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传统文化一旦溶进世界文化潮流,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自己的积习。比如我们民族不善直白露的内心表达,自古表述情感就十分含蓄,在我们这一代人往上,表达爱意都拐弯抹角,不会直接说“爱”。
我和父亲感情极深,但直至他老人家临终我都没能说一句“爸爸我爱你”,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口。我二十几岁时看西方电影,看见外国人搂着白发苍苍的父亲说“爸爸我爱你”,心中感慨万分。所以从那时起就下决心在儿子身上改变这一切。当儿子可以交流的时候,我就和儿子深情地说:“儿子,爸爸爱你,你得说,我爱爸爸。”不懂事的儿子就此和我共同与传统的含蓄文化抗衡,天天上演外人看见很肉麻的一幕。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文化与制度博弈的试验。我知道这种生硬的表达与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心相距甚远。我们的社会总体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把爱深深地埋在心里,埋得越深越好,经典的画面是后人对着已故去的亲人的墓碑或遗像默默诉说。
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之下,我让儿子说的话可以算是一种制度的设计,强行推广。我们希望改变固有的文化传统,让爱阳光。我们认真履行了这个“制度”将近十年,终于有一天有了结果,儿子在小学四年级的一天,我把他摁在床上,深情地说:“儿子,爸爸爱你!”儿子毫不犹豫对我说:“少来这一套!”
试验至此结束,制度在文化背景下崩盘。文化作为社会最大的背景,无处不在,制度与之抗衡往往徒劳。儿子发现他所处的社会不是爸爸灌输的那样,这个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直白露”的环境,仅十岁他就可以判断文化的真实价值,“少来这一套”,语言直接,但较之强行推广的制度更具价值。
2014/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