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神话般的民族和人种！ 中国民族欧洲人种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0日 23:33:36分享人:漃寞煙錇謌来源:互联网2

纳粹的标准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白种人

雅利安人-神话般的民族和人种！ 中国民族欧洲人种
　　雅利安人指史前时期居住在今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亦名雅利安语，南亚印欧诸语 言即源自雅利安语。Aryan（雅利安）一词源自波斯文，意为“有信仰的人”，另一说源自梵文，意为“高尚”。19世纪，雅利安语一名被用作印欧语的同义语，从狭义上说是指印度-伊朗诸语言(Indo-Iranianlanguages)。现在此名在语言学中，仅用于印度-雅利安诸语言(Indo-Aryanlanguages)一支。纳粹的标准认为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就是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主宰种族。当然金发碧眼的犹太人不被纳粹承认是雅利安人，斯拉夫人也不象人们想象中那样受纳粹排斥得那么强烈，二战期间纳粹曾在苏联孤儿中选择金发碧眼的苏联孤儿进行德国化。

雅利安人种

　　在19世纪中，由于戈宾诺伯爵(Comte de Gobineau)及其门徒张伯伦(Houston StewartChamberlain)的积极鼓吹，出现过一种“雅利安人种”的说法。所谓的“雅利安人种”成员是讲印欧诸语言的人，有利于人类一切进步的人，并宣称优越于闪米特人、黄种人以及黑种人。雅利安主义的信徒们将金发碧眼的北欧和日耳曼诸民族视为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种”成员。这种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已被人类学家们所抛弃，但却被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所利用，并以之作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依据，对犹太人、罗姆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采取灭绝措施。　　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许多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把雅利安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标签。由于这种用法与纳粹主义有关，所以该词在一些场合含有贬意（参阅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

历史

　　公元前3000年，雅利安人还是一个部落联盟，其生产力发展已进入铜器和青铜器时代，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游牧部落，所以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畜养公牛和乳牛，牛粪则被做成圆饼，充当燃料，驯养的动物有马、水牛、绵羊、山羊、猪等，他们选用马和马车作为交通工具，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其社会组织形态尚处于父系氏族部落和军事民主制时期。　　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和牧场，雅利安人部落开始不断向外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大部分地区，向东深入欧亚的腹地，向南则伸入西亚和南亚，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世界性游牧部落迁徙浪潮。　　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西元前2000年代初，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一支，从俄罗斯南部的库班地区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利亚高原。这些人和当地原居民杂居、融合，被称为卢维人、帕来人、西台人、吕底亚人。 同一时期，居于黑海沿岸的另一支，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接着陆续分批进入希腊，被称为希腊人。 　　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于东欧草原西部的一批雅利安人，沿多瑙河向西挺进，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被称为拉丁人。拉丁人是这些迁移民族中最著名的一支。与此同时，另一些雅利安人继续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形成了西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　　也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初开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早期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先后在两河流域北部和南部分别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和加喜特王国，居民被称为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后来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则定居在这一地区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分别建立了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被称为米底人和波斯人。　　雅利安人的另一股势力曾经入侵南方。说梵语的雅利安民族，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经沿西路进入到了印度北部。在这里，他们与最早的黄褐色文明－－达罗毗荼文明接触，学习了很多东西。其他一些雅利安民族还扩展到中亚的高山地区。这些地方迄今尤有金发碧眼的北欧系诸种族，不过他们如今用的是蒙古语。　　*《辞海》中对“雅利安人”一词的解释：　　雅利安人（Aryans）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和研究中推知，远古在中亚地区曾有一个自称“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团，从事畜牧，擅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流域，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另一支迁入小亚细亚。自18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尔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后，即用“雅利安语”一词概括这些语言。（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

雅利安人种计划

　　二战期间，纳粹主义为了其人种主义开始的一项秘密计划，希特勒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一书中曾提到，雅利安人，亦为现代的日耳曼人，是继承神志之民族，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国家社会主义为了使得“最终胜利”到来之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各个占领区不至于陷入恐怖分子和主要由当地民族的成员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造成的混乱和无秩序进行过名为Ahnenerbe的计划，译名“祖先的遗产”，“元首”的党卫军国家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准备通过这一计划重新把北欧日耳曼的血统培育得纯洁。　　在纳粹的鼓吹之下，为了创造党卫之中的精英，希特勒曾尝试选取军中符合雅利安特征的男性于金发碧眼的女性结合，进行疯狂的造人计划。他鼓励那些“雅利安人”无休止的生育，但是有幸被希特勒“选中”的雅利安女子之中大多数是性工作者，以及生计无着的无知妇女，这个被战争狂人命名为“生命之源”的计划在二战的炮火中愈演愈烈，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莱姆希曾在巴伐利亚建造一座雅利安人种的“摇篮”，这个农场一般的育婴场被堂而皇之的命名为“生命之源中心”。无数的“雅利安”儿童在没有家庭温暖和社会关爱的情况下成长起来。　　而孩子的母亲们则是不得不为了维持生计与党卫精英们媾和，在鼓吹为纳粹做贡献的社会风气之下成为一人身饰两角的犯罪者和受害者。　　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不断扩大的战事之下，为了缔造更多适应战争需要，以及战后重建大日耳曼尼亚需求的“新的人类”，“元首”曾尝试选取党卫军，国防军等国家职能体系中符合男性与符合党卫军种族和移民指挥部要求的具有北欧日耳曼民族雌性个体特征的人结合。这和日耳曼民族从古代就开始的习性有关，因为那是一支崇尚英雄主义的民族，他们需要的就是不断补充他们为他们那嗜血，好战的灵魂而不断失去的战士。“元首”把那里命名为Lebensborn，日耳曼民族既然被誉为是农夫和战士的民族，那么农场一般的外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无数的“北欧日耳曼”幼体在缺少原来家庭温暖和无情的战火中来到了这个世界。而此时，他们显然不知道所要承担的责任绝非是一个非日耳曼人可以想象的。正如“元首”所说，你什么都不是，你的民族才是一切。希姆莱对此的回应是，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日耳曼鲜血中不可分割的一环。这些幼体的母亲们则是以日耳曼英雄主义的服从领袖（酋长）作为天职，与挑选出来的德军交配，从而写下了自己生命乃至人类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这些北欧日耳曼幼体通常在出生之后，被送到育婴院或少年院或是直接送到作为军人的父系一方抚养，以便之后古代斯巴达式地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希望他们成为将来德意志的“希望和光明”。丧心病狂的战争贩子甚至不满于雅利安人制造流水线的速度，一度从国外掳来符合雅利安特征的儿童送交德国家庭抚养，以便提高育婴农场的产量。　　这是一段淹没的雅利安史，但是不仅仅是雅利安人，所有的人种都会记得。

统治

　　虽然雅利安人的文化比较原始，但他们有着明显优势：他们在到达印度前，不但已经掌握了带金属尖头的武器，而且拥有用两匹或更多马拉的带辐轮的轻便快速战车。这种战车与荷马时代的希腊战车相同，有一名驭者和一名弓箭手或投枪手。他们的文化赞美战争，他们对较温和的印度人施加了超出必要的军事打击。入侵埃及的喀西特人、赫梯人和喜克索人，一群由闪族和亚洲人混合而成的侵略者。他们约于公元前1674年占领埃及北部，在第十五王朝期间进行统治。他们把马和战车、排弓、改良的战斧和先进防御工程技术传入埃及。－－译者，还有多里安或迈锡尼的希腊人，曾用同样方式进行打击。印度人此前已经知道马，但未用于战斗。《吠陀经》和英雄史诗讲述雅利安人对“外来”人的胜利，讲述他们如何围困并征服“外来”人的城市，描绘领导他们取胜的战神、手挽巨弓驾车战斗的因陀罗。和大多数由胜利者撰写的历史一样，《吠陀经》和英雄史诗把雅利安人描写成神勇的英雄，而被征服者则被说成“不信教”的低贱者。印度河文明的考古发现鲜明地否定了这种宣传，但措辞上必得说雅利安人获得胜利，这可能是由于雅利安人虽居少数却成了统治者。在梵语中，arya（“雅利安”）的意思是“高贵”或“纯洁”，同一词根也出现在希腊语的arios（“优良品德”）和伊朗语及爱尔兰语的名词中，这些再次表明了印欧之间的联系。　　我们不知道将印度社会分成地位等级不同、限定只能与相同地位者结婚和共食的种姓制度最早出现的准确时代。但有一种可能性是，它是后来从吠陀时代规定人数少而感到不安全的雅利安人征服者集团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差别中演变出来的，尽管这种差别本来应该通过相互通婚和文化杂处而逐渐消失。总之，种姓差别和种姓规则，包括婚姻方面的禁忌，可能直到很晚的公元5世纪前，并未被人们广泛遵守（有关种姓更多详情请参看第2章和第3章）。雅利安人带来了他们好战的男性神祇和男性至上文化，它们慢慢与古印度女性神祇和母系文化融合到一起。　　约公元前1000年，好战的雅利安人集团已经征服或同化了温迪亚山脉以北的大部分印度领土，而温迪亚山脉则像一道屏障，将半岛部分的印度南方及德干高原与北方恒河及印度河流域隔离开。雅利安人的语言从未在南方流行，南方人至今主要操四种非印欧语言，统称达罗毗荼语，其中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大量古代文学作品。南方也试图对迄今名之为“雅利安”的压迫或影响进行抵制，但实际上南方与“雅利安”北方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及其他许多文化领域的双向密切交流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印度文化中无疑存在南北差别，但印度文明是南北通用的整体名称。我们只能推测吠陀时代的南方是什么样子。伟大的叙事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说，南方及锡兰栖息着曾经与吠陀英雄战斗过的野兽和恶魔，这样说是为了维持对被他们征服的北方人的轻蔑性描述。但是，虽然也可能发生过战斗和袭击，得到大山屏蔽的遥远南方，除温迪亚山脉东西两端近海平原易遭侵扰外，其余部分一直未受雅利安人控制。不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在公元前6世纪曾被一群操雅利安语的人从海上侵入并定居，不久后或可能稍早，也遭到过印度南部达罗毗荼人侵略。

迁徙

　　历史雅利安人原是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雅利安人分成若干支从这里向欧洲和亚洲迁移。其中，一支雅利安人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平原上定居下来，这支雅利安人称为印度－伊朗人。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印度－伊朗人中的一支南下进入南亚次大陆，称为印度－雅利安人，这就是印度古代文献中所称的雅利安人；另一支印度伊朗人则进入伊朗，称伊朗－雅利安人。最初，印度－雅利安人定居在印度河上游，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辅之以农业，没有城市。之后，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民族，过着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生活。后来，他们又扩张到恒河流域和南印度的部分地区。这时候，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着变化，出现了部落联盟。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印度雅利安人的一些部落开始向国家过渡。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南印度有20多个小国，这就是印度历史上的“十六国时代”，又称列国时代。在印度－雅利安人扩张过程中，当地居民或被征服，或被赶走，他们成为古代印度次大陆的主要居民。雅利安人在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　　印度的古典文明是从早期吠陀文明[Vedas Civilization]发展而来，而吠陀文明则是雅利安人[Aryans]创造的。雅利安人是一个侵入的民族，他们最初来到印度次大陆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许在这个估计年代之后约200年，一些宗教颂诗开始被收编成集，结果就编成了《梨俱吠陀》[RigVeda]，该诗集的最后编成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我们关于这一最早时期里印度境内雅利安人的知识，主要得自这一著作。《梨俱吠陀》展现出关于当时情形的相当清晰的画面：一系列有亲缘关系的部落，主要定居在旁遮普及其邻近地区，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共同的宗教，自称为“雅利安”（arya-）。据说，他们与许多被称作“达萨”（Dasa）或“达休”（Dasyu）的敌对民族处于持久的战斗状态。从有关这些战斗的多处材料表明，战斗结果是雅利安人大获全胜。在后来的《吠陀本集》和《梵书》[Brahmanas]等典籍描述的时期里，可以看到雅利安人主要是向东方扩张领土，一直到达恒河流域；而关于与达萨作战的记述则很少。象“蔑戾车”和“尼沙德”等其他名称，被用来称呼非雅利安人部落，而“达萨”则成为通用的“‘奴隶”一词。另一方面，“雅利安”这一名称不仅与外部的野蛮人相对立，而且与四种姓中最低的首陀罗相对立。在后一种场合，“雅利亚”自然就得到“高贵的”、“尊敬的”之义。这个词的这两个含义一直沿用到古典时期。　　雅利安人（其出现于印度西北部已为《梨俱吠陀》所证实）从印度次大陆之外，通过一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连续多次的迁徙，到达了他们当时占领的地区。这一迁徙的最后阶段距《梨俱吠陀》开始编成的时间不可能相去太远，但同时也必定过去了一段足够的时间，人们对迁徙的清晰回忆已经消失，因为那些诗歌中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确切资料。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没有书面文献的记载，人们也未能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它的踪迹，但是，以比较语言学为依据，它仍被确凿地认定为一件历史事实。　　可以认为，这一共同继承的文化，在其后期各阶段，是雅利安人在中亚的故地演进的。他们在向印度迁徙之前，可能在那里居留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有证据表明，在更早的时期，雅利安人的住地还在更远的西方。首先，雅利安语言与印欧语系的联系表明，雅利安语源出于欧洲，人们由此必然假定，是更早的一次移民将它们从欧洲带往中亚。其次，芬兰-乌戈尔语中有外来的雅利安语这一现象，为雅利安人更早的故乡还在更远的西方提供了饶有兴味的证据。例证之一是芬兰单词sata“一百”，看来可以在语音上相当于‘Sate-（即这个单词的印度－雅利安语和原始印度－伊朗语的形式，而不是后来的伊朗语sata-）。有相当多类似的外来词不可能源出于伊朗语，因而它们必定是在原始印度－伊朗语时期被接受过来的。因此，在这一借用语汇的时期，雅利安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祖先必定有过密切接触。考虑到芬兰-乌戈尔语在目前的分布状况，及它们在古代所处的大致位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些词汇被借用的时期，其语言被借用的原始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区不会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以东。只是在对于芬兰-乌戈尔人有所影响的这个时期之后，雅利安人的主要中心才移往中亚。　　迄今为止，我们都只能完全根据语言上的关系去解释雅利安人的起源和早期迁徙。关于公元前约1500年以后的活动，则有了可供使用的文件证据。这些资料并非出于雅利安人永久定居的国度－－印度和伊朗，而是来自近东，雅利安人的一支在那里建立的一块不具持久影响的短期领地。出自这一地区的文件证据包括若干专门名称，一些神的名字和一些单词，从这些词汇可以推断出公元前1500－前1300年间雅利安人曾出现在这一地区。他们的出现总是与胡里人[Hurrians]有关，胡里人是土生土长的非印欧人，当时也正在大事扩张。尤其是胡里特人的国家米坦尼[Mitanni]，从其国王的名字推断，在其最有影响的时期，系处在由雅利安贵族支持的雅利安国王统治之下。另一些位于叙利亚的小国的统治者也有类似的雅利安人的名字。　　这些雅利安人的人数不足以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强加于他们所定居的国度，他们似乎总是将胡里特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在这一时期结束后，他们被土著居民同化，没有留下更多的踪迹。最重要的文件是赫梯和米坦尼君主之间的一份条约，其中载有4个在吠陀经中常见的神祗名称：即因陀罗、伐楼拿、密多罗和纳萨蒂亚[双马童]，此外，出现在喀西特人文件中的意为太阳神的苏利亚（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喀西特人与雅利安人之间的联系），和在赫梯人文件中得到证实的火神阿耆尼，看来都是他们从雅利安人那里借用来的。在米坦尼人基库里用赫梯语写成的一篇关于驯马的论文中，包括了一些雅利安语的专门名词和一系列雅利安语的数字。另一些雅利安语的单词，在与胡里人有关的文件中也时有出现。

起源与分化

　　这里所称的“雅利安人”是指历史上曾入侵印度、伊朗的、操印度－伊朗语的古代草原民族。“Arya”这个名称最早原是指这些部落中的贵族阶层。　　近年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的《中亚文明史》提供了关于印度－伊朗雅利安人的早期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匈牙利学者哈尔马塔（J.Harmatta）综合了考古学和语言比较学方面的证据，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之初（约公元前6000年），原始印度－伊朗语已经代表了具有广泛分支的一个语言群，并阐述了雅利安人的起源地点和可能的迁徙分化路线。

起源地

　　目前的语言和考古学成果显示了印欧语分支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对应关系：　　*达基－迈西亚语群（Daco-Mysian）：对应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Tripolye-Cucuteniculture），属于农业、畜牧业文化。分布在第聂伯河西岸至东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南方森林草原地带。　　*波罗的海语群：对应第聂伯－顿涅茨文化。主要分布在第聂伯河东岸。苏联人类学家认为第聂伯－顿涅茨文化属于北方“欧罗巴－西伯利亚”地带的文化，其居民属于典型的原始欧洲人种，很可能来自西北面的波罗的海沿岸。

不同地区塞种人的服饰

*原始印度－伊朗语群：对应东欧的“库尔干文化”（Kurgan Culture），包括古墩二期（Sredniy stogII）和竖穴墓文化等，主要分布于黑海北岸。　　从公元前5000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的漫长时期内，早期的芬兰－乌戈尔语从原始印度－伊朗语中借用了大量词汇，其中有很多涉及到狩猎－采集、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12]。此时的芬兰－乌戈尔语部落（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混有乌拉尔人种成分的原始欧洲人）占据北方森林地带。这就确定了原始印度－伊朗雅利安人就是早期塞种人集团，始居地应该就在南俄草原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

迁徙分化1

　　按照哈尔马塔的语言学分析，可知雅利安人（即塞种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致分成三个阶段[12]。 　　（1）定居或半游牧阶段　　以畜牧业兴起为开端，饲养的家畜包括牛、羊、猪、狗等，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用牛拖的两轮或四轮车。根据考古资料推断，伏尔加河流域驯养野马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五千纪[10]，不过最初只作为肉用牲畜，而不是坐骑。此时原始印度－伊朗语已经形成，但雅利安人的祖先尚未从原始印欧集团中分化出来。迁徙主要以畜牧小群体所进行的缓慢渗透为代表。一般来说他们与当地其他居民保持着友善的关系。　　（2）游牧迁徙阶段　　公元前3500年开始，大种马的选育、辐条车轮的发明以及两轮战车从南高加索的传入，使王族和武士阶层发展起来。雅利安人从此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开始对南方富庶地区进行入侵。这个阶段的迁徙特点是以组织良好的骑兵和战车武士为首的较大群体、氏族部落的运动，意图在被征服地区充当主导阶层，但结果是往往是只能适应当地的文化与社会体系。　　约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印度雅利安人首先分化出去。公元前三千纪，印度雅利安人从咸海和里海之间的草原向东南方移动，征服了伊朗戈尔甘河（Gorgan，里海东南部）流域。公元前三千纪末，西亚出现了原始印度语最早的迹象，印度雅利安人向美索不达米亚扩散以及与胡里安人则融合始于公元前2300－前2100年间。　　（3）国家兴起阶段 　　雅利安人开始发展游牧的养马业，并组织起庞大的骑兵。迁徙特点是骑马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运动，他们带着牲畜寻找新的放牧地，并且意图征服农耕地区，以那里的产品弥补单一经济的不足。其结果导致大规模的种族迁徙、大片地区的征服以及国家的兴起。　　公元前17世纪，印度雅利安人穿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Bactria-Margiana）从北道到达犍陀罗，创造了“犍陀罗墓葬文化”（Gandharagrave culture）。　　而伊朗雅利安人分成三群（西伊朗语群、东伊朗语群和北伊朗语群），向三个方向扩散，大致始于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这些迁徙运动随着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而发生：　　*北伊朗语人向南西伯利亚迁徙，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Petrovka）可能代表了其迁徙活动的后期阶段。　　*东伊朗语人则追随印度雅利安人的足迹，出现在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亚那并征服了布鲁沙斯克人，而后还扩散到外阿姆河地区。　　*西伊朗语人的迁徙始于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越过杰尔宾特山口（Derbent，里海西岸），在公元前9世纪出现在乌尔米亚湖（Urmia，伊朗西北部）附近[12]。　　可见语言学方面的推论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是大体吻合的，即在中亚分布着两支迁徙路线不同的塞种人集团：　　*北伊朗语人：在南西伯利亚活动，并发展出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相当于上文中的东哈萨克斯坦的中亚两河类型塞种人。 　　*东伊朗语人：在中亚和帕米尔高原活动，相当于南帕米尔的东部地中海类型塞种人。 　　迁徙分化2　　根据研究表明，公元前3000年代，雅利安人还是一个部落联盟，其生产力发展已进入铜器和青铜器时代，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游牧部落，所以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社会组织形态尚处于父系氏族部落和军事民主制时期。　　虽然雅利安人的文化比较原始，但他们有着明显优势：他们在到达印度前，不但已经掌握了带金属尖头的武器，而且拥有用两匹或更多马拉的带辐轮的轻便快速战车。这种战车与荷马时代的希腊战车相同，有一名驭者和一名弓箭手或投枪手。他们的文化赞美战争，他们对较温和的印度人施加了超出必要的军事打击。　　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和牧场，雅利安人部落开始不断向外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大部分地区，向东深入欧亚的腹地，向南则伸入西亚和南亚，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世界性游牧部落迁徙浪潮。　　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一支，从俄罗斯南部的库班地区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利亚高原。这些人和当地原居民杂居、融合，被称为卢维人、帕来人、西台人、吕底亚人。　　同一时期，居于黑海沿岸的另一支，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接着陆续分批进入希腊，被称为希腊人。　　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于东欧草原西部的一批雅利安人，沿多瑙河向西挺进，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被称为拉丁人。拉丁人是这些迁移民族中最著名的一支。　　与此同时，另一些雅利安人继续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形成了西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　　也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初开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早期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先后在两河流域北部和南部分别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和加喜特王国，居民被称为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后来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则定居在这一地区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分别建立了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被称为米底人和波斯人。　　雅利安人的另一股势力曾经入侵南方。说梵语的雅利安民族，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经沿西路进入到了印度北部。在这里，他们与最早的黄褐色文明－－达罗毗荼文明接触，学习了很多东西。其他一些雅利安民族还扩展到中亚的高山地区。这些地方迄今尤有金发碧眼的北欧系诸种族，不过他们如今用的是蒙古语。　　雅利安人中有一支向东迁徙，到达祁连山北，这批人在世界历史中被称为塞种人，在我国被称为大月氏，此时正是我国的秦末汉初，匈奴兴盛的时代，匈奴击败了大月氏，于是一批大月氏人主张西迁，躲避匈奴，也就是后来张骞出使西域联络的大月氏，而不愿西迁的那支就是楼兰国。后来汉武帝派人去乌孙用金马换取汗血马，乌孙不换，而且派人指示楼兰袭击汉使，汉武帝愤怒，击破楼兰，楼兰国因此被灭。　　现在虽然多数学者认为雅利安人起源于南俄大草原，但近年美国佛教史学家那瑞因等人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远古时代的印欧人种可能居于中国西北的甘肃和鄂尔多斯，是游牧民族，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建立者，这是仰韶时期的文化。

语言

　　印欧语系起源于欧洲，吠陀形式的梵语就是这一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要将一种属于这个语系的语言从远道带往印度，唯一可能的途径是说该种语言的民族的迁徙。以有关语言的相互关系为依据，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过程的概况。除了在总体上属于印欧语系，梵语即古印度－雅利安语与伊朗语族也有着较为密切而特殊的关系。伊朗语族中最古老的代表是古波斯语和阿吠斯塔语。实际上，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这两个都自称雅利安人的民族在更早的时期里必定曾经是同一个民族，讲着同一种语言（尽管适当许可方言之间的差异）。这一通常被当作原始印度－伊朗语的早期雅利安语，是后来的伊朗语和印度－雅利安语得以衍生出来的语源。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前的时期里，他们很可能居住在中亚地区，以奥克苏斯河[阿姆河]、锡尔河、咸海和里海为界。可以假定，雅利安人的各个分支就是从这个基地推进到阿富汗高原，然后从这个基地下降到旁遮普平原。从这同一地区，另一些雅利安部落朝着相反的方向，西向移入伊朗。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亚述记载中是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一般认为，他们开始占领伊朗不早于公元前1000年。如果上述估计的时间是正确的，那么雅利安人占领伊朗的时间就比其迁入印度晚得多。伊朗人保留了对其最初的家乡的记忆，称之为“雅利安人故乡”。这一地区一直为伊朗人所占领，到突厥人侵入时为止。　　在暂定为将近公元前2千纪初的这个阶段，雅利安人已被看作一个单独的社团，业已脱离了印度－欧罗巴人的其他分支。在更早的阶段，大约是公元前3千纪的中期，人们可以假定这样一种情形：使用派生出后来雅利安语的语言的人们仍是原先的印度－欧罗巴社团的成员，他们的语言是印欧语的一种方言，尚未发展成为单独的语族。这一发展是在上文指出的那个阶段（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中完成的。这假定暗示：雅利安人原先的住地还在更远的西方。对此，也能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在所有的印欧语系语言中，有迹象表明，波罗的－斯拉夫语族与印度－伊朗语族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语言不可能远离它们初次得到历史性证实的地区，这一联系就可用来指出印度－伊朗语族最早的发源地。　　除了许多其他特有的类似之处，这两个语族都具有早期颔音化的特征（梵文的Saturn和阿吠斯塔文的Saturn“一百”，与拉丁文的Centum相对照，即为例证），这种情况在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中也可见到。由于这一共有的革新，通常认为这些语言形成了印欧语系中一个特殊的语族，并按阿吠斯塔语中“一百”这个词，将它们称作“萨塔姆”（Satem）语族。事实上，看来很可能是：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很早，因而使用所有这些语言的人的祖先在那时候都还互有接触。除了这些特殊关系以外，还有证据表明，印度－伊朗语与希腊语也有特殊的关系，这在动词的构词法上尤其明显可见。　　没有迹象表明印度－伊朗语和其他印欧语言有特殊的联系。就西印欧语言（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来说，鉴于它们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赫梯语和小亚细亚的同源的语言处于一种特殊地位，由于它们与人们熟悉的印欧语形态差异很大，因而需要假定，它们很早就分离出去了。这些民族翻越巴尔干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的时间必定比他们最初出现在书面历史记载中要早得多。更有疑问的是关于两种习惯上称之为吐火罗语甲和吐火罗语乙、相互有密切联系的语言的情况。本世纪初，使用这两种语言的写本残卷在中国新疆出土。鉴于这些残卷的位置，人们希望它们会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有较密切接触的一些迹象，然而，从这些残卷却找不出这方面的任何痕迹。更有甚者，从它们也看不到与印欧语的其他分支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对于这些事实，最好的解释是，假定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分离出去的时间很早（尽管不如赫梯人等的分离那么早）。必定是上文概括的雅利安部落后来向东的扩张将他们推向越来越远的东方，直到最后定居在中国新疆。从语言上找不出这两种人早期接触的痕迹，只有到很晚的时期，伊朗人对吐火罗人的影响才显露出来。

宗教

　　雅利安人在他们早先的家园开创的共同文化和宗教，仍然分别反映在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典籍中。在后者的文献中，查拉图士特拉[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意为“骆驼的驾驭者”，即古波斯语的琐罗亚德斯，古波斯的宗教改革者。]的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改变，其结果例如，原有的单词“神”（梵语为deva-）获得了“魔鬼”（阿吠斯塔语为daeva-）的词义。同时，吠陀经中某些重要的神（如因陀罗），在阿吠斯塔中则被降到魔鬼的地位。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共同遗产保留下来：虽然因陀罗这个名称变为指魔鬼，但其称号“杀弗栗多者”（Vrtrahan-）的伊朗语形式Vrthragna仍指一尊重要的神祗；与吠陀经中的密多罗（Mitra，婆罗门教、印度教神名。《吠陀》中的昼神）相应的伊朗的密斯拉（Mithra，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光与真理之神，后成为太阳神），仍为他们最重??经历；崇拜火和苏摩祭是印度和伊朗两者的共同遗产；吠陀中的毗伐斯万特之子耶摩[Yama，太阳神毗伐斯万特（ViVansvant）之子，死者之王]和阿吠斯塔中毗伐赫万特之子伊玛[Yima，伊朗古代神话中也为太阳神之子，人类始祖]这样一些人物也说明有一种共同的神话。印度和伊朗还有着共同的基本宗教术语，例如，吠陀中的“霍塔尔”（hotar），意为“祭司”，“雅吉纳”（yajna）意为“献祭”，“利塔”（rta-）为“真理、神规”，在阿吠斯塔中分别为“扎奥塔尔”（Zaotar）、“雅斯纳”（yasna）、“阿夏”（asa-）（古波斯文为“阿尔塔”（arta-）。同样，共有的专门名词也出现在政治（“统治权”，梵文中为ksatra-。阿吠斯塔文为x‘sathra-），军事（“军队”，梵文为sena，阿吠斯塔文为haena，古波斯文为haina）以及经济（“田野”梵文为ksetra-、“可耕地”urvara-，阿吠斯塔文“家园”为So1thra，“庄稼”uruara）等领域中。在印度，社会阶级的划分具体表现为四种姓制度，这与伊朗的情况极为相似。　　人们讨论较多的问题是：近东的雅利安人是与雅利安人的印度一雅利安人分支、还是与其伊朗人分支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或者，近东的雅利安人是否相当于分离前的原始雅利安人。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他们可能与印度－雅利安人分支有联系。这一结论部分地是基于语言方面的考虑（例如，单词“一”aika-，与梵语的eka-相符合，而与伊朗语aiva-不一致），但也基于这一事实，即上述诸神是吠陀经中特有的神，而在伊朗语中，这些神中仅有密多罗作为神出现；至于原始雅利安人，除了密多罗，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在这一阶段是否能被看作是神，尚有疑问。　　假如近东的雅利安人可能与印度－雅利安人有着特殊的联系，就可以得出一些颇有兴味的结论。首先，我们必然断定，在印度一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或伊朗人前去占领伊朗之前，雅利安人使已分为两个分支。其次，我们必然断定，在迁往印度之前，原始印度－雅利安人使已占据了伊朗东北部。鉴于雅利安人出现在近东的时间与一般认为的雅利安人移入印度的时间大致相合，因此他们都是出自同一基地，即后来被伊朗人接收的领土－－伊朗东北部。　　在扩张的顶峰时期，雅利安人占得的领土比所有其他印欧人加在一起所占据的还要大得多。甚至在他们大规模迁徙、从而占领印度和伊朗之前，居住地仅限于欧亚草原之时，他们所分布的区域就远远大于其他印欧人占有的土地。为了解释后来的大扩张，我们必须假定有利的气候及其他条件造成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只有基于此说，我们才能解释他们何以能够在伊朗和印度北部这样的大片地区殖民。正如已经述及的，雅利安文明特有的面貌，就是在这个时期－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在最早的印度和伊朗文献中发现的，就是这一文化。也正是这一文化，由于两种传统之间的极大相似性，必须被视为共有的遗产。我们在《梨俱吠陀》中发现的这一文化，不是在印度成长起来的，而就其最基本的成分而言，是从外部引入的现成文化。　　应该提到的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由于对“雅利安”这一术语使用不当而引起的。这一名称只能专门适用于印度－伊朗人，因为这是他们用以称呼自己的名字。不应该象过于频繁出现的那样，将其推而广之，泛指印欧人。这样滥用的结果是往往将早期难利安人和原始印欧人混为一谈。结果，雅利安人亦即印度－伊朗人在向印度等地迁徙之前，也就是在一个虽未特别指定，但无疑是公元前约1500年以前相当长时期中的居住地俄罗斯草原和中亚草原，常常被当作是最早的印欧人的故乡。其后果是，希腊人、赫梯人等等被说成是从这片当时只由印欧人的雅利安人分支占据着的地区移民出去的。正相反，有材料证明，印欧族的欧罗巴各个分支是欧洲的土著居民，雅利安人是在从他们分离出来后才向东扩展的。正如已经论及的那样，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他们与其他印欧人分离和后来开始于公元前约1500年的迁徒之间的时期里，他们文明的特有面貌才发展起来。　　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看来是在吠陀诗篇编成大约相当长时间以前发生的，因为在吠陀诗篇中找不到关于这一迁徒的清晰回忆。另一方面，这些诗篇却频繁提到雅利安人与以前的居民达萨或达休的斗争，占领他们的土地，缴获他们的财物，至于这些被迫离乡背井或被征服的民族之身份，主要的，也是最可能的看法是，他们就是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这一在最初被发现时大大出人意料的文明，必定早于吠陀时期，但对于它的衰落是否由入侵的雅利安人造成，或者说，从印度河文明的终结到雅利安人的出现，是否经过了一段时间，尚存有一些争论。吠陀经典本身的证明材料无疑是支持前一种观点，这明显地表现在它经常提到摧毁城市，战神因陀罗被认为是“破坏城堡者”，火神阿耆尼也被突出地提到其这一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似乎都是毁于火焚。考虑到这些反复出现的材料，似乎不免得出这一结论：印度河流域城市的毁灭是雅利安人之所为[这一说法可能不适用于信德的摩亨佐一达罗，在那里，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那座城市是因为经常发生的特大洪灾而衰败。但是，闹事佐一达罗并不在雅利安人前进的主要路线上。　　实物遗迹清楚表明，在某些方面，印度河文明要比雅利安文明优越。尤其是，印度河文明是一个高度发展型态的城市文明，而相形之下，雅利安人则并不熟悉城市生活。雅利安人的优势在于军事领域，在这方面，他们使用马拉双轮轻便战车发挥了显著作用。他们取得胜利的后果是几乎完全放弃了城市，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便终止了罗马一不列颠的城市生活，差不多如出一辙。雅利安人不仅对利用他们所征服的城市不感兴趣，而且进缺乏管理城市的专门能力。在吠陀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内。雅利安人用木材建造住所，他们以村落而不是以城市为单??其他易腐烂的材料造成，因而保留下来可供考古学家记录的为数不多。直到最近，印度的吠陀时期在考古方面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甚至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大进展。只是到吠陀时期之末，城市的发展才重新开始。对印度河文明，考古学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来源，而关于吹陀时期难和安人的资料则完全要依靠以口头方式相传下来的文学典籍。这些典籍没有提供任何专门的历史记载（因为那不是它们关切之所在），而是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某一历史性或半历史性人物之出现的非主要的材料，也描绘出那个时期生活和文明的一幅相当清晰而连贯的画面。　　根据《黎俱吠陀》中提到的河流名称，能够确定雅利安人在《黎俱吠陀》时期占据的领土。这些河流首先是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旁遮普的5条河。由此向西，提到了格鲁姆河（Krumu）、戈马蒂河（Gomati）和库帕河（Kubha）（即今日的古勒姆河、戈马尔河和喀布尔河）以及苏伐斯杜河（Suvastu）即斯瓦特河，表明雅利安人扩展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内。向东，萨拉斯瓦蒂河（Sarasvati）、德里萨德瓦蒂河（Drsadvati）和阎牟那河在雅利安人领土内，恒河是在一首较晚的颂诗中提到的。这片地区的大部分都在印度河文明的范围以内。另一方面，《梨俱吠陀》却不大提到印度河下游地区，在那里，印度河文明也同样繁荣过。　　雅利安人分为很多个独立的部落，正常情况下由王(Rajan)统治。这些王在不对达萨或达休作战时，便经常相互征战。然而，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方式，雅利安人高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整体，并且意识到他们与早期土著居民之间的悬殊差别。那些原有的居民，一部分以首陀罗的资格被吸收人雅别安人社会，一部分则撤退到雅利安人暂时未到达的地区。雅利安人在一片前此人口稠密、高度开化的国土上得以保有他们的特性，并如此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不是通过一场征服战争，而是在持续时间很长的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中大批而至，足以提供为数众多的居民，转过来又能形成进一步扩张的基础。当时在近东盛行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小股武士实现的征服，结果是只建立起暂时的统治，但他们的人数太少，数代之后便不免被当地土著居民所同化。　　在后期吠陀经典描述的时期里，雅利安人占领的地区继续扩大，重心也向东转移。到了《梵书》[Brahmanas]时代，雅和安文明的中心地带是俱卢人和潘查拉人的国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方邦。与此同时，位于旁遮普的西部拓居地则退居次要。进一步向东扩张已在进行，在这个地区中最重要的国家有侨萨罗、迦尸和毗迪诃。雅利安人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进展是沿恒河而下，基本上保持在这条河以北。迁徒的主要路线可能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地带前进，首先是避开河流附近森林密布的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典籍提到的部落和王国中，位于恒河以北的最多。恒河以南的则非常少，例如切迪人Cedis、萨特万特人（Satvants）和维达尔巴（Vidarbha）王国，提到它们的次数也很少。这时，雅利安人的周围是各种各样的非雅利安人的部落，《爱达罗氏梵书》中列举了这些部落的名称：安陀罗人（Andhras）、奔那人（Pundras）、穆蒂巴人（Mutibas）、普林陀人（Pulindas）和沙巴拉人（Sabaras）。从这些资料看来，鸯伽国和摩揭陀国还只是部分地雅利安化了。　　《梨俱吠陀》对于雅利安人和达休之间的战斗作了突出的描绘。正如我们所知，这反映了一场持久的武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雅利安人最终成为毫无疑义的战胜者。在后期的吹陀文献中已不再提到这些，用以指非雅利安民族的“达休”这一术语，也较为罕见了。另一方面，用以称呼原始的森林居民的“尼沙德”这一术语则较为频繁地出现。对此的解释是，雅利安人的推进和殖民的性质已有所变化。一旦印度河文明倾覆，其大部分领上被占领，就不存在任何有先进文明的国家与雅利安人抗衡了。这时候，恒河流域似乎稀疏地居住着森林部落，它们不具有先进的文明，不能对雅利安人作出一致的抵抗。沿恒河流域而下的殖民开拓起初主要是在河流北岸，大体上是清除森林、建立农业拓居地等事项，这是一个持续好几个世纪的进程。在未被开发的森林地区，原始的“尼沙德”部落继续居住在雅利安领土的内地。看来，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容忍的基础上的。随着森林清除活动的进行，森林部落独立存在的范围自然日益受到限制，他们中的一部分以普克萨（Pukkasa）与旃荼罗Candala这样的名称将自己依附于雅利安人社会的边缘，构成那些终于成为受压抑等级的核心部分。　　雅利安人占领印度的第三阶段是在公元前800一前550年这一时期。根据。《梵书》中的材料，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之初，雅利安人占领印度的地段仍然比较有限。在他们周围，环居着非雅利安民族，其中有的民族的名字已经提到过。将近公元前6世纪末，我们可以看到，在佛教和耆那教兴起之时，雅利安语言和文化已在大得多的范围内广为传布。显然，其中间有一个广泛迁移和殖民开拓的时期。结果是，“雅利亚伐尔塔”－－雅利安人的国土－－的疆界有了确定：北抵喜马拉雅山，南达文底亚山，东、西濒临大洋。此时的主要扩张路线之一位于西南方，它包括了阿盘底及其附近地区，并远至戈达瓦里河上游地区的阿湿波卡（Asmaka）和穆拉卡（Mulaka）。雅利安人继续向东推进，占领了孟加拉大部分地区（奔那、苏马、文加等等）和奥里萨（羯陵伽）。恒河以南与这两条前进路线相连的地区也都逐步被纳入雅利安人的统治下。有关这些事件的资料散见于史诗和《往世书》各处，在这些资料中，只要提到黑天在西海岸建立德瓦拉卡（Dvaraka）、阿盘底的海赫耶人。（Haihayas）及与之结盟的部落的活动也就够了。总的结果是，到公元前6世纪末，雅利安人占据的印度土地已大大增多，印度－雅利安语言通用的范围也相应扩大。反映这一时期之末雅利安人占地范围的地图，也许会与现代语言分布图上印度－雅利安语的界线大体相符。此后，雅利安人的影响深入到南方－－达罗毗茶人的印度，这已是文化渗透的问题，而不是前此的征服和殖民。　　在《梵书》时期，雅利安人基本上保持了其种族特征及其吠陀文化。雅利安人社会内部有相当的发展，尤其是婆罗门的地位提高，组织增强了。礼仪也大大增多。我们赖以窥见这一时期情景的典籍，主要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国家组织稳定而发展，各种官职已有记载，尽管其确切职责不尽清楚。政治机构日益庞大，国家开始取代部落。文献和考古学都证实，物质文化有了相当的进步。城市生活再度小规模地开始，因为提到的若干地方，如加姆比利耶（Kampilya）、帕里卡克拉（Paricakra），阿桑迪瓦特（Asandivant）。看上去已是城镇而不是乡村了。　　公元前800一前550年这一时期中的迅速扩张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在新区，雅利安人的分布比在老区稀疏得多，他们与原有居民混合的程度也高得多。这一事实在一些古代典籍中有记录。例如《波迭衍那法经》中说，阿盘底、鸯伽、摩揭陀、苏刺陀、达克辛那巴塔、乌巴弗利特（Upavrt）、信度和索维腊等地的人都是混杂的血统，并进一步规定为那些去阿拉塔人、加勒斯格勒人、奔那人、索维腊人、文加人、羯陵伽人和普拉努纳人国土的人们赎罪的供品。这份名单包括公元前800一前550年期间殖民开拓领地中的一大部分，并且证实，这些地区只得到不完全的雅利安化，与早期发生的情况形成对照。名单中还包括一些非雅利安人部落的名称，其中许多无疑仍保留了原有特征和语言。　　前雅利安人对雅利安文化的影响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的，而且这种影响与由吠陀文明到后来的印度教文明的过渡有联系。后来到《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时发展到顶点的史诗传统大概也于这一时间开始形成。宗教的新发展也在这一时期初现端倪，它最终演化成为后来的印度教，在许多方面与吠陀的宗教迥然有别。成为以后印度教文明特征的种姓制度[Varnas]，在这时由于大量形形色色的先前独立的部落必须以某种方式加入雅利安社会结构而大大增加了其复杂性，这些遍布于新征服领土许多地区的部落必定构成了全体居民中的大多数。以吠陀文化为基础的雅利安文化仍然是构成中心的因素，但自此以后，它便更加受到非雅利安的影响。最晚感受雅利安文明影响的是在南方达罗毗荼人的地区。在锡兰，最早的雅利安人的殖民据信大约发生在佛陀时期，最初的雅利安人向南印度的渗透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后来，孔雀帝国控制了德干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最南方的泰米尔诸王公保持着独立。其后的萨达瓦哈纳帝国也体现了雅利安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和渗透，可作依据的事实是，这一王朝及其后紧接着的一些王朝，均以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为官方语言。这一政治影响与来自北印度的宗教传播－－婆罗门教和佛教或耆那教的传播－－是有联系的。然而，与以前的扩张阶段比较起来，雅利安语言并未永久地被强加于这一地区。约公元500年之后，坎纳达语和后来的泰卢固语开始用于碑铭。土著的达罗毗荼因素逐渐占了上风，雅利安印度和达罗毗荼印度之间的疆界恢复到标志着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利安征服极限的那条界线上。与此同时，整个次大陆由一种共同的文化联合到一起。雅利安人是这一共同文化的初创者，而达罗毗荼人和其他民族也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吠陀文化

　　传统印度文化的基础和它的大多数细节是在约公元前1000年到约前500年的吠陀时代发展而成的。我们对这个发展过程及实际发生的事件知之甚少。《吠陀经》和英雄史诗热衷的是涉及神祇和魔鬼的虚构冒险或哲学及宗教事务，而不关心记述世俗事件或日常生活。我们只知道，这几百年见证了一种先进文化的成熟，它不再是简单的雅利安或雅利安占优势的文化，而是印度文化。我们可以通过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北部后的希腊人的眼睛，首次用世俗眼光一窥这一文化的所有细节。这些希腊人给我们描绘的这一文化，不但异常关注哲学和玄学，而且在世俗事务方面也取得惊人成就。古典时代晚期的西方，与中国一样，知道印度是最先进医学知识和实践的故乡，是包括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数字体系（被误称为“阿拉伯”数字，其实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在内的数学的发祥地，也是钢铁加工的基地。印度的钢后来通过阿拉伯人以“大马士革钢”和“托莱多剑”的形式传到西方，但钢本身则是印度的。被称为Ayurveda（Ayur是“长寿”，veda是“知识”）的印度医学，丰富了希腊和中国的医学知识并广为传扬，当然它也从希腊和中国医学实践受益匪浅。　　印度科学的这些及其他要素与吠陀时代对宇宙及物质世界的假设有一定关系。像某些希腊哲学家那样，但可能更坚定地，吠陀时代的印度人思考时所依据的是影响万物的普遍法则－－一种最高原则或存在于灵魂中的本原，一种他们称之为Rta的自然秩序。与希腊观念不同的是，这一自然秩序甚至存在于神之上和神之前，它决定着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现象。没有这样的假设，现代科学和技术是不可想像的。在这些方面，希腊人走上了正确道路，但印度人抢了先并且可能影响了希腊人。后来欧洲人的观念转到了其他方向，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恢复到希腊路线上来。考虑到印度和中国早期科学成就，很久之后欧洲人的决定性飞跃则颇具讽刺性。尽管这样，欧洲人的飞跃必然是建立在古代印度、中国和希腊人的基础之上。

记载

　　《辞海》中对“雅利安人”一词的解释：　　雅利安人（Aryans）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和研究中推知，远古在中亚地区曾有一个自称“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团，从事畜牧，擅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流域，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另一支迁入小亚细亚。自18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尔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后，即用“雅利安语”一词概括这些语言。（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

  
雅利安人是什么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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