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韩咏华
刘宜庆(柳已青)
梅贻琦回国后,解除已订婚约,直到31岁才与韩咏华结婚。说起来,梅贻琦和韩咏华颇有缘分。1898年11月,张伯苓在天津严氏家馆教授英文、数学、理化诸西学,梅贻琦是张此时的学生;1902年冬,严修在家设女塾,聘请张伯苓兼授算术、英文等课,韩咏华是张此时的学生。韩咏华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写道:“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级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1914年秋天,梅贻琦从美国留学归来。韩咏华说:“我记得他(梅贻琦)是和出国考察观光的严范孙(严修)老先生同船归来的,我们许多人都曾到大沽口码头去迎接。”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恰好韩咏华这是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两人相识。“那时我已经幼师毕业,任教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业余在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我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
1918年,由严修、卞肇新为介绍人,梅贻琦和韩咏华订婚。两人订婚的消息被韩咏华的同学陶履辛(陶孟和的妹妹)知道了,急忙跑来对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1919年6月,梅贻琦和韩咏华结婚,梅贻琦此时已经30岁,韩咏华26岁,这在旧社会结婚相当晚了。张伯苓偕胞弟张彭春亲赴北京祝贺。
1933年至1935年,韩咏华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陈福田的英语、钱稻孙的日语和金岳霖的逻辑学,事先曾征求梅贻琦的意见,他不反对,但要求夫人既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
在昆明,梅贻琦家住在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正面小楼是梅贻琦的书房和卧室,他和儿子梅祖彦同屋住,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韩咏华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正潘光旦住在南面楼上。此时,梅贻琦的三女一子在联大就读。
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补助金,梅贻琦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1943年,梅贻琦获悉老母去世,同仁建议他当天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在学生积极投笔从戎的过程中,独生子祖彦自愿参军,在学校和家庭作风一样民主的梅贻琦同意了。
韩咏华在1981年春写的《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提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他们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家常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教授夫人为补贴家用,吴有训的夫人王立芬绣围巾,卖给驻扎昆明的美国盟军,韩咏华做糕点出售,“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后来,韩咏华就与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这种上海点心,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梅贻琦家离冠生园很远,来回要一个半小时。韩咏华不舍得穿袜子,光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当教授们到梅校长家议事时,常常受到热情的招待。当他们围坐一桌,品尝梅夫人亲手做的糕点时,深为韩女士的坚韧、乐观精神感动,便将这糕点命名为“定胜糕”。即谓:抗战一定胜利!从此,“定胜糕”的名字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
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韩咏华就到街上摆一个小摊,把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去卖,卖了十元钱来待客。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到昆明,拜访联大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朋友,梅贻琦在家为费正清举办晚宴。联大聘请的美籍教授温德告诉费正清,梅贻琦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正清对联大教授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