中没有出现的，在成书后的《明史》中也被删去了。这些描述是否来自于神秘的郑和资料呢？
如果保管郑和资料的官员也像他们的前任刘大夏一样，将郑和资料深深藏匿在府库之中，从未流落到民间，那么这些资料会不会和其它大内档案一起仍然被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呢？记者了解到，目前一档馆保存的明代档案只有3620余件，它们几乎都是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明初和中期的档案都没有。著名学者韦庆远先生解释说：“明代档案所以保存不多，一因明清之际的战乱，二因清代乾隆时期修撰《明史》之后，按照当时惯例，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烧毁掉。”
潘群教授分析说，如此说来，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从两段“儒家名言”被误读，试看满清之黑暗，满遗之卑劣。
一道闪电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常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的用以揭批宋明理学，当作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一句戏文。
那么在先秦时，人们到底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以下是《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
题目是：“晏子不死君难。”。
（齐国大夫）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左传》是儒家经典教材，儒家对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
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怎么会有“君让臣死，臣就必须遵守臣道去死呢？”
《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只从前半句去理解，还可以理解为专制暴力下的无奈，但是有了后半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就不是暴力下的无奈而是绝对道德律令了。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义。
《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曾子的父亲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向父亲赔罪：“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孔子教育曾子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并非孔子主张，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若说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羞辱。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回答说：“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 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末闻以割烹也。……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孔孟儒家要保持的是独立人格，士大夫浩然之气，毫无半点取媚讨好之态。
还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学经典，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已经成了某些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实行封建专制家有天下的铁证。常常被“清遗分子”引用来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悠远流长，替满清开脱。
实际上这句诗出自《诗经·北山》，应该结合上下文来读，是表达一个小官吏对王事繁多的抱怨。
孟子解释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但是还是有古人违背孟子儒家教义，歪曲引用，以迎合统治者家天下、奴役百姓的思想要求。司马相如写《难蜀父老》以迎合汉武帝“阴法阳儒”的“大一统”学说。但这层意思与儒家正统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明代，王夫之就说：土地非王者私有。“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天下和君王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点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识的。樊玉衡曾上疏万历提醒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
那么两段话流传至今，被广泛误解又是怎么回事？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毫无顾忌的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
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东华录》卷五十一）。从此满清皇帝成为活着的圣人，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彻底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教主”。皇权在手，真理也就在手，权力就是真理，彻底败坏了儒学思想。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源于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要感激涕零的去死。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也就不奇怪了。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更新的内涵。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把这句诗、把大一统歪曲到这种程度，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很明显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
当代满遗自由派尤为可恨的是：为了给满清开脱，把“满清奴学”强按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万恶之源的替罪羊。
参见
“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清朝--中国唯一道统治统完美结合的朝代”
“满洲国”的奴化教育与日军侵略理论
日本的侵略理论及其在东北“满洲国”实行的“奴化”教育和文化政策，是导致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发起一场爱国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把东北变成其独占殖民地，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满洲国”建立后，这种奴化教育全面铺开。
首先严密控制日伪统治下的教育机构。“满洲国”在建立之初便宣布废除原来中华民国在当地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并封闭所有高校进行整顿。随后，按照日本吞并中国的需要来设置学校和编写教科书。他们关闭了东北的综合性大学，如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设立资政局训练所、中央陆军训练处、警察学校、税务讲习会、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奉天高等师范学校等，以培养一些能帮助日本侵略者治理、开拓东北的奴才。至于一直贯彻的教育宗旨，溥仪后来奉占领军之命而颁布的诏书作了揭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唯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练成之。”〔1〕这里提及的国本奠定诏书，宗旨是使“满洲国”宗教与日本的宗教合一，将日本的祖先神灵“天照大神”迎过来作为“满洲国”的国教，将“满洲国”的生存与发展归结于“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满洲国”谈及教育方针的文字，到处充斥“日满一德”、“民族协和”、“忠良国民”等字眼，毫不掩饰竭力制造“良民”的意图。〔1〕
“满洲国”的国定教科书及学科设置，也贯彻了“日满一体”、“亲仁善邻”、“共存共荣”的意图。依据“满洲国”1933年制订的“统制学生思想方案”，各种涉嫌“赤化”、“党化”或激发中华民族意识的书籍得全部焚毁。这在地理课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地理课本和公民课本中如“迫我承认二十一条”、“民国在国际的地位”、“国耻新山歌”、“国耻纪念地金州半岛”、“青岛问题”等有关中国主权的内容全部删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使东北青少年忘掉祖国，服从其殖民统治。“满洲国”学校的课程设置遵循这样一种次序：日本语最重要，“国民道德科”次之，再次则为“实业”科，至于一般文化知识则成了可有可无的科目。
日本侵略者为泯没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还在语言文字方面大做文章。他们强迫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习日语，而且将日语称为国语。中文则被称为“满文”，其地位也被降为外语。为了减轻学生们的抵触情绪，日伪教育界还创造了一种“协和语”（一种非中非日、中日夹杂的语言）。日语的课时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协和语”中的日文也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多，最后完全使用日文教科书。〔2〕
国民道德或建国精神科目乃是赤裸裸地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宣扬东北非中国领土、满族非中华民族、日本和“满洲国”皆为“天照大神”所创造的父子兄弟，宣扬“神道”如何博大精深、威力无穷。国文和国语教科书中便有靖国神社、仁德皇帝、忠孝一本、孝子故事、曾国藩谕子书、《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回蛮训民诏书”等等。编制这些课程和课文，其核心内容是要教导东北人民都要对日本天皇及侵华日军待之事之以父老兄长之礼。“满洲国”的学习还特地设立了“勤劳奉仕”等课程，让学生们通过实际行动来效忠侵略者，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效劳。更为无耻的是，校方强行要求学生们每天都要遥拜建国神庙，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每餐都要以日语咏唱感激天照大神和天皇的颂词。
同时，日本控制了新闻、广播、出版、电影以宣传奴化思想，推行愚民教育，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据１９３５年的统计，当时的儿童入学率仅占２３％。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公布伪《出版法》，凡危及伪国存在“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带有民族意识或进步书刊一律查禁。１９３２年３-７月东北焚书达６５０万册，《真理报》、《大公报》等３６种报刊被禁止输入东北，共产党的著作更是严禁对象。
殖民统治者及其甘心事敌的奴才，为推行奴化教育，除了使用说教手段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利用恐怖手段。在进行上述说教的同时，还将“满洲国”的学校变成为变种的法西斯军营，强制学生们绝对服从等级秩序，任何违反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各学校还设立秘密稽查班，布置特务监视学生的言行，一旦发现师生有可疑行为或者反抗情绪，便立即报告警察和宪兵机关，疯狂迫害随之而至。〔1〕
泯灭民族意识是日本侵略者不遗余力进行的活动之一，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中有利于为其侵略辩护的内容，都被其吸收和宣扬。其中突出的内容有两点：一是文化民族主义，一是“王道”思想。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种族或政治上来划分政治共同体（国家），二是文化自大心态，认为中华文化高大精深，周围诸国不过是“蛮”“夷”“戎”“狄”。前者体现在“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论述上，而后者则体现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态度中。日本侵略理论正是利用了后者，强调中日文化上的共同之处，消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如陈伯达所说的，利用“‘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道理，来说明中国应该接受ＸＸ帝国主义的统治”。〔1〕
至于“王道”思想，鼓吹最力的是汉奸郑孝胥。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郑孝胥一直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消除类似郑孝胥等人的影响，一直也是他们之所以要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原因。对日本侵略者卖身投靠，当上傀儡“总理”的郑孝胥，始终以孔孟之徒自命。在日本帝国主义枪炮军刀和烧杀抢掠面前，反复宣扬“仁义道德”和“王道政治”，声言要同日本“一德一心”把中国的东北变成“王道乐土”。1932年7月19日，他给来访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讲“王道之大意”说：“爱国之思想、军国民之教育，皆足酿成世界战祸，王道则不主爱国而主博爱，不用军国教育，而用礼义教育。”〔2〕他撰写的《王道要义》，把孔孟之道与他的卖国理论搅在一起肆意发挥：“当世列国所用以造成国民之思想者，岂不曰爱国乎？所以用以养成国民之能事者，岂不曰军国民之教育乎？各国所以练习其国民者，唯恐落于人后。岂知爱国之宗旨即为仇外之对象，军国民之资格，即为备战之先声。此皆建成图霸之策，而世界之战祸已酿成于习质之中，种因得果，不至于破坏治安，战灭人类不止。”“果行王道，必先荡涤爱国之思想；而以博爱为主，必先革除军国民之教育，而以礼义为先。”〔3〕他在担任“满洲国”“总理”期间，不断写文章、作讲演、作“训示词”，开口“王道”，闭口“孔孟”，逢人必讲，开会必说，而且把他的《王道要义》广为印发。而每讲“王道”，他必宣扬“满日两国，志同道合”，说什么“中国日本国，同在亚洲，以前历史上，全是旧道德的历史。到了20世纪，日本变法维新，政治与战功，得了世界的大名誉，我以为日本因有旧道德做了根本，所以能成如此大功业。中国二十年以来，本有的旧道德全被共和、共产两党破坏尽了，所以也得了国破家亡的报应。现在满洲国成立，速将旧道德提倡，洗尽共和和共产的流毒，将来满日两国，自然是志同道合的了。”〔1〕在他看来，中国被弄得“国破家亡”全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因为革命政党“破坏”了旧道德，只有靠日本与“满洲国”的“志同道合”才能得救。
郑孝胥的“王道”理论，虽然连篇累牍，但翻来覆去，无非是要说明一个思想“理论”，就是卖国投敌、“日满协和”，既合乎“王道”，也合乎潮流。这一套汉奸理论，正是新启蒙运动要攻击的对象。而郑孝胥对儒家“文化中心主义”的利用，对孟子“王道”思想的歪曲，正是新启蒙运动要“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原因。
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有个神秘而传奇的国度，她以特有的光辉文明，开明和自由，物华天宝吸引了无数的全球的探险家们，她的名字叫中国……她，在世界的心中是光荣与梦想的国度。。。她，在世界的心中是成熟，美丽与温柔慈祥的高贵公主……
中国的文明，她，承载着同样的骄傲，在历史上承一脉相承的文明，柔美而携永。从西周，经春秋战国到汉，晋，，隋，唐，宋，明，期间虽因战乱和朝代更迭以及北方蛮族的屠戮侵害而跌宕起伏，但她却凭着智慧依然柔韧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依然孕育和保持着数千年不变的文明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体系，以她特有的温柔和美丽和高贵，也孕育着一个教养最高的文明所具有的光辉人性，杰出的创造才能，与敬畏天地自然的理性精神。她是地球文明中演绎得最为完美的文明……
血火熔城，狂沙羁浪的1644年，当满清贵族踏着中国人的鲜血，鼎立在紫禁城的时候，这位高贵的公主却带着人类的遗憾化做最后的一缕春风永远的死去了，骄阳也永远收起了他的万丈光芒……
267年后，满清灭亡，中华文明也随着满清的覆灭而沉入世界文明的谷底，这个差距是惊人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因为驱除达虏的成功而喜悦，而是陷入更大的一种失落，是一种对文明没落的失落，这种几千年来都未曾出现的带着绝望的失落，在认识不深刻和意识不到现象后本质的原因以及随着对满清的仁慈的批判后，转而极端而愤怒地展开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这个时代，是对中国文化，带着绝望情绪的极端批判的时代。当，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为是自己的文化本来的问题的时候，是自己文化的腐朽性导致了国家民族的灾难的时候开始深深的自责，甚至，产生要彻底灭绝中国文化的极端思想。即便有人因怀疑，也出于高压政治和汹汹民意而永久性地坐了下来，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都是循序渐进的，而阶段性地成长，和成熟的，认识和知识的积累，对事物的研究，与认识的不断深入，抽丝剥茧，发觉事实真相，后世的人们，也因而逐渐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也包括更多的人群和范畴，也包括海外的声音。
满清王朝，占领中国1644-1911，267年的事实真相，是中国文明彻底死亡，267年里，物非物，人非人。267年，为辉煌的古中国文明划上了一个悲愤的句号。
267年的事实真相是：正统意义上的中国文明经历蒙元和满清的涤荡，最后终于走向死亡，这也是从地球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的。他已经消失了。文明的辉煌已经不再属于现代中国了，古代优秀的中国人的特性也已经不在现代中国人身上继承和发扬了。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中国，所有人都已经模糊了。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对中国历史时的尴尬，我们开始发出难受的疑问，我们现在是中国人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和历史上的中国人不一样。我们拼命地西化来破坏社会，来破坏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次序，国家的对文明的发展已经一团雾水，自己的文明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怎么发展一团雾水，这是否就是满清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