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载《文艺报》2012年6月1日第三版
舒洁：诗歌的荣誉
燎原
至今还记得当年读舒洁的长诗《顿悟》带给我的震撼。诗中写到诗人在夏日喧沸的都市人海中等待红灯放行时，大脑中切换出的另外一幅幻象：“群峰远远肃立着/凝视一个男人的本相和一个/本色的女人——/一只苍狼和一只美丽的鹿/他说：忽儿厄扎——根源哪！河出现了/她说：孛尔贴•赤那——苍狼啊/河出现了，河出现了”。仿佛就在那么一瞬间，草原蒙古黎明时代的民族源流和神秘箴言，在我的心头划过一道天启之光。在当时纠结于现代生存困境的主流诗歌语境中，舒洁切开了一条通向心灵源头的河流。
这首长诗写作于1987年，在稍后的《十月》上读到它时，我跟素不相识的舒洁有了第一次书信往来。再之后，他告别京城鸿雁南飞，音讯渐渺，直到10年后重返北京。不久前，突然收到他6卷本的《舒洁诗歌集》，这套平均400多个页码的6卷本既让我惊讶，随之则是经验性的怀疑。但对其中的若干篇什仔细阅读后，我才发现既有的经验并不完全可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舒洁积30多年的写作，一次自我清算性质的“豪举暴施”。其中占3卷本的50首长诗，或者“舒洁式的长诗写作”，可视作当代诗歌全景中，一个特殊的写作现象。
当代诗歌史上的长诗写作，大都集中在1980年代，其中既有时代风雨在个人命运中长期的积压与释放，比如昌耀以《慈航》为代表的“流放四部曲”；也有年青一代诗人基于宏大文化视野中，里程碑式的建造抱负，比如杨炼的《礼魂》、骆一禾的《屋宇》，尤其是海子的“太阳七部书”等。但这样的写作，大都呈现为长期积蓄、骤然喷发的一次性或阶段性，很难持续以继。而从1990年代直至现今，随着曾经的人文理想时代向着消费主义时代的转型和激情抽空，长诗的写作早已显得理由不足，甚至行迹可疑。
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长诗的写作，意味着一次重大的诗歌行为。他必须具有非如此不可的心理依据，足以支撑长诗宏大体量的写作资源。而在现今这样一个时代，什么人才具备如此的心理势能和写作资源？如果我们很难轻易举证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答案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诗人。这是因为，他们无不具有被主流诗歌语境遮蔽了的民族历史秘密，沉淀在基因中的文化密码系统。当基于这一历史中的个人身份被唤醒，他也就同时获具了不可被他人共享的写作方向与诉求冲动，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然而，这其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他的个人身份意识能否被有效激活，被激活的强度？他与时代关系的深入程度，他在现代意识基点上处理各种材料的综合能力等等。
我在谈论这些话题时，其实都是在谈论蒙古人舒洁——母语名字叫做特尼贡的这位当代汉语诗人。在这里，我既不愿把他称作蒙古族诗人，因为这一概念可能意味着专事民族题材叙事的母语写作者，而舒洁表达的则是一个汉语诗人的现代视野；又要特别强调他的蒙古族身份，因为他诗歌的所有内质都是由此生成。舒洁于197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最初像众多诗人一样，首先着力于向主流诗歌的靠拢。但自1987年写出第一首长诗《顿悟》起，他显然已“顿悟”式地打通了与自己族源之间的道路。然而，与其他的少数民族诗人、乃至许多蒙古族诗人不同的是，舒洁的家族谱系和血脉，源自遥远的蒙古黄金家族。这条谱系的源头，便是蒙古人的黄金时代，是以铁骑狂飙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成吉思汗与草原史诗。这是舒洁诗歌的核心起点，他诗歌世界高密度的心理气象云图显示，这样的家族血脉，赋予了舒洁以蒙古骑士式的高贵情怀和骄傲，岁月长风中对于圣灵与英难的绵长情思，现实生存中单骑挺进的强悍基因和血性。
正是基于这一核心起点，我们在当代诗歌场景中，看到了一种罕见的写作个例，这就是建立在舒洁写作心理机制中的“反向摩擦”支架：他所置身的世界越是平庸浑浊，他越是要在自己的源头追寻魂魄、谛听启示，以实现清洁精神的反向荡涤和标高拉升。一个标志性的事实是，就在舒洁1990年代迁徙至海口，身处商业主义大潮的裹挟之中时，横亘在他写作中的，竟是“缅怀与守望”这一主题：《在星光背后》《背对故乡的想象》《向北的归期》《额尔古纳河秋诉》《北望锡盟》《马背歌者》……
“夜宿高原/数点果实般悬挂的星辰/总觉得有一匹无鞍的蒙古马/从空中驰骋而抵更远的天际”——舒洁1997年写于海口的这首《蒙古语词》，仿佛他从杳渺中听到的神示的预言，若干年后，随着他准宗教情感中精神故乡的不断扩大，他心灵无鞍的蒙古马，果然“驰骋而抵更远的天际”。
2007年，他以近千行的长诗《在时间的另一边》，在对诸如荷马、爱琴海、耶路撒冷等诗人、先知、英雄、以及圣灵圣迹这一世界文明全景的纵深穿行中，追念人类再也回不去的史诗时代，以及圣洁的童年品质。
2008年完成的两千多行的长诗《蒙古：追寻辞》，则是一部足可称之为激动人心的作品。这是一首感伤的诗，一首将光荣蒙古征战世界的骄傲置于深度反思中，追寻人类家园性生存和光明愿景的史歌。该诗从蒙古草原追踪祖先的背影而至蒙古骑士驰骋的欧亚大陆，在宏大酷烈的历史场景还原中，发出了一个人类主义者的慨叹：“黑海以北纵向的草原上/乌拉尔河、顿河、顿涅茨河、第聂伯河、布拉河/落日的余晖投向河面/那是血色鏖战之后自然的呜咽/在伤残的大陆上回传/年轻的战死者仰卧在水底/一万年他思乡的灵魂活着/不会闭上忧戚的双眼”。这是一幅英雄史诗式的场景，然而，悲壮的血色黄昏所引发的，并不是对骑士血染沙场的豪迈感，而是深沉的痛惜：
纵向的草原
欧洲的蒙古利亚
那里啊 不是你们的家
在这里，舒洁表达了一个现代诗人深刻的自审意识，以及具有颠覆性质的文明历史观：被征战的欧洲大陆，并不是蒙古人的家园，那么，这样的征战又到底意义何在？的确，在人类历史上诸多类似的战争中，一个胜利民族的自豪，则意味着另一个民族的屈辱。这样的屈辱，甚至会是数代人的记忆。哈萨克斯坦作家夏汗诺夫在本世纪的一次对话中，曾专门谈到了他们的历史名城奥特拉勒（讹答剌）当年被蒙古大军毁灭后，留在其祖辈心灵中永久的痛楚（见夏汗诺夫与艾特玛托夫对话录《悬崖猎人的哀歌》）。
那么，在这首《蒙古：追寻辞》中，舒洁到底追寻到了什么？他最终的结论，是对中亚草原上一位智者箴言的领悟：“惟有相爱……惟有仁慈的生命才能推开智慧之门”。而这种爱的生存，则被舒洁具体化为以女性、母亲为核心的家园式的朴素与温馨：
十月
我在贡格尔河南岸凝视北方
我的耳边萦绕着一首古歌
很多人在时光里行走
我知道她们是谁
是早晨 我知道山顶的上空红了
……
我知道 有一位草原母亲
就在不远处望着我
这样的缅怀与守望，这样的沉思与吟诵，就是舒洁在本时代书写长诗，并能持续书写长诗的所有依据和理由。
非但如此，舒洁在一篇文章中还表达了他书写长诗时，这样一种写作状态：“写作长诗，是心灵的奔跑，我未曾感觉疲惫。相反，在如此的过程里，我尽情体味了心灵写作所带来的尊严、幸福与欢乐。”这样的写作，实在就是福至心灵，如获神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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