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适：“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病中得冬秀书》）
“五四”时期最早接受和传播新文化的人，一方面，对封建婚姻观念和传统旧道德进行猛然抨击；另一方面又屈从于封建礼教的束缚。陈独秀为遂母意娶高大众；李大钊遵父命娶赵纫兰；鲁迅接受母亲赐给自己的“一件礼物”（朱安）；郭沫若与“黑猫”张琼华完婚，等等。新旧时代的更迭，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人格分裂，特别是在个人情爱和婚姻生活上，几乎无一幸免。其中的矛盾、痛苦、挣扎与屈服，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死后，蒋介石赐的挽联）胡适（1891-1962）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才华卓绝，有女人缘。与江冬秀白头偕老的难言之苦，与美国女郎韦莲司的旷世情缘，与中国才女陈衡哲的心有灵犀，与“女傧相”曹珮声的婚外激情，使他一生都沉浸在情与理，名与份的矛盾之中。在世人面前，他成了“发乎情，止乎礼”的谦谦君子，而在其内心深处，却交织着情爱与责任相互撕裂的痛苦。或许这种“痛苦”造就了他，使他那些开风气之先的诗歌和话剧，散发出永久的艺术魅力。
一、“胡适之的小脚太太”：江冬秀
1、“甘心为爱我者屈”（《胡适留学日记》第443页）
胡适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安徽绩溪。他是父亲胡传（1841-1895）第三次续娶的冯顺弟（1873-1918）的独子，原名胡嗣麇，行名胡洪骍，小名叫“麇儿”，后改名适，字适之。胡适母亲比父亲小32岁，在她不到23岁时，丈夫就因患脚气病离她而去。她守寡23年，尝尽了“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二首》）的人间痛苦。（冯顺弟守寡23年，仅婆家和娘家就有7个亲人去世，儿子胡适13岁外出求学，聚少离多。）胡适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冯顺弟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秉承丈夫的遗嘱（胡传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台湾割给日本后，胡传内渡到厦门。病逝前两个多月，曾写下几张遗嘱，给妻儿各一张，给妻子的一张上写道：“麇儿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希望儿子走父亲读书做官的道路。因而，对胡适求学舍得花钱，管教甚严，期望甚殷，处处以其父的言行教育他，使之早逝的父亲胡传对他影响很大。胡适一生崇敬其父，受其影响，尤其是乃父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伴随他终生。
胡适幼时瘦弱，眉清目秀，举止文雅，像个先生模样，村里大人戏称为“麇先生”，在上庄一带和亲戚朋友间颇为有名。他别无所好，惟读书写字也。儿时除读了许多经史典籍，还嗜读小说，范围甚广。兄弟姊妹爱听他讲故事。他就把平时所读文言小说口译成白话讲出来，这不仅为他打下了较为系统的旧文化基础，也为他日后提倡白话文学和考据小说播下了种子。1904年，13岁的胡适随三哥到上海求学。先进了父亲钦佩的好友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其后转澄衷学堂。在此，因接触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严复译的《天演论》，开始了解进化论思想，懂得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道理。受其影响，听从二哥建议，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取名“适之”，取“胡适”为笔名，留美时，正式用“胡适”为名字。1906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他参加了学生社团——竞业学会，在其刊物《竞业旬报》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白话文——《地理学》。中国公学闹学潮退学后，胡适因前途缈芒，心情悒郁，寄居上海时，受邻居德国人何德梅（Ottomeir）引诱，与酒肉朋友胡混，学会了吃喝嫖赌。现存《藏晖室日记》59天中，有明确记载放浪颓废的生活就有53次之多。甚至还发生过，因醉酒神智不清，用皮鞋殴伤巡捕，被抓进监狱，关一夜罚款5元的荒唐事。此事对他触动颇大，自此以后痛改前非，矢志学习，考取了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
冯顺弟对儿子婚姻上并不像学业上那么开明，而是固执已见。在胡适即将离开自己外出上海求学前，她就为胡适选定其姑姑弟媳吕氏之女江冬秀（1890-1975）为未婚妻。江冬秀出身于旌德县江村，与胡适的家乡上庄仅隔40里，两家原有亲戚关系，礼上往来中两家大人并不陌生。特别是江母吕贤英对人品相貌、资质才气俱佳的胡适颇为喜欢。1904年春天，胡适随母去姑婆家，几日相处，江母就相中了胡适。起初胡母颇为犹豫。原因有三，其一，江家是旌德县望族，虽冬秀父亲早年去世，家道仍然兴旺，而胡家早已中落，“门不当，户不对”；其二，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春”来说，这是犯忌的；第三，江冬秀生肖属虎，胡适属兔，八字不符。后经算命瞎子测算，胡母祈神，加上媒人族叔胡祥鉴巧舌如簧的说项，胡适与江冬秀的终身大事总算定了下来。胡适在上海读书时，江冬秀便来到胡适家，做了“通脚”（童养媳，未婚前，来夫家实习做人媳之道，绩溪俗称“通脚”）懵懂无知的胡适从此戴上了封建婚姻的枷锁。
胡适到上海后开始接触社会新思潮，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自己与江冬秀的包办婚姻感到茫然。他在《竞业旬报》发表的《婚姻篇》一文就表达自己的矛盾。既肯定父母之命，又对旧式婚姻加以指责，主张儿女的“终身大事”应由父母开明的包办。对自己的未婚妻既不识字又缠一双小脚开始萌生不满。他在家书中多次请求两家大人：“令儿妇读书”和放脚。江家担心胡家反悔，胡母又怕儿子变心，失信于人，于是在信中多次催促胡适回家完婚。胡适以“求学要紧”相搪塞。1907年夏天，胡适因水土不服脚气病复发，双脚肿胀回老家上庄养病。胡母要儿子对婚事操办定个时间。胡适心虽不满却又不敢违抗母命，随口“承认早一二年”相应付。不料，胡江两家都信以为真，在1908年秋天准备好了嫁妆和新房，甚至请算命先生择定了办喜事的黄道吉日。胡适不敢公然抗婚，只好采取“拖”的办法，并在给母亲的回信中，拿算命瞎子当靶子，尽情倾吐自己的怨气。在古体诗《上海电车大桥望黄浦》中，他借景抒怀，表达自己“满腔心事”“言不得”的苦衷。在《赠别怡荪归娶》一诗中，胡适因好友怡荪回乡娶妻室，联想到自己“飘泊我无家”，根本否认江冬秀为己聘定的妻室。按照中国旧时风俗，“聘则为妻”（《礼记》），胡适与江冬秀虽未完婚，胡适却是有妻室的人了。否认改变不了事实，他别无他法，只好学秦亡以后的东陵侯召平，到长安城东的青门去学种瓜。在《赠别汤保民》中写道：
我生十七年，
嗜好与世殊。
矫揉就世范，
毋乃心为奴。
明明知道自己的“心”已成为封建传统世俗的奴隶，不敢反抗。只好矫揉就范，无可奈何的心境可见一般。胡适在生平所写的唯一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真如岛》第二回《议婚事问道盲人，求神签决心土偶》中，借包办婚姻的主持者难堪、瞎子丢丑的故事，夫子自道式地表达了他对包办婚姻制度和封建迷信的不满与愤慨。他由此深入到封建礼教对妇女摧残、奴役的猛烈抨击。他在《曹大家〈女诫〉驳议》和《敬告中国的女子》中，对班昭自轻自贱的变态式的女性观进行了无情嘲弄，并呼吁天下女子要敢于冲破男子的强权，不要缠脚，要读书。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使他对江冬秀少了一些不满多了一些同情。
胡适到美国的最初四年，因有中国公学行为荒唐的前车之鉴，他行为检点，如苦行僧般似的扼制情性，不去女生宿舍访友，对洋女人望而生畏，对女色退避三舍，害怕自己理不束情。故而对美国式的婚恋生活方式持排斥批判态度，为中国式的包办婚姻公开辨护，乃至于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美国式的自由婚姻，会导致子女不赡养父母；而中国式的包办婚姻能长成真正的爱情，能培养青年人的守常、忠贞和纯洁之心。胡适产生这种想法，源于他对母亲的过分信任和与江冬秀婚姻自我保护心理。胡适秉承旧礼教的“名分”观念，在客观上也促进他与江冬秀的最终结合。这就不难理解，他偶遇美国女郎韦莲司，情深意重而止于精神之恋；仰慕中国才女莎菲（陈衡哲）却私藏于心。胡适对母亲特别孝顺，母亲在自己4岁就守寡，为自己外出求学，历经艰辛，而自己又不能奉养母亲，这使胡适惭愧不已。他无颜在婚姻上伤母亲的心。在得知冬秀脚已放，且能认文断字后，他对江冬秀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他于1911年5月20日给江冬秀写了生平第一封信。在信中对冬秀时常前来自己家照顾母亲表示感激和心慰，并回顾了以前与冬秀母亲相处的时光，对她近来“时时抱恙”，“殊以为念”。并勉励冬秀继续读书识字不要荒疏学业。在以后给母亲的信中，多次表示希望冬秀能写一个短信来，“借此销我客怀”“令冬秀知读书识字之要”。江冬秀因旧礼教熏陶太深，加上识字有限，迟至1913年1月14日才回信。回信用语虽不浓烈，且多叙家常事，却也给胡适几许安慰。不久，胡适收到母亲与冬秀的合影，第一次目睹了自己未婚妻的芳容，激动之下写下《出门》（后改为《得家中照片题诗》）诗一首。他在诗中因《古诗十九首》的“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有感而发：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
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
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
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
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
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
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
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
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胡适在诗中信誓旦旦，要与冬秀白头到老，并幻想婚后夫妻同老畦亩，诗酒耕读，共享浪漫。1914年，胡适将同学任叔永拍摄的“室中读书图”照片寄冬秀一张，并在相片背题绝句一首：“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神入图画，/凭尔寄相思。”（胡适：《题室中读书图分寄禹臣近仁冬秀》，《胡适诗存》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江冬秀收到胡适的照片后非常高兴，时常观瞻以寄相思之情。并亲照小影一张，请胡母转寄胡适，胡适收到来信后欢喜致谢，并请冬秀宽心，一待学业完成赓即回国完婚。冬秀得此允诺总算放心了。针对夫君推迟婚期的引咎之词，立即回信加以宽解，绝不会因“儿女柔情绊云霄壮志”。其见识之高令人感佩。自此以后，胡、江二人基于“名分”，根于想象的相思之情达到他们人生最美好的阶段。然而，随着胡适留美时间延长，他与江冬秀的婚事引起家乡颇多议论，尤其是有关他与韦莲司及陈衡哲等女士交往的谣传，自上海传至绩溪家乡后，引起母亲的忧虑，便去信叮嘱，不可辜负冬秀一片深情。胡适只好回信解释，久不归国是为学业，断无违背婚约另娶之意。并列举种种理由说明，他与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并为江冬秀写了一首《缺憾》的情诗：
我回忆这些年的分离，
山河隔开了我们。
明月照着你，也照着我，
我离你却十分遥远。
过去月圆的时候，
就象现在一样，
月光里可看到对方的心，
却只有我们俩知道怎么看。
现在月又圆了，
在你我之间隔着半个地球，
相同的星星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闪耀在你的那个天空，
我们现在也不能通过月亮互相倾诉感情，
因为你所在的山谷那边，
正午的太阳正悬在高空。
其实，传闻也非空穴来风，此时，胡适陷入中西文化相对立的价值观中不能自拔，洒脱不羁的韦莲司使他心旌摇荡，中国才女陈衡哲使他留连忘返，若不是多年的理学教育，恪遵孝道、谨守名分的信念深入骨髓，谁能担保传闻不会成为事实。江冬秀的没文化和“小脚”，在胡适心中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结。我们从他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江冬秀读书识字，要求其放足，并对缠足恶习深恶痛绝，斥责为“惨无人道”。在“独立自由之女子”与“良妻贤母”的冲撞中，胡适由“容忍迁就”到“委曲求全”，妥协了。1916年1月江冬秀的寡母去世，胡适得知消息后，深感内疚。特在日记中记下自责之语，并寄回一副挽联：
胡国隔太平洋万里，侧身东瞩，徒唤奈何！负籍滞天涯，漫劳外母多情，老眼望穿未婚婿。
归鞭指蓬莱岛三山，撒手西行，从前已矣。吞声翻电耗，徒觉寒灯无焰，梦魂驰赴悦心堂。（悦心堂指其岳母家宅之堂名也）
1917年元月，胡适与韦莲司之异国情缘，因双方母亲从中作梗，成为“追忆”。走入自己生活的中国才女陈衡哲，因是“朋友（任叔永）之友不可友”，有缘无份。胡适在情场失意身患小恙之际，收到冬秀的来信，甚感欣慰，提笔写下白话诗一首，题为《病中得冬秀书》，随信寄母亲。诗云：
一
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
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二
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
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长相亲，
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
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三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不是不爱自由，而是毫无办法，没有自由可爱，只好自我安慰。其情其心何等矛盾，可见一斑。在事业上，胡适却远比情场得意，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身处美国的胡适因此暴得大名。同年5月，学业有成，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因哥伦比亚大学校方有规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博士候选人必须交论文副本100份。胡适当时因忙于回国受聘北大教授一职，未来得及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交校方。日后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先秦名学史》出版后也未想到，直到他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要去美国时，才叫出版社寄去所需论文副本100份给哥大。因而，他到1927才取得博士学位。从此可以看出，胡适是真博士，而非假博士，何况他一生获荣誉文学、法学博士学位达35个之多，在中国绝无仅有），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准备就任北京大学教授。
2、“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胡适：《如梦令》）
1917年7月，留美七年的胡适学成而归，回到绩溪看望离别十年的母亲。8月去江家,一为婚期，二为见人。由于旧家风作梗，江冬秀躲在蚊帐里不肯相见，使胡适颇感不悦。具有绅士风度的胡适修养极好，还为未婚妻开脱，“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旧习惯之过。我又何必争此一点最低限度的面子？我若闹起来，他们固然可强迫她见我，但我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并写信劝慰冬秀，请她不必耿怀，自己并未介意，并叫她放心，这年寒假回来完婚。（《胡适日记》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上册，第199-201页）他还特为这事写下词《如梦令》：
（去年八月作《如梦令》两首）
一
他把门儿深掩，
不肯出来相见。
难道不关情？
怕是因情生怨。
休怨！休怨！
他日凭君发遣。
二
几次曾看小像，
几次传书来往，
见见又何妨！
休做女孩儿相。
凝想，凝想，
想是这般模样！
三
（今年八月与冬秀在京寓夜话，忽忆一年前旧事，遂和前词，成此阙。）
天上风吹云破，
月照我们两个。
问你去年时，
为甚闭门深躲？
“谁躲？谁躲？
那是去年的我！”
胡适果然言而有信，在北大放年假时回家与江冬秀结婚。婚期定于1917年12月30日，适逢他农历27岁生日。当时他正在北京倡导新文化运动，故身体力行，一反陈旧婚俗，举行文明结婚。这在绩溪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一下子轰动了四方。结婚的那天，来看热闹的乡邻人山人海。胡适自己还动手写了两副对联，一幅上联是“旧约十三年”，下联是“环游七万里”，表示自己留洋深造的历程。另一幅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表示成亲的时日。下联本家哥哥凑出“廿七岁老新郎”（廿是方言二十的谐音）。值至今日，一对守约13年的男女总算见上了第一面。新婚之喜，对胡适而言，多了几丝苦愁与无奈。他在《新婚杂诗》之一中写道：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在诗中，他回顾了十年前，嫁娶双方都作好了准备，只是自己“力阻之”，婚事才没有办成。世事沧桑，人生难料，冬秀的母亲已撒手人寰，只留下伤心，往事不堪回首，“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然而，蜜月未满，胡适就留下媳妇照顾老母，自己离乡返京了。胡适在去京途中，恰逢新婚满月，他戏作《生查子》寄冬秀：“前度月来时，你我初相遇。相对说相思，私祝长相聚。今夜月重来，照我荒州渡，中夜睡醒时，独觅船家语。”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合，表面上看，是胡适忍痛割爱（“美国女郎”与“东方才女”），孝顺娘亲。孝顺不假，割爱却未必。诚如他在1918年5月2日写给友人胡近仁的信中所说：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吾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
从此可以看出，胡适在新婚之时与江冬秀的恩爱之举，是装出来讨母亲开心的。他为孝顺母亲，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这桩地道的旧式婚姻却歪打正着，给胡适换来了尽善尽孝的好名声。
苦果咽下，强作笑脸。胡适针对朋友们的“家庭革命”，反而道貌岸然地为旧式婚姻辩护，以维护他在公众面前的“圣人”形象。然而，接受西方文明婚姻浸染的胡适，在自己的生日记诗中，已不经意地流露出夫妻双方文化差异带来的痛苦。“情愿不自由”并没有“也是自由了”，只是把自己的苦恼隐藏起来，靠译诗、写诗来排遣自己的愁思：
“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关不住了！》）
1918年11月23日，胡适母亲病逝故乡绩溪，惟系他们婚姻关系的“母子情深”夭折了，胡适所幻想的夫妻诗酒耕读，“可以寿吾母”的孝子之梦崩溃了。殉孝所给他带上的枷锁已不复存在。潜藏在胡适心中对自由婚姻的渴望爆发了。他一反对中国旧式婚姻的维护，在一系列的论文、演说、小说及剧本中，向封建礼教和旧式婚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他在一篇题为《美国的妇人》的讲演中，大力张扬美国的自由婚恋和女子“自立”精神，就折射出自己婚姻的现实与理想追求的尖锐矛盾。在论文《论贞操问题》中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无爱婚姻进行了集中的攻击，这无疑也是身有实感的由衷之声。他与江冬秀的结合，无论是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对江冬秀的责任与同情，还是爱惜自己的名誉，都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情，而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不然，就会造成“不可终日的痛苦，名分观念便成了虚伪的招牌”，“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在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个问题》中，记叙一个留学英国的哲学家小山，在逛北京中山公园时，邂逅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朱子平。昔日很有豪气的他因家庭中落，来到北京昔日老师陈先生家做家庭老师。因他是三代单传，秉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为了有“嗣续”，“好教家母欢喜”，接受了陈先生包办的一门亲事。后来生了三个孩子，朱子平丢了家教差事，他妻子又失业了，收入锐减，生活非常困窘。为了老婆孩子吃饭，他不得不在晚上赶做小说到半夜，如今身体跨了，才30岁的人已早生华发。他来向老同学请教一个问题：“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胡适表面上是探讨了“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的社会人生问题，其实质在于揭露了造成主人公朱子平穷困潦倒的根本原因，是包办婚姻及嗣续的传统观念。胡适积压多年隐痛难言的心声，在他开风气的唯一剧本《终身大事》中表现更为突出。《终身大事》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白话剧本，它反映了富有“五四”时代精神的婚姻自主问题。女主人公田亚梅，与留学东洋的陈先生自由恋爱，遭到了父母双方的坚决反对。母亲迷信，向观音菩萨求“神签”，请张瞎子算命，均认为“婚姻不到头”配不得。“开明”的父亲主张打破迷信风俗，却又谨遵祖宗定下的“祠规”，相传2500年前，田陈是一姓，同性不能通婚。田女士并未屈服封建迷信和传统陋习，而是留下一张写有“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的字条，坐上陈先生的汽车私奔了。胡适在剧中嘲笑了菩萨与算命先生的荒谬和祖宗祠规的无知，无疑也包含了对自己婚姻的抗争与思索。
无爱的婚姻自然会结出苦涩的果。正当“胡适婚后试图抗争，试图感情突围。他‘胡说’贞操，‘戏看’娜拉，以及呼吁打破‘处女迷信’”（郭宛：《灵与肉之间——胡适的情爱苦旅》17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版）时，他的“无后主义”破产，不想要的儿子——“祖望”（取祖母希望之意，以此记念母亲生前的望孙之心）出世了。为此，他专门赋诗一首《我的儿子》，告诫儿子长大后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矛头直指封建伦常的“孝”道。深受“孝”道之苦的胡适，为此牺牲了抨然心动的爱情，付出了极大的内心痛苦。他不愿自己的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诗在《每周评论》一发表，就遭致汪长禄的反驳，胡适写《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他用西方民主平等的原则来审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认为子女的出生，并非他自主选择，而是父母性娱乐的结果。既然做父母的于子女无恩，自然就不能奢求子女报恩。胡适自然不会想到，不要儿子“孝顺”，他的小儿子胡思杜，果然在1950年做出不“孝”之举，公开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布父亲是自己政治上的敌人，在政治上与父亲脱离关系。当然，未随胡适流亡而滞留北京的胡思杜的言论，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的违心之举，他自己也在反右运动中饮恨自杀。
洋博士与小脚女人，毕竟缺乏共同语言，心灵与情感难以沟通。夫妻之间的不和谐，在胡适做的《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中风趣幽默地表现出来。冬秀对胡适的关心爱护因表达不当也会引发夫妻“常常”“吵嘴”。感情丰富的胡适只好在诗中默默地倾诉自己的爱情理想：
我们蜜也似的相爱，
心里很满足了。
一想到，一提及离别，
我们便偎着脸哭了。（《别赋》）
胡适在表面上是一个偏重理性的人，但内心深处往往“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伦理的影响”。诚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乐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此言不假，发乎情，此乎礼的胡适，的确在婚后“做过gay的生活”。他自己在日记中就记录过，1922年10月在济南，1925年9月在武汉“叫局吃酒”的狎妓行径。1926年初，他还带他的旧友根内特(LewisGannett)去上海的两家妓院，“叫他看看中国情形”，根内特在3月5日来信严厉地批评他，并叫他离开上海这个堕落之地，否则他将名誉扫地一事无成。胡适交此诤友，非常感动，并立志痛改前非，不再到烟花场所去鬼混了。嫖妓只能是肉体上的瞬间麻醉，它根本无法消除胡适对纯洁情爱的渴求。学业上的专注和诗中的寄托，毕竟是“过屠门而大嚼”的自我压抑，根本无法消除自己心灵的空虚和无爱的痛苦。曹珮声的出现就顺里成章。
胡适与曹珮声在杭州“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虽只有三个月，对双方当事人却是刻骨铭心的。胡适燃发起“家庭革命”的勇气，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泼辣专横的江冬秀得知胡适有了外遇，就抓住胡适胆小、爱名誉的个性，和他“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石原皋：《闲话胡适》）若不是胡适表弟石原皋在场，夫妻械斗不知如何才能了结。据汪静之说：“胡适打算同江冬秀离婚，和曹结婚，冬秀不肯。曹珮声告诉我说，一次胡适提出离婚，冬秀便从厨房拿出菜刀威胁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以后胡适不敢说离婚了。”（转引自郭宛采访汪静之的笔录，载郭宛：《灵与肉之间——胡适的情爱苦旅》242页）胡适看重名誉，害怕老婆的胡搅蛮缠，又因事业和儿子的牵系，加上亲戚的规劝，他退却了。一时借酒浇愁，在日记和诗中追忆对曹珮声的愧疚和思念。
自此以后，胡适虽然时不时仍与昔日恋人藕断丝连，但大都风轻云淡，趋于平静。他与江冬秀风风雨雨40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胡适日后年岁渐大，激情渐少，由学术而走上仕途，无暇他顾个人情感固然是其原因；惧内、重夫妻“名分”，爱惜已有的名誉也是其理由。
江冬秀不仅仅是靠威胁才拴住了洋博士胡适。能和睦相处40年，作为女人和妻子，她也有过人之处。在感情上对胡适忠心耿耿，在生活上对胡适关心体贴，能烧胡适爱吃的“徽州锅”和“塌果”（一种馅饼）。为了缩小与丈夫的差异，她曾刻苦努力地学习文化，自修到能写半通不通的白话书信，能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晚年还用铅笔写有“最纯真、最可爱”的自传，“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唐德刚《胡适杂忆》）。遗憾的是她死后，文稿不知所终。她虽然文化不高却精明能干，尤其擅长理财和管理家务。胡适成名后的薪水、版税和一切的开支都由她一手经办，且从不出错，管理得井井有条。胡适祖父母、父母去世后，因经济拮据，未曾正式安葬，采取“暂厝”的形式。胡适功成名就后，就须为祖先造坟墓。此时，胡适忙于学问无遐他顾，营造祖坟之事，就由江冬秀独立操办。江冬秀回家历时数月，耗费3000多元，修成了胡适祖先的坟墓，胡适对她的办事能力心存感激，在铭文后特写下“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妇冬秀”的文字。江冬秀与胡适一样，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胡适自己掏腰包假借北大资助林语堂，倡议筹建北大图书馆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江冬秀不甘落后，对家中佣人，态度和善，待遇丰厚。并时常以贵重礼物相赠他人。如对在她家协助胡适整理文书的章希吕，每月酬金80元（而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仅6元），在其父过生日时，还赠与45元的皮筒一件。她对家乡的事也很关心，捐资修整杨桃岭路面三处。江冬秀虽为女流之辈，却处事决断，有魄力，好打抱不平，颇具男子汉雄风。比如，她直接出面帮助梁宗岱的原配妻子何氏与丈夫抗争，乃至于最后闹到法院，她又亲自出庭为何氏辩护，指控梁宗岱违法，造成轰动一时离婚公案。法院判决梁败诉，导致胡梁分道扬镳。
作为旧式妇女的江冬秀，独具卓识，看不惯官场腐败，本能地反对丈夫放弃学术而走上仕途的道路；对胡适所从事的学术事业矢志不渝加以支持并引以为豪。对胡适书生论政，创办《努力》和《独立评论》，宣传所谓的“独立的精神”、“反省的态度”和“工作的人生观”，不以为然，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格外高兴。但她并非一味懵懂不明事理，对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为国家民族的兴亡奔走呼号还是理解的，也曾在绩溪上庄营救过新四军战士。她坚决阻止胡适作“总统候选人”和行政院长，一再打消丈夫对蒋介石政府的天真幻想，要他一心一意专注学术。
然而，洋博士与小脚女人毕竟文化相差悬殊，素质修养迥异，个性性格反差太大，夫妻感情沟通殊难。胡适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种好脾气，为人平和，素有学者风范。而江冬秀性情急躁，行为粗暴，为一点小事也要和胡适大吵大闹。心疼胡适如此，对他的婚外恋拿刀相逼，为追讨亚东图书馆拖欠胡适的版税更是得理不饶人，不肯善罢甘休。她抓住胡适爱名誉的心理，稍不顺心就无理取闹。胡适总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为此获得惧内的美誉。他晚年在台北，曾恢谐地讲过男人“三从四得”的笑话：
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胡颂平：《胡适之谈笑风生》）
此外，还专门收集世界各国有关“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胡适对妻子迁就退让，固然是因为江冬秀脾气不好，也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尊重妻子人格的高贵品质。江冬秀支持胡适走学术道路，却对丈夫的藏书大为不满。胡适爱书如命，藏书甚丰，乃至家中书很多，江冬秀抱怨道：“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江冬秀没有什么文化，笃信中医，不信新医术，欠缺现代医药卫生知识。使其爱女久病夭折，胡适饱受病痛之苦。在对待子女教育上，江冬秀秉承传统教育观念，对子女简单粗暴，一味责备，而胡适则奉行新式民主教育方法，把子女当朋友。江冬秀还酷爱打麻将，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纽约、打到台北。据说她每打必赢，乐此不倦。于是，家中经常麻将客常满，麻将声日夜不停。这使专心做学问的胡适深恶痛绝，把麻将斥之为中国四害（鸦片、八股、小脚和麻将）之一。
1949年4月6日，胡适只身逃离祖国，开始了美国的九年流亡生活。江冬秀在曼谷祖望处，与媳妇合不来，一心想到美国来。国事家事，使失意的胡适痛苦不堪，境况凄凉。历经周折，才谋得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职务。江冬秀来美国不久，就开始了麻将战。1958年，胡适离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江冬秀不愿陪丈夫来台，胡适独自一个人在台生活。日后江冬秀积蓄用完，才返台与他团聚。胡适晚年身体状况江河日下，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在政治上因雷震案受牵连，遭致当局的猜忌与不满，一些当局御用文人大肆谩骂，使之心情悒郁。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而此时江冬秀仍在市区打麻将。她赶到时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无力回天。胡适死后，江冬秀为维护胡适的版权，整理和出版胡适的遗著作出了妻子的努力。1975年8月22日江冬秀病逝台北，与胡适合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实现了她生为胡家人死为胡家鬼的愿望。
二、“智识上之伴侣”（《胡适留学日记》卷七）：韦莲司
1、“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胡适：《临江仙》）
胡适留美初期秉承的理性与“名分”，未曾抵挡住美国男女自由交往空气的吹拂。青春期的燥动，使他逐渐越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圣人”阴影，走向人性的自由天地。1914年6月8日，胡适在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他“第一次访女生宿舍”的感慨，反省了十年来不敢与青年女子交往、对洋女人退避三舍的教训，决心改变今后自己的生活。导致胡适改变自己孤冷的情性，认识到“女子陶冶之势力”的，正是与他保持50年情谊的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女士（Miss．EdithClifford Williams，1885—1971）。在胡适一生，交情维持50年的朋友不多，同性的是赵元任，异性的就是韦莲司。他们俩人初识在1913到1914年之间，友谊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
韦莲司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同学，一个为艺术献身的女子。在胡适眼中，韦莲司是一个“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的奇女子。衣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长发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每行人指目。”（胡适《留学日记》428页，转引自周质平著《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正是这个行为洒脱不羁的“另类”女子，引起了胡适浓厚的兴趣，也给他巨大的影响。胡适在给她的信中，说她是“导自己于正确航向之舵手”，他是他们交往的一个受益者。的确如此，韦莲司对胡适在留美期间的思想，诸如“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不争主义”、对婚姻的态度等，影响很大。随着交往的深入，胡适恪守中国旧式婚姻的“守常、忠贞、纯洁”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逐渐喜欢上了这位“美国女郎”，但在婚约上，他从未对“中国村姑”有二心。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是由同学而友人的。青年男女，日久生情，性由情生。1915年1月23日的晚上，胡适来到韦莲司纽约赫贞江海文路92号寓所。四目相对，顾盼生辉。24岁的胡适面对29岁的洋女郎，不免心猿意马，欲行交媾之好事，不料遭到韦氏拒绝，双方陷入尴尬境地。几天后，胡适收到韦氏一封长信，劝他斩断情丝，要正确理解并恰当估计男女双方性的吸引，“人类之间交流的精华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胡适读毕，在2月3日的日记中感叹道：“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韦莲司的这封信，犹如醍醐灌顶，使胡适从色欲之诱中惊醒。他决然自此以后与韦氏保持“智识之伴侣”，“各专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于有成。”胡适在短期内甚至产生过“不婚”，再次萌发“无后主义”思想。
韦女士并非草木，对胡适的爱慕无动于衷。她之所以“峻拒”（唐德刚语）胡适的男女之爱，在当时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当时她心性极高，专注绘画，立志献身西洋新派美术。其二，她有一位“守旧之心极深”的母亲。对女儿放任不羁的行为深为不满，母女隔阂颇深。加上当时美国的种族偏见风气浓厚，华人连黑奴都不如。不名一文的胡适自然无法高攀纽约世家的千金。胡适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韦母，表面上是讲“教女儿之道”，其实是叫她不要把女儿锁在闺中，要“让她有真正的自由”，弦外之音有婚姻与爱情的自由。作为康乃尔大学地质学教授的韦氏家庭，虽然对女儿教育方式略嫌守旧，而对其女儿与中国留学生的正常交往却不加阻拦，胡适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了他与韦莲司相约出游的事。并在1915年6月12日为韦莲司写下了词《满庭芳》：
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红襟，鸟名——Redbreast），商量定，掠地双飞。（史梅溪有“又软语商量不定”句，甚喜之，今反其意而用之。）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此邦无杜宇）。
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胡适：《留美日记》667页。胡适在1939年5月17日信中，明确指出这首词与韦莲司有关）
词中记述了暮春时节，俩人结伴郊游湖畔，浓情蜜意。细商量，畅理想，“掠地双飞”，不复归。然而，老母的叮咛，冬秀的翘盼，焉能不归？无奈哀怨之情溢于言表。虽如此，幽会和交游的情趣仍使他沉醉：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胡适：《临江仙》，《胡适诗存》92页）
胡适虽在上海中国公学期间，吃过花酒，逛过窑子，也与江氏订过婚，然而未曾恋爱过，不知相思何味。如今与韦莲司日久生情，分别10天，就解相思味了。请看他1915年10月13日写的诗《相思》：
自我与子别，于今十日耳。
奈何十日间，两夜梦及子。
前夜梦书来，谓无再见时。
老母日就衰，未可远别离。
昨梦君归来，欢喜便同坐。
语我故乡事，故人颇思我。
吾乃澹荡人，未知“爱”何似。
古人说“相思”，毋乃颇类此？（胡适：《相思》，《胡适诗存》102页）
《尝试集》中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蝴蝶》（亦题《窗上有所见口占》），诗云：“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诗中的“两个黄蝴蝶”究竟指谁？胡适在《莎菲〈小雨点〉序》中说并不指谁，是他在孤寂之中盼望得一个半个同行的伴侣。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本诗的写作背景，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青春期的寂寞与失落，与韦莲司不无关系。这首诗是胡适1916年7月搬入韦莲司原住纽约赫贞江海文路92号公寓之后的有感之作。有一天，他看见窗外的长林乱草中，“一只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此情此景，使胡适“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胡适：《逼上梁山》，《四十自述》第12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版）所以写下题名《朋友》的白话小诗，后来才改为《蝴蝶》。由此看来，这不是一首睹物思人的情诗吗！
纵使情深意重，无奈美国种族歧视无法改变，母亲“深恩难报”，与江氏的婚恋更是“母命难违”。一对跨国的美好姻缘，在心地高洁的胡适与韦莲司之间，上升为绵长50年的人间真情。自此以后，他们视彼此为心灵的影子，坦诚相待。胡适不仅把与韦莲司的交往以及韦氏一家如何善待他都详细地告诉自己的母亲，而且毫不隐讳向韦莲司倾吐了自己“已聘未婚”的事实。他将江冬秀的像片给韦氏看，并在信中议论他与江氏的差距。他的“择偶之道”与韦氏的“智识平等”不同：
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配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择耦之道”，第471-472页，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胡适在“甘心为爱我者（指他母亲）屈”和“容忍迁就”的心态下，勉强接受了他与江冬秀的婚事，欣然地把韦莲司当成了自己“智识上之伴侣”。他在与江冬秀结婚前的49天，写信给韦莲司，倾吐了自己与江氏即将举行婚礼的心迹：并非愉快，只是好奇，既然无法逃避，那就只好承担下来“尽义务”。婚后不久，胡适又去信告之韦莲司，他婚后生活相当愉快，并谈到了他对婚礼的改革。胡适结婚一周年，胡母死于流行性感冒，终年46岁。胡适惊闻噩耗，“简直无法承受”。稍感慰籍的是“他也不负母亲厚望，放弃了‘不婚’，放弃了‘无后’，放弃了心中所爱，博得了母亲临终前的一点安慰。”（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2、“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元好问：《摸鱼儿》：问人间情为何物，直教死生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
胡适与韦莲司相交50年，情深一辈子，聚少离多，相交主要靠信函。现已发现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函、电报200多件，韦莲司致胡适的信函120件左右。在胡适给韦莲司的众多信函里，讨论的方面很广，涉及到哲学、文学、宗教、政治、婚姻与爱情等诸多方面，唯独对她钟爱的西洋绘画未曾旁及，就是勉为其难地品评韦氏创新之作也写得艰涩难懂，显得“莫名其妙”，但韦氏新派美术独辟蹊径的“实地试验”，无疑对胡适白话新诗的提倡有所触动和启迪。连他的第一诗集也取名《尝试集》。
胡适从1917年6月21日回到中国，到1927年1月12日再度回到美国，已近10年。在这10年间，胡适从未间断与韦莲司的联系。每逢韦氏4月17日生日时，他总要写封信、发个电报和寄份礼物以示祝贺。再次来到美国的胡适，今非昔比，已成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然而，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智识之伴侣”韦莲司。诚如他在1927年4月3日在旧金山给韦莲司的信中所说：“在过去悠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要你知道，你所给予我的是何等的丰富……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是的，这种灵魂之交，使胡适能剖析相待，向她吐露心声，诉说自己在盛名之下的惶恐，暴得大名背后的落寞。胡适与韦莲司再度重逢，温馨甜蜜中夹杂着遗憾和无奈。韦莲司在这次重逢中第一次主动向胡适表示了男女的爱情。她在1927年4月5日的信中写道，“你总是给我心智上的启发，我非常喜欢。”可是，岁月不再，使君有妇，“我们只能谈该怎么过现在的日子，而不是谈梦中的情况。”在第二天的信中，她写下了这样充满无奈和辛酸的文字：
让你走，是如此的艰难，老友——但是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生命充满了离合聚散，在离合和聚散之间，我们工作。
胡适与韦莲司短暂相逢后也是带得惆怅离开的。他离开美国西雅图的前一天（1927年4月11）给韦莲司的信中写道：
我真喜欢在你家的两次造访，唯一的遗憾是我无法待得久些。
1933年6月至10月，胡适应邀前往美国讲学，与韦莲司相聚两次，通信频繁。此时韦母已逝，韦莲司单身一人，他们的久别重逢，友情的防线已被爱情突破。韦莲司一扫以前的矜持，变得大胆而热情。她在与胡适第一次相聚分别后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没法照顾我们的后代，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坐在东边向阳的这个窗前……”“我想念你的身体，我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着你中有我。”此时的她已明显地感到自己与胡适的关系，从“爱慕”转向“仰慕”了。难怪她的语言在第二次相聚分别后更热烈：“胡适，我爱你！我不喜欢悄悄地这么说”，“对你的思念总是压抑了我，也强化了我！那个新的你突然在我心中绽放，我还能说什么？”甚至还有一点自卑：“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身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丰富的人生正等着我们去探索，我觉得另一个人生是该我们的——我是多么的愚蠢啊！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在信中，韦莲司还表达了她无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高不可测的石墙”和“时空距离”。而胡适面对昔日拨动自己情弦的“美国女郎”的大胆示爱，虽热情依旧，却显得更为理性和冷静。他“放肆”的前提是无碍他的名声与学问。胡适个性中存在懦弱、胆怯和自私的人性弱点。使他不敢越过“高不可测的石墙”，过自己内心想过的生活，他为此活得很累。情感上长期承受着内疚和自责。越是这样，对韦莲司的牵挂与思念就越强烈。请看他1938年写的《水调歌头》：
执手真难放，一别又经年！归来三万里外，相见大江边；更与同车北去，行遍两千里路，细细话从前。此乐大难得，高兴遂忘眠。
家国事，《罗马史》，不须言。眼中人物，算来值得几文钱。应念赫贞江上，有个同心朋友，相望尚依然。夜半罢清话，圆月正中天。（见《胡适的两首情诗》，1991年7月31日《团结报》）
韦莲司在年青时候，曾有一位名叫邓肯的小伙子爱过她，只是因为没有头脑显得平庸被她放弃了。在她49岁时，她爱上一位年纪比她小一半的英俊男孩。因为年龄悬殊太大而作罢。1937年，52岁的韦莲司又遇到了一位名字缩写为R.S.的男士的求婚。她写信给相交23年的胡适，详细地说明了她对这件婚事的看法。她说“我唯一一个愿意嫁的男人，我却连想都不能想。”平庸的R.S.是“永远无法像你那样将你的生命注入到我的血管里……”因而，她觉得她与R.S.“感情上的风波”“是极端的无趣”。韦莲司在给胡适的另一封信透露出，胡适是希望她与R.S.结合的，这可以使他“从责任和负担中解脱出来”，这是她办不到的，她是不会为了讨胡适的欢心而去跟别人结婚的。她为了保全“更大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她放弃“最后的机会”，选择了不婚。为了胡适，她宁愿忍受独自一人的孤独与寂寞。
1938年9月17日，胡适在韦莲司的鼓励和劝说下，接受了中国驻美大使的任命。从此，他开始介入政治和外交，为国家民族存亡整整奔波了五年。故地重游，胡适写下《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诗一首，追忆了他20年前与韦莲司游赫贞江的情景，“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1938年4月19日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胡适在美任大使期间，他与韦莲司心心相系，彼此互通音讯，互送鲜花。在他们交往25年时，韦莲司还送了一枚刻着胡适名字和“14-39”文字的戒指给他，铭记他们的情谊已经25年了。每逢胡适生日时，韦莲司总会寄与书信、电报或礼物相贺。在他50岁时，虽然未见胡适记载韦莲司送的什么礼物，但从他在1941年12月17日所写《无题》诗的内容看，韦莲司发贺电祝寿是无疑的。（参见周质平著《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148页）1942年9月8日胡适因与新任外长宋子文的关系不和，辞去驻美大使一职。留在美国研究《水经注》和讲学，直到1946年6月5日才回国就任北大校长一职。走前他给韦莲司的信中最后写道：“我会从中国写信给你。怀着爱，一如既往。”
韦莲司对胡适的爱是高尚无私的，或许爱屋及乌，延续到了胡适的妻儿身上。1939年胡祖望来到美国就学后，得到过她母亲般的关怀。1953年7月，韦莲司专门给江冬秀写信，邀请他们夫妻来绮色佳作客，他们三人愉快地相聚了27天。1957年11月4日，胡适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江冬秀离美返台之前，韦莲司专门寄了一套用中英文字刻有“冬秀”的银制餐具，作为临别的赠礼。胡适回台后，他们两人仍然经常互赠礼物和函电。韦莲司晚年境况萧条，她在1946年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退休后，靠出租有限的房子生活。即便如此，她在1959年给胡适的信中，还慷慨地表示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几千块钱赠送给胡适，用以英译和出版他的著作。1960年7月，胡适赴美参加中美学术会议，与韦莲司在华盛顿有过短暂会晤，并在韦莲司去巴贝多时亲自送行。韦莲司到达巴贝多后，给胡适写了他生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过了她的真实想法：“你所给我无私而又体贴的关爱，是任何人都承担不起的，而我，尤其不敢当。”胡适在1961年心脏病复发住院期间，他给韦莲司写下他生前最后一张明信片：
I am making satisfactory progress.Don’t worry.（病情有好转，别担心。）
胡适病逝后，韦莲司悉心整理了胡适50年来给她的200多封信函和照片，在江冬秀的努力促使下，留存台湾胡适纪念馆。韦莲司对胡适情深意重五十年，为了胡适，终生不嫁，宁愿在漫长的等待中为自己的爱情理想而活着。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两性之爱就是为爱而爱，而绝非功利性的为成眷宿而爱，为结婚而爱。
三、“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胡适：《莎菲〈小雨点〉序》：莎菲女士
当韦莲司“峻拒”胡适的求欢而使他的灵魂净化时，一位“中国才女”陈衡哲（1893-1976）闯入胡适的生活。
陈衡哲1893年7月12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家世显赫，祖父、父亲都是清朝的官吏。虽没有上过小学，但家学渊源，幼时深受开明舅父庄思缄的影响。11岁时就读上海爱国女校。后来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学校，打下了良好的英文的基础。在此期间，因父亲强迫给她订婚而使陈衡哲陷入黑暗的境地。她不象胡适那样“容忍迁就”，而是勇敢地逃婚，得到姑母的庇护和支持，重新获得光明和希望。1914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留美女学生。她在姑母的鼓励下，到上海参考，成为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女生。同年秋天，陈衡哲来到美国就读于瓦沙女子大学（Vassa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骕等人，并以（Sophia）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鼓吹改革中国文学。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此时正与一起留美的朋友们就中国文学的改革与出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适最激进，而梅光迪最保守。任叔永、杨杏佛、朱经农等人，或坚决反对，或不赞成胡适的革新主张。胡适在1915年9月作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最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主张用白话写诗。梅、任不以为然，胡适就用白话写了一首游戏诗《答梅觐庄——白话诗》作答。这首诗只是白话作的韵文，实难算作诗。这为梅、任落下讥讽的话柄。胡适虽然并不为此气馁，但毕竟深感寂寞与孤单。
正在胡适渴望同情和支持的时候，他因任叔永的关系而认识了莎菲。莎菲1916年夏来纽约绮色佳度假，结识了后来成为他丈夫的任叔永。任叔永是有妇之夫，一见才貌双全的“中国才女”就堕入了情网，开始了穷追不舍。因他与胡适昔日曾是上海中国公学时的好友，如今又同在《留美学生季报》效力，自然无话不谈。自此以后，胡适与陈衡哲开始了诗文唱和、书信往来。在胡适当《留美学生季报》编辑的5个月中，他们之间充满谐趣的通信多达40余封。胡适去信请莎菲写稿。她回信戏谑道：“‘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胡适回信戏言道：“细读来书颇有酸味。”莎菲再回信说：“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胡适因之写下《答陈衡哲女士》的打油诗一首，诗云：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人入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
声明读几遭。
胡适在倡导用白话写新诗遭致众多朋友反对陷入孤立无援时，陈衡哲以她自己富有成效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有力地支持了他，使胡适深为感动。难怪胡适在《莎菲〈小雨点〉序》中称“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胡适：《莎菲〈小雨点〉序》，朱文华编《自由之师》，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8月版）随着通信的频繁，情意也在加深。胡适从她的来信中已隐约感觉她的用心，只是仗于“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传统观念，胡适“发乎情”又一次“止乎礼”了。他主动退避，又不失友好。在通信中为称呼问题，专门作《寄陈衡哲女士》打油诗一首相寄。诗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陈衡哲回信答云：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来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戏作《再答陈女士》作答：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敢再驳回。
胡适与陈衡哲虽未谋面，却心有灵犀地开一点“天真烂漫的玩笑”，在戏嬉中尝试和讨论白话诗的创作。陈衡哲情移胡适，不免疏远了为情所困的任叔永。他写下了寄托自己满腹心事的《对月》诗三章，请老友胡适指点迷津。胡适心知肚明，将任叔永的《对月》诗最后一章：“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恼人。安得驾蟾蜍，东西只转轮。”戏改为：“不知近何事，见月生烦恼。可惜此时情，那人不知道。”任叔永得到老友鼓励，便把《对月》三章寄赠给陈衡哲，她收到后和诗两首回赠任叔永：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风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飚落松蘂。
他收到此诗后，非常欣赏，就抄寄给胡适看，并请他猜是谁作的。胡适看后给任叔永写信说：“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则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胡适一语而中。后来还赞赏道：“此两诗皆得于力摩诘（王维）。摩诘长处在诗中有画。此两诗皆有画意也。”（胡适《留学日记》，1917年11月17日）
陈衡哲得知自己的即兴之作得到胡适的赏识，感到非常高兴，视胡适为知己。并在胡适的鼓励下创作了白话小说《一日》，发表在1917年第1期《留美学生季报》上。这篇小说有的论者认为它比鲁迅在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的《狂人日记》早一年多，它应该是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在《一日》中，陈衡哲以生动幽默的手法，按时间先后顺序，记叙了美国一所女子大学学生从早晨到晚上的日常生活。清晨学生们起床吃早饭；上课时，米尔博士举行了一个小测验；中午，贝田留在图书馆看书不去吃午饭；下午放学后，班长玛及在寝室温习功课，被教务长叫去，告之贝田因功课不好已被退学；晚上许多美国学生围着中国留学生张女士询问中国风俗；青年会向大家募捐，同学们议论爱玛要去法国留学等。整部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和情节，虽有一些小说的特点，严格讲，它不能算作小说，只是一篇记事的散文。所以说，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第一篇小说”，但其开创意义是不能低估的。自此以后，作为历史学家的陈衡哲，创作了科学童话《小雨点》等许多白话小说和白话诗文，以自己卓有成效的文学创作（她早期结集的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和两卷《衡哲散文集》），给文学革命以大力支持。胡适说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在“五四”时期，“她曾作奋斗的歌吼”，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昭阳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2月版）
胡适与陈衡哲从1916年10月通信，到第二年4月7日始得见面。胡适在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于去年十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者也。”这是胡适与陈衡哲在留美期间的唯一的见面。不是不想见面，而是不能见面。好友任叔永对莎菲痴心不改，自己自然就不能横刀夺爱，只好把这份情感埋藏在心底，以玉成任、陈的百年之好。
胡适与江冬秀结婚后，他依然没有忘怀他的莎菲。1918年中秋之夜，因思念远在美国的陈衡哲写下了《月》。他在诗中写道：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情愿。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行乐尚须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33页）。
每逢佳节倍思亲。第二年中秋，天上阴晦，相思依旧。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夜中无月，念我前年有诗。”（《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33页）1920年，胡适在梦中接到了莎菲的来信，写就《纪梦》一诗。诗曰：
梦里得他书，称呼太客气；上面称先生，自己称名字。我初颇介意，转念还喜欢。有书终胜无，远道得书难。老友久离别，相思不消说。三年梦一书，醒来书也无。”（《妇女与职业》，《衡哲散文集》（上），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
此诗是指胡适1917年回国与莎菲已别三年，世事变迁，双方都不能象昔日在美国时，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了，所以只好在梦中通信。
胡适回国加盟《新青年》编辑部，陈衡哲积极为该刊写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鸟》和《散伍归来的“吉普色”》（“吉普色”今通译为“吉卜赛”）和《小雨点》等短篇小说。任叔永对陈衡哲的追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尤其是在1919年他再次专程赴美向陈求婚，陈衡哲被其三万里求婚的真情所感动，加上胡适此时已与江冬秀完婚，她就抛弃了“独身主义”的借口，与任订了婚。但却在胡适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遗憾。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他用白话翻译唐代诗人张籍的《节妇吟》。张籍的原诗本是一首借节妇之口表明政治态度的诗篇，胡适却说“此诗的长处在于有哀剧(Tragedy)的意味”；把五、六句“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意译成“但我低头一想，忍不住泪流脸上”；把第八句“事夫誓拟同生死”译成“但我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胡适之所以“为所欲为”，主要是为了表达他失去陈衡哲的复杂心境，“只恨我们相逢太晚了！”他在另一首译至苏格兰女诗人安妮·林德赛的《老洛伯》中，也表达了他难以抑制的失落感和压抑感。胡适认为“此诗向推为世界情诗之最哀者”。全诗以村妇之口率真地表达了男女深深相爱不能结合的痛苦，甚至“我又不敢想着他：想着他可是一桩罪过。”一年后，陈衡哲经胡适推荐受聘北大西洋史教授，同年秋天与任叔永在北京正式结婚。胡适特作《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相赠，诗云：
上
雪全消了，
春将到了，
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
万松狂啸，
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
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
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下
别三年了！
月半圆了，
照着一湖荷叶；
照着钟山，
照着台城，
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诗中用词造语，别有深意，在北大重逢反而“人将别了”，昔日朦胧情意，“溪桥人语，此会何时重有？”“我们三个朋友”，你们却比翼双飞，我只能写诗祝你们百头到老，健康长寿！胡适犹言未尽，又赠八字贺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胡适自己也承认，他当年对陈衡哲就“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云：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蘩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姐妹花。（胡适：《贺叔永莎菲生女》，《胡适诗存》244页）
并在诗后加注曰：“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他毫不隐讳向世人公开了他为女儿取名“素斐”，是为了记念女友莎菲的。不久，他的爱女素斐因病夭折，他虽伤心不已，却“不曾落泪”，而一年半后，胡适重返纽约，梦见素斐，“忍了一年半的眼泪，想不到却在三万里外哭她一场。”“醒来悲痛，含泪作此诗”，题名《素斐》。诗中的最后两句为：“素斐，不要叫我忘了，/永永留作人们苦痛的记号！”在纽约梦见亡女事出有因，素斐这个名字是因记念莎菲而取的。如今看见莎菲，自然想到素斐，而素斐已去，莎菲已不再是昔日的陈衡哲女士，她已成为好友任叔永的妻子。自然会使多情的胡适睹物忆旧，痛哭失声。
陈衡哲虽说与任叔永结婚后夫妻恩爱，但在其内心深处对胡适仍然难以忘怀。她在这期间创作了一篇充满了诗意、写爱情痛苦与事业，歌颂那种为了伟大的目标而牺牲爱情的高尚情操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原题名《三个朋友》）就曲折地表达她对胡适的心声。
专攻欧洲哲学史的陈衡哲，对学生洛绮思（Lois，源于爱洛绮思Helois）热恋老师亚波拉（Abelard）横遭教会干涉而分道扬镳的历史故事相当熟悉。她曾写过介绍僧尼孽侣《亚波拉与爱洛绮思》的文章，对亚波拉屈服教会势力而甘愿与心爱的爱洛绮思永别的懦弱行为，深恶痛绝。法国作家卢梭在1763年曾据此历史故事写有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思》，描写贵族的女儿朱丽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年轻的家庭教师，平民圣·普乐。而朱丽的父亲坚决反对，并把她嫁给了有钱的服尔玛。圣·普乐在离开朱丽周游世界后，再去拜访朱丽。服尔玛知道妻子过去对圣·普乐的感情，也了解朱丽现在已成为贤妻良母，因而毫不介意，盛情邀请圣·普乐来家长住，使这对旧情未断的情侣感到万分痛苦。陈衡哲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借欧洲历史上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对胡适的一腔情愫。
小说男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瓦德白朗的哲学教授，他爱上了自己的女研究生洛绮思，他们相互钦珮和爱慕，在洛绮思获得博士学位那一年订婚了。洛绮思是位事业心很强的女性，一心想在哲学上有所成就，虽然极爱自己的老师，却担心婚后的生活会影响到她从事的事业，含泪与老师解除了婚约。瓦德白朗因为爱她，“什么痛苦都肯领受，什么牺牲都能担当”，便成全了她。瓦德白朗因害怕与之见面会生出“意料不到的纠葛”，便留下一封信札不辞而别。三个月不到，洛绮思就得知瓦德白朗与一位“中学校的体操教员蜜妮”结婚了。她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样样俱全。既感到“怨怼和失望”，又“觉得自己对不住他”。然而事已如此，她还是理性地去信祝贺。瓦德白朗收信后给她写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我不愿对于我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己当尽我作丈夫的责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把他打开，细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世俗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的乱言，我实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个世界。我怎敢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没有你便没有他，所以他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滓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不会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
我永远是你的，瓦德。
瓦德白朗是用痛苦写成的这封满含哀怨的信，因怕触及洛绮思的心灵而未发出。多年以后，洛绮思功成名就。站在事业的顶峰，回首往事，牺牲自己的爱情而取得的学术成就无异是一堆废纸，人生并不完整。
陈衡哲是位公认的才女，她也曾为学问事业而奉行过“独身主义”。她对胡适既钦珮又崇拜。她曾对友人说过：“适之的成就，还是考据，尤其对几部小说的考据，给做学问的人一种科学治学方法，这是他一定站得住的。他民国6年就开始了文学革命，比‘五四’早了两年。现在中国已抛弃了文言，这是他的一大功。现在谁不写白话文？”（转引自陈漱渝《五四文学鳞爪》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她与胡适虽为朋友，却视之为老师，并将这种感受和经历溶入到创作中，才使作品的人物内心写得深刻而细腻。尤其是作品中，“洛绮思”对“瓦德白朗”“和一位与他志行学问绝不相类的女子结婚”表示惋惜和同情，同时“洛绮思”又“庆幸他们俩人的友谊，可以从此继续不断。”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嫌疑可避，除了切磋学问，勉励人格外，他们两人中间，是没有别的关系可以发生了”，几乎是陈衡哲心灵的坦露。作品的“洛绮思”、“瓦德白朗”和“蜜妮”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陈衡哲、胡适和江冬秀的再现吗！胡适、陈衡哲和任叔永“三个朋友”都看明白了其中的隐情。陈衡哲写成这篇作品后，曾寄给胡适看。胡适大约觉得其“影射”太明显，为此专门给莎菲写了一封长信，遗憾的是此信今日未见，但在其日记中记有此事：“读Sophia写的《三个朋友》，颇不满意。”“写一长信给Sophia，论（1）凡太intimate（亲密、秘密）的文件，乃是二人之间的神圣信托，不得随便由一人公开。（2）此稿只是排比文件，像一个律师的诉状，不是小说，没有文学的意味。”从胡适隐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小说大多有事实依据，因胡适有顾虑，坚持陈衡哲修改。后来，陈衡哲为了照顾胡适重“名分”的面子，重写了第三段，并将题目改为《洛绮思的问题》。
陈衡哲与任叔永结婚后，他们和胡适“三个朋友”关系依旧。陈衡哲与胡适未尽之缘，净化为纯洁的友情。支持胡适创办《努力》周刊，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胡适因侄子胡思永夭折，爱女素斐久病不愈，身体日见衰弱。时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的陈衡哲知道后，马上写信给胡适说：“读了你的来信，心中不胜为你忧闷。一个人自己多病已是够了——我是深知其中况味的，一怎又禁得再加上子侄的疾病相继呢？……适之，你如觉得你受不起精神上的负担的时候，请你随时到这里来休养。子侄固然重要，但你以有用之身去做无益的牺牲，这是我们所不许”（唐德刚《胡适杂忆》196页）的。因江冬秀不信西医，导致爱女素斐不治而亡。陈衡哲为了安慰胡适，曾向胡适建议：“把我们的女儿送一个与你”，或“把你的儿子也送一个给我们”（胡适《“小雨点”序》）。后来，陈衡哲果真把幼女任以书过继给胡适作了干女儿。1931年元月份，陈衡哲与胡适还就爱情的意义展开过讨论。陈衡哲认为：“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胡适则认为：“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陈衡哲无奈地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胡适来往书信选》（上）153页）。
胡适与陈衡哲这段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如春风细雨沐浴着他们多彩的人生，也吸引了文坛好事者的目光。1934年4月20日，《十日读》专栏《文坛画虎录》上刊登了一篇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文章。象恭在文中说陈衡哲在美时爱上了胡适，胡适因有母亲包办的婚姻，便“毅然拒绝”了她，并把她介绍给了好友任叔永，然而婚后“他们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213页）任叔永和陈衡哲看到此文后，“认为有恶意造谣毁谤”，胡适给编者的抗议信中声称“所述既不‘真实’，又是存心攻讦他人。”在深受儒教文化的中国，男女之间要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谈何容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胡陈如何避掩他们的情感，在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粒爱的种子，只是没有开花结果罢了。
四、“爱过才知情重”（胡适：《梦与诗》）：曹珮声
胡适与江冬秀的无爱生活，总使他心不甘，尤其是韦莲司使他初尝了恋爱的滋味，莎菲又留给他无尽的惆怅。所以，在他感情生活中就留下了真空。而此时，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个性解放思潮风起云涌。胡适的朋友中，徐志摩、任叔永、郁达夫、郭沫若、陈独秀等，纷纷摆脱包办婚姻，寻找自己的理想爱人。这不可避免要触动胡适。虽然胡适是一个理重于情的人，但未曾尝试过灵肉合一爱情滋味的他，犹如一粒播种到土里的种子，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季节，就会发芽开花。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圆满的爱情，哪怕是已结婚生子，未曾经历过，都难以保证不再发生。胡适与莎菲失之交臂后，发生婚外恋就不可避免。而与曹珮声（1902-1973）产生绵延几十年的恋爱悲剧，则是必然中的偶然。
曹珮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按亲戚关系算来，她是胡适的远房表妹。曹珮声原名曹诚英，小名娟，胡适同县旺川人。生于1902年，比胡适小11岁。虽家境殷实，因父亲早逝，母亲封建礼教思想浓厚，重男轻女，她自小被送奶妈抚养，5岁回家进私塾读《孝经》等读物。在家里经常受到母亲的斥责和打骂，萌生逆反心理，仇视有钱人家。因孤独便成天与书为伴。家里只有哥哥曹诚克是惟一爱她给她温暖的人，所以她非常珍视感情。后来，她随哥哥到了武昌，才系统阅读经史诸子典籍，对诗词和小说尤其喜爱。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她才15岁。在这场新式的婚礼上，她作为四个伴娘之一，第一次见到胡适。第二年，在母亲的包办下，她与宅坦的胡冠英结婚。她对这场包办婚姻非常不满，在留学美国的哥哥曹诚克的帮助下，她于1919年离开胡家，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其个性倔强，加上在学校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对传统习俗的反抗更加强烈。夫家对她印象不好，又因她长期不在家，不能给胡家生儿育女，承接香火，胡冠英的母亲便给儿子另娶了一房妻子。1920年，胡冠英从徽州中学考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与汪静之同学。
汪静之与曹珮声同年，未出生时，便被其母亲指腹为婚，未婚妻是曹珮声大嫂的女儿。在辈份上，曹珮声是汪静之未婚妻的姑母。汪静之家与曹珮声家毗邻，童年时代，他们三人常在一起玩耍。汪静之13岁时，未婚妻不幸暴病而亡。曹珮声则成了他儿时的唯一伙伴。汪静之是家中七兄妹中唯一的男孩，生性多情善感，加上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倔强。汪静之早慧，12岁就会写旧体诗词了，15岁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给曹珮声表达自己的爱情。曹珮声仗于自己是长辈，且已有未婚夫，便未接受。汪静之虽然受挫，也重新订有婚约，但他不顾辈份和挫折，继续为她写诗。1918年曹珮声结婚后，他仍然痴心不改。曹珮声在杭州读书时，曾把自己的在西湖边上的留影，寄给屯溪茶务学校的汪静之留存，他便在曹的照片背面写下了白话情诗《题珮声小影》：
我看着你，你看着我，
四个眼睛两条视线——
整整对了半天——
你也无语，我也无言。
你底神韵仍是泰然，
眼睛仍是晶莹明慧，
你耳后的丝丝头发，
好像要飞。
你所有的一切，
早已印进我底大脑；
这张机械的照片，
哪比得我脑中的小影那样好！
月下老人底赤绳，
偏把你和别人相系。
爱情被压在磐石下面，
只能在梦中爱你！（汪静之：《蕙的风》5页，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汪静之为了曹珮声也考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同在杭州，汪静之对曹珮声的感情更加浓烈。曹珮声为了摆脱他的爱情纠缠，便把自己八位女同学相继介绍给他。无奈汪静之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又心高气盛，多数女同学看不上他。他在苦闷之中，便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曹珮声身上的，尽情抒写爱情的美好与纯粹，这便是他爱情诗创作的最初契机和动力。直到晚年，汪静之“还再三向人叙说，曹珮声是他的第一个恋人，他最初的诗情、诗兴，是曹珮声激发起来。”（转引自郭宛：《灵与肉之间——胡适的情爱苦旅》187页）他虽与曹珮声终生无缘却情义不断，后来，在曹的帮助下汪追到了她的同学符菉漪（即符竹因），并结成终生伴侣。符菉漪是杭州女子师范的第二号美人，倾倒了汪静之，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好事多磨，正当汪静之的情诗感动了符菉漪时，胡适的侄儿，曹珮声姐姐的儿子胡思永在1921年春天来杭州休假，一眼看上了符菉漪，堕入情网不能自拔。胡思永苦追符菉漪无望，便一命呜呼。胡适得知侄儿死讯后深表同情，也对造成侄儿之死的大美人符菉漪心存好奇，想一睹其风采。或许是符菉漪因胡思永为己而命丧黄泉心存愧疚，她始终不愿见胡适，乃至胡适终生未曾见到“夺取”侄儿性命的大美人符菉漪。
1919年，汪静之就向同乡胡适写信寄诗，胡适鼓励他大胆的写。他到杭州后与爱好情诗的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四人结为“湖畔诗社”，专心致意地做情诗。1922年，汪静之的代表作《蕙的风》在胡适的帮助下正式出版。胡适亲自为之作序，称赞“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他的诗是“深入而浅出”的“诗人之诗”。《蕙的风》出版后，因有胡适的乡友——汪静之的朋友胡梦华的“反弹琵琶”，（《蕙的风》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后，胡梦华先后发表了《读了〈蕙的风〉以后》、《悲哀的青年》、《“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等文，对《蕙的风》加以抨击与否定）文坛泰斗鲁迅、周作人出面辩诬，使汪静之一举扬名天下。因而，汪静之对胡适一直心存感激。胡冠英对同学汪静之痴情自己的老婆无法容忍。他趁汪外出，撬开汪的抽屉，撕毁曹珮声给汪静之的“情书”和像片，还为此大骂汪静之混帐。汪静之为自己这份纯洁之情横遭污蔑，心中非常痛苦，写下《你已被他霸占（赠珮声）》，以泄自己的不满。诗云：
因为你已被他霸占，
我们不能再做朋友，
我们虽是光明磊落，
但他总抱着无谓的疑团，
你给我的信和照片，
已被他妒恨地撕破。
他撕着照片上的神仙，
好象把我底心撕破。
他凶残地把你怨，
他又冷酷地对付我，
这不幸的遭际实难堪！
因为你已被他霸占。
胡冠英的无耻和胡母的恶毒，促使曹珮声解除了包办婚姻的枷锁，成了一个在校就读的小寡妇。自由的她虽然认识到汪静之多年深情的不易，无奈，此时汪静之心有所属，他们之间有缘无份。虽是如此，情意却相伴终生。
孤独的曹珮声与感情饥渴的胡适，在冥冥之中相遇。1921年5月5日，曹珮声从杭州来函，请大名鼎鼎的“麇哥哥”胡适给《安徽旅杭学会报》作序，胡适慨然允之，昔日风姿绰约的伴娘曹珮声走进了胡适的生活。他们开始互通音信。1923年4月29日，胡适离京到杭州养病，初住新新旅馆，曹珮声约汪静之及胡冠英一同前去拜访。离婚寡居的曹珮声，时年22岁，风姿灼人。特别5月3号她陪胡适游览西湖后，胡适的心怦然心动了，甚至分别之际有了依依不舍之情。他在《西湖》诗中写道：“然而西湖毕竟可爱。/轻烟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西湖”与“伊”谁分得清，胡适故弄弦虚，曹珮声却明白麇哥哥一语双关的“别样”深情。胡适因要到上海参加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当天晚上，依依惜别曹珮声。5月24日胡适收到曹珮声的来信。他一改以前将来信粘贴到日记的做法，不贴来信也不在日记中记载通信内容，只简单地记下他与曹的通信日期。其原因是昭然若揭的。已婚的胡适此时已有了“过放浪生活”的想法，因是名人，他便有所顾忌，婚外情不能公开。曹珮声接到胡适的回信，寄来了同游西湖的单身玉照，顾盼生情，胡适不能自制了。他于6月8日重回杭州，仍住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后与蔡元培、高梦旦同游龙井、烟霞洞景点后，遂决定住风景宜人的烟霞洞疗养。6月24日，胡适租借烟霞洞清修寺大殿东边一幢小斋舍，为他与曹珮声的同居作准备。此时正逢曹珮声放暑假，她便来到烟霞洞清修寺，开始了两人三个多月的“神仙生活”。
胡适压抑多年的情欲被过来人曹珮声激发了，他们沉浸在风光旖旎的湖光山色，或看日出，观潮汐，或品评诗文，赏月对奕。处于热恋之中的胡适甚至不避亲友，连每日必记的日记也放弃了，直到9月9日方才写有《山中日记》。灵肉合一的爱情，诱发了胡适的灵感，游览有诗，闲谈有诗，诗无处不在，诗就是珮声，珮声就是诗。所以他说，在烟霞洞做的事少，“做的诗颇较前几年多，即取名为《山月》”（胡适：《我的年谱》，民国十二年），遗憾的是，此《山月集》未正式刊印，只有一部分留存在他的日记里和发表在一些刊物上。如《南高峰看日出》就记载了他与任白涛、曹珮声在西湖南高峰看见旭日东升的奇景壮观景象，《送高梦旦先生诗为仲洽书扇》，记叙了高梦旦父子怡然自得的父子情深，“全不管他们旁边还有两个从小没有父亲的人”的情景。曹珮声自小热爱梅花。胡适在与之同居期间，写了两首题梅的诗。其一是《怨歌》，诗云：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花树，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见了，便匆匆他去。
这回我又回到山中，
那梅树已移到人家去了。
我好容易寻到了那人家，
可怜他已全不似当年的风度了。
他们把他种在墙边的大松树下，
他有好几年受不着雨露和日光了；
害虫布满了叶上，
他已憔悴的不成模样了。
他们嫌他总不开花；
他们说：“等的真心焦了。
他今年要还不开花，
我家要砍掉他当柴烧了。”
我是不轻易伤心的人，
也不禁为他滴了几点眼泪：
一半是哀念梅花，
半是怜悯人们的愚味。
拆掉那高墙，
砍倒那松树！
不爱花的莫栽花，
不爱树的莫种树！
诗借“梅花树”抒写曹珮声的遭遇。虽写得隐晦，但透过他与曹珮声各自的境况和心路历程，不难发现其内在联系。胡适初婚时曹珮声还是妙龄少女，再次相逢时她已离婚寡居，因不能生子遭婆家歧视而憔悴得“不成模样”，面对她的不幸遭遇，理重于情的胡适也为此同情而痛心。曹珮声的文学才华和女性魅力，与小脚女人江冬秀有天壤之别。使胡适生出决心拆掉封建伦理、家族的“高墙”，精心陪护“害虫”损坏的梅花树。汪静之知道内情后，对女友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而高兴。秋季开学后，曹珮声与胡适如胶似漆不忍分离，特请假一月，在烟霞洞继续陪伴胡适。9月桂花开，寺前摆摊的老头折了两大枝桂花送来，胡适与曹珮声沉醉在桂花香中，读诗下棋给陆志苇诗集写序。在花香人醉的仙景中，胡适痔疮复发了，曹珮声就陪他在桂花丛中转游、畅谈。胡适讲莫泊桑的小说《遗产》，与曹珮声共看《续侠隐记》。中秋节到了，高梦旦从上海来烟霞洞与胡适相见，胡适写下题梅的第二首诗《烟霞洞杂诗》之一（后改为《梅树》），诗云：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
但大多数都还在秋风里撑持着。
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
却早已憔悴的很难看了。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这首诗胡适曾拿给前去烟霞洞拜访他的汪静之看，汪看后认为，“梅树”是指曹珮声。诗中的“秋容”、“憔悴”、“早凋”，与曹珮声离婚后的境况相符。郭宛在《灵与肉之间》中认为，“秋容”、“憔悴”、“早凋”另有所指，其理由是胡适的日记中几处写到“病”，且“不能坐船”，是曲笔，是曹珮声怀上了胡适的孩子。胡适的外侄孙程德法也有此说，胡适与曹珮声在杭州烟霞洞三月同居，曹珮声曾怀有胡适的孩子。胡适本想与江冬秀离婚而与她结合，只因江冬秀以母子同亡相威胁而作罢，结果曹珮声堕胎后，由胡适保送到美国留学，一场风波始才得以平息。（郭宛：《灵与肉之间——胡适的情爱苦旅》第239页）此说未见胡适日记。不过，在他日记中曾多处出现曹珮声有“病”的记载。按徐志摩所说，凡胡适诗的前序后跋皆可疑，日记何尝不如此。
9月28日，胡适应徐志摩之邀前去海宁观潮。一同前往的有曹珮声、汪精卫、任叔永、莎菲等。此次海宁观潮，胡曹之恋暴露在诸多好友面前。徐志摩在日记《西湖记》中对他们此次之行作了生动的描写。胡适与徐志摩是挚友，他将《烟霞洞杂诗》交给他看，并向他坦露了自己的婚外情。徐志摩在10月1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读书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的了，可喜！”徐志摩已知道胡适与曹珮声热恋并同居，而在胡适的诗中则含而不露，所以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断言：“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徐志摩在本月20日的日记中风趣地说，在湖心亭看晚霞和湖光时，曹女土贪看柳梢头的月，还“唱了一个‘秋香’歌，婉曼得很。”9月29日，胡适侄儿胡思聪来烟霞洞养病，胡适有所顾忌，害怕他告之北京的妻子，此时曹珮声假期已到，他要到上海去，分别不可避免。10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伤感的话：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悽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生莫生兮悲别离，胡适深知其中味，他在《别赋》中就真切地表达这种感受：“一想到，一提及离别”就会“偎着脸哭”，眼睛哭得肿成核桃。分别后，“别说睡”“坐也坐不住了”，明知相思苦，还得作情痴。在上海期间，胡适与曹珮声通信频繁，情意缠绵。虽然北京催他回去日紧，他仍然不舍离开曹珮声，从上海折回杭州，与曹同游同处了10天。10月30日他不得不离杭赴京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徐志摩追林徽因失意，看到好友胡适找到了心爱的人，甚是高兴，回京后，便在朋友间广为传播。胡适有婚外恋的消息不胫而走。江冬秀也听到了传闻。胡适年底回京被证实后，小脚女人大发河东狮子吼，胆小怕事的他从此再也不敢提离婚之事。好友徐志摩曾询问胡适与曹珮声的关系如何，胡适用一首七言古诗作答：“隐处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并非胡适忘恩负义，而是怕江冬秀“泼醋瓶”。他为此痛苦不堪。不久悒郁而病。岁末避走西山，怀着无法排遣的感伤和苦闷，独自在冬夜的山上望月，“月色绝佳，颇多诗意”，见月思人，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踏月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胡适从神仙般的巫山云雨中返回凡尘，心中充满凄凉，也满含哀怨与烦闷。他这期间写的诗歌就流露出这种情绪。一样的月色，一样的景物，站在山前，直望天边那微茫的小星，“记得那回明月夜，/歌未歇，/有人迎。”而如今，“时时高唱破昏冥，/一声声，/有谁听？”（《江城子》）身在西山的翠微山，心在西湖的南高峰，“坐也坐不下，/忘也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小诗》）心烦意乱，“很想寻点事做，/却又是这样不能安坐。/要是玩玩罢，又觉得闲的不好过。”“提起笔来，/一天只写得头二百个字。/从来不曾这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烦闷》）时间就这样在百无聊赖中过了一年又一年。“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忘得！”（《多谢》）还是到月色中去获得去寻找暂时的安慰吧，让“月光浸没着孤寂的我，/转温润了我的孤寂的心。”然而，“静穆的月光，究竟比不上草门里的炉火！/暂时的安慰，也究竟解不了明日的烦闷呵！”（《暂时的安慰》）好在“新月遥遥相照”，双星仍旧隔着银河，“学他一岁一相逢”。（《鹊桥仙·七夕》）
结合无望，情意难忘。胡适总是借南行之机与曹珮声相会，这种短暂的相聚在曹珮声一方，却是强作欢颜的哭笑，胡适在《一个人的话》中生动的记叙道：
“忍了好几天的眼泪，
总有哭的机会。
今天好容易没有人了，
我要哭他一个痛快。”
“满心头的不如意，
都赶着泪珠儿跑了。
我又可以舒服几天，
又可以陪着人们笑了。”
胡适为此总感到对不起曹珮声的深情厚意，可别无他法，只好在诗中去寻找解脱寻找安慰：“也是微云，/也是微云过后月光明。/只不见去年的游伴，/也没有当日的心情。//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也是微云》）曹珮声已成了他难以做完的旧梦：“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旧梦》）胡适与曹珮声暗中往来的情书多由他侄儿胡思猷传递，或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转交。此事日后被江冬秀知道了，她便迁怒胡思猷，报复江孟邹。在40年代亚东图书馆经营受挫的时候，她毫不通融地向汪追讨胡适的版税。胡适因相思难熬而突发异想：不相见。他在译英国诗人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别离》（又名《译诗一篇》）中就表达了这种想法：
不见也有不见的好处：
我倒可以见着她，
不怕有谁监着她。
在我脑海的深窈处，
我可以抱着她，亲她的脸。
虽然不见，抵得长相见。
因为爱，胡适为曹珮声着想，劝她扔了这份情感，另寻人生的情爱。他在《扔了？》中写道：“烦恼竟难逃，——/还是爱他不爱？/两鬓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低声下气去求他，/求他扔了我。/他说：“我唱我的歌，/管你和也不和！”（诗中“他”是胡适有意避嫌而用的曲笔，实际是指曹珮声）当胡适接二连三地收到她的情诗后。他写下了《好事近》相劝：
多谢寄诗来，
提起当年旧梦，
提起娟娟山月，
使我心痛。
殷勤说与寄诗人，
及早相忘好，
莫教迷疑残梦，
误了君年少。
曹珮声不为胡适“好心”所动，对他仍然痴心不改。她为心爱的麇哥哥堕了胎后，并没消沉下去，而是矢志学业。她从杭州女师毕业后，曾想到北大求学，因害怕给胡适添麻烦惹是非而放弃。她在1925年7月回家休假前曾致信胡适，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哥：我们现在写信都不具名，这更好了。我想人家要（是）拆，也不知是你写的。”“麇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的爱你，请你放心。”“祝我爱的麇哥安乐！”同年秋天，在胡适的介绍下，曹珮声以特别生的资格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农艺系学农，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4年，在胡适的帮助下，赴美国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攻读棉花育种遗传，胡适还专门写信让韦莲司照顾她。1937年曹珮声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安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因爱而生妒，当她怀疑她的一位女友爱上胡适后，不禁妒火中烧，她向胡适写信说：“别人爱你我管不着，然而若是我的朋友，她们爱你，我真会把她们杀了。”抗战爆发后，她随校迁四川，与苦恋多年的胡适断绝了联系。此时一位曾某走入她的生活，她们相爱了，并打算结婚。不料，曾某一位亲戚在上海与江冬秀相识，无意谈及此事，江冬秀便将她十几前如何勾引胡适的事添油加醋地胡说一通，曾某亲戚多事，一股脑儿全部告诉了曾某，他便在婚前突然变卦，取消了婚约。曹珮声遭此致命一击，万念俱焚，想到峨眉山去当尼姑。抗战期间，胡适在美任大使，他与曹断了音讯。1939年旧历七月七日，他收到署名曹珮声“四川，万年寺，新开寺”的词一首。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媚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胡适得知曹珮声生活凄苦，本想循入空门，却难以舍弃对他的相思，非常着急。无奈，来信没有详细地址，只好把挂念之心藏在心里。第二年，胡适从在美留学的曹珮声好友吴健雄处证实，曹珮声的确到峨眉山当尼姑去了，他十分伤感。后来曹珮声的哥哥曹诚克，亲上峨眉山劝妹妹下山，曹珮声做尼姑不成，作《好事近》：
随喜说归依，试问此心归未？烦恼无边难断？负千般宏誓。众生冤苦不如侬，佛不为儿说，你教众生谁度？我如何忘己”。
曹珮声下山后即被诊断患了肺结核。1941年，吴健雄学成归国，胡适托其带了一封信并附上200百美金给曹珮声。断了的音讯又重新接起，1941年冬胡适收到她的电报后，为此写了一首《无题》诗，诗云：
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
我看了百分高兴。
树枝都象在跟着我发疯。
冻风吹来，我也不觉冷。
风呵，你尽管吹！
枯叶呵，你飞一个痛快！
我要细细的想想他，
因为他那个字是“爱”！
1943年春，曹珮声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同年秋天，大学同学去美国，她托其带给胡适词一首：“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念年幸苦月华知，一似霞棲楼外数量时！”1944夏天，曹珮声写了半阙《临江仙》：“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从吴素萱——即吴健雄女士带来信后算起），梦魂无赖苦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曹珮声对胡适的痴情，无时不萦绕脑际，并没有因时空而淡化。1948年底，胡适乘蒋介石的专机经南京到上海时，曾与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曹珮声见了最后一面。她规劝胡适说：“麇哥，你不要再跟蒋介石走下去了。”可是，她的麇哥并没有听从她的劝告，1949年乘船到了美国。解放后，曹珮声调到沈阳农学院任教，1958年退休。她在沈阳举目无亲，孤身一人，曾作《临江词》一首：
老病孤身何所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
徒夸生平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告，音信且疏稀。（石原皋：《闲话胡适》）
“文革“初期，因受胡适的牵连，她无法在沈阳农学院呆下去了，1968年她回到杭州，借住汪静之、符菉漪夫妇处，后回到绩溪老家。1973年1月18日曹珮声孤苦伶仃的告别了她又爱又恨的人间，到天国去追她的麇哥哥去了。
在个人情爱和婚姻上，胡适是幸运的。江冬秀对他忠心耿耿，韦莲司与曹佩声为他终生不嫁，陈衡哲心灵的空间有他一席之地。因为与这些女人的情感纠葛，造就了胡适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在《尝试集》中的诗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无一不是因情而生。
胡适又是不幸的，一生为名分所累，为情所困。他与江冬秀的婚姻，虽给他带来了不虞之誉，巩固了其作为青年导师的地位和楷模。可毕竟是出于名分的维持，与他富于感情的天性相悖。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却要戴上面具，在世俗认可的公开场合，以温文尔雅的面孔表现出绅士风度，以道貌岸然的公众形象掩饰自己的浪漫天性，无疑作茧自缚，虽然成全了“圣人”的名分，却也给“常人”的胡适，带来了不为人知的难言之痛，对痴情他一生的女人造成了终生的痛苦。
附录：胡适生命中的“饥蜂饿蝶”
胡适具有乐于助人的天性，“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才——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与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他的朋友，或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乃至“我的朋友胡适之”几乎成了当时文人圈子内很多人的口头禅。林语堂在其主编的《论语》上不得不公开宣称，凡投稿者，不许开口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现代文学史上，举凡同道，受其无私帮助的，可圈可点的何止林语堂和徐志摩。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因官费没有按时寄来，他便向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告急，允诺学成回来任教。胡适便自掏腰包假借校方名义给林语堂寄去“近乎天文数字”的2000美元解困。三年后，林语堂回国方知实情，从此可见胡适无私助人的典型作风。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因经济拮据，胡适就介绍徐志摩在北京各高校兼课，他的家也随之成了徐志摩的免费旅馆。对那些素昧平生的，或出于同情，或感于文学的良知，胡适总是拔刀相助。为可怜的短命女学生作《李超传》，对康白情和俞平伯诗作的肯定，为汪静之《蕙的风》作序，对湖畔诗人的支持与提携，都是新文学史广为传诵的佳话。
最能体现胡适圣人面孔的是他对女人的态度。他“对女人，又不像漱溟、雨生那样一副面孔。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见女子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鲁撒克逊所谓‘绅士’的范围。用这种体贴温柔于同辈及少辈，‘胡大哥’之名便成了。”胡适在1930年代，人近中年，功成名就，风流倜傥。加上平易近人，“衣服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温源宁撰，林语堂改译：《胡适之》，朱文华编《自由之师》第65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8月版。）不少知书习文的少女少妇们为他癫狂为他痴，“常在花丛中飞舞的饥蜂饿蝶，对那些迎‘蜂’招展的花蜜，也就很难不就口俯允的。”（沈寂：《时代碣鉴》第395页）
近年来，这些“饥蜂饿蝶”的身影，随着《胡适档案》《胡适日记全集》等史料浮出水面，轮廓逐渐清晰。
一、“我是为了想你发疯的”：朱毅农
朱毅农生于浙江浦江，父母早逝，由其姑母——民国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抚养成人。胞兄朱经农，1904年留学日本，曾参与创办中国公学，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常务次长、齐鲁大学校长、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光华大学校长。朱经农是胡适的好友，因这层关系，朱毅农与胡适相熟，成了时常往来的异性知己。1923年前后，朱毅农主动帮助胡适指导其儿子胡祖望学习，每天教胡祖望两点种的功课。朱毅农虽才貌双全，但身体欠佳，“骨瘦如柴”。或许，体弱多病的病态举止，常令人心生同情。1923年8月18日，江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了她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担（姐），她的病好点了。……她说明后天朱经农要到了。医生劝她先在家住一个月，把病养好点，再到西山去住住去。她说这一次一听到西山去住半年，她等朱经农来，把她母亲安顿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亲没有人照顾。”因朱毅农身体虚弱，要到西山去疗养半年，母亲无人照顾，心地善良又具有侠义心肠的江冬秀，写信征求丈夫意见，让她的母亲搬到自己家里来住。
1924年，在胡适和江冬秀的撮合下，朱毅农与胡适在“中国新公学”教英语时的学生，日后被誉为“中国物理学界泰斗”的饶毓泰结婚。举行婚礼时，胡适夫妇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或许饶毓泰致力于物理实验，为人理性而严谨，这使多情善感、喜欢文学的朱毅农，倍感失落。或许，在她与胡适的交往中，早已对胡适风流倜傥的举止和温文尔雅的言行暗生情愫。总之，朱毅农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胡适。由于江冬秀对她不错，自然，她不敢明言，只好隐忍在心，无处释怀，久而久之，愈演愈烈，走火如魔。
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1933）里，提到过“一位女朋友”毁稿的憾事：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千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愿，不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胡适提到的这位“女朋友”，结合朱毅农当时的情形，应当是她无疑。原因有二：其一，胡适曾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且身体力行地写过《李超传》等人物传记和自传，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劝导督促身边的朋友们写自传。与他常常往来又喜爱他的朱毅农，将自己的一腔痴心写给胡适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朱毅农虽然对胡适爱恋有加，可碍于当时的自身处境，她不敢向胡适表白，只好压抑着自己，长时间的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致使精神崩溃，患上了精神病。她常常跟踪胡适到其办公室和上课的教室，害得胡适惟恐避之不及。
1930年，朱毅农的母亲和兄长朱经农，只好为了她另租房子，请人专门看护，将其隔离。胡适在其日记里称她住的房子称为“她的疯狂院”。同年10月下旬，胡适去探望朱毅农时，她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胡适，便告诉他：“我是为了想你而发疯的”，并说她明白，她今生与胡适无缘，惟一的奢求就是能经常看到胡适。说毕，早已泪流满面。闻听此言，胡适鼻子发酸，忍泪相劝，说自己有时间一定常来看她。两天之后，胡适又去看望朱毅农，只见她奄奄一息在床，病入膏肓，不由得黯然神伤地发出“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
（二）“三年相思不嫌苦”：徐芳
徐芳，民国时期才貌双全的才女。1912年10月5日生于江苏无锡。其曾祖父是晚清著名科学家徐寿，祖父是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徐芳幼年体弱多病，在家静养，9岁才进入北平第36小学读书，后就读于北平私立适存中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1931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2年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1930年代前期的北大中文系，名师荟萃。在此任教的有：余上沅（教戏剧）、唐兰（教甲骨文）、孙大雨（教新诗）、傅斯年（教中国古代史）、钱玄同（教中国音韵沿革）、刘半农（教语音学）、魏建功（新华字典之父，时在此教声韵学概要）、罗常培（教务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等。在北大就读的徐芳，不仅亲炙了这些大师的教诲，而且还有幸与文坛的风流人物交往。傅斯年、吴宓、顾颉刚、叶公超、沈从文、梁实秋和朱光潜等诸位名流都曾着意于这个在北京的几个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发表新诗的女诗人。在胡适和吴宓的日记、顾颉刚的年谱、施蛰存的序跋和张中行的回忆录中，不时闪现着徐芳的身影。自然，这些名流也留存在徐芳的回忆中：朱自清长得矮矮小小，朱光潜一身西服笔挺，林徽因面貌清秀，身体孱弱。在这些师辈开设的课程中，徐芳最喜欢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英文系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
当时能进入北大的女生很少，徐芳的班上连同她才两人。才气逼人又相貌姣好的她，在大学校园，成为众多男生竞相追求的对象。然而，徐芳心中的情愫早已被胡适拨动，所以，面对众多的君子好逑，她不为所动，一概谢绝。她在《告诉你》一诗中写道：“喂！告诉你，少来理我！/谁管你心里燃着什么火。//什么叫美，什么叫爱？/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不要说我是把你辜负，/知道吗？我没有开‘爱的当铺’。//我不懂什么是热忱，/我心里只有一片天真！”日后成为“燕园三老”（季羡林、金克木和张中行）之一的同学张中行，在《流年碎影》中回忆说，他和徐芳在校时没有交谈一次，给他的感觉，徐芳“身材中等以上，白净，有点风流成分”。（张中行：《流年碎影》104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徐芳对胡适慕名已久，如今又有幸能成为他的弟子，亲聆其教侮，暗恋的怀春之心在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中加速跳动。或许是爱屋及乌，徐芳对诗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四年学习期满，她选择了《中国新诗史》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其指导老师就是胡适。徐芳在毕业论文里，概述了1917年至1935年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并对有影响的35位诗人的诗作进行了论述，特别是对胡适白话诗的开创之功作了充分的肯定：“头一个提倡放脚人的功劳，对于后来是深而且大的。”徐芒的论文得到了胡适的精心指导，初稿目录上还留有他朱笔批改的字迹。后来，胡适曾将其推荐给赵景深出版。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2006年3月，在蔡登山等人的发掘下，被历史淹没了70年的徐芳，以“30年代女诗人”的身份在台湾文化界闪亮登场。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公司先后出版了《徐芳诗文集》和《中国新诗史》。
蔡登山对徐芳的这两部著作推崇备至。他在编辑感言的封底中信笔写道：《中国新诗史》，是“一部尘封七十年的最早‘新诗史’论着!……该书虽为作者少作，但从中却可见其早慧的才华与高卓的悟力。论诗叙史，融于一炉，洵为不可多得的论着。”徐芳，“是寥若晨星的女诗人中的一员，也是继林徽音、冰心以降，一颗被遗落的明珠。她生命的陈迹，都化作文字的清婉与感情。珠罗翠网，花雨缤纷。她是绚丽风景中的一道光彩，倏起又倏消，如梦又还真。”事实上，正如陈子善所言：“徐芳写得最好的还是情诗，尤其是她与胡适热恋的情诗，说她是中国新诗史上有特色的爱情诗人，我想这决非过誉。”（转引自刘宜庆：《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159页，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版。）
徐芳在北大就读时，比较活跃。她曾代表中文系就改革系务之事拜谒过校长蒋梦麟。当胡适接替马裕藻兼任中文系主任时，她也曾向胡适提出过改革建议。加上徐芳颇具诗才，常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在北平文化圈小有名气。如她的独幕剧《李莉莉》（李莉莉年经貌美，因生活所迫做了一年的舞女。当地警察局长之弟王六爷是一个纨绔子弟，家中已有两房太太，却还要诱迫李莉莉委身于他。李莉莉鄙薄王六爷的为人，宁可拖欠三个月的房租被警察拘捕进区公安局，也决不让乘人之危的王六爷得逞。剧本结尾处李莉莉有一句令人警醒的台词：“我承认我是欠了人家的房租，我承认我是行为不正，我承认我是违犯法律。法律!法律就是给我们预备的。”一语戳穿了旧中国法律的“公正性”。）就在1934年6月叶公超编辑的《学文月刊》第二期发表，还意外地得到了茅盾的好评。署名“惕若”的茅盾，在1934年10月1日的《文学》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发表书报述评《〈东流〉及其它》。他在文中指出：《学文》月刊登载的作品大多“技巧圆熟”而“内容空虚”，而徐芳的《李莉莉》的主人公不屈于纨绔子弟王六爷的淫威而有意触犯法律的人生观，是一个“怪惹眼的例外”。
徐芳1935年夏天毕业后，留校在文科研究所任胡适的助理员。1936年4月，《歌谣周刊》在胡适的主持下复刊。徐芳受胡适之托，负责其编务工作。同年5月16日，由顾颉刚发起的“风谣学会”在北大文学院成立。在民风民俗方面颇有建树的大家沈从文、钱玄同、朱光潜和周作人等30多名学者和作家莅临成立大会。大会公推胡适为学会主席，学会会员的研究文章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作为《歌谣周刊》的主编，徐芳也参加了这次盛会。从而，在这些名家的笔下，偶见其身影。
徐芳在何时向胡适表明她暗恋的心迹，具体时间难以查实。从胡适日记缺失（鲁迅在《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中说过，胡适写日记是准备给人看的。因此，凡他日记中出现空白时间段，便是有隐情。1936年1月23至2月20日，胡适的日记出现失记的情况。）来看，当在1936年1月22日。这天，徐芳带着自己写的几首诗，到上海沧州饭店去拜会胡适，请他鉴赏。其中有一首《车中》，胡适特别欣赏。随后，胡适还带她到上海百乐门去一起听音乐。当天，徐芳玩得很开心。翌日，胡适和了八行诗——后来此诗编进《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时，编者加了一个题目：《无题》，诗曰：
寻遍了车中，
只不见他踪迹。
尽日清谈高会，
总空虚孤寂。
明知他是不曾来，--
不曾来最好。
我也清闲自在，
免得为他烦恼。
徐芳本人曾说，她跟胡适“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两人曾在上海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她在给胡适的信和诗中，一再地表白：“和你一块听的音乐特别美，和你一块喝的酒也容易醉。”酒不醉人自醉，陷入情网的徐芳，胡适的一切都是迷人的。她在信中称胡适为“美先生”，自己“我最爱的人”，自称“你的孩子”。徐芳在《情人小赞》中写道：
怎叫我不对他钟情！你看，他那长硕的脸上，有一对会笑的眼睛。他说话，有你意想不到的好听。
我烦厌了所有的恋，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对我陪过多少小心，我只等他给我一个笑，那笑里，有多少神奇收蕴！我懒聆一切的妙乐，只爱听他随意说出的几句话。
那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清，像一位奏曲子的圣手在弹琴。
也许他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姓名，但我心里已种了相思的病茵。
途中我倦游归来的路程，正是他刚走过的旅道。在寂寞的途中，他曾为我烦恼。
如今我坐在车里，又怎能把他忘掉？呵！什么时候呵!我们能同车逍遥？（1936年2月6日在平浦车中沧州站）
心中有爱，诗的灵感犹如鸟儿长出了翅膀，徐芳诗兴大发。暗恋的单相思，隐忍不能言，她只好借李商隐的“无题”诗传统，来表达心中浓烈的情愫。如《情焰》中的炽热：“携着我的手，/又走到了这山颠；/石沿的流水，/好像一挂银廉；//温不热的，/是这冷泉；/凉不了的，/是你那情焰！”《无题》中的甜蜜：“你为什么，/总是斜着头看我！//望着我，是不是，/因为我有一对酒窝？//望得我啊！/面上起了红波。//这叫我又往--/哪儿去躲？//轻轻地打开扇子，/把你望着的面容遮。//抬起头来，/你还是在，斜着头，望着我！//笑了，我笑了；/你也在笑，一句话也不说。//呀？还说什么？/总归是你的情太多！”少女的爱是执着的，暗恋的单相思更是一种信念。虽然忧伤，也有哀怨，但过程本身却是快乐的。徐芳在《情诗》三首之一和之三中，就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
（一）
我是真情地爱你，/但我不敢说：/我爱你，/因为你不允许。//忘掉你，忘掉你，/一定把你忘掉，/嘴里说了一百个忘掉，/心中却念了一千句记牢。
（三）
你是那么美，/你是那么风流，/为什么不许别人 /把你记在心头？//我偏要爱你，/偏不听你的话。/我轻轻地问你/要给我什么惩罚？
诗如其人，徐芳的坦荡、热情和可爱性格，以及她的过人才气，使理性的胡适，在不由自主中难以自恃，陷入激动和欣喜之中。然而，又伴随着余悸与惶恐。性格和名声使他“逃不出他的轨道”。可要一口回绝这份真诚的感情，他又于心不甘。所以，胡适玩起了太极拳，这使陷入初恋情怀的徐芳，心如脱兔，横冲直闯，难以平静。3月17日，她为回到北平的胡适又写了一首《无题》。诗曰：“她要一首美丽的情歌，/那歌是从他心里写出，/可以给他永久吟哦。/他不给/她感到无限寂寞。/她说：明儿我唱一首给你，/你和也不和？”这种希望胡适能给过准信的心情，在《情诗》三首之二中更为直白：“到底爱不爱，/请你告诉我，/我在低低地问，看你怎么说。//爱你一首诗，不一定要人和，/我有一个偏见，/单恋的趣味多。”
徐芳因真爱而豁达。她在《情人小赞》中曾写道：“单恋人的生命也许永远是冷静，可是，我不起怨———绝不怨他的无情。”徐芳在5月6日的一首诗里，把胡适比作“一轮明月”，她要“他走下人寰，他却说人间太烦”。5月19日，胡适在北京西山作《无心肝的月亮》回应徐芳。诗前，胡适先引明人小说中的诗句：“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诗曰：
无心肝的月亮照着沟渠，
也照着西山山顶。
他照着飘摇的杨柳条，
也照着瞌睡的“铺地锦”。
他不懂得你的喜欢，
他也听不见你的长叹。
孩子，他不能为你勾留，
虽然有时候他也吻着你的媚眼。
孩子，你要可怜他，--
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
你也应该学学他，
看他无牵无挂的多么好。
徐芳在诗中把胡适比作明月，恰如其分。天上月，镜中花，可爱而不可及。然而，明知不可为，徐芳仍然奢求胡适能为她唱一首永久的情歌。
胡适不是不想给她唱一首永久的情歌，可是与曹佩声的前车之鉴，使他裹足不前。他只有送给徐芳一颗相思豆，聊表心迹。徐芳在1936年5月21日的诗中写道：“他送我一颗相思豆，/我把它放在案头。/娘问：/‘是谁给你的相思豆？’我答是：/‘枝上采下的樱桃红得真透。’”余兴未尽，六天后她又写诗道：“相思红豆他送来，/相思树儿心里栽；/三年相思不嫌苦，/一心要看好花开。”胡适看到徐芳对自己痴心不改，在两难之中不得不斩到情缘，规劝她放下这段感情。他在《扔了？》中写道：“烦恼竟难逃，——/还是爱他不爱？/两鬓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低声下气去求他，/求他扔了我。/他说：“我唱我的歌，/管你和也不和！”
此时的徐芳，完全被痴情所迷，满目所见，满心所思都是她的“美先生”。6月8日，她来到北平米粮库胡同探讨胡适，两人只相处了十几分钟，但徐芳却感到“这十几分钟却过得太甜了”。胡适告诉徐芳，他将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6月下旬，胡适在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一呆四天。徐芳为此非常担心，对他的思念无以复加。7月4日晚，胡适来电话告知徐芳，他将于11日前后到上海，在那里启程赴美。徐芳闻讯，专程从北平赶到上海为胡适送行。不知何故，两人竟擦肩而过，未曾见面。三天后，徐芳在上海将满腔的相思付诸于笔端，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寄了一封信。7月28日，她从沪返回北平的家中，竟没有收到胡适的回信。失望之余，徐芳将自己关在闺房，大哭一场，任凭泪水沾湿枕头。虽然如此，徐芳仍然难以忘怀胡适。8月21日晚上，万籁俱寂，徐芳独自漫步在自家的院中。满天星星，花团锦簇，她下意识地摘下红、黄、紫、白色的晚香玉，夜来香，喇叭花……，先堆成一堆，后排成一排，无意中竟拼成了“I LoveYou”的英文字母。半夜三点，她将此情形写信告诉胡适，并随信寄去自己的小照一张。她在照片的背面写道：“你看，她很远很远地跑来陪你，你喜欢她吗？”
苦盼一月有余，在8月27日的早上，徐芳总算收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回信。信中前面的话，使她感动得泪眼朦胧。可后面的规劝，她却不以为然。胡适在信中还附有一首他在7月16日写的诗作《车中望富士山》：“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待到云开是几时！”徐芳非常喜欢这首诗，认为它雅丽极了。她由此联想到自己和胡适之间的感情要“待到云开是几时？”当晚，她写信问胡适：“这只有你知道。你说！”胡适以沉默作答，徐芳在伤心之余自我安慰道：“我是在爱着一个人，/但是他不爱我。/我爱他，正像爱一只歌。/这只歌，/我常常地在口中唱着。/他的灵魂，/我的灵魂。/都在这只歌里融和。”（《歌》）
1938年7月13日，胡适前往瑞士参加世界史学大会期间，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他本不情愿，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他还是在9月17日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10月5日，赴美上任。胡适出国前给徐芳留过通信地址。出国后，到1938年2月，徐芳共给胡适写了七封信，而胡适一封也没回。自此以后的三年间，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徐芳对胡适的思念犹如空中的柳絮，随风飘散，不知落在何处。1938年5月，徐芳离开上海到香港，在船上给胡适写信道：“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时恨你、怨你；但末了还是爱你。反正还是那句话，我要永远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你在那边的生活如何？大约是很快乐吧？说不定又有了新的朋友。不然，怎么会不理我？我最美的先生，你要再跟别人好，我可饶不了你。等你回来了，咱们再算账！你也许不爱听这些话。可是我就是这样儿，你不爱听也得听。你的芳就是这脾气。”（转引自赵联王一心：《文化人的人情脉络》39页，团结出版社2009年2月版。）
怨也好，痛也罢，哭过还是忘不了。在尝试各种联系方式无效后，徐芳斗胆将信寄到江冬秀处，心怀侥幸能收到胡适的回音。或许她在信封上的“美的先生”称呼，引发了江冬秀昔日的隐痛。江冬秀在1939年9月21日给胡适的信中质问道：“此人是哪位妖怪”？并规劝他与徐小姐断绝关系。胡适收到妻子的来信后，担心后院再次起火，当晚就回信表示：“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徐芳并不知道胡适此时的心思，她在1940年写的《再相逢》中仍然如杜鹃啼血般地吟咏道：“过往的温存，过往的热，/未来是一团纯净的火？”
苦苦的期盼，虔诚的奢求，仍然杳无音信。长时间的单恋和孤苦，使徐芳的心逐渐变冷。然而，毕竟深爱过，即使不能朝夕相处，能与之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也是一种安慰。1941年4月24日，她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想请他帮助自己赴美留学。为了不使胡适背负心理的压力，徐芳在信中的称呼已由“我的美先生”变成了“适之吾师赐鉴”，落款是“生徐芳”，用语不乏尊重却少了昔日的亲昵。不知何故，徐芳的这个愿望也不了了之。或许，长时间没有回应的苦恋，哀莫大于心死，抑或年岁的增长，累了。总之，徐芳从单恋的浪漫天空，在现实和心境的合力下，慢慢回归大地。
1943年9月5日，徐芳与殷夫“别了”的哥哥徐培根在重庆中国留德同学会结婚。婚后，她仍在重庆农民银行工作。当时的徐培根在陆军大学任教育长，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1949年底，徐芳随夫迁往台湾。徐培根到台湾后，仕途颇顺，先后担任过国防大学校长、“国防部”常务次长、“国防研究院”教育长等要职。1991年2月8日病逝，终年96岁。徐芳赴台之后，成了家庭主妇，相夫教子，怡然自乐。一生育有二女一子。长女徐振容是生物化学专家。二女徐思行留在大陆，长期在苏州农校执教。小儿子徐振桐在台湾行政部门担任职员。
从现有资料看，徐芳婚后几乎没有和胡适往来。1946年6月5日，胡适从美国回北平就任北大校长。解放前夕又流亡美国，直到1958年4月8日才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徐芳单恋胡适十年，到头来终究雨打风吹去。想必心中仍有无穷的牵挂与惦念，因害怕联系后的伤怀，只好把这份隐痛，留存在心，默默关注对方罢了。
随风而逝的爱恋，在时间的过虑下，变得模糊而遥远。或许是因为爱的快乐在于过程，而非结果。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如何沧海桑田，爱的真谛是心甘情愿，哪怕是单恋也无比香甜。徐芳在《情人小赞》中说：“我不起怨———绝不怨他的无情。”
（三）“爱情是完美的友谊”：瘦琴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所结织的美国女性，除了为人所知的韦莲司外，还有瘦琴女士（Nellie B.Sergent）。瘦琴生于1883年，比胡适大8岁。1914年夏天，在纽约一所中学教英文的瘦琴，到康乃尔大学进修暑假班的课，与在此留学的胡适结识，两人一见如故。6月8日，胡适一改不与洋女人私下接触的惯例，主动到瘦琴的宿舍拜访她。自此以后，两人便开始了书信往来。第二年暑假，好学不倦的瘦琴又一次来到康乃尔大学进修。课余，两人常常相聚，感情随之加深，分别后，通信也更加频繁，厚度“几盈一寸”。1915年秋，胡适离开求学5年的康乃尔大学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拜杜威为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胡适与瘦琴见面更为容易。自然，在这个期间，他们之间的情谊还停留在友谊的层面上。1915年圣诞夜时，瘦琴觉得寄一张圣诞卡索然无味，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地告诉他：“我爱你（是那种名正言顺、大姊式的爱）。我要你作我的朋友，而不只是泛泛之交”。1916年1月初，胡适从波士顿参加世界学生会的年会回来后，邀请瘦琴吃饭，并送给她一条手帕。瘦琴写信致谢，并请他务必保重身体，多长点肉。
1917年6月，胡适从美留学回国就任北大教授。虽然身处两地，他并没有忘记瘦琴，不仅常党给她寄明信片，而且还向她倾吐了自己接受母亲包办婚姻的无奈与苦闷。瘦琴在回信中，欣喜以告之自己对新租公寓的满意，对胡适秉承孝道而接受的包办婚姻表示同情，并安慰和祝福他和江冬秀白头偕老。
1924年4月，瘦琴从她在哥大教外国留学生的朋友那里，知道了胡适在中国已功成名就，成为“文艺复兴之父”，她很是高兴，在信中不无自卑地表达了对胡适的崇拜与仰慕。1927年1月，胡适访美。出发前，即去信告之瘦琴，希望与之在美国见面。本月22日，他们在纽约相聚，相谈甚欢，43岁的瘦琴，已是一头白发。留了八字胡的胡适，依然风流倜傥，英气逼人。两人分别后，胡适在信中问瘦琴对自己从事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看法。瘦琴回信道，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一定会与他为荣。还说，“如是不留八字胡，一定会看起来更英俊。”两天后，他们又相约见面。从瘦琴在本月31日的信中看，他们两人已逾越了友情的界线，发生了情不自禁的情景。瘦琴在疑虑中害怕就此失去胡适的友谊，因而在给他的信中希望他把这个事忘了，“不让它弄馊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一直相信爱情是人脑与感觉的幻觉，只有友谊是人生最真实、最重要的东西。”瘦琴心里明白，胡适不可能爱他，她也坚信自己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可当她去聆听了胡适的学术报告后，这位追求智性的女人，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举凡胡适的演讲，她每场必到，听得如痴如醉。她在信中，为胡适因忙碌地准备演讲导致面色苍白而担心，希望他少抽烟，多吃些有营养的食物，多睡眠。甚至叫胡适去看医生，打点一些维他命和矿物质的补针，不要给她写信，晚上有空给她打电话，“一起吃个饭，好好多聊一点。我不相烦你！”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胡适在哥大一共作了9个演讲，并偷空去了瘦琴的家里3次。一个有心猎艳，一个情不自楚，柏拉图只好隐身。2月15日，瘦琴在信中告诉胡适：“我非常喜欢你这三次来看我的每一个片刻。我很高兴你吻了我……”她希望胡适“能待一年，每星期来看我一次。”自然，这只是瘦琴的一厢情愿。2月29日，胡适乘火车到哈佛去演讲，走前没有见瘦琴，瘦琴为此心生不悦，希望他回来时与自己共度礼拜六。在此后的12天中，胡适一共作了16个演讲，早已筋疲力尽，更何况他还要到康乃尔大学去看望在图书馆工作韦莲司，自然未能满足瘦琴的愿望。胡适到达绮色佳后，因韦莲司要上班，加上她母亲在旁，他们的这次见面只是蜻蜓点水，失望而别。3月中旬，胡适只好又回到纽约找瘦琴，却扑了个空。瘦琴在信中向他表示歉意，说如果胡适礼拜四有空的话，她在家等他。
至于他们是在什么时间最后见面，现已无可考。不过，胡适取道日本回国离开美国后，瘦琴在4月8日给他的长信中，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相见的那晚，“我又累又伤感，因此我给你看到的，不是最好的我，而是最糟的我。我不认为我后悔我爱上你，我想我是情不自禁，但我感到羞愧的是，我处理得很笨拙。请原谅我那么手足无措的样子！”在这封信中，瘦琴恳请胡适，“就算为我”，也要“好好地照顾你自己”，“如此，我们‘肉体上’（materialistic）的友谊就可以开出了桑塔亚那（Santayana）所说的‘精神的果实’”。“胡适，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情人，你的问题在于你总是把女朋友放在最后，甚至放在所有萍水相逢的男性——以及爵士乐团——之后！爱情是完美的友谊。”
胡适在日本给瘦琴写信，告之自己的旅途见闻。可一回到中国，他与瘦琴之间“迸出的火花”倏然而灭。虽然，在事隔11年后1938年1月，胡适曾到瘦琴家中赴宴。然而，情已随风而逝，瘦琴反对罗斯福总统的观点，使他对此不屑，感到她的确老了。事实上，胡适与瘦琴的感情是不可长久的。姑且不说两人的年龄悬殊，就是性情也不甚一致。瘦琴是虔诚的教徒，胡适对此不感冒。更何况，1927年的欧美之旅，使在中国爆得大名的胡适更是如日中天，世界闻名。很多比瘦琴年轻漂亮的女性主动投怀送抱，胡适自然飘飘然，“只好落荒而逃”。（参见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164-173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四）“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罗慰慈
萝德芘·罗慰慈（RobbyLowitz，1902-1970），犹太人。她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崇拜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常常写信向他请教有关问题，两人书信往来频繁。1936年，罗慰慈接受杜威的聘请，担任他的秘书，负责处理他的日常事务。朝夕相处，杜威对她产生了感情，然而，因年龄相差43岁，罗慰慈为此陷入左右为难的感情困惑中。
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希望这些国家能秉承正义，阻止日寇的对华战争，遏制侵略。10月6日，胡适到达纽约，前去看望他的恩师，从而与罗慰慈的相识。或许年龄相近，抑或心境一致，他们一见如故，互为赏识。对罗慰慈来说，胡适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不仅学识和相貌出众，而且谈吐优雅，她感情的天平，开始从杜威身上向胡适游离，常常主动邀请胡适一起喝茶、吃饭、看戏、聊天。胡适在公务之余，也乐于奉陪。1938年7月12日，胡适要到苏黎世出席第八届世界历史学会，临行前，罗慰慈为他饯行，两人一起吃了晚饭后，还驾车游览了赫贞江。
罗慰慈放浪热情，又幽默风趣，擅长调情，搞得胡适神魂颠倒。胡适在任驻美大使（1938-1942）期间，给罗慰慈的信有43封之多。他们两人在通信中为了避嫌，常常互用化名“老头子”和“小孩子”。浓情蜜意，热情似火。罗慰慈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出城去了几天，刚回来。你没办法想象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你的信在等着我，那种感觉有多美。喔，亲爱的，我真想念你。有时候我觉得你跟我很近，近到我甚至觉得可以听到你绝妙的笑声的程度。”胡适在刚接任大使，向罗斯福呈递国书的忙碌日子里，仍念念不忘罗慰慈。他在1938年11月30日的晚上，给罗慰慈的信中写道：“最亲爱的小孩子：真心谢谢你那封美丽的信，第一页的文字，跟你写的诗一样富有诗意。你所建议的节目非常好。我刚从一个大晚宴回来。疲惫已极。可是在我上床以前，我一定要写这封短信给你，外加一个热吻。LTT（老头子的英文缩写）。”
1938年12月5日，胡适因患心脏病住院，一住就是77天。罗慰慈常常到医院来看望胡适，乃至于胡适病房的护士小姐都与之相交甚熟。不仅如此，她还经常给胡适写信，事无巨细地关心胡适的身体，愿意为他办理一切事务。她在一封信中含蓄地试探道：
对你来说，以有一个真正的管家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在我回家时，有孩子们在。……我知道，这必得结婚，必须对这个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应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给他答复。但下这决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罗慰慈所说“答应我的在非洲的朋友”，是指她的非洲男友葛兰特（RoyGrant）。此时，正向她求婚，她拿不定主意，所以，她在信中继续写道：
要做的决定使我很伤脑筋，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并征求你的意见……给我写封长信吧，现在就写！
胡适心知肚明，可国内的徐芳、美国的韦莲司还在苦苦等待。他纵使喜欢，纵使情动，也只能情束于理，在文字上放飞与罗慰慈的调情。罗慰慈为了摆脱杜威和胡适之间的感情纠葛，于1939年9月，嫁给了她的非洲男友葛兰特。
或许罗慰慈与杜威的缘分未了，葛兰特的命运乖蹇，他们结婚一年多，葛兰特就因感染肺火而撒手人寰了。罗慰慈又重新陷于孤寂之中。杜威知道后，常常予以安慰。真应那句日久情深的俗话，1946年12月，44岁的罗慰慈与87岁的杜威结了婚，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此后她虽与胡适与仍有通信联系，然而，昔日同辈密友，如今成了师母与学生的关系，也只好把这一把过往的热情，埋藏在心灵深处。
（五）“饥渴地需要你的陪伴”：哈德门太太
胡适与哈德门太太相识于1938年12月5日。当时，胡适正在美国进行民国外交活动，以演讲和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向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西方国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胡适因积劳成疾，导致心肝病猝发，被送进了长老会医院心脏科接受治疗。翌日，医院安排Hartman陪护胡适，一直到1939年2月20日，胡适才病愈出院。这次生病，使胡适与哈德门太太相识、相知，并由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密切交往。
哈德门太太生于1895年4月14日，比胡适小4岁，随夫姓。其夫君生卒年不可考，她与夫君何时结缡也无资料可查，凭其终生不改夫姓，想必夫妻感性尚好。无奈，夫君早逝，哈德门太太在孤寂中，矢志读书，不惑之年还进入长老教会医院附设护理学校求学，毕业时已年届34岁，49岁时方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护理学学士学位。
胡适出院回华盛顿大使馆官邸后，哈德门太太随之前往，继续照顾他，直到1939年3月13日，哈德门太太离开华盛顿返回纽约。胡适在当天的日记写道：“她从十二月六日看护我，到今天已经九十七天，待我最忠爱，我很得她得好处，今天她走了，我觉得很寂寞。”6月6日，胡适去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并接受该校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第二天晚上，他去看望哈德门太太，据江勇振推断，“这晚可能是他俩关系，从病人、护士蜕变为情人的一个转折点。”（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334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胡适在1939年的日记里，曾七次提到了哈德门太太。同年12月5日，他在自己生病一周年之际，还邀请包括哈德门太太在内的朋友一起吃饭以纪念。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因心脏病入医院的一周年，所以我约了李国钦夫妇，Dr.robert L Levy V.D.Hartman同来吃晚饭，作一个纪念会。”
自此以后，胡适与哈德门太太交往频繁。他在出驻美大使的四年间（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往返于华盛顿与纽约间不下30次，在其不完整的日记里，总会留下惜墨如今的记载。开始时，胡适称她为哈德门太太，后来则叫“V.D.H.”，甚至“V”。哈德门太太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更为直白：我的爱人My Darling）、我所爱的(My Beloved)、最亲爱的(Dearest)、我最珍爱的(My most Precious)、我一个人最亲爱的(My own Dearest)、爱人(Darling)、最亲爱的孩子(Dearest Baby)、我所爱的孩子(My Darling baby )、我珍爱的宠物(My Precious Pet)等等，不一而足。或许是为了避嫌，两人还共享化名“莱立”（Rily）。自然，胡适也常常给哈德门太太写信，然而，这些信件的内容已随着哈德门太太的过世而烟消云散。如今，我们只能从哈德门写给胡适的信中，一窥他们之间的情事。
哈德门太太对胡适不仅热情有加，毫不掩饰，而且充满着激情与欲望。在她留下的第一封信中，就流露出她对胡适的眷恋之情。她把胡适来4G公寓看她，视为回家。胡适走后，她倍感思念，“饥渴地需要”他的“陪伴”。或许胡适感到老至将至，力不从心。哈德门太太在信中安慰道：“你老爱喋喋不休说你有多老，其实你连一点老的影子都没有。”
等待着胡适的“回家”，盼望着他只言片语的来信，业已成为哈德门太太生活的中心。她在1940年3月间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的适、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适：你十二日的信让我高兴极了！不管你什么时候到，都会有早餐在等着你，你忠贞的朋友莱立会像一团火一样地欢迎你回家。”“我心奋极了，心跳得快得不得了。知道我的宝贝要回家，我高兴得都快要不能呼吸了！我们已经相爱那么久——永远——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无可否认，哈德门太太对胡适的感情是建立在崇拜的基础上的。这种崇拜，不仅仅是学识、休养和地位，还有胡适带给她的激情和情欲的快感。
她在1942年6月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反正没有人在听，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称呼你）：每次我们相逢过后，我离开时的心情就像是一个朝圣回来的人一样，我的整个心所充满的就是你。每次苦短的朝圣所带给我的极乐，是我心须向你谢谢的。朝圣回来以后，我所看到的、所触碰的所有一切，都有着你，而且都饥渴地想要你。
这种包含着情欲的宗教般式的膜拜，使哈德门太太激情难耐。她在信中写道：“我渴望的是你这个周末会来。凡是没有爱到过头的爱，对我来说都是不合格的爱。”“我的肉体和灵魂，那夜以继日的渴求，只有如果你能在国庆日周末来4G公寓跟我一起庆祝，才可能被舒缓、镇压。”“你已经成为我迫切的需要——不只是在情欲上。在情欲上，我想要你的强度是与日俱增，已经强烈到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饥渴地向你呼唤的地步。我自诩和在你面前的表现，在证明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听我说这些可能有碍你的‘健康’，可是你已经无处可逃，我要享用你，享用到我心满意足的地步。你可以看得出，我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谁说女人不该用文字或行为来表达她的情欲！”
哈德门太太的激情和情欲，对胡适来说是全新的。这使年过半百的他，仿佛进入了人生的第二春。哈德门太太不隐晦她对胡适的爱与欲望，试看如下撩拨人心的文字：
有你贴近我的心，真是美丽极了！在你温柔的拥抱里与你结为一体！光是去想、去回忆，我就已经都快要昏过去了。你知道你是一个能勾魂摄魄、让人难以忘怀的情人。
我永远没办法向你说清楚，说你如何丰富了我的人生！还有你这几年所赐给我的神仙生活！我的亲哥、我的挚友；我无与伦比的情人、我的宝贝；我的卡撒诺瓦（17世纪意大利情圣，他在自传中说他有122个情人）。
想必胡适也因之疯狂。然而，他毕竟是有身份的人，况且又身肩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重任，自然，与哈德门在4G公寓同居，他不得不有所顾虑。哈德门太太的可贵在于，她虽然对胡适激情似火，却也温柔似水，对他体贴入微，不求名分，处处为他作想，甚至劝他，不必为此事而烦恼。“这件事让我来做，我会说得恰到好处，让人不会起任何疑窦，而且让他们根本就不会感觉到我的存在。”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闲言碎语，胡适在哈德门太太居住的纽约东81街104号的楼上，租了一间公寓自住。1946年6月，胡适回国后，哈德门太太搬了进来。1949年4月，胡适流亡美国后又回到此处居住，直到1961年10月江冬秀去台湾跟胡适团聚为止。
当然，胡适的掩人耳目，只限于泛泛之交和公众舆论。在熟悉的朋友之间，他和哈德门太太的同居是公开的秘密。比如胡适在大使馆的英文秘书伊迪司·菲力普丝（EdithPhillips）和好友杨联升，就心知肚明。在哈德门太太给胡适的书信里，明显地流露出胡适对她过分热情和大胆的约束，哈德门太太想到胡适的房间来，事先要征得他的同意，不能贸然前往。哈德门太太因为爱胡适，只好承受着思念的痛苦。甚至在通信中也只能使用“礼拜五”的化名，来表达自己谨遵胡适的禁令，少说多做。这可苦了欲望甚大的哈德门太太，乃至于1944年10月下旬，胡适到哈佛大学讲学的八个月，她在信中打趣道：“我宁愿‘复活节’会帮我修炼成扮演‘礼拜五’的才能，而不是这尼姑庵的玩意儿。”
女人爱男人的极致就是想给他生个孩子。哈德门太太在痛苦的相思中，也抑制不住对胡适缠绵的欲求：
每当我想到你，想到我俩所拥有的绝美经验，我就感受到那种连呼吸都要停止了的喜悦，我的心就会怦怦跳——这是我为什么能按捺住，设法耐心地等你回家的原因。
我真希望我能跟你有一个儿子，以及共享其它跟你有关系的事物。请永远要在你的思维里、在你的爱里，为我留下大大的一席地。
或许爱屋及乌，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在1941年至1947年在美留学期间，就曾得到哈德门太太的照顾与关爱。在她给胡适的信中，常常劝解胡适善待儿子，不要奢望太高，给他的压力太大。
1946年6月，胡适黯然神伤地离开生活8年的美国，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49年4月21日，他再次返美，在旧金山盘旋数日后，即到纽约与哈德门太太相聚。韦莲司在7月29日来看胡适，因担心心脏不好的胡适受不了酷热的天气，便提议她和哈德门太太各出资一半，为胡适买一台窗式冷气机。随后，便将250美金的支票交给了哈德门太太。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怎样，8月15日，哈德门太太在给韦莲司的信中，劝她“放弃了那个念头”，因为“这个金额超过了我的能力。”事实上，气候即将好转，胡适的“居处还差强人意”，“我们的邻居都说我对胡适未免呵护太过了。”接着，将支票寄还。哈德门太太的言外之意，是告诉韦莲司，胡适是我的，我自会照顾好他的。1950年代，胡适生病，韦莲司来看望他，哈德门太太在信中以枕边人的身份致谢，并将自己和胡适的名片寄上。胡适的名片背后还留有胡适的题词：“真心感谢你献身的照顾”。
诚如胡适所言，哈德门太太对他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身兼特别护士、秘书和情人的多重身份。1950年6月，江冬秀来美国后，哈德门太太为避嫌，搬到离东81街104号的公寓七公里远的地方居住。虽然如此，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胡适。比如1953年7月，胡适与江冬秀去看韦莲司，在绮色佳住了27天，哈德门几乎天天去胡适和江冬秀住的公寓打扫卫生，而且每天还将自己的行踪和对胡适的思念与牵挂写信告之他。胡适在回信中称哈德门太太为自己的“暖炉”，哈德门太太为此这句知而激动不已。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当然知道你信中的哪一句话‘进入我的脑子里，[让我轻飘飘的]就像酒杯里的香槟酒的泡泡一样。’喔！那句话使那一封情书变成我最最宝贵的。”
或许年纪大了，即或爱到极致，哈德门太太对胡适的感情愈来愈深，真有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可是，胡适的激情在减弱，特别江冬秀来了后，他对哈德门太太不免有所疏远，精明的哈德门太太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为此痛不欲生，只好外出纽泽西州大西洋城度假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可在餐厅演奏的背景音乐中，又听到自己和胡适都喜欢的老歌《人们会说我们是一对》、《夜以继日》和《只有你》，触景生情，当时她就泪流满面。在休假中，哈德门太太把日记当书信一样记下来，向胡适倾诉自己无尽的思念和“不能再见到”的忧伤。
1958年4月，胡适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在此后的三年间，他们之间的通信不断，哈德门太太所盼望的是每年夏天，胡适回美国度假，和自己想见。年过花甲的她，对胡适的激情不减，像少女一样，不仅在信中称他们的相会为“团圆”，而且仍然沉湎在他们过往的“黄金岁月”里不能自拔。1960年7月9日，胡适最后一次赴美，他送给哈德门太太两件礼物：一颗珍珠和一条丝巾。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病逝。晚年，哈德门饱受骨折和视觉障碍的折磨，在对胡适的爱与缅怀中度过，1969年5月病逝。（参见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330-368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六）“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知已”：白莎
每个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崇拜或暗恋某人，这本不为奇。同性之间、异性之间产生真诚的情谊也并不稀罕。可是，夫妻共同仰慕一个人，而且这种仰慕中还包含着爱的情愫，世间少就有了，堪称奇迹。而创造这种传奇的人，就是白莎和马如荣夫妇对胡适的“爱”。
白莎（1896-1959），加拿大华侨，擅长演讲，有音乐天分，1917年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深造，认识日后成为其夫君、此时在此攻读学位的马如荣。马如荣（1893-1975），1921年获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柏克莱、洛杉矶及旧金山州立大学等地教书。1929年回中国，在中央大学和暨南大学等地任教。后来，到南京立法院和外交部任职。解放后，马如荣返回柏克莱教书，1975年病逝。他与白莎育有一男两女，夫妻感情甚好！
据江勇振推断，马如荣应先于白莎认识胡适，1933年，胡适曾应邀到马如荣家里赴宴。白莎对胡适的崇拜甚于其夫，她在胡适走后专门在园中植一杏树纪念。胡适在1936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到Berkeley（柏克莱），在马如荣夫妇家吃饭，他们夫妇子女都最崇拜我，使我甚不安。”《胡适档案》披露，1938年6月7日，白莎以“玫瑰”的名义，将两朵玫瑰花装入信封寄给胡适，并附言道：“给他：这两朵是1938年春最初的玫瑰。努力地设法要为你着想的‘玫瑰’上。又：我仍然痴狂地爱着你，所以，请不要被吓倒！”四天后，胡适给白莎拍了一个电报，内容不详。第二天，白莎回信说：“胡搏士：我真爱你6月11日的电报。对你信心复苏的白莎上。”白莎还特意在信封上黏上了三个淡紫色的封蜡，其用意自明。匪夷所思的是，马如荣知道妻子白莎花痴般地崇拜胡适，还理解她的言行。
1938年10月11日，胡适进驻中国驻美大使馆，准备履行驻美大使时，白莎当天写信祝贺。在信中，她为胡适荣任大使而高兴，并深信胡适将来会成为外交部长，进而成为中华民国未来的总统。与此同时，她提醒胡适不可太花心。因白莎并不确知胡适的行踪，当她从别人处得知胡适因心脏病而住院后，很是焦急，写信给胡适，叫他来加州度假，并说“在这儿有一个护士在等着你，她最想做的，就是去控制你跳动过快的心。”在白莎心目中，“很久以前已经认定你是我们危难国家的救星，我必须要有理由永远地、而且更加地爱你。”第二年三月，胡适病愈出病，打电报告之白莎，白莎很是高兴。她在给胡适的信中，除了继续关心他的健康外，还出于女性的敏感，担心胡适“身边所簇拥着的，尽是娇媚的女士，我的直觉叫我要担心你的安全。请你务必要向柳下惠看齐（be strong）！”这种担心，在4月9日的信中依然存在：“你好吗？你还规矩吗？医生准你‘用功’了没？正因为你现在有闲，我还是很担心你的心——情感、器官两方面皆然——但说实在的，我更担心的，是情感方面的！”白莎在署名处贴了一颗大红心的贴纸，信封封口上也贴了三个大红心的贴纸。
胡适任驻美大使，也遭到一些人的不满，报刊上传闻颜惠庆、宋子文要取代他。白莎看到这些传闻后，很是为他着急，便写信问胡适原委，胡适回信予以否定。白莎在自造的情堡里，与胡适打情骂俏。凡是胡适“做错了事”，就要罚款；冷落了她，愿意受罚。1940年1月，她连续给胡适写了5封信，并和两个女儿亲手缝制了作为圣诞节的枕头，却没有收到胡适的回信。她在抱怨受到冷落时，不禁哀怨起来。每当此时，白莎都娇嗔地给胡适开出一块钱的罚单。1940年3月28日，胡适到加州大学参加校庆，并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当天，马如荣将他接到家里吃早餐，白莎非常高兴。交谈中，胡适以自己头上的几茎白发，倚老卖老，白莎不以为然。当看到胡适手心上的情感线盘根错节时，白莎似假实真地说他花心。胡适劝她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太崇拜自己，好好生活。胡适走后不久，白莎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唯一剩下的弱点是我仍然痴狂地爱着你。所以，亲爱的、天生可爱的他，请你发发慈悲之心，给我一封情书。”并告诫说“请不要太到处留情（flirt）”。信发出去一天后，白莎就反悔了。她发现对胡适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不止是他们夫妻，还有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孟禄·德意曲夫妇，所以，她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他：你用不着指责我对“太过五体投地”，也不要想感化我。我不改过。反而会更快乐。你已经成为我生命、我的梦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必须要爱你，才可以活得下去。
或许白莎的崇拜里爱的成份无限膨胀，当她看到当年10号的《女性家庭》里一篇关于胡适的花边新闻“妙答”中，夏威夷一个社交名媛给胡适300字的电报时，醋意陡生，不仅将这篇文章寄去，而且在信中直问胡适，并任性使气地要他交代：
马上招供！这则花边新闻是否属实？我个人并不赞成、而且也从来也不曾耽溺于调情(flirting)之术，但如果调情攸关着你的幸福，或者你不调情就活不下去，能否请你就跟我一个人调情？
强力克制自己的白莎上
作为女性，白莎在自我的想象的情爱世界里，对胡适的崇拜到了独占的程度。她在1941年5月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喔，我多么希望你是集所有下面这些职务于一身：驻美、驻英、驻俄的大使；外交部长；总统；冬秀的先生；我的先生（其它连门儿也没有）！！”胡适在1942年8月告诉白莎，他将卸任大使一职，白莎对蒋介石非常不满。使她安慰的是，胡适仍会留在美国。她写信告诉胡适，务必告之新地址，以便她向他“乞讨一块钱或什么的？”此后，或许胡适跟哈德门太太双宿又栖，抑或白莎的书信不见，总之，1942至1944年间，他们之间少有联系。
1945年4月底，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的制宪会议。白莎见到了胡适，非常高兴。胡适回到东海岸后，她在信中写道：“能看见你，就是一件最灿烂美丽的事。我真的很高兴你看起来比三年前要好得多了。如果你能保证你会好好保养、保健、保英俊，我就会永远爱你。”年近半百的白莎，仍不失幽默和俏皮，在信中，她说她绝不允许胡适在稚嫩的女儿面前说罗曼蒂克的话，相比宋子文而言，胡适是代表团中最英俊的先生，“所以，请你好好作个可人儿，寄给我那两张你已经答应了我的照片！”
1946年6月，胡适从纽约坐船回国，途经巴拿马时，他曾给白莎写过一封信。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几近没有，或许无存！能梳理他们交往的有限记载有：1949年4月，胡适再次返回美国时，曾应邀在白莎家里赴过两次宴。1957年元旦，马如荣得知胡适来旧金山后，带着儿子和小女儿去看望过他。不知何因，白莎没去。1959年7月下旬，胡适从好友儿子徐大春的来信中得知，白莎病重。不久，白莎去世，享年63岁。（参见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368-386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七）“没有你来指导，我难有进步”：芯女士（蒋复璁、梁实秋主编《徐志摩全集（四）第498-501页》）
胡适与芯女士的猜谜，书信因“互相烧之”只留下残片。结合胡适写的《猜谜》、《做谜》诗和火后余信。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大致端倪。芯女士慕名给胡适写了三封信，都未署名。娟秀的字迹激发胡适的兴趣。诚如他在《猜谜》一诗中写道：“三次寄书来，这谜依然难解，几个铅丝细字，道一声‘多谢’！遥想寄书人，应有几分不忍，请你明明白白，给我一封信。”谜底揭开，芯女士出场，两人通信频繁，关系也非同一般。写信不写称谓也不署姓名，信中出现了“怨你怨我，都是一样”，“真是大傻瓜”的字眼。还是下一封字迹相同，署上“芯敬上”的残简，才证实了以上小纸片铅笔写下的文字出自芯之手。芯在信中，请胡适不要生气，她一定好好念书，请他有工夫来看她教她，因为“没有你来指导，我难有进步”。从第二天芯女士给胡适写信的内容看，她刚收到了胡适的信，所以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你不该这样说，要知道你是有经验的男人，我是个没有经验的女人。你的话可以很现成的拿出来就说，而且你是出谜的人，自然容易。这次算你谢罪，下次容我猜谜，不论你再论之不休的说那些俗话。下次相见，容我在神秘的幽静的、最好息了电灯，那种情况之下。猜猜！果然对了，一切主意办法，全盘计划，立时会不成问题了。亲爱的……我需要你体贴、原谅、忍耐……你自己放洋（佯），能够吗？亲亲……。二十二、二十九”。信中出现“你是出谜的人”的文字，与胡适《做谜》诗似乎可以联系起来看。胡适在诗中写道：“惟有无从猜想的谜，才有无穷的味。请你应许她，应许她永远没个‘底’。”{《自定年谱》（1923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五册}自此看来，胡适与芯女士的交往已非一天两天，而是一年有余。胡适后来给她也出了一个无“底”的谜，芯要求胡适揭开谜“底”——“全盘计划”。本无结果，何来谜底。芯女士的信已将无底之谜揭开。“适之先生：请再将我所上之件，所存家中者，悉数找出，我把你给的信也找出，请你示知较方便的地点，互相烧之，以重私德。一刀两断，恕不再作纪念！以为最后之请求，弗命之处，当希原谅。芯十一、一。”
（八）“过去的一切，您能怪我吗？”：夏蕴琇
胡适没有架子，对女子尤为殷勤，导致河北邢台一女中学生夏蕴琇由崇拜而痴情，差点脱不了干系。夏蕴琇自小为父母宠爱，“娇惯成性，长而入学，成一书呆，不闇事故，但当知清洁自爱，不慕富贵，尤迷信崇拜文人名士”，对胡适仰慕不已，不怀希望的去信探路，未曾料到大名鼎鼎的胡适会回信。于是，一来二往，夏蕴琇少女的心由敬慕而倾向于痴情。解除了父母许配的婚约，私自离家出走，只身赴北平相会朝思暮想的胡大哥。溺爱的父母爱女甚切，“自是愿成其志”，只是要求胡适托人“撮合”，以便明媒正娶。胡适自然不敢接受这份圣洁的爱情。夏蕴琇滞留北平，追求无望，爱情夭折，茶饭不思，恸哭不已。胡适只好与其见面抚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费尽了口舌。后来，夏蕴琇在其堂姐夏纬珍的劝解下，才迷途知返，“知其冀者无望矣耳！”可这一切并非无知的夏蕴琇一个人造成，“况且过去的一切，您能怪我吗？责备我吗？实事都那么一幕一幕的摆着！”胡适只好“蚀财免灾”，助以款项、介绍职业。夏蕴琇也受之无愧。看来，不分亲疏的待人以诚，尤其是异性，未必妥善。
除了在历史的记忆中留下名字的女性外，究竟还有多少对胡适害单相思的青年女性，已无可考，想必是很多。火辣辣的求爱情书常常积于胡适的案头，他因有前车之鉴，只好置之不理。在一些残留的余信中，有几封女士写的信，写得肉麻至极。什么“你知道，她是真情地爱你，她是你的。祝你幸福！你的孩子”。什么“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我什么都不爱了，我只爱你。”不一而足。当然在这些残留的信中，也有与胡适包办婚姻隐痛而同病相怜的共鸣之声，还有找他调情的无聊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