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大多数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性的一个普遍表现，就是对于成长的渴望，对于提高自我并且实现自我的冲动，以及发挥自己潜能的愿望。如果这一点没有疑问，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没有实现他们的自我。据我所知，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模式还是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动力学的观点，即冲动本身与阻碍其表的的防御之间是一种辨证的关系。这样，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种假设，即最根本的人类冲动是要向健康、完善、完美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所有阻碍成长的障碍、防卫、逃避和抑制的倾向。
举例来说，弗洛伊德的术语“固着”（Fixation）和“倒退”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心理分析领域的发现当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对成长的畏惧以及成长中断甚至倒退。但是，我发现，弗洛伊德的概念并不是能够解释这一领域的所有问题。因此，设计一些新的概念是有必要的。
当我们立足于心理分析的知识并且超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现我称为“健康无意识”的心理机制。简单地说，我们不仅压制自己危险的、可怕的、可憎的冲动，也常常压制美好而崇高的冲动。例如，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对于感情脆弱的忌讳。人们常常耻于做一个心地善良、充满爱心的人，也就是高尚的人或者象圣徒一样的人。这种对于美好本性的忌讳在青春期的男孩子身上最明显。为了看起来体格健壮、态度沉着、无所畏惧，他们常常残酷地抛弃所有可能被称为女人化的、女人气的、柔顺的特征。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男孩子，它在社会上相当普遍。一些十分聪明的人常常会对自己的智力持矛盾的看法。为了和“普通人”一样，他甚至会完全否定自己的智力，尽量去逃避自己的命运，就象圣经上的约拿一样。要一个有创造性的人才承认自己的天赋，完全接受它，发挥它，超越自己的矛盾心理，常常需要有半生的时间。
我发现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强大的人：那些天生的领导者，指挥官和老板等。他们也经常为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感到困惑。对于自高自大、偏执的防范，更确切得说，对于罪过的虚荣心的防范，使他们陷于一种内部冲突；一方面，每个正常的人都愿意公开、愉快的表达自我，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另一方面，他又发现自己必须经常掩盖这些能力。
在我们的社会总，优秀的个体一般要学会象变色龙一样披上谦虚的外衣。至少，他已经学会不公开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能力的看法。我们的社会就是不允许一个聪明的人说：“我是十分聪明的人。”这种态度会冒犯他人。这常常被称为自夸，会引起对立的反应、敌意，甚至会遭到打击。
这样，一个人如果说自己很优秀，即使有理由这样说，即使这完全是事实，已经得到了正式，人们也会认为说话者是在宣称自己的支配地位，并相应的要求听众服从。这样，人们感到反感，并变得怀有敌意，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的各总文化中都很普遍。于是，优秀的个体便常常通过贬低自己来避免他人的攻击。
但是，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自感坚强、充满信心才能够具有创造性，达到既定的目标，实现自身的潜力。结果，优秀的运动员、舞蹈家、音乐家或者科学家便被迫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冲突之中：一方面，正常的内在精神使他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潜能；另一方面，社会却要求他意识到别人会把他的真实能力看承是一种威胁。
我们说的神经症患者便可能是由于惧怕惩罚和敌意而过度压抑自己的人。他放弃了自己最高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自己全部潜能的权利。为了避免惩罚，他变得谦逊、逢迎甚至还有受虐倾向。总之，由于害怕声张优秀而受到惩罚，他自愿降低了自由人格成长的可能性。出于安全的需要，他削弱并且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但是，人的深层的本性并不能够完全被否定。如果他们不能够直接、自发、酣畅地表现出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隐秘的，模糊的甚至鬼鬼祟祟的方式边县出来。至少，失去的能力会在噩梦中、在能人焦虑的自由联想中以及在奇怪的口误中或者难以解释的感情中得到表达。对于这样的人，生活变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一种精神分析学已经让我们熟悉了这种冲突。
如果说神经症患者已经完全放弃了成长的潜能，杜绝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那么他看起来却是一个典型的“好人”了：谦逊、顺服、腼腆，甚至自我贬低。这种潜力的放弃及有害后果的最具戏剧化的结果，边式导致人格分裂。其中，受到否定与压抑的潜能最终以另一种人格的形式逃离出来。
在所有我知道的这类病例中，分裂之前所有表现出来的人格，是一个完全传统、服从、温顺和谦恭的人。他一无所求，抑郁寡欢，毫无生物性的自私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戏剧化地出现的新人格，一般来说更加自私，追求享乐，易于冲动，难以拒绝诱惑。
于是，大多数优秀的人所做的便是与更广泛的社会妥协。他们对于既定的目标跃跃欲试，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迈进。对于自身的特殊才能，他们常常希望一展身手，尽显其能。但是，他们也同样会将上述的倾向用谦逊、恭顺掩盖起来，或者至少会寡言少语，以隐藏其锋芒；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神经症。神经症患者是在争取自己与生俱来的完整人性，他们是要自我实现，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同时，他们又为恐惧而感到紧张，掩饰或者隐藏自己正常的冲动，使这些冲动带上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使他的恐惧得以减轻，同时，也抹平了其他人。
更简单地说，神经症可以看承是既有所有动物与植物共同具有的成长与表达的冲动，又与恐惧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成长是以一种扭曲、痛苦、毫无快乐的形式发生的。正如心理学家安吉尔所做的恰当的评论（1965年），这种人可以说是在“逃避自己的成长”。
如果我们承认自我的核心至少部分地具有生物的性质，包括身体构造、组成、生理机能、性情、偏好、为生理所驱使的行为，那么，同样可以说，一个人会逃避自己命中注定的生物特性，或者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人是在逃避自己的事业、责任和使命。也就是说，他在逃避一项适合他的特性的任务，他为之而生的任务。他在逃避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历史学家弗兰克。曼纽尔为什么曾经称这种现象为“约拿情结”。我们都记得圣经中关于约拿的故事。上帝召唤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话，但他却没有勇气接受这一使命，企图逃避。但是，无论约拿跑到哪里，都找不到藏身之地。最后，他终于明白必须接受自己的命运，听从上帝的召唤，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召唤去完成一项适合我们特性的任务。逃避、恐惧、犹豫不决、矛盾重重都是典型“神经症”的反应。这些反应之所以是病态的，是因为它们造成了焦虑与心理障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症状。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些机制同样也可以是走向健康、自我实现和完整人性的本能要求的体现。那些萎缩的个体，渴望着完整人性，但从来不敢大胆地去实现。而那些奔放的个体，则向着自己的命运昂首阔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简单来看就是恐惧与勇气之间的差异。神经症可以说是在恐惧与焦虑下实现自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不同的走向健康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过程受到了阻碍和束缚。神经症患者也要求自我实现，但塌实在曲折地蹒跚而行，而不是向着目标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