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阅读提示：同是湖南人、同龄人、同一个城市生活，同是做工程机械行业、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多个同一市场竞争，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党代表，都被誉为是这个领域数一数二的领导者——三一的梁稳根与中联重科的詹纯新有太多的相同点。但是，人最怕的就是比较，就是一定要再分出“一”和“二”来。能想象到，许多个夜晚，詹纯新会在心里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想法：“为什么他总是比我高一点，比我快一点？就那么一点点……”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主人公的个人背景和成长史，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梁稳根与詹纯新之间的一段有趣对白
在《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一文中的结尾部分，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特摘录如下：
但恩怨并未就此了结。今年6月末，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前往长沙进行考察，在这次高规格宴会上，梁稳根与詹纯新再次聚首。知情者回忆称，那个夜晚堪称中国商界最尖锐、最奇特的对抗之夜。饭局上，气氛降至冰点，梁对詹直言不讳地说：“你把我搞惨了。”詹则坦承事情是下面人搞的。梁又说：“中联想把三一的资金链搞断，这种思维是不行的，三一的资金是搞不断的，中联的资金也是搞不断的。如果像三一中联这样的企业资金都断裂，中国还有企业嘛？”詹则否认，称这是谣传。梁又说：“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两家企业搞成世界级品牌。”詹则说：“我倒是没想那么大。”
“我们是不是该两个人牵头好好研究下统一政策环境和市场秩序的问题？”梁说。
“你还管得这么细致吗？”詹反问。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分析：这里首先分析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我认为可信度较高，因为两人的对话合情合理，而且这篇文章登出后没有谁包括詹都没有主动站出来否认。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从这件事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詹确实在“搞”梁，也就是詹确实在组织人马或授意别人打击梁和三一，这种事实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在这种私下交流的场合，詹觉得都没有必要再否认了，不然太假，但他又不好意思说是自己弄的，就推是“下面人搞的”，这种托词是人性使然。二是梁还是想主动和好，提出一些建议，想把精力主要放在企业经营和走国际市场，但詹的思想并不在此，他有点意气用事的感觉，就是只要是詹支持的提议的，我詹一概反对，这已经有点对人不对事的境地了。
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分析梁和詹的个人的情况，进行对比，或许能为这个选题的研究探讨打开另一扇窗户。
梁稳根：出身草根，青年创业，成功很早，又“红”又“党”
梁稳根，1956年出生于湖南涟源人茅塘镇道童村，1983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材料学专业，高级工程师。1983年7月至1986年3月在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工作。1986年梁辞职下海创业。1991年，创办湖南三一集团有限公司，1993年梁稳根决定进军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研制混凝土输送泵等工程建筑机械产品。2005年6月，三一重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高票获得通过，由此成为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湖南省第七届工商联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常务执委。2011年10月，由全国工商联提名，作为十八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接受中组部考察，但最终没有当选。
这里有几点要引起特别注意：
1、出生于农村，家境贫苦。祖辈都是编织箩筐的篾匠，梁在家排行第四，本人也干过多年篾匠。据他童年的伙伴梁永和介绍，梁家当初是道童村最穷的，甚至连住的土墙屋都不是自己的。他改变人生作重要的是“文革”后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生。这种家庭背景很可能就是他既艰苦奋斗又为人低调的原因。
2、从国企下海创业，体验过创业的艰辛和失败。1986年创业时开始是做羊的生意，以失败告终。随后做酒，再做玻璃纤维，都失败。最后做有色金属焊料，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6000元。这也反映了他很具有创新精神，包括后来三一重工敢于成为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也体现了他的敢作敢为。
3、创业团队很稳固。1986年下海时三位当年一起贩羊的兄弟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还有1991年开始跟着梁稳根打拼江山，如今身为三一重工总经理的向文波以及1994—1996年间先后跟梁创业的周福贵、易小刚、王佐春。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这些人还是团结在梁的周围，成为公司的核心。这一方面说明梁很善于管理，另一方面也说明梁愿意把利益共享，也就是他不贪心，愿意和团队分享成功的果实。
4、是较早就选择重工制造的行业，并且坚持至今。1989年，梁就注意到当时国家巨大的基础建设投入带来的无限商机，毅然决定冲入这个向来只有国有企业敢做的行业——重工制造领域，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这说明他具有前瞻性，很有战略眼光。
5、是梁一直很“红”很“党”，注重政治上的影响力。在三一，梁日常办公楼叫党委楼；每月一次雷打不动的电视电话视频党员例会；每天早上响起的第一支歌是《歌唱祖国》。三一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干部提拔前必须要递交入党申请书。2004年，梁稳根成为三一重工党委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入党培养对象，2007年光荣当选十七大党代表，2012年十八大前夕成为十八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而且当选的呼声很高。这一方面说明梁作为民营企业家，懂得在中国从商的要诀，就是要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确实有进军政界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纯粹的就想从政，还是希望用政治上的地位来保护商业上的地位。
詹纯新：出身权贵，科研主管，改制国企
再来看詹纯新，由于在网上能找到的有关詹纯新个人信息并不多，有些是确凿的资料，有些并没有证实。因此我在这里，只挑选比较有把握的信息进行分析，真实性有待检验的会特别注明。
詹纯新，1955年出生，湖南常德汉寿县人，其父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詹顺初。1978年，詹纯新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2年后回到长沙。1980年至1992年，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92年至1999年，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院长；长沙高新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9年以后长沙高新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即“中联重科”，2000年深圳A股上市），詹成为该公司董事；2005年以后担任“中联重科”法定代表人、董事长、CEO。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
这里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有：
1、家庭背景优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詹纯新的父亲是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而他的妻子则为原湖南省第二书记万达之女万小丽，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联姻。这种政治上的资本是梁无法比拟的。
2、早年生活条件较好。这种家庭背景会给詹的早年比较富足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他1978年就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这说明在1974年左右就上了大学。而“文革”期间，要上大学机会很难得，是要有组织上的推荐的，显然詹的家庭背景给了他这种机会。这也说明詹的青年时期较少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练。
3、在国有的体系中升迁，缺少创业的经历。从詹的工作经历看，他一直是在国有的体系中升迁，一开始的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所是个部属的事业单位，之后的长沙高新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也是国有公司，即使是改制上市后的中联重科也是国有股份是第一大股东。这一方面使得他熟悉并习惯于老国企和机关的作风和模式，更倾向于保守，更习惯于政治斗争，更看重政治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没有真正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从而也缺乏创业的激情和经历失败的刻骨体验。
4、比较的心态。詹仅比梁大一岁，两人年龄相仿，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工科毕业生，后来又都在长沙，做重工机械的行业。这些相同点会促使两人进行比较。从人生历程上讲，一开始詹就是领先，但是后来却被梁超过——三一在业绩上一直压着中联，而梁作为创业的民营企业家，更早崭露头角，很早就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梁是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詹到第十届才当选，詹比梁早成为全国的党代表是因为梁在民营企业入党晚）。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詹很自然会和梁比较，并把梁当做自己的“敌人”，当做自己政治上上升途中的“绊脚石”。
5、注重政治地位甚于商业地位。正如上面分析的，詹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会让他很容易关注自己政治上的地位。比较符合情理的逻辑是，梁关注政治经常表忠心更多是为了减少政治阻力，最终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是民营经济当前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而詹更容易关注政治地位甚于商业地位，他想把中联业绩搞上去，想超过三一做中国的老大，很有可能就是为其政治上的上升服务。所以，当得知梁作为十八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接受中组部考察的消息时，詹的心态更容易失衡。这一点，在本章开始的那个宴会例子中也可以看出，詹的心思已经不在如何经营企业上。
以上的这些分析我是基于现有的资料和合理的逻辑，避免有个人感情色彩。用这么大篇幅叙述和分析个人的经历，主要原因这两个人分别是各自企业的领袖，对企业的决策起决定作用，因此，个人的经历、背景、特色就极大影响了企业的行为，特别对某些我们没有十足证据的事件进行分析时，更能推断或验证符合实际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三一是个纯粹的民企，而中联表面是个股份制企业，国有股份只有25%，但实质上还是一个国企，其拥有的政治资本远超三一。
虽经股改，但中联重科还是个“准国企”
判断一个企业是民企还是国企，从法律上讲，就是看其股份结构。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和社会现状，判断企业的性质还要加上两条，那就是这个企业在股份制改造的情况，以及在实际运行中政府对待其的态度。
第一条，如果是国企改制而成的股份制公司，其股份中往往会有较大比例的国有股份，而这是显性的部分。隐性的部分是改制中的突击进入的新的股东，表面上看是非国有资本，但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这些新股东中有很多实质上却是国有资本的代表，或者是国家公权力机关某些个人的利益代表，也就是所谓的“利益输送”或是“隐性腐败”。另外，国企改制过程中主要的企业领导人往往由原政府或企事业的领导接任，盘根复杂的人事关系使得上市公司高管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二条，在实际运行中，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要寻找政治上的依靠。因为现在政府的权力很大，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影响一个企业，有时是致命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民营企业比较现实的目标是：政府在政策上不阻挠、在人身上不伤害，并在手头有资源的情况下适当给予企业一些。而一旦一个企业受到了政府的特殊恩惠，比如在资源稀缺中得到政府有偏向性的好处，在和别的企业竞争时得到政府的特别保护，政府用公权力打击竞争对手，这就表示这个企业已经是一个变相的国企，企业的利益已经和公权力部门或某些个人的利益紧密挂钩。
判断一个企业是民企还是国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三一最重要的非市场环境就是由于中联重科造成的非市场环境（主要是政治环境）急剧恶化。为什么两个实力相当的上市公司，又在同一地方湖南，其非市场环境有这样的重大区别，用企业的性质来解释和分析最合适。而三一的民企性质毋庸置疑，关键是看中联的性质。
这里需要澄清的几点：一是这里说的企业性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主要考虑股权结构和政府背景；二是这里说的政府，是个大政府的概念，基本可以等同于公权力机关，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既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党政、司法、部队等。
在确立以上思路的基础上，研究中联重科的性质，我认为要关注以下几点：
1、中联股改。中联重科在深圳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显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长沙高新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上市前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简称建机院）是第一大股东，占74.75％，性质是全民所有制；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标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中标公司），占23.76％，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公司的股份结构资料没有找到，而网上一直盛传中标公司是依附于中联重科的管理层私人公司，从中联重科不断“吸血”获得资金，然后购买中联重科第一大股东长沙建机院股权，最终实现了曲线MBO。而中联中科在2000年10月上市之后，确实经过多轮的增资扩股和股份转让后，截止到2012年6月30日，第一大股东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占18.53%，第二大股东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占16.19%，虽然湖南省国资委仍是控股股东（直接间接持有股份共约25%），但国有股的比例大幅降低。而这十多年间，詹纯新一直是中联重科的掌门人。网上也一直盛传这期间的国有股的转让是国有资产的贱卖，是一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涉嫌利益输送。但这部分的指控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2、高管的政治背景。前面提到詹纯新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湖南的高官，另外有据传中联一些高管的家属也在省里面担任着要职（这一点没有直接资料，但中联没有拿出证据否认），而詹纯新近年来一直在倡导MBO，这就使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有了结合的空间，政府和政府人员容易和中联结成利益共同体。詹纯新自己也说过：“常德下面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曾多次找其汇报工作。”
3、执法机关的袒护。有几件事情由三一披露，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而中联也没有拿出证据反驳。这些事有较强的可信度。一是行贿门事件时三一报案要求彻查，但当地警方和湖南省纪委一直拖延，查处不力，纪委负责人越权接手此案，最终行贿门真相并未得到有力澄清，涉案嫌疑人至今没有抓获，此案不了了之。二是三一公司内部和高管长时间电话被监听，就连梁稳根家人电话也被监听，而电话监听需要当地公安部门的批准和配合。三是间谍门事件首先是由常德市汉寿县公安局立案侦办，这么重大的案子却由一个并没有实质关联的县公安局立案，再联想到詹纯新本人正是常德汉寿人，不禁令人生疑。四是梁稳根之子梁在中的涉嫌走私案件，提前安排大量媒体记者，对逮捕过程全程拍照，之后长沙海关派人四处抓捕，这确实有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意味。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联重科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公司，而且更接近于“准国企”，公司的利益得到了政府部门有倾向性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