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短评:目下坊间的声音多把叙利亚危机解读为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之间的矛盾,却忽视了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在干预叙利亚问题上比西方还要激进。倘若没有沙特等国的竭力支持和推动,叙利亚的国内冲突绝对不会闹得如此厉害,阿拉伯联盟接连通过针对叙利亚的决议更是无法想象的。
而沙特阿拉伯等国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背后的核心因素就是纵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对此,大约十年前以都人笔名(后改名为于时语)发表的《什叶派的兴起和阿拉伯世界的危机》一文已有十分深入的阐述:
“对阿拉伯世界而言,真正的长久危机并不是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者沙龙行将执政,而是伊斯兰什叶派人口的迅速增加。他们的政治权力却一直受到逊尼主流派的压制。在中东领袖纷纷换代之际,什叶派的权益问题完全有可能触发爆炸性局面,使得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改观,并对西方利益造成严重冲击。”
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从伊斯兰教创始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就已开始,并迅速通过内战而表面化,并以穆罕默德堂弟兼女婿阿里战死而长期形成逊尼派“地上”而什叶派“地下”的格局。由此造成什叶派信徒每每隐瞒其真实信仰,其具体人数也往往被大大低估。
然而近年来海湾地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人口(或者说是公开的什叶派人口)迅速增加,对长期掌权的逊尼派构成巨大压力。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强行推动“民主大中东”,结果却是2005年12月15日伊拉克全国议会选举之后,什叶派确定了在伊拉克新政府和议会中的绝对优势。尤其是什叶派强人马利基出任伊拉克总理,标志着伊朗和伊拉克都成了什叶派当权的国家。长期对本国什叶派人口百般打压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对此坐立不安。未过多久,伊拉克什叶派政府高官便放出“伊拉克是一个创造文明的国家,不需要听取那些骑在骆驼背上的贝都因人的建议”之言论,海湾地区以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已趋于表面化。
尤其令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都感到万分紧张的是,随着什叶派在伊拉克执政,什叶派势力从伊朗到伊拉克,再经叙利亚,一直延伸到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加沙的哈马斯,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绵延相连的新月型。这就是伊拉克战争后浮上台面的中东“什叶派新月”(ShiiteCrescent)。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什叶派新月”的出现相当程度上当拜George WBush政府决意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之所赐。
面对冉冉升起的“什叶派新月”和一浪高过一浪的什叶派“民主夺权”浪潮,同时身兼逊尼派台柱与中东“最大的反动力量”的沙特王室“责无旁贷”,须得竭力反击。而逊尼派占人口多数,政权却落在属于什叶派的阿拉维系阿萨德家族的叙利亚,恰是“什叶派新月”最薄弱的链条。由此,沙特阿拉伯很快成了“几乎清一色逊尼派”的叙利亚“反对派”的“总后台”,也就是丝毫不会让目光敏锐的观察家感到奇怪的了。
当初卡塔尔巴林的什叶派民众举行示威,要求获得公平对待之时,沙特王室立刻联想到其东部主要产油省份的占据多数的什叶派人口,毫不犹豫地派兵过境弹压。而今指责叙利亚之际,这一切都似乎被抛在了脑后。正如于时语先生所言:“所谓海湾合作组织,全是受到内外什叶派‘威胁’的逊尼专制政权,尤其是得到沙特直接出兵占领保护的巴林国王,更是利雅得的掌中之物。大量‘经援’,再加同属逊尼派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垮台,使得阿拉伯联盟大部分成员都被沙特‘统战’,唯一不同意制裁阿萨德政权的两个阿盟成员国,正是什叶派直接或间接掌权的伊拉克和黎巴嫩,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一教派分野。”至于穆斯林政权里唯一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因为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不仅受到国内逊尼派多数民意制约,更出于新奥斯曼主义外交需要,而必须迎合阿拉伯世界的逊尼派主流”,也迅速对叙利亚采取强硬路线。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泾渭分明。
由此看来,叙利亚危机本质首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所谓西方与阿萨德政权结怨,抑或民主人权对抗专制独裁,其实都要让位于阿拉伯世界这场由来已经的教派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