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桑兵所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揭示，戊戌政变以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严重分化。当时三大疆督，广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湖督张之洞对手下吏员的保皇、勤王主张，在不触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也有了基本不过问的情况。割台时仓促成立而失败的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及参与变法者如唐景崧、丘逢甲、陈宝箴、岑春煊、熊希龄、郑孝胥等这些地方大佬也具有反对当时朝廷执政的变政意向。可以说，勤王变政已成为了当时官绅不约而同的意向。
据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中说，其祖父陈宝箴时任湘抚，向政变后被密旨捕捉、躲在长沙的文廷式“以三百金赠”，嘱其迅速赴上海，“然后再发令长沙县辑捕，不获。”戊戌政变以后，清廷官僚体系用阴阳两套手法来对付朝廷，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桑兵揭示，台湾民主国内渡落魄官绅一直保持着相互交往，但迄今未发现庚子勤王时彼此沟通的证据。这些内渡官绅，虽无“彼此沟通联系的证据”，但并不能就此说明他们没有在勤王“反清”上有联系，即既有保持交往的证据，就应该有反清的密谋。只是由于他们官场的老道，谨慎毁灭这种证据而已。他们是蛰伏于清廷体系内的异志者，既可以出手帮助清廷镇压民众暴动，如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又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倾向于假借勤王名义的反清势力。
戊戌政变以后，一度轰轰烈烈的洋务改制势力在清廷体系内归于沉寂，但这只是专制力量使然。至北方京、津地区庚子之乱——义和团运动兴起，就在清廷保守势力端王、刚相（刚毅）等排外者欲把光绪皇帝作为“二毛子”捉起来的时候，南方各省却风云诡谲地涌起了保皇勤王运动。历代近代史学者只强调了北方义和团和南方各省的“东南互保”。其实，真正沉于东南各省大佬之下的民间勤王、保皇思想，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民间观念的变迁：他们借此旗号，随时准备自立变政。假如说落魄“新贵”康有为由于其有一段与光绪帝“同政”的经历而真正保皇的话，那么，其他各官绅未必如此。即使真正把勤王付诸行动的唐才常自立军，也有其“勤王”为名，“自立”为实的一面。
东南各省的庚子勤王“随时准备自立”，为十年以后清皇朝灭亡之际的各省宣布独立作了心理上的准备，这是心有所思、行必从之的必然结果。只是由于皇朝专制铸造了一批察言观色之徒，使得这些人的行动往往会比时代大势慢上那么一拍，这是这批“徒”的聪明与言不由衷，这是行动与欲望的脱节与相背。
在中国传统官场中，欲说东而偏指西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根由在于皇朝利益性的专制。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中，办事之艰难。欲望所目之处近在咫尺，实际要获得这种欲望，还千里迢迢。枪打出头鸟，镇压同道人，先行者只成了这种时代的牺牲品。尽管勤王变政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但这一行动的实施者唐才常自立军，只成了后来者变政的祭品。历史地看待这个时代，只能是这样。
亲历割台的洪弃父在《台湾战事》一书开头就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此乃体会感深。洪所说的“民”是官绅。其实，统治者一开始先弃的是人口众多的底层百姓，由于利益对立而视百姓为敌；在皇权衰微之时，它不能不连官绅也弃了。这是一个必然的变化过程。由此可见，从弃的角度上说，官绅与百姓的实际利益结局是一致的，但传统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