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裕仁天皇宣读《终战诏书》
一纸降书出东瀛
1945年8月15日，东京。
在接连不断空袭警报中苦苦度日的东京市民，刚刚从惶恐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就听到电台不断地反复广播：“天皇陛下将于今日正午亲自发表演说，此乃最高之恩泽，举国臣民务必届时恭听。”
尽管6天前，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就在全世界传开，但作为普通的东京市民，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仍然是“皇军必胜”的神话和“东亚圣战大捷”的战报。不过，有心人也在琢磨，既然皇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捷报频传，可为什么“大捷战报”的地点却离日本本土越来越近了？
中午时分，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在工厂、学校、家庭和军事基地，人们聚集在喇叭和收音机旁，收听将要播出的重要广播。几天前，刚刚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长崎的浦上谷地，一群人聚集在校园内的喇叭周围，四处全是成堆的烧黑的尸体。在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广岛，残存的市民聚集在被原子弹摧毁的火车站残垣破壁外，在喇叭下默默地伫立。这是东瀛岛国第一次亲耳听到被尊为“天照大神”的天皇的声音。
听得出，就连著名的播音员和田直元也有些紧张：“本次广播极端重要，请所有的听众站起来，天皇陛下现在将要向日本民众广播谕令。我们尊重地播放天皇的声音。”
中午12时整，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播放起来，随后，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日本民众讲话。
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略微带些鼻音并有些发尖的男声：“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对我不利”，“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玉音”播放了4分37秒。这是日本人第一次听到天皇的真声，不过天皇所用的是日文文言体，很多老百姓听不明白，于是就出现各种猜想和解释：是不是天皇要国民跟着他一起去“玉碎”；皇室要给大家发储备米准备与入侵之敌决一死战；大日本帝国海军要进攻美国本土……
直到半个小时后，广播员以清晰的声音说：“天皇陛下为开万世之太平，已于昨日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公告》。”人们才明白，日本战败了。
这天正午，在东京的金鸡学院内，学院学监、日本著名学者安冈正笃与前来参加学院下午讲座的一百余人一起收听了“玉音放送”。听着听着，安冈开始面露愠色，因为自己曾反复强调的“义命之所存”这一句不但没有被诏书中保留，反而又进一步被改成了“时运之所趋”。在外人看起来这两句话无足轻重，只是字词的修饰罢了，但安冈深谙其玄机，按照他所改“义命之所存”，就表明日本结束战争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现在用“时运之所趋”，就等于直接承认了日本是战败而投降。
两天前的深夜，即1945年8月13日，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的秘书官曾经秘密夜访安冈，将早稻田大学教授、汉学家川田瑞穗起草的诏书草稿第一稿送来进行修改。安冈后来回忆自己当时修改诏书的想法：第一，必须要选择任何国家败降时所没有用过的、可以代表日本天皇权威的辞令。第二，不能显示出日本是因战败力尽、不得已而投降的；必须说是受道义之所存、良心之至上而作的决定。败降决非基于利害得失，这是日本的皇道，日本精神的精粹。在这个思路下，安冈几乎是搜索枯肠般地字斟句酌，对诏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安冈认为最得意的神来之笔有两处：其一，安冈将草稿中的“欲永远确保和平”改为“为万世开太平”。安冈精通汉语，这句话出自《张载集·张子正蒙》一书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安冈将这句话放到停战诏书中，很显然是要为日本的投降强行涂抹上一些虽败犹荣的光彩。
其二，安冈在“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一句前面加上了“义命之所存”。“义命”出自《春秋左传》的“以信行义，以义成命”（《左传·成公八年》）。安冈写上这句话，则是全世界宣告日本投降并非被逼无奈，而是追求道义所然。
为此，安冈特别叮嘱负责诏书的内阁书记官长迫水，这两处是全篇诏书的点睛之笔，千万不能再改。但在内阁对安冈第一次修改过的草案进行审议时，“义命之所存”这句话引发了争论。大多数内阁成员认为，“义命”不是一个正式的词语，担心国民会听不懂。迫水想到安冈的叮嘱，便一再解释。但反对者最后拿出了词典，说词典上并没有这个词。迫水无言以对。只好任由内阁将这句话改成了“时运之所命”。
当岛国的军民真正听明白了天皇的讲话之后，数百万日本人为之哭泣，他们的眼泪充满了悲痛、耻辱和欣慰，他们为失去的大日本帝国的荣誉而感到悲痛和耻辱，他们为不再经受长期的痛苦而感到欣慰。在东京，成百上千万人拥挤在皇宫前，向天皇鞠躬。东京各处不时传来凌乱的枪声，右翼军官们纷纷拔枪自杀。在日本的其他地方，许多不知道天皇讲话的人误认为，是日本已赢得战争，因而战争结束了。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在他的自传中记载了这个不寻常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为了听天皇诏书的广播，我被叫到制片厂。那时我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
“去的时候，从祖师谷到砧制片厂的路上，商店街的情况真有一亿人宁为玉碎的准备一般，非常紧张。有的老板拿出日本刀来，拔出刀鞘，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刀身。
“我早就料到，这是战争结束的宣言。看到眼前这种情景我就想到，日本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当时居住在东京的木村良平也回忆道：虽然我们都不太清楚《波茨坦公告》的具体内容，但这一刻大家知道，日本真的已经战败了。抽泣声、嚎啕声、呼天抢地的撞击声迅即在东京，在日本列岛，在日本所占领的亚洲各地响起。
耐人寻味的细节
作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及战败国的德国与日本，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的反省和态度，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天皇的玉音放送》的作者小森阳一说：“不是将每年的‘8月15日’作为战败之日，而是作为‘终战纪念日’进行表象，这是日本主流媒体的实际状况。我对此怀有强烈的抵触感。”“为了揭穿昭和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所进行的对历史的歪曲，我所以撰写了《天皇的玉音放送》这本书。那不仅是对‘8月15日’之前的历史的歪曲，也在日本战后史当中造成了歪曲。因此我重视‘8月15日’这个日子。”
就是这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这本书中小森教授不仅将战争罪责直指天皇本身，而且揭露了日本社会在右倾化。
通观裕仁的《终战诏书》，在815个字中根本就看不见“投降”二字，也没有承认过日本“战败”。对于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诏书中也是百般狡辩，说什么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日本仍旧以反抗欧洲白人统治，“解放东亚”的救世主自居。并且，裕仁在诏书中所说的战争是指自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之间的战争，而对侵略中国的行径根本就不置一词。对世界各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行为甚至用了“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的字眼儿。
强盗杀人，自己喊冤，就此而论，不难看出日本国民性格中幽暗的一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无比崇敬和崇拜，对不如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傲慢和轻视。日本政府与国民普遍认为自己是被美国打败的，他们服膺山姆大叔，而对中国、韩国及亚洲各国，他们根本就没有言败。既然如此，日本政府也很难心甘情愿地主动对二战中的罪行向亚洲国家和人民谢罪，并更不用说主动承担由罪责而支付的经济赔偿，例如对中韩两国慰安妇的赔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各大媒体都是在午夜接到裕仁的《终战诏书》的，第二天，几乎是不约而同各报都将“投降”说成“终战”。《每日新闻》的标题是“圣断：大东亚战争终结；颁布收拾时局诏书”；《读卖报知》则更加厚颜无耻，竟然以“为万世开太平”为题，声称“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东亚的解放和十亿民众的福祉”。
其实，无论作何种推脱与狡辩，日本战败并接受无条件投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何谓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是指战败国向战胜国不附带保留条件的投降。它意味着战胜国主要受舆论与文明的约束，战败国则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即一切都应遵从战胜国的指示和命令。无条件投降的主要特征：一是不谈判，战胜国只向战败国传达单边的迫降要求和投降的具体事宜，如时间、地点等。二是不承认，战胜国不承认战败国原政府、原政治团体、原领导人有任何政治权力。从战败国投降签字到与战胜国建立正常关系之前，战败国政府的职能由战胜国驻军首脑机构行使。
准确地说，日本投降的正式时间是中国重庆时间8月15日早晨7点，比日本天皇裕仁宣布诏书要早6个小时。这是根据1945年8月10日上午7时30分，全世界听到日本新外相重光葵在日本电台发布的消息后，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的《四国公告》中规定的时间，即于8月15日早晨7时正（重庆时间），从四国首都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用汉语、英语、俄语，向敌我双方海陆空军队，播发内容一致的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的《中央社讯》曾有明确记载：“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系15日晨5时1刻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用无线电打字机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及我外交部吴次长国桢，约定于华盛顿时间14日下午7时即重庆夏季时间15日晨7时同时公布。”
四国公告具有最高的国际权威性，一经宣布，战火停熄，充分显示了四个大国在二战全局中的主宰地位。当年，日本报纸封锁了《四国公告》，后来，日本历史著述也回避这一重大史实，竭力宣扬裕仁天皇在终结战争时的作用。对此中国的文史学者邱维骥撰文揭露，“将8月15日东京时间中午12时（重庆时间下午1时）作为战争终结时，把已经接受中美英苏管制下的裕仁天皇，扮演成能宣布停战、缔造和平的主宰，而中美英苏反倒成了听从《诏书》的‘忠良臣民’，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必须纠正！”
通过这个细节，不难看出，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就是日本社会主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仍旧摆出一副暧昧的姿态，缺乏深刻的反省，不愿诚恳地忏悔，只打算利用别人的宽容和好意，推卸历史和现实责任。
正如二战期间的日本老兵东史郎所言：“当今日本，‘圣战’思想仍在盛行，‘不是侵略，而是从白人手中解放亚细亚’的怪论愈演愈烈，对历史毫无反省之心。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长达15年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大批生灵涂炭，家破人亡。战争结束时，斯大林曾主张将日本一分为三，是蒋介石力排众议，保全了日本的完整；同样是蒋介石提出了‘以德报怨，不要复仇’的主张，使在华的200多万日本士兵得以迅速回国，更不要一分钱赔偿。继而提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口号并实行的也是心胸宽广的中国人民。”
对过去这段全世界都众所周知的不见光彩的历史，为什么日本会屡屡发生“暧昧的遗忘”？这种“集体的失忆症”究竟又是如何产生的？
菊香袭人刀锋寒
多年来，对日本国民性的认识，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总以为历史上日本对外发动战争，仅仅是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和一小撮战争狂人所酿造的悲剧，与广大日本人民毫无干系。充其量，日本老百姓只是受了蒙蔽。但是，如果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看法的片面与幼稚。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加腾清上侵略朝鲜，妄图迁都北京爆发的战争；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占朝鲜，偷袭中国海陆军发动的甲午战争；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挑起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这些历史上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哪一场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这些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
据历史资料表明：二战期间日本各党派对战争议案表决时，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投过赞成票。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军向日本本土发起最后的攻击，在冲绳战役中，日本方面伤亡24万余人。其中正规的军人仅6万余人，将近18万人则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为了效忠天皇，进行“大东亚圣战”，宁愿自杀身亡，也坚决不投降。战后，日本政府追查战争责任，当时的首相东久迩曾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日本共产党也提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主张日本全体国民共同忏悔。但是，这种提法并没有得到多数日本人的认同。当西方记者对市民采访问及日本为什么被打败时，多数老百姓竟然回答，“日本还没有准备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舆论在进行民意调查时仍发现，认识到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者不足50%，而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进行者占了50%；同意这场战争是“反抗欧美压迫，解放亚洲诸国”者竟然占了45%，而对此持不同意见者仅有25%。
2005年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中日关系提出五点主张，并强调日本要把对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对此，小泉首相表示，日方愿意根据中方提出的五点主张的精神，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但是，4月24日，日本《朝日新闻》对808个国民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1%的受访者对胡锦涛要求日方就二战中的罪行进行道歉需“采取实际行动”表示不理解。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把战争的责任强加在日本人民身上，也并不是讲日本国内没有坚持中日友好的人士。笔者只是想提醒国人，那种只凭借某种政治结论，将历史事件中的统治者和老百姓截然分开的思维方式，既无助于澄清事实真相，也无助于我们正确分析事物的本质。日本之所以掩盖侵略、逃避历史、拒绝反省、缺匮忏悔，绝非只是少数统治者所为，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需要指出，日本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巨大的影响作用。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在17世纪就曾对日本的文化特征作过总结：他们“顽固、任性、刚毅、古怪”，同时又“不把一切危险和灾难放在眼里”。孟德斯鸠认为，日本的立法精神是残暴的，他们相信只有更严厉的残暴才能驾驭残暴。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与刀》一书中也曾分析道：“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迥然不同。”“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日本民族对内可以表现出菊花般的风情，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尊重。尽管这种和谐与尊重是建立在贵贱等级和权威分层的传统秩序之中。然而对外，他们则表现出剑与火的风格，霸道十足且充满攻击性，毫不顾忌世俗的道德和法律标准，所追求的目标只是进攻与征服。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影响，日本人形成自身的民族性格，产生出叫外人难以理解的国民心态。以对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为例，日本国民对内对外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对外，逃避责任，态度暧昧，拒绝反省，缺匮忏悔。对内，则同仇敌忾，痛心泣血，百折不挠，伸张公道。自1946年起，每逢8月7日和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市民都要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当和平纪念公园的钟声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东瀛列岛时，整个日本都沉浸在异常的悲痛之中，各种抗议示威和请愿游行接连不断，其活动规模之宏大，悼念情感之深切，民众情绪之激昂，可以说超过日本国内任何政治活动。作为40万广岛和长崎的战争冤魂固然应该得到祭奠，但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屠杀和残害的上千万亚洲人民难道不应该得到谢罪和道歉吗？造成广岛和长崎这场悲剧的责任应该追究，但日本国民却很少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又极其简单的问题：难道美国会无缘无故地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如果不是日本首先挑起这场侵略战争，将战火蔓延到东南亚，甚至太平洋彼岸，给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造成极大威胁，广岛和长崎能够遭受到如此悲惨的命运吗？究竟谁是广岛和长崎悲剧真正的始作俑者？
若进一步分析，造成日本国民的这种近乎于偏执和狂热的民族情绪，其实是日本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在国家意志下被扭曲的结果。
由于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资源贫乏的岛国。因此，险恶、封闭、孤立的自然环境就需要有一个信仰或宗教使全民族团结起来。自明治时代，日本政府便煞费苦心地将原本属于民间，并无统一神祉的“神道”改造成为“万世一系，神圣皇国”的国家意识，天皇成为了“神国”最高的象征和至上的荣誉。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各个地区普遍设立崇奉皇室祖灵的神社，并且通过专门的礼仪，周全的祭祀、参拜活动将此制度化，其结果是将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通过国家意志演绎成主流文化深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作用。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武士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和非常独到的作用。在武士文化中，忠君是最重要的精髓，真正的武士要勇于为国捐躯，为君殉死。只有这样死才能够体现其荣誉和价值，并被后人供奉为“护国英灵”，否则就是“犬死”（在日语中的含义就是死无代价）。明治维新之后，武士文化便通过国家意志，逐步演化堕落为替天皇尽忠，为军国主义卖命的武士道精神。
以靖国神社为例，它始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当初是用来祭祀那些在明治维新内战中阵亡的天皇军队中士兵的亡灵的。因而，它也被称作“招魂社”。1874年，明治天皇亲临神社参加祭祀士兵亡灵的参拜，使得招魂社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殊荣。1889年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管辖的神社，变为“国家神道”的大本营，它对日本国民的信仰与精神统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急剧膨胀，靖国神社也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安抚民心的工具。
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所著的《靖国问题》这本书中记述，靖国神社中不仅祭祀着在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中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甲级战犯，如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原首相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原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原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原陆军中将武藤章、原外相东乡茂德等人，而且祭祀着在日本战败、日本国内外和联合国以战争期间违反战争法为罪名受起诉并被判处死刑的1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他们被看做是大日本帝国的“护国英灵”，被当做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而接受民众的瞻仰与吊慰。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靖国神社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作为记载大和民族在天皇的感召和激励下，开疆拓土、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历史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日本在军事上遭受到惨重的失败，但是以“神道”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并未被根本触及。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被扭曲的文化传统下培养出来的日本人，还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吗，还能够冷静地对自己的过失与罪责进行深刻地反省和诚恳地忏悔吗？
在日本，有一种主导舆论和民众情绪的论调，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总以在靖国神社中有“甲级战犯合祭”，而批判日本政府首相及高官进行参拜，其目的就是要彻底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日本人自己则一直认为，所谓“战争责任”其实就是两点：其一，日本对美国战争失败的责任；其二，东京审判所追究的1928年以后日本的战争责任。因此，“靖国问题起源于中国、韩国的批判，在此之前根本不成为其问题。”（高桥哲哉：《靖国问题》三联书店43 页）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首相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的批判，并不是要批判靖国神社这样一个宗教法人，而是说，在已经知晓靖国神社合祀着一些日本法西斯战犯——这样人所共知的事实后，日本首相仍旧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如果对这样错误的政治行为不揭露、不批判，就等于默认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非侵略战争，中国及亚洲国家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正义之举而无法得到伸张！对日本军国主义这样赤裸裸的复活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包括中、韩、新加坡、英、美、俄等国在内的谴责和批判。
据靖国神社公布的《历次战役事变合祀祭神数字》，在250万名合祀者中的绝大多数是“支那事变”即中日全面战争和“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的死者。可以说，没有这些战争就不可能有日本对台湾、朝鲜、南洋群岛、中国东北三省等进行的殖民统治。换句话说，日本帝国就是通过这些战争而获取大片殖民地，并建立起现代殖民帝国的。因此，日本政府和国民一旦进行反省和忏悔，就等于承认了日清、日俄以及日中甲午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非正义性，作为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靖国神社就会倒塌，那些在靖国神社里被祭奠的250万个亡灵，便不再是所谓大和民族的“护国英灵”和为国献身的“神”，而是一群替天皇卖命、充当炮灰的战争机器，一群嗜血如命屠杀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由此一来，大日本帝国万古荣耀的神圣天皇，也就成为千古罪人，维系日本国体的精神支柱也将随之动摇。但是，毕竟隐瞒和欺骗代替不了历史，欠债总要要偿还的。究竟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的这一棘手的问题，确实考验着每一位日本政治家以及亿万日本人民。（本文作者系社科院日本所日本问题专家，《随笔》杂志2010年第6期，原标题：《〈终战诏书〉背后的思考》）
《终战绍书》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