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渔（1898.01.10--1992.02.26）张友渔（1898.01.10～1992.02.26），男，山西灵石人，原名张象鼎，字友彝。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第一、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其父张映南为清末秀才。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著有《中国宪政论》《法学基础知识讲话》《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等。主编有《辞海法学卷》《世界议会词典》《历史大地图集》《中国法学四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中外法律大典》等大型工具书。1992年2月26日，张友渔因心脏病复发在北京逝世。简介1898年1月10日，张友渔生于山西灵石县，民国7年（1918），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被选为校学生会会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创办《共鸣》刊物，还为多种报刊撰稿，抨击封建思想，宣传爱国主义。民国12年（1923），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同时担任太原《并州新报》、北京《世界日报》、上海《申报》和汉口《中山日报》等多家报刊的驻京记者或特约撰稿人。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事业，曾任北平《世界日报》《民国晚报》《大同晚报》的总主笔。抗战期间，任北平《时事新报》、香港《华商报》总主笔，《新华日报》社论委员和代理总编辑、社长。1939年春到重庆，以左翼文化人的身份进行民主宪政工作。1943年，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9月，代理《新华日报》总编辑。重庆谈判期间，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任新成立的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1992年2月26日，中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1]革命经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派遣，1930、1932和1934年曾三次东渡日本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回国前后，先后担任过天津汉文泰晤士晚报总编辑、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并任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讲授宪法学、劳动法学、新闻学和日本问题。在此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创办《世界论坛》杂志和《时代文化》杂志（后改名《文化动向》）。七七事变后，离北平去济南、开封等地，先后任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中共豫鲁联络局书记。1939年春去重庆，作为中国救国会领导人之一从事民主宪政运动。1941年春，去香港，任《华商报》总主笔。1943年在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长、《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国共谈判。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长。1947年。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1948年4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2年，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参与1982年宪法的起草工作。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了中国多项重要法律的制定工作。智救战友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斗争采取盲动主义，致使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军委系统的薄一波和共青团员刘仁等三十几位同志，在天津被捕。上级党组织指示，尽一切努力营救这些同志出狱。担任此项工作的就是张友渔同志。张友渔当时任市政府秘书处外设第三科科长，负责宣传、社会、文教和社会团体工作。接受任务后，张友渔决定向接替南桂馨的天津市长崔廷献建议成立“自新院”。崔廷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任张友渔负责筹办。“临时自新院”很快就筹备就绪了，院址选在海河金汤桥附近奥租界的一座小洋楼，除判刑重的彭真同志外，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刘仁等被捕的三十几名地下党员都被移送到这里。“临时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较好，俩人住一屋，各睡一个小铁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除了文书、会计、事务等几个非国民党员的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政治犯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外出。此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阎锡山被迫放弃北平和天津。张友渔明白，随着政权的移交，自己也将失去市政府科长的职位，因此，必须迅速把这三十几位同志营救出来。张友渔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走进市长办公室，假借谈工作，利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激愤的口吻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输下去。不能让别人拣了便宜，把天津轻易地端过去。那些政治犯，我们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捣乱，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这番话很中崔廷献的意，他问具体怎么做。张友渔建议说，把“临时自新院”撤销。理由是，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撤销。崔廷献觉得这个办法挺好。就这样，在奉军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闪电般地摘了牌，撤了岗，地下党三十几位同志被立即释放。撤销“临时自新院”虽然是个妙计，可也是一步险棋。它利用了阎锡山与蒋介石和奉系的矛盾。张友渔同志很清楚，奉军进津，国民党市党部必然马上恢复，他们对共产党是决不会放过的，对这件事一定会追查，于是便隐蔽在法租界的六国饭店。果然，蒋派国民党市党部恢复后，宣传部长刘不同得知“临时自新院”撤销，政治犯全部释放了，便查找张友渔的下落，要缉捕他。党组织及时获取了这个情报，立即通知了张。等到刘不同查到了张友渔的住处，他已经远赴日本了。学术理念张友渔教授在学术上留给我们后人的，不仅是500多万字著作中所包含的非常丰富的思想与智慧，而且还有他十分鲜明的治学经验和为人风范。他的治学经验和为人之风范是高度统一的，可以用以下八个字予以概括：求实、创新、严谨、宽容。他发表言论、写东西，不抄袭，不盲从，也不迎合时尚。创新是张友渔教授治学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他说：“我发表言论、写东西，都是讲自己的话，不抄袭，不盲从，反对教条主义，也不迎合时尚。决不是大家都这么说，或者哪个权威的人说了，我就跟着说。经过我自己考虑了，研究了，认为是对的，我才说。”“我主编《政法研究》时曾说过：整段整段地照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给稿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反对马列主义的帽子。”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到他辞世，张友渔教授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参与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政治观、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各个历史时期常有自己独到的建树。个人著作著有《中国宪政论》《五五宪草批判》《中国如何实行宪政》《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以及《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张友渔著作精华录》等。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编辑委员会主任，《辞海》编委会委员、法学分科编委主任。个人贡献张友渔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出生入死，转战南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国后，张友渔同志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为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长达70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撰写了具有真知灼见的专著和论文上千万字，先后主编《辞海法学卷》《世界议会词典》《历史大地图集》《中国法学四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中华律令集成》《中华法学大词典》《中外法律大典》等大型工具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评价许崇德：他是我的良师与榜样1954年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时，我对张友渔的印象并不深。直到1980年参加八二年宪法修改时，我与张老接触逐渐多了。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了秘书处，胡乔木是秘书长，张老是副秘书长，同时担任副秘书长的还有胡绳、吴冷西、王汉斌、邢亦民……我对张老的印象是他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起初，秘书处大概一个礼拜开两次碰头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小天津厅。后来，胡乔木因身体不好，就委托张老主持秘书处的会议。张老总是非常认真负责。那时我还有一个感觉，张老的心眼儿特别好，对年轻人十分照顾。我当时年纪比较轻，学校条件不是特别好，到大会堂开会都是坐公交车去的。每次在大会堂开完会以后，我总是请求张老的车能顺路带我一段。张老住在木樨地，我搭车到木樨地后再坐公交车回到人民大学。记得有一次，他知道我还要到动物园换车，就叫司机再往前开，把我送到动物园，这样我就不用换车了。他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让我很感动。1981年，我们在玉泉山集中工作，住在9号楼，这样我和张老的接触就更多了。秘书处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我们第一步是研究框架，大家一起一条一条地凑。那时，张老本人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除了宪法起草这一摊工作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他当时是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法制委员会有好多文件，他要阅读、批示。张老能够“一心多用”，能一边开会一边批文件，而且不会出什么差错。我们都知道他如果不这么干的话，工作是做不完的。起草宪法是从1980年9月开始的，一直到1982年12月4日才结束。这一段时间，我跟张老共事，得到他的很多教导。我本身是搞宪法专业的，因为他老人家经历的事情很多，所以我总有很多问题请教他，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他是我的良师。我们秘书处在一起商量条文的起草，是一项集体的工作。我们都是张老的晚辈，每天吃完午饭后，张老让我们在床上休息一下，可是他从不睡觉。他坐在桌子边上继续批改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我们睡醒。当时张老年事已高，有80多岁了，可他的精力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充沛。张老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该休息休息，我在你们睡觉的时候做些事。宪法草案公布后有一段宣传讲解的过程，好多报纸请张老写文章，不少单位请张老作报告。张老特别重视宣传宪法草案，一般来说他是不推辞，有求必应的。有一次，他实在忙不过来，有些文章就让我帮他起草。他把思想跟我交代得很清楚，这样我下笔的时候就非常得顺利。老人家特别认真，文章发表以后，还要分给我一部分稿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跟他相处得很愉快。更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导，对我后来从事宪法的教学和研究，帮助非常大。1985年9月，我又与张老一起参加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记得第一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大会，邓小平、李先念、彭真、胡耀邦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邓小平一到会场就冲着张老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张友渔说：“我今年八十六岁半。”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底气特别足。当时邓小平并没有说什么，我想邓小平当时也许在考虑老同志怎么安排这个问题。其实，从张老的说话和动作上看，他仍显得十分年轻，与他的高龄并不相符。香港基本法我们就起草了5个年头，如此高龄的张老一直精力非常充沛地工作着。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在北京，要去广州、深圳，还得去香港……张老始终与大家一起来回奔波。在那段时间里，张老不光是专职搞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当时还有法学会会长和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工作。据我所知，当时一个人兼两个全国性学会会长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张老在1992年94岁高龄时离开了我们，至今我经常怀念他。他对党的忠诚、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他的博学，以至他高尚的品格，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宋汝棼：他是没有一点架子的老领导我与友渔同志在解放初期就认识了，他是我的老领导。我感觉友渔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摆架子。我对他的印象是：没有一点架子的老领导，一位平易近人的法律专家。解放初期，我是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局长，友渔同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管我们工业局的工作。他非常关心地方工业。当时北京市的主要收入来自地方工业局。那时，北京商业系统赚的钱上交给商业部；首钢、京西煤矿等大型企业都属于中央工业，赚的钱归冶金部、煤炭部；北京市地方工业赚的钱才归北京市。友渔同志一向都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从来都没批评过我。每次我向友渔同志汇报工作以后，到了吃饭的时间他都留我在市政府吃饭……1981年，我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工作。那时候的法制委员会的主任是习仲勋，副主任有胡乔木、史良、王汉斌、张友渔、刘复之、顾明、周仁山、邹瑜等一些老同志。我也是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但我是副主任里资格最浅的。记得那时习仲勋同志开会研究立法问题，主要是征求友渔同志的意见。198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取消了，改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委成立之初，王汉斌同志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法工委主任，我担任法工委党组书记。友渔同志是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可是法工委在研究有些法律，尤其是重要的法律时，还有彭真同志听汇报的时候，友渔同志都在场。友渔同志在后库（全国人大常委会另外一个办公地点）有办公室，法工委有关立法的很多事随时都可以到他办公室找他。友渔同志的年龄比我们大，资格也比我们老，但他从不摆架子。1988年以后，友渔同志已经快90岁了，改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法工委凡是重要的法，我都会征求友渔同志的意见。那个时候，我家住在木樨地24号楼，友渔同志住在木樨地22号楼，很多时候我会直接去他家里找他。每次到他家里，他不是在那儿看书，就是在伏案写东西。见到我来了，他都会放下手中的事，认真地听我询问相关的问题。你问他问题，研究过的，他就发表意见；没有研究过的，他就说这个我没有研究，态度既认真又诚恳，从不敷衍。徐枫：他像“老妈妈”似得和蔼可亲我在社科院就是张老的秘书。张老到了全国人大以后，我就跟他到了人大。张老一向待人特别和气。在他身边工作，什么事情都是商量着办，从来就没有命令式的口气让你干什么，待人像亲人似的。我到他们家里，他们也从来不把我当外人，赶上吃饭了就吃饭，赶上了去哪儿就说咱坐车一起去哪儿。他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让秘书特操心的人。他自己能干的事绝不会麻烦别人。跟他一块儿出差，他自己能做的都尽量自己去处理。张老一生生活简朴，出门一般穿中山装，但一到家，马上换上旧衣服。从我认识他的时候，脚上就蹬着一双老布鞋，身上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几乎老是这么一个装束。老人家生活特别有规律。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时候，他每天上班来就带两个西红柿，他的水果就是西红柿。他家里家具不多，都是一些老式的。这么些年，我没有看到他家里增加什么家具，都是旧沙发、旧柜子。虽然张老生活那么简朴，但他对别人从不吝啬。他出差都会想着给我买礼物。有一次，他们两口子出国，给我带回来一条丝巾，挺漂亮的。他的夫人是中国第一个到日本学法律的女学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和夫人感情很好。他们对家里的阿姨也非常好，就像自家人一样。张老那种认真工作的精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每一次改稿子都不厌其烦，把稿子搞得尽善尽美。不管是什么工作，不管是在外地，还是在北京，他都是很认真地对待。包括各报社的记者采访他，他都是很认真地对待。无论是在社科院，还是到了人大，出去开会也是一样，老人家非常守时。还有一个就是他从来不说多余的话，在工作上给你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工作尽职尽责，到单位就开始伏案工作，写啊，改啊，特别辛苦。张老在参与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同时，还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会长与名誉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肩负着指导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任。他除了参与上述机构的日常工作外，就连有些国家级法学刊物中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常常要张老亲自审批和把关。张老没有架子，有人请他会议或作演讲，都挤时间去，很少说今天有事拒绝的。张老在繁忙的公务之外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张老家里最多的东西是书，满地堆的都是书。他那么大年纪，记忆力非常好，只要你说过一遍的事情，他都记得；哪些书放在哪里，他也清楚地记得。并且他思路清晰，脑子特别清楚。他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几乎是隔两天去一次。张老逝世前，思维仍旧敏捷，一点没有老态。我看到张老住院期间还坚持工作，坚持看稿子。在他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还一再对立法工作表示关注。张老在人们的眼里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前辈及学界领袖，但在我心里总觉得他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跟着张老这么多年，我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把张老当成了自己的亲人。1992年2月26日，我又去医院看张老。当得知老人家去世了，我坐在传达室里痛哭起来。后来到八宝山送他的时候，我还是哭得那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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