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清代，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读书人由童生考取生员，然后参加乡试、会试、殿试，踏上仕宦的道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人一生荣贱贫富，能不能考中功名是一个关键。科举考试采取层层选拔的制度。生员在各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之后，有资格到北京应会试。会试中式的人，称为贡士。又通过殿试，才成为后人熟知的进士。每科乡试，各个省份聚集上万人，考生多的地方更有数万人同时应考，竞争十分激烈。能够中举人，已经很不容易。进士，便是万里挑一。而有幸中头名进士，那就好比是一步登天。
王杰是乾隆辛巳科状元。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四月二十五日，高宗御太和殿，传胪，一甲王杰、胡高望、赵翼，赐进士及第。王杰，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县人。乾隆二十五年陕西乡试第六名举人。中状元虽然难比登天，一旦高中，却可以从此平步青云。与其他进士有别，一甲三名进士能够立即得到官职。探花和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状元则有专门设置的职务，翰林院修撰，官位六品。中状元次年，王杰便奉命担任湖南乡试副考官，由往日赶考的士子转变为抡才的官员。之后，历任福建学政、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学政、会试副总裁、吏部左侍郎等，年纪刚满六十岁，官已经做到了兵部尚书。一生可谓官运亨通，而其中一半，要拜科名所赐。
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殿试前十名都由皇帝钦点。王杰也不例外。传胪在四月二十五日，高宗钦点甲乙，则在前一日，即二十四日。阮元编写的《王文端公年谱》，记述当日情形，说：
“会试中式第十名。进士呈十本，公卷拟第三。上阅至第三卷，熟视之，若素识者，以昔在尹文端公奏折内见。字体曾蒙嘉奖，且询知人品。即顾左右，谓此卷甚佳，亲拔第一。顷之引见，上喜动颜色，授翰林院修撰。”（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05册第45页。）
殿试发策，皇帝常在末尾加上一句，曰：“朕将亲览焉”。这句话实际上早已经留于形式。试卷全部由任命的殿试读卷官代为批阅。引文讲‘进士呈十本’，就是殿试读卷官在阅卷后，共同选出的前十名试卷。王杰在读卷官草拟的排名中，居第三。进呈后，却得到高宗赏识，亲拔为第一名。根据阮元的说法，原因在于王杰写一手好字体。在乾隆朝，考官们大多偏重书法。嘉兴人钱世锡，对将要参加会试的儿子钱昌龄就说过：
“学字要紧。我因不会写字，一生吃亏。若写得一笔入时好字，虽文理欠通，亦不害其为功名利器耳。否则读万卷何益？！”（钱世锡著《随笔示昌龄》，钱仪吉编《钱氏文汇补编（二）》，稿本，藏上海图书馆，编号线善053343，不分卷，无页码。）
高宗曾下谕旨制止这样的风气。然而他自己又承认，文章与书艺兼优，胜过单以文章见长。上行下效，考官以书艺为重，归根结底与皇帝的好尚有关系。阮元的说法也有些来由。
王杰的确擅长书艺，但是他能够高中头名的原因，也即赵翼不幸落为榜眼的原因，在《簷曝杂记》中却有另一种说法。书中‘辛巳殿试’一条记云：
“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十卷，几二十刻。见拙卷系江南人，第二卷胡豫堂高望浙江人，且皆内阁中书，而第三卷王惺园杰则陕西籍，因召读卷大臣，先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皆对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则未有。上因以王卷与翼互易焉。”（赵翼《簷曝杂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机构略，1995年，第1138冊第313頁。）
赵翼字云崧，号瓯北，江南常州府阳湖县人。当日王杰由皇帝钦点第一，从进呈第一卷被挤掉的人就是他。在会试中式之前，赵翼有数年时间，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入军机处行走。因为才思敏捷、智识过人，深受大学士傅恒倚重。而他自视也很高，虽然会试屡考不中，仍一心想要进入翰林院。据《瓯北先生年谱》记载，当年会试前出了眭朝栋上奏一事，军机大臣与司员成为众矢之的。又因为上一科状元和榜眼都是军机中书，朝廷里流行着历科鼎甲皆为军机占据的传言。会试中式后，傅恒曾劝赵翼‘不必更望大魁’，而他‘以平生所志在此，私心终不能已’。（见《瓯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05册第343页。）所以不惜在殿试时变更字体，以免成为读卷官避嫌的牺牲品。赵翼如此想中状元，没有料到竟是在最后一步遭遇挫折。紧接着上面那段引文，有这样一句话，‘惺园由此邀宸眷，翔步直上，而余仅至监司，此固命也。’心中的遗憾和怨气似乎到老年还没化解。在《簷曝杂记》中写下‘辛巳殿试’一条，也可以说是要为他自己争一争，为当日的遭遇辩白一番。
‘辛巳殿试’一条，文字较长，因篇幅所限，在此不抄录。进士前十名由高宗钦点。杂记给出的三项原因，有两项都旨在说明，高宗为何将排第三名的王杰，拔为第一名。一，王杰不是内阁中书，而赵翼与胡高望是。高宗对当时的传言应当有所耳闻。并且眭朝栋一案，正是他要严加追究。乾隆辛巳二月，眭朝栋奏请将本年恩科会试应行回避的考卷，一体收试。吏部议察后认为，眭朝栋有心邀誉，以革职论处。高宗一面将吏部奏折留中不发，一面委派熊学鹏彻查。结果发现，在应行回避的人中，有会试考官刘统勋的胞弟、胞侄，和于敏中的堂侄。刘、于二人皆军机大臣，而眭朝栋在军机处行走。高宗于是大怒，将眭朝栋交刑部治罪，问死刑，并责怪刘、于二人，属员如此假言献媚，作为上司也难辞其咎。此案对军机处大臣与司员都有影响。王杰不是内阁中书，可能反倒有利。二，王杰是陕西人。清军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冬平定回部。二十五年二月，西师凯旋。陕西地处西部，在乾隆朝还没有一个状元。高宗的确是有意要在西师大凯之后，令陕西人中一次状元。四月二十四日那天，高宗御乾清宫钦点进士前十名，中允钱载正好在一旁侍直。他事后赋有一首诗《上御乾清宫引见殿试贡士十人侍直恭纪》云：
“人与卷同进，才因身可甄，军资三辅后，士气一流先；
锡类德钦主，昌文心卜天，自今钟浑厚，两戎古山川。”
（钱载《萚石斋诗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机构略，1995年，第1443册第214页。）
高宗御制诗《四月廿五日御殿传胪纪事》的结尾也说：
“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
（清高宗《御制诗三集》，《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1990年，第354册第480页。）
两首诗能够佐证赵翼的说法。
原来王杰中头名不是因为考试优胜，也非书艺出众，而是别有缘由。那么考试之外的因素如何能够起作用呢？赵翼特地提到一项间接原因，就是前面第三段引文开始处讲的，进呈考卷的拆封顺序发生了改变。引文称，在辛巳科以前，历科进呈卷皆弥封，等高宗钦定甲乙之后再拆封；辛巳科因为御史上奏，变成先拆封，传集引见，然后定甲乙名次。赵翼认为，正因为变成先拆弥封，高宗看到应试人的姓名、籍贯、履历等信息，才导致后面的结果。所以虽然是间接原因，作用却很大。这里涉及到进呈卷拆封先后的问题。而《簷曝杂记》的说法并不正确。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拆封先后’一条说：
“按旧章，阅卷拟定十名后，读卷官会同监视，拆去弥封，不得复行更调。乾隆二十八年奉旨，嗣后进呈殿试十卷，不必豫拆弥封，候朕阅定后，再行按名传齐，带领引见。”（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民国22年，第8页上。）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也云：
“四月二十四日（乾隆二十六年以后皆于是日）读卷大臣进呈前十本，向系预拆弥封，乾隆二十六年命阅定甲、乙再拆。”（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傅、商两位先生都认为是从先拆弥封改为后拆。至于改变的时间，以傅先生乾隆二十八年的说法为准。《簷曝杂记》提到“因御史奏改”，应当是指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御史朱嵇的奏折。实录中该奏折有节略，在会典事例中较全，其中一段说：
“至阅卷拟定十名后，读卷官会同监视拆去弥封，不得复行更调。至进呈之日，即将十名带领引见，恭候钦定甲第。”（崑冈等修 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第632页。）
此处讲拆去弥封，目的是使读卷官不得复行更调试卷。也就是说，旧例在引见当日拆卷，朱嵇奏改提前在阅卷拟定十名之后。赵翼误会其为针对进呈而言。其实直到乾隆二十八年以前，进呈给高宗的前十名试卷都是先拆封，再定甲乙。会典事例记载的乾隆二十五年殿试日期一条也能够提供证据，其中有云：
“再本年殿试，改期于五月初六日举行，初七、初八日阅卷，初九日拆卷进呈，带领拟定十卷贡士引见，初十日传胪。”（同上）
赵翼错误地理解了拆封顺序，但是并不影响他提出的间接原因的有效性。乾隆二十八年高宗谕旨：“嗣后进呈殿试十卷，不必豫拆弥封。候朕阅定后，再行按名传齐带领引见。”（同上，第633页。）一直以来，朝廷订立各种章程，以严防科场弊窦，而直到此时，对人为因素的摈除才算是较为彻底。
自从圣祖定下先以前十本进呈候钦定的规矩，由钦定改变殿试名次的情况时有发生。赵翼属于其中一个。可能令他始终无法释怀的是，并非考试不利影响了名次，而是之外的一些因素。所以他无奈地说‘此固命也’。从《簷曝杂记》的记述可以看出，赵翼想要通过辩白告诉后人，若以考试文章而论，自己才是真正的状元。而今日回头去看当时一甲三人，赵翼的学识在其中也的确称得上最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