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李白、李邕苍梧游史话探考》后之辨析
翻山客
笔者按：应郁洲布衣的要求，也为方便读者相照比对，鄙人特将对汤老所著《李白、李邕苍梧游史话探考》一文的考证“另行开贴”，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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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李邕早在白游巴蜀时相识。约在唐开元八年左右，白献诗赋於渝州刺史李邕而遭嘲笑(据安徽文艺出版的“李白诗四百首”载：邕於开元六年十一月被任为渝州刺史)，白作“上李邕”诗，责邕“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从此之后，白“杖剑去国，辞亲远游”，于开元十七年一入长安，希冀明主以骋壮怀，但经六年努力仍为布衣。期间都末与李邕见过面。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载:李邕在唐开元年间任海州刺史,并收《李邕大云寺禅院碑铭并序》，文中有“邕来守是邦”之说。《连云港地方史稿》亦称：李邕任刺史期间，日本国使曾率五百人，十条船至海州停泊,船上“载国信”及“珍货百万”，李邕看到这些货物……半夜时将船载货物全部取走，并凿沉了十条船。天亮以后，谎告……船尽飘失，不知何在。日本国使将此奏闻朝庭，皇帝敕命李邕造十艘船并派水手送日本人返回。[鄙考]考《新、旧唐史》、《日本纪略》、《续后纪》可知，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唐贞观四年）八月派遣第一次由犬上三田耜率领的使团为起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唐乾宁元年）九月第十九次派遣唐使团（未成行）为止，历时二百六十四年，前后共任命郭十九次。没有一次是途经海州的（除圆仁“偷渡”外），大多是从扬州上岸，经陆路转运河前往西安。即使偶有遭遇风暴或他因遇难失事的，正史中必然有相关记载，并无有关李邕劫杀遣唐使的记载。况且，李邕作为一名深受皇帝器重的政治家、诗人，是不会做出这种见财起意的卑劣之事，更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况且李洪甫老师在《连云港地方史稿》中说得也很明确，这则记载出于“野史”，不能作为正史予以采行。
经考《新唐书》和《旧唐书》李邕传，“邕来守是邦”当在任括州刺史“喜兴利除害”复坐诬得罪、“天子识其名诏勿劾”[鄙考] 据《新唐书·邕本传》载：“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喜兴利除害，复坐诬枉，且得罪，天子识其名，诏勿劾。后历淄、滑二州刺史，上计京师。始，邕蚤有名，重义爱土，久斥外，不与土大夫按。既入朝，人间传共眉目瑰异，至阡陌聚观，后生望风内谒，门巷填隘。中人临问，索所为文章，且进上。以谗媚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天宝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尚遗勣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就郡杖杀之，时年七十。”《旧唐书》载略同。于开元二十五年被派往海隅一角之海州的。[鄙考] 据岑仲勉先生所著《金石论丛》中，《李秀碑》—文中引欧阳棐《集古录目》：“《唐开元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并书……碑以开元二十八年七月立。”《宝刻类编》卷五《金石录》中也收录此碑。唐代进士张读的《宣室志》中也有记载：“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元黄石。”由此可见，开元二十七，二十八这两年，李邕是在淄州刺史任上。而非汤老所说的滑州（海州）任上。至于李邕在海州任刺史的时间，据《海州大云寺禅院碑》的记载：“邕来守是邦”。据欧阳棐编《集古录目》卷六的记载：“海州刺史李邕撰并书……碑以开元十一年四月立。”另据《全唐文》卷二六四“开元十一年四月，立在海州”的记载可知，立石之时，李邕已为海州刺史。同年十月二日，李邕作有《楚州娑罗树碑》一通，立在淮安县。《大云寺讲堂碑》，落款为“海州刺史”。《大云寺讲堂碑》立在陈州。若《讲堂碑》撰书在陈州刺史任上，依照唐刺史三年调任的制度，十一年见迁陈州，任海州则在开元八至十一年间。邕于六年十一月除渝州刺史，至今已见三年，其常调移官海州，应当始于本年季春。因此，汤老判断的李邕“被派往海隅一角之海州”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存在较大纰漏。（唐书载为滑州，查《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之滑州、开元、天宝年间均无滑州建制,唐乾元二年(759年)才将兖州复名滑州,唐书所载当为谬误[鄙考]据《册府元龟》卷四载：“开元二十九年三月甲申，滑州刺史李邕献马一匹，表云其马肉鬃鳞臆，嘶不类马声，日三百里。邕任淄青刺史日，遇一老翁云，圣主将得龙马以应太平。邕遂于青州马会思家获而献之。”另据宋代金石学著作《宝刻丛编》卷五中，《唐淄川令裴大智碑》的落款为“唐滑州刺史李邕撰司勋员外郎萧诚书，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立。”《全唐诗》卷三，唐玄宗有《迭李邕之任滑台》诗。考《旧唐书·地理志》：“滑州：望，隋东郡。武德元年。改为滑州，以城有古滑台也。”《新唐书·地理志》：“滑州灵昌郡望，本东郡，天宝元年更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八：“州城，即古滑台城，城有三重，又有都城，周二十里。相传云卫灵公所筑小城，昔滑氏为垒，后人增以为城，其高峻坚险。临河亦有台……”结合《唐诗纪事》卷十七载，李邕任滑州刺史，应当在开元二十九春。）。
唐开元盛世期间, 海州已经是与海东各国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囗岸，有能停靠数十条船的港口和能接待数百人的驿馆，还有造船基地，经济十分繁荣，由于李邕“纵求财物, 驰猎自咨”，再加上海州良好的地利，李邕才做出了取宝凿船惊动朝野之事, 而对海州政事却无建树，只留下了一块文章和书艺著称于世的《海州大云寺禅院碑铭并序》碑刻。
诗人李白于开元17年(公元729年)秋一入长安(唐朝首都), 希望得到明主以聘壮怀。但在游历了六年之久、历抵了卿相等亲朋好友后, 都未取得什么结果。为了继续谋取政治上出路,李白决心寻师访友, 增长才干以实现自己报国宿愿, 唐开元24年(公元736年)来到了东鲁。唐开元25年(公元737年)李白父出任任城县尉。因此李白寓家任城,（今山东济宁）。
据《旧唐书·文艺传(下)·李白》载：“父为任城尉, 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斐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徂徕山, 酣歌纵酒, 时号竹溪六逸”。《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职官表》载: 开元年间李邕任海州刺史, 孔如珪为司户参军。“竹溪六逸”酣歌纵酒之余谈古论今之时不会不论海州的古今,[鄙考]这个结论过于武断 因为孔巢父的父亲孔如珪就在海州当差(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白也不会忘记在渝州(今重庆)因刺史李邕嘲笑自己说大话, 瞧不起年青人的傲慢态度而以“上李邕”诗回敬之事(据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白诗四百首》中载)。海州苍梧自古就有海上仙山之美誉,且与任城、徂徕之距近在咫尺,“竹溪六逸”岂能放过拜访一游的机会。[鄙考]这判断样的论断同样很武断，这就好比毛主席，他老人家多次驾临徐州，彭城与海州也近在咫尺，可偏偏就没来过。所谓的“孙猴子的老家在新海连市”的说法，也只是他老人家博览群书推断出来的，也或许根本就是一些为了发展旅游，蓄意杜撰拼凑的，就像花果山的毛公碑一样。李白再次拜访李邕以表自己豪迈、洒脱的风貌和寻师以举荐之意。笔者认为:李白来海州畅游苍梧当在其时,即唐开元25年(公元737年)秋冬之间。[鄙考]据考：“《访贺监不遇》诗，写于开元二十五年夏南游剡县后，泛舟浙江返经故会稽郡之时。这由是诗所咏用语、情趣等，亦可证之。诗云：“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首句“江东”，即指浙江以东。贺知章系会稽山阴人。山阴县位于浙江东75公里许，故云。《集评》注释谓“江东”泛指“吴越”，“今江苏、浙江之地”。《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诗，写于开元二十五年八月与李良同游归途中。《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八《孤兰生幽园》，以比兴笔法抒己伤秋之思。诗日：“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辉，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末联显寓盼人汲引意。当写于本年九月。《南轩松》诗云：“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全诗寄托了诗人早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愿望。“南轩松”即指其酒楼南面高大绵幂古老之孤松。李白在《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诗中有“衣剑照松宇，宾客光石门”语，也表明其故园酒楼附近有株高大绵幂似广宇的古松。此诗写于开元二十五年冬。从以上诗歌中所叙述的地名不难看出，从开元二十五年夏直至冬季，李白始终没有靠近海州地界，更不可能于这一年游览苍梧山了。
此时屡遭贬谪的李邕与白相见已无“文高气方直”之豪气，却与白叙起了家谱。李白其后所作的两首诗中所述，就表明了李白已认祖归宗了：作于天宝五年十月的“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诗中之太守就是李邕，因为天宝五年十月改临淄郡为济南郡，[鄙考]关于与东海太守李邕同赴济南事，可以杜甫此行所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二诗为证。历下亭在济南。诗有“修竹不受暑”，“园荷想自昔”，时令甚明。又见高适《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诗和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诗。《安谱》云：“李白诗虽未言及在济南谒李邕事，然考集中有关李邕之作，不仅于邕之政绩，备加称颂，而且对邕之冤死，深表同情。李白受道策后，曾偕杜甫、高适在济南漫游，并曾谒见从祖济南郡太守李某。李白是秋所做《古风》其十八云：“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齐都即济南历城。华不注峰在今济南市东北。末句表明时令为夏季。李白只有此一次游济南，故必指是时事。《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此济南太守无考，有人推测即原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无证。此三首亦为受道篆后作，系天宝四年，此时李邕尚未到任。《系年》载作于天宝五年，误。鹊山，《嘉庆一统志》卷一六二济南府：“鹊山湖，在历城县北二十里，湖北岸有鹊山，故名。”《集评》题解云：“原湖址在鹊山前，即今济南市北园一带，古时与大明湖相通，今已淤没大半，大明湖为其一隅。”由其一“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桡(代指船)”二句看，李白与此“从祖”早有交往。天宝五年李邕“奸赃事发”将邕调往济南郡以便查处,(今人亦常用异地审查之法)，实属正常，但李白误认为邕为调任太守乃作此诗。不久,邕於次年正月被“就郡杀之”。而在白流放夜郎途中于江夏所作“题江夏修静寺”曰：“我家北海宅,作诗南江滨”，直称北海与我一家，北海乃我从祖也(宋代以来其诗题下均注:此寺是李北海旧宅)。李白与李邕相见两次，只能是此次“认祖归宗”。[鄙考]《题江夏修静寺》中之李北海，即北海太守李邕，天宝六年正月为李林甫所害。李白天宝六年春曾于金陵为李适之、李邕等先后为李林甫构害而写诗大骂玄宗，他是年秋来江夏，当有吊唁李邕故宅之举，见其宅已改为寺院(当为被抄家后改之)，“空庭无玉树，高殿坐幽人”，故感伤而作是诗。并非与李白攀亲之作。
祖孙相认，共游苍梧。在上古传说中的“羲和之国”的祭祀处——太阳石旁有感而写出了“日出入行”的诗篇(即清顺治17年海州知州刘兆龙续修的《海州志》收录的“东海望日楼”)。[鄙考] 关于《日出入行》的写作动机与创作时间，按胡适注：“汉郊祀歌《日出入》言日出入无穷，人命独短，愿乘六龙，仙而升天。太白反其意，言人安能如日月不息，不当违天矫诬，贵放心自然，与溟滓同科也。”瀛按：此诗似非泛言其天道人生哲理。观诗意，当有怨恨奸臣当道，昏蔽上皇，致使其出人无常，返复失衡，令自己久久被疏远徘徊，无所归宿意。“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乃自慰之词。李白天宝二年春深沐玄宗尊宠之荣，是秋则被疏远冷落，意谓比之天道，亦只能顺其自然而已。此诗末段：“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则是以为太阳驾车的羲和与神话中的大力神鲁阳，比之当朝文武奸臣，痛斥其将一代明君诱引至“荒淫之波”，并使其“驻景挥戈，逆道违天”，常常轻信矫言诬语，乃至开边杀戮不止。末联“吾将囊括大块（指天地），浩然与溟滓（指元气）同科”，亦为自勉要胸怀天地，顺其自然意。安旗著《李白年谱》、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李杜年表》等书都认为，该诗作于天宝二年秋。因此，《日出入行》与东磊太阳石毫无关系，认为是李白访李邕时所作更是无稽之谈。高歌“日出入行”，呐喊“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緈[xlng]同科”，诗人通过奇妙的神话揭示了生命有限、宇宙无穷的规律, 指出太阳的运行、草木的荣枯、四季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不是由神来主宰的, 体现了诗人不受儒家传统思想束缚的因时而变的可贵思想。在州衙，祖孙对酒当歌，寄兴吟唱“短歌行”,言人寿不可得长，应思与知友及时为乐，安抚李邕之颓废之心。“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既显示作者珍惜年华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又给李邕之鼓励。
在“海榴世所稀”的海边山村漫游时，面对海石榴，诗人触景生情而作“咏邻女东窗海石榴”诗，[ 鄙考] 据何树瀛著《李白家世祖籍变迁与生平诗文年谱》载：“《咏邻女东窗海石榴》前六句写海石榴之清香稀见。后四句云：‘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无由一攀折，引领望金扉。’《安注》云：‘此诗显系爱屋及乌之意，借海石榴以抒爱慕邻女之情。’此说是。当为天宝三年中秋有感而作。《魏序》所云“又合于鲁一妇人”，当指这位“邻女”。以李白当时名望与地位，托媒娶其邻女，当为易事。因其幼小子女和酒楼等亟须有妇人照管，他也必须尽快续一偏房。他由长安所携二少妾，本为水性杨花之歌妓，自然难以料理家务、酒楼与农事，更不好作为终生伴侣并将子女委其照管。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四‘绿萝纷葳蕤’所谓‘草木有所托’，当亦兼含其意。”既然该诗作于天宝三年秋，那与海州也毫无关系。借咏海石榴实咏鲁女，抒发了爱而不见的情怀，也借此表达离家三年多的诗人，思念其妻许夫人的深情。
在离海州前夕，在孔子望海处、今之孔望山，借景寓情作“登高望四海”，[鄙考] 《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该诗是继《赠崔郎中之》后而作，所述时令、景物、思想皆偕合。诗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霜披群物秋”，表明为是年严寒之暮秋。“大荒”亦指陇西大沙漠。“荣华”以下四句，也即上首“富贵安所求”之意。此诗进一步指出，造成无能之辈高就，才志之士无地容身的原因，即在于“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喻玄宗与朝政)。末联“且复归去来”与上诗“岁晏归去来”、“剑歌行路难”与上诗“长啸倚孤剑”，词意均相偕合。詹镆著《李白诗文系年》、郁贤皓主编《李白选集》皆认为，该诗于天宝三年，李白被谗去京时作。因此，这首诗也并非是李白“在离海州前夕，在孔子望海处、今之孔望山，借景寓情作”。寄情李邕“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
“且复归来去,剑歌行路难”,李白游苍梧后，带着无奈走了。虽没有给我们留下吟唱苍梧山水之作,但这段“曾游海上”、“醉卧太白石上”之苍梧行史话却永存史册。也就有了唐天宝12年(公元753年)李白听信了误传，为友人晁衡东渡日本遇难，写下了“哭晁卿衡”著名诗篇。（此诗作于李白三入长安未果而返湖北、安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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