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庄逢甘：逆风飞扬
11月8日上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宇航出版社，在北京神舟国际大酒店，举行《庄逢甘院士纪念文集》首发式。在这本书中收录了我的文章《为我国空气动力学发展贡献一生》。现将文章中的一段节录于下：
他在国内外受过的教育，都出于西方的教育体系。在国内大学教书时，对社会的接触也比较少。因此，在庄先生来到五院工作后，在处理许多上下级的关系时，生性秉直的他开始并不很适应。由于当时五院领导，特别是负责五院技术工作的钱学森对他的充分信任，使他在工作中慢慢放开了手脚。当时我国社会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在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如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他关于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作用的直言，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误解。好在当时五院领导正确执行了中央对知识分子的保护政策，在这些运动中他并无大碍。庄先生通过这些磨合后，一方面更严格的要求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也尽可能地去发挥年青科技人员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庄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张张大字报贴到了庄先生办公室门上，攻击这位空动专家是“空洞专家”。在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他在一家美国华人照相馆拍的一张穿戴蟒袍玉带的古装照，就被反复批斗。庄先生的儿子庄飞回忆说：“一次，造反派深夜闯进家里将他带走，只留我自己在家。我一夜没睡，每二天还看见父亲带着高帽游街。直到第二天晚上父亲才被放回来。那时我出门也会被其它小朋友喊“老右派”。那段时间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妹妹庄玫在幼儿园全托。父亲每晚回来带两个馒头，煮一锅砂锅白菜，与我一起晚饭，从来不买肉。当时我家有五间房间，被挤进了三户人家，我家只剩下一间房间，只好把沙发叠起来，屋里只剩能放下床和饭桌的地方，父亲对此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在文革中，许多庄先生周围的科技人员也都受到了冲击。在这样的境遇下，庄先生还是挺了过来。不管周围环境怎么乱，庄先生始终坚持着他那并不空洞的空动事业。不久，周总理下达了保护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指示，庄先生的日子好过了一些，但仍不能正常地工作。慢慢地他已经允许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了，但他仍要参加例如搬氧气瓶等体力劳动。在这些劳动中，他和一批工人成为了朋友。
1967年7月20日，国防科委作出了成立空气动力研究院（十七院）筹备组的决定，成立了以钱学森先生为组长，郭永怀等为副组长的筹备组，负责空气动力研究院（后来定名为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规划和组建工作。
我们注意到由于文革的影响，在上述气动中心的筹备组里，却没有多年来为建设气动中心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庄先生的名字。在钱学森的邀请下，庄先生还是参加了筹备组的全部技术活动，对气动中心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负责了承担内地风洞设计的05工程队的技术领导和协调工作，为此花出了大量心血。例如1970年，他和北大的周培源先生反复讨论后，建议将北大拟建在汉中的0.6米激波风洞移交给内地。我和董兴德、候咸等三人，曾奉庄先生之命，从云岗骑自行车直奔北大周先生之家，落实了这个建议。
在1979年，国防科工委任命庄先生为气动中心的副主任。当时钱学森要求他将组织关系调到中心，甚至表示可以请蒋英来照顾他的子女，但他因对自己倾注全部心血建设的北京研究所的留恋（同样出于这种留恋，他在1983年也并不情愿把关系调离这个研究所）和无法落实在北京的住房供自己子女上学，钱学森的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为此，他只能频繁去四川出差，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对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气动中心的建设历时15年，先后建成一批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地面试验设备，使我国卫星、导弹研制进入了一条高速通道。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庄先生在思想上更加成熟。1979年5月，由胡海清和肖海介绍，多次申请入党的庄先生终于批准入党。从此，他完成了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到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锐变。钱学森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给庄先生写信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