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议小人物的梁山之道
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一
《水浒传》中李忠这个人祖籍濠州定远,是个无固定职业者,作品中描写其做过家庭武师,但主要是跑江湖为生,因此为典型的流民,从其所属社会地位来说,乃诸阶层中最低微者。他是《水浒传》中出场最早的三个人物之一(首为史进,次为鲁达),作者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暗示这三个人物之间具有更多的一些缘际关联。他与第一个出场者史进关系最为密切,或者说缘分最深,是这位富家子弟最初的家庭武师(开手师傅),又是其遇祸流落江湖后遇到的第一位故人,颇有意味;二人虽然不是一个血缘阶层,但此后落草经历大致相似,并且殊途同归;最后,两人都是被乱箭射死在征讨方腊的昱岭关前。鲁达(即后来的鲁智深)大概是与他其次最具有缘分的人,在同归梁山前两人数次偶遇,由此发生一些故事,可谓无巧不成书,最后共同促成三山合流,同归梁山,皆为梁山好汉;此后排位挂星,一个为天孤星(鲁智深),一个为地僻星(李忠),合起来即为“孤僻”之谓,看起来他们的人生相遇绝不是巧合(《水浒传》中诸人性格上都有一些怪异)。
然而,李忠这个人在水浒中虽然出场较早,因其武功平平,表现也颇似平庸,在梁山地位又很末微,常被评论家和读者看成是作品边缘人物。一种看法认为,他这个人的存在不过是《水浒传》作者的一种写作技巧而已,他只是作者刻意安排出来的一个配角,为了更好衬托像鲁达、史进这类相对重量级梁山人物的豪放、英雄气质。对此,我一直抱有怀疑:因为在我看来,《水浒传》中的好汉之谓,绝非如此简单,梁山聚义一百单八将,各有其代表性,李忠既列一百单八将序列,那么此人就不应该只是一种“写作技法”。诚然,在《水浒传》中,先后出现了许多其他的写作技法意味的衬托者,但是梁山好汉本身则是具有实质含义的。对内而言,存在位次的区分,有一个梁山的社会结构问题,可谓之“忠义组合”;对外而言呢,梁山好汉则是一个整体,统为同聚大义者,每个人都是沉甸甸的!
二
我们可以先看看有关李忠的若干片段,由此为李忠进行一些人物定格。
首先,是有关李忠的出场。作品中描写,富有正义感的富家子弟史进遇祸出奔,在渭州城偶遇提辖官鲁达,两人一见如故,相邀大喝一场,结果在街头巧遇李忠。这便是李忠的正式出场。李忠此时以跑江湖谋生,正在街头使弄枪棒、贩卖膏药。从李忠出场表现的细节来看,江湖流民色彩甚浓,为人似为平庸,计较日常生计,为人磨唧,处世小心,相比较鲁达与史进明显缺少一些豪迈气概。
分开人众看时,中间裹一个人,仗着十来条棍棒,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看了,却认的他,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史进就人丛中叫道:“师父,多时不见。”李忠道:“贤弟,如何到这里?”鲁提辖道:“既是史大郎的师父,同和俺去吃三杯。”李忠道:“待小子卖了膏药,讨了回钱,一同和提辖去。”鲁达道:“谁耐烦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饭,无计奈何。提辖先行,小人便寻将来。贤弟,你和提辖先行一步。”鲁达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骂道:“这厮们夹着屁眼撒开,不去的,洒家便打。”众人见是鲁提辖,一哄都走了。李忠见鲁达凶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寄顿了枪棒,三个人转弯抹角,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
三人吃酒中间,遇到一对受人凌辱而落难卖唱的父女。鲁达当即打抱不平,挺身相助,先行捐钱,并对二位新交的朋友提出助捐要求,史进慨然跟进,李忠虽然最后也拿了二两来银子,但显得有些小气,作品描写他的银子是“摸出”来的。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父子两个告道:“若是能够回乡去时,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直甚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接着,是李忠与鲁达的桃花山第二次相遇。李忠与鲁达似乎特别有缘,很快就发生二次相遇。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一路逃奔,最后到五台山文殊院做了和尚,改名鲁智深,后来因喝酒闹事呆不下去,有“法眼”的智真长老将其引荐给东京大相国寺。鲁智深在投奔大相国途中,发生了一串故事,其中一节,即在桃花山与李忠再次偶遇。该日,鲁智深到桃花庄刘太公家投宿,遭遇桃花山二寨主周通(后来也是梁山好汉)下山强娶刘家小姐之事,于是打抱不平,将周通一顿痛打,这就引发了大寨主下山复仇。不想,竟然故人相遇,大寨主原来是李忠。李忠立即下马相认,并请鲁智深上山叙旧。原来李忠在官府缉捕鲁达之时,也一溜烟逃了,只身来到挑花山下,路遇周通下山剪径,两人一打成交,被请上山坐了头把交椅(这里可看出周通为人的长处)。
那大头领逼住枪,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动手。你的声音好厮熟。你且通个姓名。”鲁智深道:“酒家不是别人,老种经相公帐前提辖鲁达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唤作鲁智深。”那大头领呵呵大笑,滚下马,撇了枪,扑翻身便拜,道:“哥哥,别来无恙?可知二哥着了你手!”鲁智深只道赚他,托地跳退数步,把禅杖收住;定晴看时,火把下,认得不是别人,却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教头打虎将李忠。
……
李忠道:“小弟自从那日与哥哥在渭州酒楼上同史进三人分散,次日听得说哥哥打死了郑屠。我去寻史进商议,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小弟听得差人缉捕,慌忙也走了,却从这山经过。却才被哥哥打的那汉,先在这里桃花山扎寨,唤作小霸王周通,那时引人下山来和小弟厮杀,被我嬴了他,留小弟在山上为寨主,让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这里落草。”(第四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鲁智深于是上山,与李忠一起义劝周通“折箭为誓”放弃了强娶的念头。接下来,李忠、周通杀牛宰马,安排筵席,管待鲁智深数日,并引鲁智深山前山后观看景致,邀其加盟山寨。但鲁智深觉得李忠等不是“慷慨之人,作事悭吝”,不合自己脾胃,以已出家为理由决意要走。李忠、周通于是送行,但不改其小家子气,竟以下山劫银作为路费奉送,使得鲁智深很不舒服。鲁智深在其下山劫银期间,以一种近乎戏弄的方式离开了山寨。
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时,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尽送与哥哥作路费。”次日,山寨里面杀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顿许多金银酒器,设放在桌上。正待入席饮酒,只见小喽罗报来说:“山下有两辆车,十数个人来也!”李忠,周通,见报了,点起众多小喽罗,只留一二个伏侍鲁智深饮酒。两个好汉道:“哥哥,只顾请自在吃几杯。我两个下山去取得财来,就与哥哥送行。”分付已罢,引领众人下山去了。且说鲁智深寻思道:“这两个人好生悭吝!见放着有许多金银,却不送与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别人的,送与酒家!这个不是把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酒家且教这厮吃俺一惊!”便唤这几个小喽罗近前来筛酒吃。方才吃得两盏,跳起身来,两拳打翻两个小喽罗,便解搭做一块儿捆了,口里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开,没紧要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的金银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跨了戒刀,提了禅杖,顶了衣包,便出寨来。到山后打一望时,都是险峻之处,却寻思道:“酒家从前山去,一定吃那厮们撞见,不如就此间乱草处滚将下去。”(第四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鲁达席卷潜走,李忠与周通回到山寨。两人有一段对话,精彩地表现出李忠为人的一些市侩气质,特别是俗于计较的一面。相比较,周通的表现则要洒脱许多。
周通解了小喽罗,问其备细,鲁智深那里去了。小喽罗说道:“把我两个打翻捆缚了,卷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这贼秃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从那里去了?”团团寻踪迹,到后山,见一带荒草平平地都滚倒了。周通看了道:“这秃驴倒是个老贼!这般险峻山冈,从这里滚了下去。”李忠道:“我们赶上去问他讨,也羞那厮一场。”周通道:“罢,罢!贼去了关门,那里去赶?便赶得着时,也问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来,我和你又敌他不过,后来倒难厮见了;不如罢手,后来倒好相见。我们且自把车子上包裹打开,将金银缎匹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赏了众小喽罗。”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许多东西,我的这一分都与了你。”周通道:“哥哥,我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计较。”看官牢记话头,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第四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再下来,是李忠与鲁智深的第三次相聚。此次不再是偶遇,而是李忠、周通惹上了朝廷征讨官呼延灼(后为梁山五虎上将),不得已相请在二龙山落草的鲁智深等人相助。此一节,引出了三山合流,同归梁山的情节。时为朝廷命官的呼延灼攻打梁山失利,逃到一村店寄宿,落魄之际“屋漏逢下雨”,李忠与周通的喽啰竟然不长眼,将其胯下踢雪乌骓宝马偷上桃花山,引发了呼延灼的疯狂报复,在青州慕容知府的协助下,引兵攻打桃花山,周通出阵,自然吃了败仗,李忠自知不敌,便决定向邻居二龙山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人求助,并表示愿以“来纳进奉”为条件。鲁智深等人义气深重,自然不会贪图什么进奉,慨然决定拔刀相助。援军既来,李忠下山策应,遂与呼延灼先交手。是战,水浒作者用少有的戏谑之笔打趣了一下李忠的“本事低微”。《水浒传》写李忠武功之处不多,但在此偶尔一露,我们便知其底细。
说李忠知二龙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喽罗下山策应。呼延灼闻知,急领所部军马,拦路列阵,舞鞭出马,来与李忠相杀。原来李忠祖贯濠州定远人氏,家中祖传,靠使枪棒为生;人见他身材壮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将。当时下山来与呼延灼交战,如何敌得呼延灼过;斗了十合之上,见不是头,拨开军器便走。呼延灼见他本事低微,纵马赶上山来。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里看见,便飞下鹅卵石来。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只见官军迭头呐喊。呼延灼便问道:『为何呐喊?』後军答道:『远望见一彪军马飞奔而来!』呼延灼听了,便来後军队里看时。见尘头起处,当头一个胖大和尚,骑了一匹白马,正是花和尚鲁智深……(第五十六回徐宁教使钩镰枪宋江大破连环马)
呼延灼和青州官兵势大力猛,三山合流也不是对手。由杨志倡议,二龙山、白虎山、桃花山决定联合梁山军一起攻打呼延灼和青州。宋江慨然率军下山,于是马到功成。事成后,即顺理成章发出上山邀请,三山头领几乎毫不犹豫地就一体归奔了梁山。
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放火烧毁寨栅。鲁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龙山,与张青、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数日之间,三山人马都皆完备。大排筵庆贺新到山寨头领,呼延灼、鲁智深、杨志、武松、施恩、曹正、张青、孙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第五十七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
由此之后,李忠便属于梁山的一员,最后直到殒身沙场。《水浒传》此后关于李忠就少有着墨之处,但仍旧有两点信息比较重要。一是李忠在梁山队伍里位次较末,且属于典型的辅助性将领。梁山好汉排座次时,李忠挂地僻星,居位第87位,可谓十分靠后,其后即为挂地全星的鬼脸儿杜兴。他甚至夹排在本来在桃花山做过他的二寨王挂地空星的小霸王周通之后。与他几乎同时出场的鲁智深,挂天孤星,排13座;他亲手教过的开手徒弟九纹龙史进,也挂了个天微星,排第23座。二是李忠之死,一点都不轰轰烈烈,甚至可以说有些窝囊。梁山军归顺朝廷后征讨江南方腊,中间,宋江和卢俊义决定分兵两路,从不同方向攻打敌人的老巢杭州。卢俊义带二十八将而行,李忠被点为偏将之一,排在第十五位。当卢部经过临安镇钱王故都,道近昱岭关前时,遇方腊麾下第一神射手庞万春守关阻挡,于是惨剧发生了。当日,卢俊义差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员将校,带领三千步军前去出哨,结果遭遇伏击,近乎覆没,包括李忠在内六位将领不及反应,在奔逃中合伙被乱箭射死。李忠也因此匆忙挂上生命句号,没有等到班师封赏的那一天。
且说卢先锋军马将次近昱岭关前,当日先差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员将校,带领三千步军,前去出哨。当下史进等六将,都骑战马,其余都是步军,迤逦哨到关下,并不曾撞见一个军马。史进在马上心疑,和众将商议。说言未了,早已来到关前。看时,见关上痭着一面彩砅白旗,旗下立着那小养由基庞万春,看了史进等大笑,骂道:“你这夥草贼,只好在梁山泊里住,勒宋朝招安诰命,如何敢来我这国土里装好汉!你也曾闻俺小养由基的名字么?我听得你这夥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着他出来,和我比箭。先教你看我神箭!”说言未了,飕的一箭,正中史进,□下马去。五将一齐急急向前,救得上马便回。又见山顶上一声锣响,左右两边松树林里,一齐放箭。五员将顾不得史进,各人逃命而走。转得过山嘴,对面两边山坡上,一边是雷炯,一边是计稷,那弩箭如雨一般射将来,总是有十分英雄,也躲不得这般的箭矢。可怜水浒六员将佐,都作南柯一梦。史进、石秀等六人,不曾透一个出来,做一堆儿都被射死。(第一百一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三
通过以上重点片段,我们可以看到,李忠既非富家子弟出身,也不是庄主员外之类,更不是什么提辖官或官吏出身,而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阶层;有关的字里行间,李忠似乎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平庸之辈,其功夫平平,英雄气质几乎没有,性格特点甚至还有些不怎么受欢迎,也没有什么赫赫成绩(包括文的方面),梁山排名微末,此人来得如此平凡,走得也不精彩,虽然算是战死,看起来也不过是一种近乎平庸的死法而已。这不就是一个普通风尘过客的人生轨迹么?
但是,要是我们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李忠乃是《水浒传》中可有可无的角色,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绝对不应忽视的是,这么一个最低微阶层出身的人,他却最终拥有梁山好汉的身份,而既为梁山好汉,就不再是一个凡俗之人,不应再被视为平庸之辈。一部《水浒传》,其妙就妙在,梁山上有一些原本不平常的人物,但更多为原本平平常常的人物,他们由于拥有某种共同气质,又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风云际会,于是演义了一场一百单八人的非凡组合,继而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悲情大剧,即草寇如何不忘追求“忠义”的故事。李忠是这一百单八人中平常人出身的代表,但他身上同样具备一种罕见的“梁山品质”,因而不仅依凭其特殊的生存体验和社会意识,成为了梁山上最为基干的组成部分,而且更以其具有的“梁山品质”,最后不可缺少地,尽管可能是有些默默无闻,与其他好汉一同构成了梁山“忠义事业”的中流砥柱。他们无分强弱,不分出身,因为坚定地支持和参加了梁山这场非凡的忠义聚会,进而改变了历史原本赋予他们个体的人物轨迹,走出原本为籍没于草丛的命运,得以因“梁山好汉”的悲情理想而名垂于后世,可感可叹。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从水浒的微言大义说起。《水浒传》绝对不是一部关于“英雄”的书,更不是关于个人英雄的书(比如堂吉诃德之类),而是一部中国传统式的微言大义的书。中国章回小说多是近乎小说与史志之间的东西,不能完全当做小说来看,更不是关于个人的英雄史诗。甚至可以说,假设以追求现代式人权、人道价值为标准,恐怕还可以说中国古代作家多不识何为英雄。但不妨碍中国古人自有其独具意义的人生境界追求,笔者曾在《林冲休妻》一文略述过这一问题。故有言,少不看《水浒》,因为观者可能半懂不懂,只见江湖演绎而不见其精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是旨在微言大义。就微言大义,三书又各有不同,《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较为接近,均涉及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即都信奉,半部春秋治天下,其理尽在于“忠义”之中。但《水浒传》更近乎为一部人性悲剧作品,以小人物视角(相比较三国人物而言,梁山好汉都可谓是小人物)演义了中国古代人所追求的这种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由此就更为壮烈。
从史志的角度来说,梁山本就没有大人物,而李忠这个人物则更是梁山人物中的“小小人物”,因此梁山演义是一部小人物的演义。梁山上各色出身都有,李忠作为跑江湖的典型流民,食无定食、居无定居,按照现代理论的说法就是流氓无产阶级,古称流民。流民是历朝历代中严厉控制的对象,被认为是社会体制上最危险的一类人,他们惯于流浪,没有牵挂,窘于生计,一点就燃,最容易进入到造反队伍。《水浒传》安排李忠成为富家子弟史进逃亡江湖时首先就遇到的“他乡故知”,这是有暗示的,因为李忠本人就是江湖,虽然江湖不等于造反,但差不多就是落草。因此,李忠作为一个流民,其落草实乃平常不过之事,他上桃花山也好,归于梁山也好,几乎就是即召即去,没有什么周折。李忠这一类型的流民,梁山之上为数并不为少,可以归入大多数,有的甚至连上山的细节都被作者略去省得交代,如早期的什么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旱地忽律朱贵等之类,你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们总体上还是可以说《水浒传》诸位好汉都是在奸佞当道的社会中被逼上梁山的,因为李忠等梁山小小人物表面上看虽然并没有某种“被逼”情境,但其落草总体上也实为当时生存所迫,因此也具有被动的特点,广义上也可谓之被逼无奈。
梁山聚义起于造反,俗话说,造反者要么是成者为王,要么是败者为寇,《水浒传》作者却意想不到地给梁山设计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无成,也不败,梁山在宋江的引导下,最终选择了招安的道路。招安,虽然也是归顺朝廷,但不同于投降,它是基于士人理想的感召对于朝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做的妥协式回归。招安后的梁山人从此不再是普通意义的“草寇”,而成为历史上的梁山版“忠义堂”好汉。由此,梁山获得了历史正论首肯意味的升华。那么,宋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之人为什么可以引导梁山易帜,将一般的落草造反窝点改成“忠义堂”呢?李忠这一类小小人物又为什么能够成为这场与之人生阅历未必相当的梁山事业的理解者和支持者呢?《水浒传》之微言大义,放在士子那里固然可行,然而在小小人物那里是怎么合流的呢?李忠的梁山角色,即为典型地表现了微言大义这种东西在小小人物身上得以汇流的诸般主体要素。
梁山“忠义”之路,首先当然是决定于作为梁山大哥们的宋江、吴用等士子阶层对其谓士人之道德坚持。典型的士子,如宋江,卢俊义,非典型的,则有吴用、林冲、武松等(读者不要忽略了武松也是另类士子的代表,否则就不会有武松杀嫂的故事)。《水浒传》着墨最多的情节,当然是梁山好汉聚合的过程,但其重点不是在简单表达地这些梁山人物上梁山的外在过程,而是更在于表达宋江等士子被逼无奈的心理路程。宋江上山过程是辗转的,但其士子之心始终不改,因此从他上山起,梁山便注定迎来了要易帜的命运,而宋江正是如此锲而不舍的。那些士子以及接近于士子阶层出身的梁山人,他们最为理解宋江,毫不犹豫地就站在了宋江的身后,因为他们清楚就当时的社会价值来说,宋江的追求属于正途,尽管他们也明白既已落草,那么宋江引领他们从沦落于草莽而重归社会正道的努力就必定是一场悲剧理想。梁山的“忠义”之路,其次取决于全体梁山人共同支持,否则如果只限于士人出身的一部分人,梁山必定分裂。在这里,我们看到全体梁山人不分出身,都义无反顾地集体踏上宋江指引的这条悲情道路,从而成就了这一段流传百世的忠义故事。这其中就包括李忠这一类梁山的“沉默大多数”。他们没有反对,因为他们不会反对。小说上也安排了一些似为反对的声音,比如李逵的几次抱怨,但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这些其实不是真正的异议,而是对于宋江的提醒:大哥啊,您觉得朝廷有诚意吗?
这里的问题是,李忠等出身社会最为卑微阶层的人,照理说是不省得什么士子理想的,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支持梁山易帜呢?江湖上有许多流民,但不是最终都上得了梁山的,参与得了“忠义堂”聚义的。普通流民聚合的特点是容易一盘散沙,通常为食而来,也为食而去,很难持续投入到一个有目的的事业中去,更不要说去演义某种注定为悲情的事业。李忠以流民出身,其上桃花山也好,上梁山也好,似乎首先应该是个饭碗问题,与跑江湖照理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在《水浒传》中,李忠等人居然不声不响就接受了这场招安,梁山一百单八将包括那些个小小人物在内,竟然没有任何一人缺席,而且做到了坚持到底。这就不是从普通流民的本性可以解释的了。那么,李忠为什么身为流民,却能够紧密参与这场由牺牲个体到成就集体,由超越于造反吃饭而到演绎重塑所谓家国忠义的悲情事业中去呢?
一半理由,当然是宋江等人作为大哥以义气感召或者某种意义挟持的结果。梁山好汉之间,讲的是义气深重,彼此惺惺相惜。没有义气,可以在别处落草,但是绝对上不了梁山,这是林冲刀刃王伦之后的首条梁山定律。李忠等人为江湖流民出身,天生不乏江湖义气,这种人或许也有小家子气的,但少有酸气,更不会嫉贤妒能,在这一点要比王伦这类落第秀才强出许多。但梁山义气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简单的江湖义气讲的是抱团而已,而梁山义气讲的是对于江湖正道的认同,所谓盗亦有道。这是晁盖时期就在梁山树立起来的品格。梁山好汉首先认同的,便是杀富济贫、打抱不平、匡扶正义这些好汉价值。看看,后来李逵几次险险要砍杀宋江,这就是说,如果宋江真是干了伤天害理之事,李逵也是可以不认他这个大哥的,幸好都是误解。李忠虽然武功平常,为人放不大开,尤其在财字上不够大方(从其低微出身和窘于生计的实际观之,这也值得谅解,及时雨不是谁都有实力做的),但李忠在义气上终究超出一般意义的跑江湖之辈许多,他富有正义感,能够为江湖道义两肋插刀,也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此能够与梁山好汉合流。当然,李忠虽有义,但终究为人不够豪迈大气,甚至比不上小霸王周通的痛快(我们应该还记得周通曾对李忠说那句“哥哥,我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计较”的话)。这大概也应该是在梁山上他终被排座到周通之后的原因,尽管之前他是周通的大哥,功夫也要更高一些,然而梁山排座次是不完全看资历和手上功夫的。
另一半理由,则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水浒传》作者赋予了李忠一种可谓之“忠”的品格。梁山单凭一个“义”是不够的,梁山聚义演绎的本质,不是义,而是忠义。梁山好汉“聚义”,能够历史性地由普通江湖聚义转变为重归士子们心中家国“大义”的聚义,核心便在于“忠”这个字。也正是这种“忠义”的追求,使得水浒梁山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得以放大,从而从山寨版江湖之义走进中国独有的儒家春秋大义。水浒故事或者虚构居多,但是它却因此获得了主流阶层的集体认同,颇令士子为之扼腕。从领导阶层的宋江来说,他要以士子之忠,上对朝廷表现一种“顺天应理”的德性,下为兄弟寻求一条符合那一时代历史正论的出路。从梁山兄弟们的角度来说,包括李忠在内,每个人都对宋江之悲情理想,达成了不同程度的默契或者接受,在这种对社会正统的集体重归中,每个人都以个人的隐忍,甚至以个人最终的牺牲,来达成对于宋江引导的“忠义”事业的配合。为忠而死,这或许是个人的悲剧,却符合那个时代的微言大义。(当然,在今天看来,“忠”这种价值已经有许多可减损之处,我们时代的大义,已然是民主、平等、法治、人权、良善、公平等等。)
李忠之名,恐怕不是作者之无意而为;“打虎将”之绰号,恐怕也有作者的一层“打虎亲兄弟”之忠义同心的寓意。对于李忠来说,本属于只知计较平常生计之人,哪里需要管什么朝廷,因此宋江的士人式理想对他本可谓甚为遥远。李忠却因践行一种可谓之“忠”的道德,使得他一个原本可以平凡之人,却具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品质,这种品质为追随宋江领导的“忠义”事业的梁山人所必备。儒家之忠,原有不同层次,士人之忠,当然是尊奉朝廷正道,而普通人之忠,则可以是孝与义。李忠之忠,并非士人之忠,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义气,是一种对于士人大哥之忠,或者说一种对于自己既归梁山之忠。李忠和其他梁山人一样,虽然程度不同,都具有忠义的品质,因此识得孝义三郎及时雨宋江,信任宋江之志,继而认同并追随宋江的悲情理想,甚至可以为这份忠义不计得失,不论生死,直至被乱箭射死在沙场。关于这个忠字,李逵莽汉子之死演绎得最为感人,他用情愿同死表达了对宋江邀饮毒酒的理解和悲怆。梁山人相信,成就宋江,也是成就了梁山和他们自己。
李忠这一人物,是《水浒传》里小小人物梁山之道的一个缩影,彰显了作者的传神之笔。按照“真三国假水浒”的说法,比较起《三国演义》,《水浒传》更像一部故事书,因此水浒人物也就更值得我们从作者传神的角度延伸阅读。在经典作品里面,小人物不能一律视为人物配角,这一点务须注意。至少在《水浒传》这类微言大义的作品里面,李忠这类小小人物就绝对不能被看成是配角,相反,他们是荡气回肠的梁山好汉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员。梁山不是山,是一百单八人的忠义组合。梁山如何成为可能,最后为什么那样结局,由梁山人共同来演义。从李忠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很多并不精彩之人却同样悲壮,如果加以更细致品味,甚至会平添一份凄婉。李忠,还有那些排在最后座次的什么金毛犬段景住、鼓上蚤时迁、白日鼠白胜、险道神郁保四之类的小小人物,他们本无需如此悲壮,本无需承担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原本专属于士人阶层的理想,然而他们在某些时候总是能够勇于牺牲,从而成就了无数的水浒传奇。
【2010,8,8-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