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打仗就是烧钱，蒋介石为了这一次的围剿，可谓不惜血本。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蒋介石将向美国借款五千万美元，即所谓的《棉麦借款》，悄悄将很大一部分挪为军用。还有四千万美元的航空借款，根据合同，美国将为国民政府建造飞机八百五十架，至1933年9月，已经交付了一百五十余架。
还有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蒋介石拥有一支庞大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这个事说来话长，但是因为其作用巨大，故此不得不多费一些笔墨。
民国建立之初，各军阀派系内战日趋激烈，对军火的需求量非常庞大，但是满清时建立的兵工厂产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国军火进口量大增，其中自欧洲与日本输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战时（1914-1918），欧洲各国大战正酣，军火外销中国量钜幅减少，日本乘机大肆输入军火竟占了当时中国总进口量的80%。
1919年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国内战，并抵制日本独占中国军火市场，故倡议对中国武器与军火禁运，自1919 年开始直至1929年长达十年之久。而实际上，因欧战结束，欧洲战场使用过的各式军火大量低价外销，中国南北方政府、各省军阀还是以走私、偷运等种种方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军火。据统计自1911 – 1928年共18年间、中国输入的各国军火以步枪、手枪、弹药为主，火炮、军舰、飞机等重武器则甚少，因为进口的各国械弹口径性能不一，其中朽劣军品又多，严重影响到部队战力；而供应国是以德国（36%）、日本（32%）为前两名，其余32%为俄、英、法、美、挪威等国所分。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开始大力从事国家建设，但日本自“济南事件”开始，对中国步步进逼，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暴露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国民政府深知中日间终必将爆发大战，必须要加快国防建设，于是加强军火生产，储备弹药器材，并成立兵工署，整建汉阳、金陵、巩县、华阴等17个兵工厂。
但从当时国内军队总人数方面来考量，以上各兵工厂的产能对支应如此庞大的军火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举行陆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截止1936年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团，总兵力共计170万人。当时各部队武器各色各样，零件弹药互异，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计画难以建立；如果依计划，一个调整师一日战斗需步机枪弹80万发，全国60个师于五年内要建立足够两年的械弹补充量，那中国各兵工厂的产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据战前的一项估计，如果对日开战，每月步机枪弹的消耗量即高达7亿发，这样惊人的用量势必要靠国外大量进口。但为避免以前军火大杂烩的现象重演，必先要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式与弹药口径入手，但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除了与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可是哪一个国家是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并且愿意协助中国军事力量成长强大的呢？最后德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国防工业，并将现代军事思想大规模引进中国，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力。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70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开始了德国的兴起。但此时也是中国国势日益低落的时代，几年间德国在欧洲即取得重要地位并展开了与中国的关系。与其它列强一样，德国经由割地、赔款、设银行、修铁路等方式，在中国山东与东北扩充地盘，所以与俄国、日本常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的辛丑赔款中，德国得到20%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又开启了另一个新页。
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先生力主中国应保持中立，反对加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参战，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时与德国断交，当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决心推翻段氏政府时，德国方面联络中山先生，表示愿提供两百万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的构想。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国，表达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的发展，但基于现实考虑，德国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义已开始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在广东服务，建立了日后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合作的基础。
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受凡尔赛合约限制，被迫缩减军备与军队规模，大量的军人除役，许多与军需有关的工厂企业失去发展机会，面临了严重的失业与倒闭危机，德国此时亟需发展海外市场来减缓国内经济问题，于是促进对中国关系开始加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对中国领土与政治利益的企图。
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的行动、驱逐苏联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蒋对德国本来素有好感，此时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是相当积极的。经过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方面派来鲍尔上校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从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国军人来华担任顾问，这些顾问实际上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
马克斯·鲍尔上校（Max HermannBauer），第一任总顾问，1928年11月～1929年5月。成立教导队、储备编译人才、倡议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
赫尔曼·克里拜尔上校（HermannKriebel），代理总顾问，1929年05月～1930年5月，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乔治·魏采尔中将（GeorgeWetzell），第二任总顾问，1930年05月～1934年4月，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担任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的作战顾问。
汉斯·冯·塞克特上将（Hans VonSeeckt），第三任总顾问，1934年05月～1935年3月，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陆军的素质与战力。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Alexander VonFalkenhausen），第四任总顾问，1935年03月～1938年7月，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建立现代化的轻武装机动陆军，建立长江以南防御体系。
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中国军队（以下简称国军），随着德国军事顾问的来到，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自然也跟着而来，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也纷纷来到中国开展了密切的往来。
早在1926年夏季，蒋介石（1887～1975）委托曾经留学德国的朱家骅联系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与几位德国著名将领进行了联系，但均遭婉拒。原因一是在《凡尔赛条约》第179条规定：德国不但不能派遣任何陆海空军代表团驻在任何外国，而且“将采取合宜办法，禁阻德国人民离开其领土，以投效于任何外国之陆军、海军或空军，或随之以助陆军、海军或空军等练习，或大概在一外国给协助于其陆军、海军或空军之教育。”禁止德公民充当外国军事顾问。而几位将领皆声名显赫，备受瞩目，他们任一人充当军事顾问都可能引来国际注意与干涉。另一方面当时北洋政府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对广州政府与蒋介石，上述几人不了解中国内战形势，不想贸然来华。所以德国一战名将鲁登道夫向广州政府推荐了鲍尔。马克斯·鲍尔（MaxBauer）是一位资历颇深、背景复杂、有着传奇经历的军人，他一战爆发时为德国参谋本部作战处的参谋。一战结束时以上校军衔退役。鲍尔是一重炮专家，因主张大量生产重炮而与克虏伯等军火巨头发生关系。因对《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不满，1920年3月，他和大批退役军人参加了著名的卡普暴动（KaptPutsch）。暴动遭到镇压，鲍尔受到通缉，逃亡国外，先后在多国担任军事顾问，后以放弃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为代价，获得特赦，回到德国。鲍尔因无法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便把目光转向国外。但在他此前去过的国家中，没有适合他的，而此时中国的邀请给了他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而鲍尔的才能也恰是蒋介石所需要和欣赏的，这奠定了此后二人的合作基础，也使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良好开端。1927年底，鲍尔抵达中国，与蒋介石进行了数次长谈，前后持续了一周。在会谈中，鲍尔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国际关系等广泛内容向蒋夼石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其中很多观点与蒋介石的想法颇为相似，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随鲍尔一同回国，赴德考察“德国的政治组织、军事制度与军工技术，并物色经验的人才……为之计划中的重组服务。”考察团负有两项使命，一是为中德经济合作吸引德国大企业与财团加入中国经济复兴进行全面接触，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1928年11月，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组建了一个顾问团，启程来华。正式开始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十年历史。11月19日，鲍尔到南京就任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首任总顾问。其后，顾问团其它成员陆续到位。顾问团组织正式成立。该顾问团成员受总顾问领导，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负有组织协助中国发展经济和军事等各项建设事业的任务，因军事工作是其首要工作，故称军事顾问团。这从其顾问团人员组成可见一斑。该团首批成员共25人，其中10人为军事训练教官，6人是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4人是民政警事顾问，另5人是其它方面的专家。除鲍尔外，其它顾问团成员都与南京政府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鲍尔来华后，先到上海、武汉、南京一带进行了数周的考察，以了解中国的军事及经济状况与发展潜力，随后他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及备忘录，就中国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及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提出了建议，受到蒋介石的赞赏。1929年3月，蒋挂战争爆发，鲍尔亲赴武汉前线，参与指挥蒋军同桂系作战。4月，鲍尔在前线染上天花，虽被送往上海急救，但医治无效，于1929年5月6日在上海病死。鲍尔病逝使蒋介石十分难过。“表示从此会使他感到很孤独。”鲍尔来华任职时间不过半年，但他创立了德国军事顾问团这组织，确立了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任务，并由于他给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坚定了蒋介石聘用德国顾问的决心，极大的提高了顾问团的地位，为今后十年德国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继之也为中德两国的密切交往打通了道路。
鲍尔在其备忘录里力诫蒋介石整编军队，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魏采尔同样建议蒋介石集中全力把国民党军队编练成一支训练优良、兵种齐全、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并提出组建新式精锐军队的关键“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各类特种军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官兵素质。塞克特则在其建议书里宣称：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
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坚。法肯豪森任职时，直接领导参与了陆军整理处的工作。此外，德国军事顾问也将培训军官视为己任。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魏采尔时期，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有魏采尔顾问团中的成员，魏采尔本人就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
乔治·佛采尔从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在华四年间，参与指挥了中原大战和淞沪、长城抗战。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按照佛采尔的建议，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威力。中原大战最终以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告终，蒋介石为此给予佛采尔“功不可没”的四字评价。
但是，佛采尔远不如鲍尔那样人情练达，常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摆摆总顾问的架子，甚至越权干涉人事，渐为蒋所不容，最后灰溜溜离开中国，后来被戏称为“德国的史迪威”。
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是蒋介石聘任的德国顾问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隆、见识最广的一位。1933年5月8日，被削去德国陆军总司令一职后沉寂数年的塞克特以私人名义应邀来到中国。蒋介石派交通部长朱家骅前往上海迎接并全程陪同，还专门从同济大学医学院调来一名教授作为他的保健医生。5月22日， 蒋又特派一艘炮艇把他接上庐山见面。
随后，塞克特对华北进行了数周的考察。在7月底回国前，向蒋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在军队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军事机关的整顿、特种兵建设等方面对前面几任顾问的做法进行综合、补充和发挥，对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办法。蒋介石看了建议书后赞不绝口。
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格外推崇，塞克特也有点飘飘然，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在中国，“我被当作军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1934年4月蒋介石授予塞克特总顾问的职位，还准许他以“委员长的委托人”的名义，在“委员长官邸”内代表委员长进行“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蒋介石指示，凡塞克特在委员长官邸召开会议，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部长或次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均应到会。顾问团还在南京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由法肯豪森任“总顾问参谋长”，以“委员长代理人，冯·塞克特”的名义发号施令。
在塞克特的提议下，国民党方面根据军队每月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个“精确的后勤供应计划表”，据此向德国公司定购必需的军火器械和有关设备。同时通过德国商人克兰加强了中德两国贸易，促成了中德双方《中国原料及产品对德国工业产品交易合约之实施》的签署。通过这一合约，一方面满足了中方对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德军整军备战对战略原料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
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塞克特于1934年底向蒋提交了辞呈。临行时，塞克特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
1938年7月8日，德国军事总顾问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在广州挥泪登船返国，告别了工作四年零三个月的中国。他的离去标志着德国顾问团在中国活动的彻底结束。行前，法肯豪森等向中方官员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而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英国驻东京大使说：“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番表述从侧面反映了在中国抗战初期德国顾问发挥的作用。而其中，作用最为显著的就是这位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于1878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皇家贵族家庭，1900年曾随八国联军来华镇压义和团，这次经历使他对东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曾在柏林大学东方学院进行专门研究。1912年他被派遣到日本东京担任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从军中退休之后，纳粹党曾许以高官邀其入党，但遭到他的拒绝。
作为蒋介石的最后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在帮助蒋介石整训军队、推动中德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抗日战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帮助蒋介石拟订了抗日战略蓝图，并参与指挥了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
法肯豪森对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战略做过深入研究，深知日本全面侵华势在必行。因此，法肯豪森上任不久，就多次考察中国的江防、海防。
1935年8月20日，他向蒋介石呈送了《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分析道：“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期其实现。”[6]
法肯豪森并明确指出，国际上对于日本侵略行径“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九国之公约实际早已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面拔刀相助”，认为“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丢掉幻想，“竭尽全力，为保全国土而奋斗”。
《建议》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提出了中国方面的作战方案，不仅为国民政府应付华北危机提出了对策，也为尔后的长期抗战拟订了总蓝图。建议书中提到的“持久抗战”、以四川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的两大设想，为后人称许。[6]
法肯豪森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60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7]
根据法肯豪森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国政府于1935年春在武汉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由陈诚任处长，总理整军事宜。
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接受德国顾问训练并有部分德式装备的军队已达30万人之众。整理处共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此外还调整了东北军15个师、广东部队10个师、川康部队26个师及9个独立旅。通过这次整军，中国军队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个师，基本实现了装备德式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而在此期间，从1934年开始，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2300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8200万马克军火。
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
法肯豪森还积极参与指挥了中国的初期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法肯豪森到保定前敌总指挥部视察战事。全部使用德式装备和经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87师、88师、36师等军队参与了淞沪会战，各师都有德国顾问随军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和指挥。法肯豪森也亲自在上海前线指挥作战，直到会战结束才离开上海。淞沪一战，彻底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妄念，伦敦海外通讯社当时报道说：“……（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而由于德式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日本和一些西方人对淞沪会战甚至直呼为“德国战争”。
台儿庄战役时，法肯豪森也参与了战场指挥。他将台儿庄战役与德军统帅兴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围俄国军队的塔恩堡战役相提并论，并为战役后中国军队未能按他的计划乘胜追击而懊恼。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之后，为防止日本从淞沪地区进攻南京，法肯豪森又到镇海、乍浦、江阴、镇江、连云港等地视察，制定了一套江阴、镇江和南京江防的计划，并协助张治中在苏州和嘉兴之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中国的“兴登堡防线”。
可惜在中德关系急转直下之后，法肯豪森不得不挥泪回国。回国之初，他拒绝接受任何工作，免费当起了中国的抗战宣传员。二战结束后，他不断给蒋介石去信，无偿给蒋提供军事情报和政策咨询。他还一度出任过德中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法肯豪森在德国塞纳河畔的厄姆斯村逝世。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
基于冯·塞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80%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此后，法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长俞大维一起拟定了一套“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期望中国能独立自造各种武器，而不必仰赖国外输入。
按照这一计划，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K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另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
一些研究所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1935年至1936年，中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88、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装备进口包括少量的斯图卡、容克、亨克尔和梅塞施密特飞机，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
蒋介石在1928年全国统一到1937年这十年中的正面成绩。国民党从1928年到1949年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权威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继慈禧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孙中山的议会竞争模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模式之后的第四次政治选择。而蒋介石在1928年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在现代化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国防方面，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引进来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颁布陆军典范令与兵役法，使陆军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工厂，使最基本的弹药能自给自足。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扩充至600架，此外，国民党政府又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浙赣这两条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也在这一期间完成，1935年之后，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云贵川三省，使之成为日后的大后方。这些成绩使中国达到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须的“最低度的标准”。
然而，中国国民政府仍难以避免最终在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的命运。黄仁宇教授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没有民间产业、相配合的国家经济、社会习俗、民间管理，以及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现代化的军事设施就无法发挥功效。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抗日国防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13]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13]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
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