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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时，和哥哥苏轼一同考中进士科，又一同殿试制科策问。仁宗年纪大，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的事，论得尤为激切。他在试卷中说：
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平常静心思考，也曾有所忧虑于此事，还是无所忧虑于此事呢？我读了策问，陛下已有忧虑恐惧的话了。但我愚笨不敏捷，自以为陛下有这话而已，实际行动则还没有。从前宝元、庆历年间，西夏作乱，陛下白天不能安坐，夜间睡不稳，天下人都说陛下忧惧小心，像周文王。但从对夏停战，陛下放弃了忧惧之心，已二十年了。古代的圣人，没有事就深怀忧虑，有事却不怕。那种在无事时的深怀忧虑，就是为了有事能不怕。现在陛下没有事就不忧虑，有事就大恐慌，我以为忧乐的出发点不对了。我是个疏远的小臣，道听途说，不知是不是真的？
近年以来，宫中贵姬到了千数，歌舞饮酒，倡优取笑没有节制，陛下在朝不问治国谋略，在便殿也不去征求大臣意见。三代的衰乱，汉、唐的后期，女宠的害处，陛下也知道了。长久不停止，各种危害将由此引起。在内受蛊惑的迷惑，以伤害和气损坏身体；对外因私下请求搞乱法纪，以致败政害事。陛下不要认为在内好色，不会有害政事。现在国内穷困，百姓愁苦，而宫中喜欢赏赐不加限制，所想的就给，不问国库有没有。管财政的官员不敢抗争，大臣不敢劝谏，拿着契券手敕，急求如同打仗救火。国家对内有养活士人、养活军队的费用，对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岁币，陛下又自己作一个陷阱来消耗其剩余财力，我怕陛下因此得到人们毁谤，而民心不归向陛下。
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己认为一定被黜落。考官司马光置于第三等，范镇感到为难。蔡襄说：“我是三司使。管财政的官员不抗争这话，我感到惭愧而不敢有怨。”只有考官胡宿认为对皇上不恭，要求黜落他。仁宗说：“用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任商州军事推官。当时父亲苏洵奉命修《礼书》，哥哥苏轼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过了三年，苏轼还京，苏辙为大名推官。过一年，遭父丧。服丧后，神宗已即位二年，苏辙上书论政事，被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以宰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叫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议论大多相抵触。王安石拿出《青苗书》叫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一个月不讲青苗法。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于是青苗法实行。王安石派八位官员到四方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任为河南推官。张方平为陈州知州，征召他为教授。三年后，授齐州掌书记。又过三年，改任著作佐郎。又随从张方平签书南京判官。住了二年，因哥哥苏轼作诗得罪朝廷，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后移为绩溪知县。
哲宗即位，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京。元祐元年，任右司谏。宣仁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革除弊政，而旧任宰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都在位，窥测朝政的得失，苏辙都把他们论奏去职。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提倡虐政危害天下。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就排挤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狠，世人尤其恨他。到这时，自知不免受责，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苏辙上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