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国藩不仅是中国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有成就的文学家、书法家。他开创的“湘乡派”散文，既讲求文采，又注重实用，被梁启超誉为“桐城派之大成”。他的书法圆润秀劲，自成一家。清符铸曰：“曾文正公平生用力至深，唐宋各家皆有尝习，其书瘦劲挺拔，欧，黄为多，而风格端整”。
曾国藩自小到死都对书法情有独钟，非常喜爱，即使在战争时期，仍坚持每天写字。他的书法精楷书、行书。初学书法主要是临摹字帖，他学书法的这条路子，正是历来多数书法家主张并实践的路子。但到晚年，他又多次反省自己：“因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可见，曾国藩对于初学书法者，力主先师一家，然后方可采摭众长，融为一家，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曾国藩在书法上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他的恒心和毅力。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把字写好，并想成为一代书法大师，不可求速效，而要靠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他自幼练书法，一直练到老，从未间断过，即使公务再忙，仍坚持每天写字。他还在家中告诫子弟：“习字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个善书的塾师，他在曾国藩的学书道路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我先大夫竹亭公于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家书：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谕纪泽》）。曾国藩十分推崇赵孟頫，认为他的书法“集古今之大成”，这和其父亲喜爱赵书不无关系。此外，曾国藩自己也把习字当成必不可缺的日课来作，“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日记•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近来每日习字，不多看书”（《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呈父母》）。即使在和太平军作战期间也不曾间断，“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家书：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谕纪泽》），“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五日》）。
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曾国藩不但书艺与日俱进，对书法的领悟也日益加深。从用笔结体到临帖作书，他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在执笔方法上，古人最常用的是“拨灯法”，钱载说“拨灯之法，谓如对油灯之灯心（芯），挑拨便起，则此人之手不重不轻，实指虚掌，微微运掌以起之，以此之手，执笔运腕；即可写字耳”。这种方法历来被习书者视为圭臬。但曾国藩却能够不为成法所囿，悟出“修脚法”，他说：“偶思写字之道，如修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谓‘拨灯法’，较空灵，余所谓‘修脚法’，较平稳。”（《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谈到二者的区别，曾国藩并无较多论述，笔者认为二者不同主要在指法。“拨灯法”用拇指和食指提笔，以中指和无名指使笔前后活动，以小指使笔左右活动，故运笔灵活自如，“较空灵”；而“修脚法”则犹如捉刀，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提笔，以食指使笔前后活动，以小指使笔左右活动，故运笔沉着有力，“较平稳”。
在执笔高低上，曾国藩也有不同于他人的见解。虞世南云：“笔长不过六寸，提管不过三寸，真一，行二，草三。”而曾国藩却说：“大约握笔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若握近毫根。则虽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吾验之于已身，验之于朋友，皆历历可验。”（《家书•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致诸弟》）倘若执笔“近毫根”，则仅能用指而不能运腕，而运腕比用指力量要大，活动范围也要广，因此执笔“近毫根”仅能写小字且乏力道可陈，故不足取。清代书论家朱履贞说：“学书第一执笔，执笔欲高，低则拘挛。执笔高则臂悬，悬则骨力兼到，字势无限。虽小字，亦不令臂肘着案，方成书法也。”
在运笔方法上，曾国藩强调“换笔”。他说：“古人每笔中间，必有一换如绳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换则第二股在上，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笔尖之着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和用，起处东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换则东方向右矣，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常觉其方，一换而东，再换而北，三换而西，则笔尖四面有锋，不仅一面相向矣。”（《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京寓致六弟九弟》）此处的“换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笔三过”，即每作一点画，都要三折笔锋，藏锋逆入起笔是一折，中锋提按行笔一折，回锋收笔又是一折。概括地说，就是“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欲左先右，欲右先左”。
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对此论之甚详：“凡转折之处，必须换笔，不待言矣，至并无转折形迹，亦须换笔者，如以一横言之，须有三换笔，末向上挑，所谓磔也，中向上行，所谓勒也。初入折而下行，所谓波也。初入手所谓直来横受也。以一直言之，须有两换笔。直横入，所谓横来直受也，上向左引，至中腹换向而右行，所谓努也。捺与横相似，特末笔磔处更显耳，磔波直入。撇与直相似，特末笔更撤向外耳。……凡用笔须略带欹斜之势，如本斜向左，一换笔则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换则向左矣。”（《家书：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黄州谕纪泽》）
曾国藩还强调“结体”。他说：“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家书：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谕纪泽》）又说：“然吾所教尔者，尚有二事焉。一曰换笔……二曰结字有法，结字之法无究，但求胸中有成竹耳。”（《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京寓致六弟九弟》）如何做到“胸中有成竹”呢？曾国藩给的答案是临帖和摹帖，他说：“作书者宜临帖、摹帖。”（《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初四日》）又说：“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家书：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谕纪泽》）还说：“用油纸摹字，若常常为之，间架必大进。”（《家书：咸丰九年七月十四日谕纪泽》）并指出：“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家书：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谕纪鸿》）
曾国藩说：“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坤。作字而化游自得真力弥满老，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利之意也。”（《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诸弟》）在用笔上，曾国藩强调“乾道”，即阳刚之气，他说：“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致诸弟》）又说：“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家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诸弟》）在结字上，曾国藩注重“坤道”，即阴柔之美，他说：“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家书：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纪鸿》）又说：“作字时，先求圆匀。”（《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并认为：“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由此可见，曾国藩书法的整体风格是阳刚与阴柔并济，概括地说就是“寓圆润于秀劲，合雄奇于淡远”。
身处咸、同碑学大播之际，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碑学之沾溉，但作为庙堂重臣，正统的书法审美趣尚也同时左右着他，使其不可能轻易寄兴于民间化的北碑趣味，率尔染指。因而他选择欧阳询、李北海、柳公权便具有权宜之计，既不失庙堂正格又具碑之刚健；至于取法赵子昂、董其昌，则为皇家正统趣味之感染。这种审美选择也颇为合乎曾国藩处世做人之道，外圆内方，汩于世情而内坚操守。应该说，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其书沉郁雄挫，骨力内蕴而不失遒媚。更为可贵的是，其书作风格不拘，在庙堂气中保持着多样化的风格面目。取法的书家也不限于欧阳询、柳公权、李北海、褚遂良、黄山谷、赵孟頫，这在曾国藩手札中有鲜明的反映。如咸丰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他写给门下李榕的三十通手札，或沉雄刚健，或夭矫婀娜，或俊拔，或遒媚，然皆笔笔沉实，无虚怯之笔。一种沉雄不拔之气溢于楮墨。其书以颜鲁公为底，兼有大折卷子笔调，然能不为法缚、无馆阁暮气。笔底波澜，时有沉雄之笔，而间采苏东坡、李北海、赵孟頫及北碑笔意，也使其神采间出，不同凡俗，较之其平时写作，更有一种逸笔草草，洒脱不羁的神韵。联系到这些手札皆写于战事频仍、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而表现出的神恬气闲、从容不迫、静气团练，绝无率尔操觚、匆遽迫促之感，此种气魄也当得起一个大家矣。
曾国藩于书法一道，无疑是有着独到理解和个性意识的，这使他有可能逾越时代风习，言碑而不拘执于碑——并冲破咸、同之际馆阁体的强大束缚。作为翰林侍读出身的曾国藩在书法上应该是很容易落入馆阁体窠臼的，但他却能够起拔于馆阁风习之上。如同是学颜体，他比之左宗棠、林则徐几成朝体的颜书风格，却能写出峥嵘嶙峋气象，以风骨夺人，而无暮气、富贵气，这从他的《曾白珩先生墓表》中可见一斑。仅此言之，在晚清重臣书家群体中，曾国藩是可以睥睨无伦的。
曾国藩的书法正如自己所自省的情况，40岁之前的书法有专家评价，颜柳风貌，规整少韵，缺少个人风格。40岁以后注重对欧阳询、李北海、黄山谷书风的研习吸收，书法风格有了长足发展。其楷书遒劲挺拔，以刚为主，结构严谨，气韵内含，不露圭角，显露出唐杯的风韵、汉碑的雄浑，刚柔相济。其小楷流利自然，劲拔雅利，韵味流长。其行书骨硬肉润，雄强清俊，行笔流畅，韵致雅逸。
于书法艺术，曾国藩追求雄阔刚劲，反对剑拔弩张或阴柔乖巧的风格，主张书法的雄浑和内在美。在书法理论上曾国藩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利用易经八卦之说，阐明对书法本源的看法。他认为乾为阳，阳为刚，坤为阴，阴为柔，刚柔不能平分，应以阳为主，或以阴为主，不然两者都不存。初学书法，应从唐楷入手，专习一家，然后可采摭众家职场。学习书法一是用笔，二是结体。“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执笔要高，注重墨色。这些精辟的书学理论，对现代的学书之人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曾国藩是一位有恒心、有毅力的书法大家，至今也是学书之人的楷模。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墨迹珍品，书联条幅、日记信札达到1000多万字，仅《日记》就有130多万字。从现在行世的《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全集》就可领略曾国藩墨迹的丰厚。
曾国藩作品历年拍卖成交纪录
曾国藩 己未（1859）年作 楷书八言联 610.2万 2014-06-15 广东崇正
曾国藩家书 356.5万 2013-05-10 中国嘉德
曾国藩 书 曾氏家训 230万 2013-05-10 中国嘉德
曾国藩 行书八言联 对联 207万 2013-06-03 北京保利
曾国藩 1858年作 行书《桃花源记》 四屏 195.5万2011-12-22 上海宝龙
曾国藩 1861年作 行书陆游诗书法 镜框六屏 195万 2013-05-27 佳士得
曾国藩 咸丰3年（853年）作 行书 189.75万 2014-05-17 中国嘉德
清 曾国藩田黄自用印 161万 2012-07-11 朵云轩
在艺术市场上，上世纪90年代曾国藩书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993年的一幅对联1万元左右，偶尔有书作亮相却价格平平。步入21世纪后，曾国藩的作品则很受市场青睐。2002年曾国潘的《行书诗》在朵云轩拍卖会上拍得17.6万元，价格突破了10万元的大关；2004年《楷书温恭朝夕》在中贸圣佳拍卖会上拍得28万元；2007年《楷书八言对联》和《行书七言对联》分别在西泠印社和嘉泰拍卖会上以12.3万元和47万元成交；2008年《行书八言对联》和《行书五言诗》分别在匡时国际拍卖会上和嘉德拍卖会上以33.6万元和35.84万元成交；2009年《曾国藩致曾国荃书札》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亮相，估价6～8万元，上拍时受到众多藏家的追捧，最后以100.8万元拍出，首次突破了百万元大关；2010年他的《行书七言对联》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会上以100.8万元成交。从其市场走势看，曾国藩的书作已引起众多藏家的关注，价格有明显走强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