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得上海在1993年课程教材改革编写新教材的时候，为了有所竞争，上海的语文教材有两个版本，分别是S版教材（上海市教研室徐振维负责）和H版教材（上海师大姚麟园负责），这两套教材据说各有千秋。不过，H版在教材中引入逻辑知识则是开了先河，无疑有重大意义。非常可惜的是，在“二期课改”中，这极有意义的“逻辑知识”居然在教材中消失了，可以说十分遗憾。
现在都提倡创造、创新，这就需要思维的自由，这是一个基本条件。自由思维从哪儿来？起码有两个，一是形象思维，二是逻辑思维，如果我们没有形象思维，只有逻辑思维，这个人是有框框的，也是没有自由的；如果我们没有逻辑思维，只有形象思维，那么我们势必天马行空，不成体统。
上海在近代接西方风气之优先，西方的形式逻辑也最早登陆上海，有记载说西方的《几何原本》是由基督徒带来的，经中国数学家徐光启介绍引入。几何可以凭借形式逻辑，从欧几里德的公理出发，一步步推出诸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等许多定理和推论来。形式逻辑与数学相伴生，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学科，早在古希腊时代，数学和逻辑学就相当发达了。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为帮助人们进行辩论，在前人的基础总结出来一系列的逻辑规律，发展出形式逻辑，为几何学的成功奠定了逻辑基础。亚里士多德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三段论的推理方法，而且还确定了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逻辑学基本规律。可惜没有中国人把“几何”中的形式逻辑原理归纳出来并加以传播。
其实，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字典藏中不乏形式逻辑的案例，只不过我们没有将它们归纳出来罢了。上海有语文专家就指出这方面的许多案例，比如，《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就有文字说，孔融小的时候非常聪明，10岁那年随父亲到洛阳。当时，洛阳的李元礼很出名，官至司隶校尉。到他家去访问，必须是才华出众、有社会声誉的人以及自己的亲戚才被手下人通报。一次，孔融去他家，对李手下的人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等进入后，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过去我的祖先仲尼曾经拜您的祖先伯阳为师，所以我和您是世代友好的亲戚关系。”元礼和在座的客人听了孔融的话，都称奇。太中大夫陈韪后来才到，别人就把孔融说的话告诉给他听，陈韪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听后说：“想君小时，当必了了（猜想您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吧）。”陈韪听了感到非常窘迫。其实这个故事是隐含了一个形式逻辑的假言判断三段论，即大前提：凡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前提：您陈韪“小时了了”；结论：您现在未必佳。
中国要大发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发展、改变的地方很多，我们的思维方式恐怕也要有所变化，需要科学化。长期以来，我们强调辩证法，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两种思维形式中，中国人强在辩证看问题，弱在形式逻辑思维。我们的思维多类比，缺少归纳和演绎，所以我们在思维方面不具有西方人的严谨。因为在我们思维当中，形式逻辑似乎没有它的地位。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外国人有差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人为因素。1949年以后，形式逻辑的传播一度受阻，这和政治气候有关。1953年，复旦的周谷城教授和该校青年教师沈秉元曾有过“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之争，争论的主题是形式逻辑管不管内容的问题，也就是是否揭示事物的真和假。沈先生认为“管”，周先生认为“不管”。为了驳斥沈秉元，周谷城先生还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凡人有死，沈是凡人，沈有死。此例的用意是企图证明形式逻辑不科学。这个例子居高临下，例子明显有点强词夺理。周先生的观点现在看来显然站不住脚，因为他把概念转移了，此“人”非那“人”也。之前，周谷城先生也在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文章，结果是群起而攻之，但是周谷城坚持自己意见。实际上，毛泽东对此事很了解，也支持周谷城把这场辩论进行到底。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参与了其他因素，那就不好办。以后，毛泽东到上海见周谷城，当面表扬他。领袖干预此事，那么，别人就别发声了。“文革”中，辩证法更是大行其道，并归到哲学范畴。
在讲政治的年代，形式逻辑常常被污蔑为形而上学、低等逻辑，而辩证逻辑则是科学的逻辑、高等逻辑，这就大错特错了。这两种思维形式其实有分工，辩证逻辑（辩证法）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科学，即关于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恩格斯最早明确地把它称之为辩证逻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论》一书中说过“形式思维的方法早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类思维的发展，‘辩证法’恰好对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才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
辩证逻辑（辩证法）与形式逻辑都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但是却非常不一样。阴阳五行八卦的相生相克，就是辩证逻辑的典型代表，这种思维形式其关注点在于事物的整体关系，基本点是把事物分为对立的双方，其落脚点则在于对立的双方通过相生相克的运动，最终达到对立统一。辩证逻辑简单、实用，它不需要很多的专门知识就可以掌握。它是可以“套”的，即知道某种模式后，就可以套到任何一个事物上，于是应试教育的运用者对它驾轻就熟。记得在“文革”中，曾号召全民学“哲学”就是学辩证逻辑。辩证逻辑的最大不足是它的模糊性，由于关注的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正反合的关系，也就无法深入解开事物的本质，辩证逻辑的这个特点，注定了其在自然科学上不会有建树。而形式逻辑则能在科学道路上攻城拔寨。
反思我们的课堂教学，现在的教学质疑性阅读很少，看一下我们的语文课程，看一下我们的英语课程就知道了，质疑性阅读与我们的中小学生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了灌输式教学，至于概念分析、讲证据，讲逻辑，讲数据的说话方式、学习方式，离我们已经很远。教数学、物理、化学，更多地是作为知识在教。课堂里比较少地看到学生探索、质疑、纠错，更谈不上在老师引导下去主动发现。现在不少所谓的好老师，是指在帮助学生们获取知识的能力上有一套功夫，如怎样巧记单词，怎样解题等。这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在教学上获取知识的时候，忘记了根本——让学生获取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思考”。现今，把老师教的知识让学生百分之一百倒出来就是我们的评价的最高标准，于是，现在的教改更多的无非就是探索如何更技巧地灌输而已。我们的理科老师在推导答案方面不会忘记逻辑，不会忘记数据、证据和推导，但是，一旦离开专业领域，思维方式的马上就回到了传统思维，因为批判性思维没有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师没有什么批判性思维可言。批判性思维的特点是能抓住问题要领，善于质疑辨析、进行严密推断的思维活动。它的基础在于以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武装头脑。
教师的科研文章很能反映我们的思维水平和思维品质。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小学老师是一个短板。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缺陷造成的。一直都是应试，把我们学上的脑子搞得僵化了。如在作文教学方面，是教学生如何去套写作文，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到了大学，同样如此，都是强调知识的记忆，很少提倡如何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恰恰需要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作为指导。大学毕业生的论文，真正合格的其实不多，许多是拼凑，其中一个原因是缺少形式逻辑这方面的训练造成的。无论是各门科学还是演说辩论，都得符合形式逻辑。
如今，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多学点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学习演绎、学习归纳，学习推理，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工作中具备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这样才能有所飞跃。许多有突出成绩的老师，都具有这样的本领，如过去南洋模范中学的赵宪初是数学老师，写出的经验总结滴水不漏；于漪老师能教会写，成为一代楷模，无疑，都是在思维方面显得特别缜密，对形式逻辑的运用如火纯青。正是这样，他们才走得更远。
不敢说会写文章的都是优秀老师，但是可以说会写文章的多数是优秀老师。因为形式逻辑能帮助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学会沙里淘金，学会由表及里；他们教的课具有逻辑性，像一串珍珠无懈可击。做到这些，能不成为好老师吗？有些老师业务水平能够高出一般教师一头，原因在哪里？无非就是他们善于归纳，善于演绎，善于推理。如果我们的思维方法有了变化，那么教出来的学生就会有根本的变化。
辩证逻辑具有封闭的特点，它无法导致新的认识，因为所有的认识都终结于正反合的关系演绎，其它需要的只是套在不同的事物上。为什么中国作为文明古国长存于世，是因为中国人习惯于辩证逻辑思维，不太会接受外界的影响。1840年，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100多年来，我们的文化特质基本上没有改变，放眼其他地方，都一一有了变化。中国文化有它的精髓，但是在思维方法上，确实有变更的需要，这就是需要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曾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辩证逻辑的“正-反-合”是一个万金油的模式，比如说，A某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B某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用的就是这种万金油模式，也就是辩证逻辑的模式。辩证逻辑的不确定，万金油特点，是适合辩论的，但是它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只有在形式逻辑下，有明确的概念和明确的推理方式，才能产生出新的东西来。
形式逻辑很实在，很科学，它认识世界靠的是概念及推理，并以此得出结论。当然，它需要做很多的论证工作，可能有时候一些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形式逻辑却要花很多时间去论证，结果能够发现它的错误。这种思维方式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了一个认知世界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产生了我们知道的绝大部分的发明创造。因此，我们教育工作者要使工作科学起来、有序起来，增效起来，需要学习形式逻辑，熟悉形式逻辑、掌握形式逻辑，主动运用形式逻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教改的需要，也是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