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尚荣来自于红二方面军，属于贺龙的老部下，在文革期间发生825事件，是说王尚荣要夺杨成武的权力。现在的说法是，林彪利用了这一事件，王尚荣被关押达8年之久。九一三事件之后，王尚荣才境遇好转。从资料上看，王尚荣与贺龙、彭德怀、刘伯承都有较多接触，是刘伯承举荐，王尚荣到总参出任作战部副部长。作战部也是周恩来首都工作组的基本依靠对象，但王尚荣、雷英夫等所谓逼迫杨成武缴权之事，的确甚为蹊跷。王尚荣当时受到周恩来信任倚重，而王尚荣又是贺龙老部下，林彪此时已经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一向把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四野当做自己“圈子”的林彪，是否对王尚荣参与首都工作组直接听命于周恩来、叶剑英有想法？借825事件大做文章，既去掉了贺龙的“干将”，又打击了周的新班底？但根据黄吴李邱等人回忆，尤其在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势力受到削弱，江青、张春桥等人进入政治局，林江集团展开新的争斗，周恩来夹在中间守住国务院系统，而黄吴李邱从思想上行动上都是偏向于周，周居间协调，委曲求全，维持局面，所以才有了事后黄永胜讥讽他八级泥水匠的说法。王尚荣在与印度作战、西藏平叛，尤其是入缅作战这一过去较为避讳的事情上都参与运筹，尤其是入缅作战，柳元麟当时究竟有无侵犯大陆的意图？中缅联手围剿所谓“国民党残军”，在当下有无重新检讨的必要？因为要探究首都工作组，才找出王尚荣的有关资料来，但与郑维山、雷英夫的情况惊人的相似，王尚荣参与首都工作组一事，只字未提，是讳莫如深另有原因？还是夸大了首都工作组这一临时机构的作用？首都工作组成立的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保障毛的安全的最为之直接可靠地力量当然是军队，而林彪对毛泽东绕过自己直接让周恩来、叶剑英掌管此事，难道真的一味退让毫无想法？毛当时认为对自己的最大威胁真的来自刘？他认为北京不安全，要动用军队，这样的事情，以前的文革事研究似乎关注到了，比如马若德，但马若德也没有提及首都工作组，也许马若德认为此机构不值得大惊小怪？
王尚荣，1955年授衔的解放军中将，曾被贺龙、刘伯承视为“很有发展前途”、“国家未来军事全局指挥人才”。王尚荣一生曾多次在最高统帅部参与重大军事指挥行动，作战类型涵盖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海峡炮战、高原作战、热带山岳丛林战等。
王尚荣，1915年5月28日出生在湖北石首县调关镇。其父曾开过一家小鱼行，家境算是稍得温饱。王尚荣6岁时免费上了由远亲主持的私塾，后来又进了国民小学。因为家境日蹙，他不得不中途辍学，也和父亲一样走上了学徒帮工之途。
王尚荣参加革命也较早，15岁就担任了石首县调弦区团委青工部部长。16岁时，王尚荣参加了湘鄂西苏区的红3军第9师，进入25团1营当了战士。红9师的师长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火龙将军”段德昌。王尚荣以后又升任2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8师22团团部文书。在湘鄂西苏区连续发起的大肃反中，王尚荣也被怀疑，受到了严刑逼供，还差一点被拉去枪毙。后来因为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行为，经办人发了善心，就给了2个苞谷撵他离开红军。王尚荣在野外转悠了一天一夜，实在不想离开部队，又跑了回去，哭诉求告，终于感动了领导，将他留了下来。
王尚荣作战勇敢，为人机敏，善于应变，因而被先后提拔担任了红3军司令部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等职。贺龙率领的红3军后来撤出湘鄂西，转战到黔东，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与肖克、任弼时率领的红6军团会合，王尚荣升任红5师师长。在长征路上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王尚荣的红5师又调归罗炳辉的红32军，改番号为96师。过草地之时，王尚荣率领96师担负后卫任务。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16000多人的部队，走出草地后剩下12000余人。王尚荣的96师原来有1800余人，最后只剩下400人，其他人都已永远长眠在草地中了。
到达陕北后，王尚荣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队学习，同班同学有余秋里、张震等人。及至抗日战争爆发，王尚荣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团长。这715团前身是红2军团的红4师，卢冬生当过师长，历经日后多次改编，现在已是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两栖机械化步兵第1师第2团。
王尚荣率领715团东渡黄河，参与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转战冀中和参加百团大战。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敢，军事才能日益突出。王尚荣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威风凛凛，在根据地颇有口碑。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做媒，由贺龙、关向应主婚，24岁的王尚荣娶到了东北美女黄克。日后多年，无论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是在文革噩运中，二人都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解放战争初期，时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的王尚荣率部参加了卓资山战斗、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后来独立第1旅调归西北野战军，王尚荣又跟着彭德怀转战西北，历经西北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1949年9月，王尚荣任一野第1军副军长，率部从临夏、永靖乘皮筏强渡黄河，率先进入省会西宁。为支援二野解放西藏的战略行动，已兼任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王向荣参与领导了青藏公路的修建。1954年，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终于通车，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沟连西藏的重要大动脉。
南京军事学院成立的时候，刘伯承院长点名叫王尚荣过来学习。到校后，王尚荣被编入了高级速成系。因为当时学院草创，教员缺乏，王尚荣一面是学员，一面还当了高级速成系的副主任。当时的系主任，就是二野5兵团司令员杨勇。在学院学习任教期间，王尚荣协助院里完成了战例教材的编写任务，拓宽了在现代军事科学领域和诸兵种协同作战上的眼界。
1951年国庆阅兵，王尚荣与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空军参谋长王秉璋一起，分别代表海、陆、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阅部队方阵的最前面。1952年5月，王尚荣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当时周恩来让刘伯承推荐几个优秀学员到总参工作，刘伯承当即推荐了王尚荣。不久，王尚荣就被调任为总作战部副部长。
1953年5月，为培训高级军事干部，王尚荣被任命为志愿军46军副军长参加了入朝轮战。时值夏季反击作战阶段，为配合金城地区的大规模反击战役，王尚荣参与指挥46军136师先后三次进攻位于开城东侧、临津江北岸的马踏里东山。整个战斗中，136师攻占并巩固了东山主峰及周围的大部分阵地，以伤亡75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美陆战1师166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7辆，打出了一个国际战例。
回国后，王尚荣被任命为总参作战部代部长。1955年1月18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统一指挥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也是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王尚荣坐镇总参作战部，协助总参谋长粟裕日夜忙碌，不仅要协调战役的组织和指挥，及时将前线的战事进展和变化向军委、总参领导汇报，还要根据进展和变化，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将军委和总参的指示传达给前线指挥部。经过3天战斗，一江山岛战役胜利结束。不久，大陈岛、舟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山列岛等相继被解放军攻克，浙江沿海国民党军全部撤逃去了台湾。1955年9月，王尚荣被授予中将军衔。
进入1958年，东南沿海局势日益紧张。为应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勾结及骚扰，毛泽东决定在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王尚荣这时已正式担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向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蒋军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因为撤离后，再想重新夺取将非常困难。我军如果压迫得不很厉害，行动不积极，蒋军自动撤退的可能性极小。美蒋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蒋军坚守金、马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军决意攻取金、马，最少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要马上着手研究渡海、登陆、攻坚战术问题。既然决定在金、马作战，就必须显示出力量。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射击，再零星射击，集中摧毁小金门。在作战中要全力满足弹药、油料的消耗，但也要向指战员交代清自己的家底。围绕金门、马祖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是渡海登陆，还是空军轰炸，或仅限于炮击，最初也是不明确的。直到8月20日，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会议上下了决心：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突然猛烈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8月23日17时30分，福建前线解放军多个炮兵群的400余门火炮突然齐轰金门，2小时即落弹4万余发，就此拉开了绵延21年的两岸炮战序幕。
从1958年末起，西藏及青海、四川藏区持续发生小规模武装叛乱。王尚荣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的特点，指示部队要严格遵循中央“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在指令空军执行轰炸任务时，多次强调投弹尽量投在叛军阵地的边缘、无人的地方，主要起威慑作用。他还经常在战前反复嘱咐作战部队：要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1959年3月，西藏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央做出了坚决平叛的决定后，王尚荣即通过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作战命令。驻藏部队在形势被动的局面下，迅速出击，以快打慢，险中求胜，一举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
1960年底，中国和缅甸达成边界协定后，为保证双方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中缅发起了联合勘界警卫作战，力求彻底打击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王尚荣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的报告》。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特别给予了指示：“断退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昆明军区出动了13军39师117团、14军40师118团和思茅军分区部队，于1960年11月22日和1961年1月25日先后两次入缅作战，共计歼敌741人，捣毁了国民党残军经营多年的巢穴，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异国作战，情况特殊，王尚荣战前还打电话特别强调了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这次勘界警卫作战，因为参战部队山岳丛林战经验不足，未能达成预定的歼敌目标，在组织指挥、部队编成、战斗作风等方面都有不少教训，伤亡也大了一些。此后，昆明军区就组织了丛林大练兵，为后来执行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任务及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下了基础。
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嚷要“反攻大陆”，北面又与苏联关系恶化，4、5月间发生了新疆6万多中国边民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当时中央军委组织了战略研究小组研究战备问题，王尚荣担任了战略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在总参的会议上，王尚荣提议：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如何坚守岛屿；加强情报工作；通报防空问题。5个战备值班师要在6月20日前到达前线，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不料，东南沿海没有打起来，西南边境却烽烟顿起。中印边界形势紧张起来，印军执行“前进政策”，步步紧逼，不断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王尚荣多次打电话给西藏、新疆地区，严格要求他们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在边境挑衅滋事的入侵印军，要先予警告，劝其后退，当劝阻无效，方可依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放其离去。
10月17日起，印军在东、西两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战争迫在眉睫。1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发起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会议决定由总参和西藏军区共同拟订反击作战计划，时间为总参提出的10月20日。自卫反击战打响后，由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统筹指挥，王尚荣昼夜坐镇总参，了解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况，以及时向军委和总参领导通报，提出建议，并根据军委和总参命令进行指挥协调。当时军委战略研究小组也对作战计划提出了建议。根据东段印军的前进部署，组长刘伯承批评其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阵势，是企图阻止中国军队向达旺河以南反击，并伺机再度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应采取“打其头部、击其腹背、切其尾部”的灵活战术，实行大胆的战术穿插，将其分割歼灭。最后印军被歼8千，弃城失地，前线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也差点被俘。战后中国采取了“退避三舍”的政策，放弃了夺回来的土地。
文革大潮一起，泥沙俱下。8月25日，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转而又认为代总长杨成武、副总长王新亭包庇潘振武。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外事局的群众，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都签了名。后来王尚荣说自己是在那种“革命”气氛中，“糊糊涂涂”签名的。然而事情已经闹大了，周恩来就对杨成武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8月30日，叶剑英主持在三座门开会，代总长杨成武、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张爱萍、王尚荣等人都参加了，旨在澄清“8•25”事件。虽然王尚荣做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澄清了王尚荣签字的动机，杨成武还在会上保了王尚荣，但事情已无可挽回。
林彪得知“8•25”事件后，不久就做出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对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很快，林彪又发表讲话：“总参‘8•25’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尚荣要一挖到底，要穷追不舍，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拔一个连长当部长，也不能要这些人。”林彪的意见也得到了军委其他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的首肯，王尚荣随即被撤职。
其时贺龙的地位已摇摇欲坠，作为贺龙的老部下，王尚荣是首当其冲了。叶剑英晚年向范硕、王文理回忆说，那时候他希望把王尚荣摘出来，因为有人觊觎王尚荣的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王尚荣很快被逮捕，专案组人员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廖汉生、许光达去贺龙家里说了什么？你要勇于和廖汉生、许光达划清界限。”王尚荣成为了二方面军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将领。
王尚荣这一下子就被关进去了8年。专案组反复要他交待吹捧贺龙、攻击林彪的“犯罪事实”，让他揭发贺龙要搞“军事政变”，想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专案组人员后来对王尚荣进行了武斗，多次毒打。王尚荣平素风度翩翩，罗瑞卿当年就曾说过王尚荣要是不参加革命也能在社会上找一份不错的工作。专案组人员由此下手：“你不是美男子吗？专打你的臭美作风。”结果王尚荣的头部和腰部都被打坏，一只睾丸被打的萎缩，另外一只则被打得水肿，落下了生理上的残疾，终身未愈。直到林彪折戟沉沙以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贺龙的问题翻了案，王尚荣才被紧急解放出来。1974年7月31日，王尚荣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1974年11月，王尚荣被任命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8月，又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
中美重新走近后，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关注,总参成立了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王尚荣兼任组长。通过组织讨论分析，王尚荣等人得出了研究结论：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67％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33％；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线上的苏军不足其陆军师的四分之一；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58万，欧洲就31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27万。后来基辛格在同毛泽东会晤时，又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毛泽东则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这一点，你不跟我说，王尚荣会跟我说！”
1975年，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向国会提交了1976年《国防报告后，王尚荣随即组织小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王尚荣认为：基辛格侧重在中苏之间玩弄权术，在“五大力量”之间搞均势平衡；而施莱辛格比较实际，主张增强美国自身力量，联合盟国，利用中苏分歧，会集三种力量，对抗苏联。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新华社发了一组周恩来生前的照片，这些照片均经邓颖超审阅过。其中有一幅“周恩来”身着军装、戴着军帽，左臂微弯，右手握笔在军用地图上画着什么的照片。王尚荣认出这是自己1951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拍的为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照片。
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起了对越自卫还击战。身为副总长的王尚荣参与了整个作战决定的酝酿和作战计划的拟订过程，在高平地区实行大纵深穿插迂回、打歼灭战的作战意图，相当程度上出自于王尚荣的手笔。王尚荣每天严密地关注着前方的动静，因为初期的作战不太理想，华国锋、徐向前、聂荣臻天天到指挥中心来；叶剑英天天给指挥中心打电话询问战况；邓小平则平均两天到指挥中心一次，他话不太多，但根据作战进展和情况的变化，对一些重要作战部署的变更甚至武器的使用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在整个还击作战的20多天里，王尚荣日夜坚守，分析战况，研究对策，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直到部队扫荡越北，胜利撤军。1979年3月16日，王尚荣代表总参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作了报告。1979年11月，王尚荣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因为多年的积劳成疾，加上身体在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破坏，对越作战后仅一年，王尚荣就突发急病，不得不离开了领导岗位，时年65岁。2000年4月1日，王尚荣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央军委作战部代部长，1956年7月至1966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8月起被关押达8年。1974年11月至198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常委、副书记。1977年8月至1979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9年11月至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共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副部长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开学的时候，时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尚荣接到组织通知，卸任奔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怀着“知不尽者天下事，读不尽者天下书，悟不尽者天下理”的求学渴望，征尘未洗的王尚荣跨进了军事学院的大门，被编入高级速成系学习，兼任系副主任（主任是刘伯承麾下名将、时在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杨勇）。根据刘伯承“总结解放军作战经验，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例”的提议，王尚荣积极投入并协助杨勇组织战例的编写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除独立完成了“瓦子街歼灭战”战例的撰写外，还和其他学员一起编写战例教材80余篇，为教授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实战范例，充实和拓展了学院的教学内容。在校期间，还有一件令王尚荣终生难忘的事：1951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作为广场游行受阅部队的一员，王尚荣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的王尚荣，和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三人，分别代表陆、海、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阅部队方阵的最前面。
1952年初，刘伯承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军事学院一期毕业生学习情况，听取汇报的周恩来问询刘伯承：“是否能从这批学员中，选几个高材生到总参作战部工作?”刘伯承不假思索地回答：“高级速成系有个王尚荣，他既年轻，又有作战经验，在这期学习的各项科目中成绩优良，是个学习尖子。我看，他可以胜任总参作战部的工作。”见老成持重的刘伯承回答如此直截了当，周恩来通知主管部队人事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总参谋部代总长聂荣臻：调王尚荣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1952年5月，王尚荣出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兼作战部党委副书记，协助部长张震开展工作。期间，他“参与组织指挥多次重大军事斗争，为维护祖国统一，保卫国家安全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来到作战部的时候，朝鲜战火的势头已经过去，但对美军的作战研究仍然是解放军的重点。1953年春，中央军委为锻炼王尚荣，派他出征朝鲜战场，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副军长，现地接触美军的战役、战术手法，这对他后来协调抗美援越作战提供了经验。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事结束。但在局部作战指挥、军事态势分析等方面，总参特别是作战部的任务更加重了：他们必须及时地反映军事态势的各种新动向，提出各种对应的方略，供中央参考和决策；同时，中央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决策，也要通过作战部这个指挥中枢，去贯彻和组织实施。王尚荣深谙“厚积薄发”的道理，在繁忙的工作中注重知识积累，博闻强记，锻炼出了惊人的记忆力，被誉为“活字典”、“活地图”，世界上每有重大战事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找他咨询，他都能详尽地说明最新情况，并能准确地说清人名、地名。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这个王尚荣确实不简单，听他分析战略问题，我真是无上光荣。作为作战部长，王尚荣“不仅仅是称职，可以说是绝对合格。”
1955年3月，台湾国民党军队和美军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央为揭露其阴谋，决定发表声明。王尚荣从受领任务到把材料呈送给周总理决定发布消息，仅用了不到7小时。周总理对此非常满意，给予了高度评价。刘伯承曾指出：总参谋部既不是战术司令部，也不是战役司令部，而是研究战略问题的统帅部，它是管战略的。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王尚荣有深刻的理解，他总是能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积极为军委决策出谋划策。
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短短4个月之内，蒋军飞机204批（387架次）深入大陆进行袭扰，最深入点直抵石家庄。王尚荣及时向军委提出加强内地防空作战的建议，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当即批示：“非常必要，请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总参作战部的部署，各军区、海空军立即采取措施，调整力量，加强防空作战，给了窜犯大陆敌机以沉重打击。1958年8月，福建前线部队奉命炮击金门。王尚荣深刻领会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意图，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起草了有关指示及规定。毛主席阅后，曾亲笔批示：“有关指示及附件写得很好。”
1962年春，蒋介石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加紧进行窜犯大陆的各项军事准备。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同其他同志分析研究之后，王尚荣作出了台湾当局可能利用我内外困难，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拖美国下水，实现其“反攻大陆”企图的分析判断，并向中央和军委提出了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相应建议。从1963年到1964年，王尚荣是在指挥打击蒋军在东南沿海的小股武装窜扰、海上窜扰、空中窜扰以及研究拟制中越联合对美作战方案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1964年，王尚荣贯彻军委关于防备敌人搞突然袭击的指示，组织力量对国家经济建设状况作调查研究。他向军委提出建议报告，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对此报告，毛非常重视，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重要指示。很快，国务院成立了有关专门机构，专门研究战备建设与防突袭措施等问题，党中央又作出“进一步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作为“运筹帷幄”之人，王尚荣总是“放眼看世界”，善于适应现代战争特点，卓有成效地抓好战备建设。
王尚荣几乎走遍了除西藏之外所有的边防哨所，对全军的情况了如指掌。20世纪50年代，王尚荣直接领导总参作战部作战教练处工作，组织了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先后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濒海地区组织了大规模战役演习。特别是1955年，他协助叶剑英在辽东半岛精心指导了在使用原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
“文革”伊始，林彪势力在军内泛滥。林以王尚荣是贺龙的爱将、老部下为借口，诬蔑王尚荣是贺龙“反党夺权的打手”，是贺龙在总参的代理人。自1966年9月起，王尚荣受到长达8年之久的残酷折磨，反复要他交代所谓“罪行”。1974年7月底，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毛泽东批示：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一定要出席当年“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而且要见报。同年11月，王尚荣复出，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电子对抗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等职。
当时，中苏关系还相当紧张，毛泽东鉴于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感到有望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同时，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也想打“中国牌”，向中国强调中苏的对抗，企图把祸水引向中国。兼任总参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的王尚荣，通过组织讨论分析发现：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67％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33％，直接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线上的苏军更不足其陆军师的25％。同样，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58万，光欧洲就有31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27万。他及时将这些研究的结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深有同感。当亨利·基辛格在同毛泽东晤面时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这一点，你不跟我说，王尚荣会跟我说！
20世纪70年代中期，王尚荣较早注意到当今世界电子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现实，提出了“未来战争将以电子战开始”的观点。按照毛泽东和叶剑英的有关指示，他为组建电子对抗机构和电子战部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79年南疆自卫反击战，王尚荣参与了整个作战决定的酝酿和作战计划的拟订过程，坚决地支持中央的作战决策。在反击作战打响前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指挥班子进入了指挥中心。反击作战持续了一个月，王尚荣在这数十天里，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
王尚荣亲历的三次军事行动：炮击金门拉萨平叛 入缅作战
1954年9月，作战部张震部长奉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王尚荣接任，在他就任作战部长的最初几年，中国几乎年年都有一场引起世界瞩目的战事。
炮击金门
1954年底到1955年初，他协助总参谋长粟裕，在一江山组织打了一场陆海空的立体战争，迫使美国第七舰队退出台湾海峡。此后，蒋军飞机每年近400架次，昼夜不断地深入大陆袭扰，蒋军军舰和小股匪特在沿海活动更加频繁；美国向台湾提供“自由女神”飞弹、“狮子星Ⅱ”导向飞弹后，又决定在台湾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金门集结了6个步兵师、8个独立炮兵旅计9.6万人；在马祖一带集结了3个步兵师计4万人。
1958年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在北京旃坛寺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决定：以福州军区为主，调集22个炮兵营，轰击大、小金门蒋军目标；以东海舰队为主，调5个鱼雷艇大队、2个潜艇大队、1个高速炮艇中队和8个岸炮连，准备从海上打击蒋军舰艇。王尚荣作为指挥中枢机构的负责人，根据会议要求作出火力配置、各军种间协同、各指挥机构设置及后勤方面等一系列行动方案。并向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建议：如在金、马作战，必须显示出解放军实力。射击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摧毁小金马。粟裕对王尚荣的建议，均表示同意。军委旃坛寺会议后，王尚荣奉命通知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上将，由他担任前线总指挥，迅速完成炮击准备。
7月下旬，空军的两个师进驻福建地区。毛泽东、彭德怀得知两个师的调动，要王尚荣转告福建前指：“如敌机对福州、厦门及其机场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金门、马祖进行轰炸；如敌对我杭州、上海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台北进行轰炸。”在此期间，毛泽东、彭德怀告诉王尚荣：最近敌两个师由台湾到金门、马祖换防，炮击选在换防时最佳，26日下午、27日早晨均可，由前指自己掌握。27日，毛泽东指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8月，海峡上空的空战持续了半个月，我空军以损失20余架飞机的代价，取得击毁蒋军飞机50多架的战绩，使作战区域上空完全为解放军控制。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拍板，炮击时间定在8月23日17时30分。8月23日一大早，王尚荣就接到前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的电话，王尚荣向他交代：“彭总嘱咐：炮击时要抓一定的目标打，不要乱打，以免效果不大，造成浪费，敌人还会笑话我们。第一次炮击打1万发或1.5万发。对水面目标打舰艇，好好地打他几只，对地面也要打其主要目标。”10时35分，彭总办公室郑文翰秘书向王尚荣传达了彭总的最新指示：“小打，主要打敌之舰艇，待敌还击时，再大打；暂时还不打，看几天，待敌人大批船只来后再打；把金门、马祖保留下来，二年内不考虑。”15时30分，彭总办公室又来电话：“彭总午后对福建前指的电报有批示：‘我同意按前指意见，按时炮击。估计美军不会参加。’毛主席在15时看了彭总的意见，说：‘同意。’然后转给了周恩来总理。现叶飞已将毛、彭的指示，通知了前指。”
王尚荣再次给福建前指打电话，向张翼翔重发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并强调，重点目标是敌指挥机构、炮兵阵地、雷达阵地、料罗湾的敌舰。17时30分，面对金门的30公里海岸线上，排炮齐发。18时16分，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辰向王尚荣报告第一次炮击的情况：“我炮兵进行了两次火力急袭，现在大、小金门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据我方观察，‘中字号’舰中弹5发。从敌方获悉，部队炮打得很准，都打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和师部附近。‘灯’（雷达代号）已被打坏。我炮兵正在继续打敌军舰、压制炮兵。”20多分钟后，石一辰又向王尚荣报称：“蒋国防部二厅与金门防卫部联络，金门告急，要求马祖支援。”
王尚荣请示粟裕总长。粟裕指示：“可以还击。敌不打，我也不打。”午夜0时55分，张翼翔向作战部值班室报告一天战况：从敌方获悉，大担、二担蒋军伤亡70人；小金门敌伤亡惨重，具体数字不详；大金门敌军一片混乱，伤亡数字目前尚不清楚；美军顾问团20余人下落下明。一线炮兵已撤下10多个营，还留在阵地的有20多个营，总伤亡10人。现在，海军的快艇正在准备截击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军舰；空军也做好了出战的准备。开炮七、八分钟内，敌金门的通信联络全部中断，雷达被全部摧毁。
在水上餐厅正要为美军顾问举行的欢送晚宴，除一些副司令官、副参谋长外，还有陪俞大维来金门的华金祥、汪贯一，陪张锦锟师长来报到的龚厉昭，其余是金门防卫部各处处长，共20余人。这猝然而来的炮弹爆炸声，水上餐厅顿时落花流水。而早到场的金门空军副司令章杰、海军副司令赵家骧当场毙命，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伤重殒命，参谋长刘明奎也受重伤。“国防部长”俞大维侥幸还未到会。
在金、马炮击开始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一个电话打到了作战部，找到王尚荣。“主席，前线的情况进展顺利。一切按我们计划部署进行！”王尚荣说。“前指的一举一动都要由张翼翔向你汇报，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美国人的态度！”。王尚荣感到紧张，主席到底在考虑什么，是不是我们前线的部队出现了新的动向？他马上询问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林克。林克在电话里向王尚荣说：主席近日向我们讲到过，向金门打炮，不是为了解放金门，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蒋就有了抵抗美国压力的借口。不久，毛泽东发布了由他亲自执笔，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书中开篇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坐镇中枢的王尚荣，领略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不停地自言自语地说：“和为上计。”
拉萨平叛
1958年，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时局日趋严峻。12月18日，叛匪在拉萨南的贡噶，伏击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37人，伤22人。第二天，叛匪又在贡噶以东的扎囊，袭击解放军值勤小分队，杀害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36人，伤13人。1959年1月，叛匪围攻在昌都西南的中共扎木（现波密）县委，造成汉、藏干部及其家属的重大流血牺牲。1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现在他们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平叛剿匪作战，在解放军历史上是一次极其艰巨复杂的军事行动。从社会性质来说，暴乱既有国际背景，又是少数民族上层极少数坏分子的反动行动，它是一场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斗争。从地理条件来说，西南、西北地区是中国的边陲，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文化教育受限制，处于落后状态。从军事行动来说，它不是在正常条件下的战斗，而是在特定的地区、情况变化多端、极为复杂的地形上的战斗。至1959年初，大部分地区的叛乱得到平息。3月10日，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挑唆下，有2000多人聚集到14世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闹事。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降措来到这里时，被闹事的暴徒用乱刀杀死用后马尾拖尸沿街示众。闹事的人以武力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由此开始。
3月19日夜晚，匪徒们向解放军驻藏部队发起全面攻击。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痛苦，坚决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划的武装叛乱”的决定。王尚荣接到命令，立刻让作战参谋用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到1959年底，西藏境内山南、纳木错、昌都几个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基本被剿灭。
入缅作战
就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人民解放军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又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着。从1957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决定中缅携手打击缅方境内的国民党残军。王尚荣得到军委和总参领导的指示后，几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并以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报告。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制定了警卫作战方案，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王尚荣多次与军委、总参的领导交换意见，并参与了审议作战方案的全过程，亲自聆听了周总理及由周总理转述的毛主席的指示与几位老帅的意见，并将有关内容，一一传达给坐镇昆明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出境作战，在国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引起惊恐和不安？使他们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给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诋毁中国提供口实？为此，解放军十分明确，力求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这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先围而后歼。”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国民党残部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为重点打击对象；还拟订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1960年4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继而赴柬埔寨、越南访问。在此之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就在这停留期间，他和陈毅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情况。这批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八团和第二二七师第七零九团，于1950年3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这一地区重峦叠嶂，居民稀少，大部处于原始森林的覆盖之下，这千余败兵便在此扎下脚跟。缅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可绝境求生的残军，竟顶住了万余名缅军正规部队的攻击。台湾方面得到这一消息后，蒋介石惊喜异常。他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帅旧部。李弥很快使该地区残军渐渐扩充至近2万人，占据比台湾还大得多的地盘。1953年春季，缅方调集了8000名将士和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起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美、蒋迫于国际压力，决定将残军全部撤往台湾。1953年11月18日，美机开始运送大部分残军赴台。两年后，蒋介石再次委派曾担任过自己卫队副队长的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潜入缅北，搜罗残部，苦心经营两年，残军又扩充到3000余人。1959年，蒋介石召柳元麟到台湾，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暴乱，并告之将增加对残军的经费和补给的供应，使之巩固和扩充实力。柳返缅后积极部署，还拟订了详细的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1960年春，台湾向缅甸北部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亦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培训了2000多名窜扰骨干。周恩来、陈毅正是在这个时候，于出访缅甸后逗留云南，要昆明军区介绍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情况。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总理“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战斗应该在22日凌晨6时30分打响。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所谓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直到1961年新春，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万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号称丛林游击战专家的柳元麟，先佯装节节败退。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率领400人的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缅军落入柳元麟圈套，被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周恩来、罗瑞卿等已离开缅甸，陈毅还在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军队越过红线，协助缅军作战。19日，缅方得到周恩来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时任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等聚集一堂，商议对策。1月21日下午，缅方代表飞抵设在孟育的中国突击队指挥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孟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打掉残军的第三、第五两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缅军。总参随即就此进行了研究。罗瑞卿总参谋长说：“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还怕什么？马上通知前边部队抓紧准备。”王尚荣给昆明军区打电话传达了总参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4000，我们使用8个营、2个便衣队。”当天下午，周总理批准了解放军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是日15时，罗瑞卿总长要作战部通知昆明军区。王尚荣在打电话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自25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解放军指战员伤亡人数，比第一阶段要多。经受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即逃，在逃中顽抗，以顽抗掩护逃脱，如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