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做了一个假设。克鲁格曼在书中写到：“如果比尔-盖茨走进一家酒吧，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就会剧增，但他们并没有变得更有钱。”换句话说，等比尔-盖茨喝完酒，离开酒吧，酒吧里的人本来有多少钱，还是只有多少钱。统计数据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多少实质。克鲁格曼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美国社会自“新经济”以后产生的大量财富，更多是流向了少数人，提高了平均数字。但是，在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下，美国老百姓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实惠。
克鲁格曼使用这个假设的例子，并没有更多地展开讨论，因此，我比较有兴趣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一下：比尔-盖茨的出现，对于美国社会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对于比尔-盖茨的崇拜以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发展观点，对于当今美国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比方说，比尔-盖茨走进酒吧，导致这家酒吧内人均收入的暴涨，算不算是泡沫？
2008年初，微软的总市值达到3100多亿美元，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与此同时，当时美国三家汽车业巨头的总市值相加，大约10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微软一家企业的总市值，当时就超过美国三大汽车企业总市值的三倍左右。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三家汽车巨头的总市值最低下降到100亿美元左右，我没有去查最近微软市值缩水多少，再缩水，超过三家企业巨头10倍估计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比较说明微软很有钱，一家企业比三家汽车巨头的钱相加还要多得多。那么，微软对于社会的贡献呢？全面评价一个企业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复杂，我们只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比方说拿就业人数做个比较。微软目前总的员工数量不到10万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美国人，是微软在海外机构雇佣的外国人。而美国三家汽车企业雇佣的美国人约24万。按高峰时的情况粗略比较一下，大致的情况是：微软拥有的社会财富比汽车三巨头多三倍，雇佣的美国人只是汽车三巨头的三分之一（扣除微软雇佣的海外员工）。换句话说，微软在解决美国人就业方面，社会贡献只相当于汽车三巨头的九分之一。这个计算很不精确，只是一个大概。
除了直接雇佣员工的数量，还有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汽车三巨头所涉及到相关的从业人员达到400万左右，也就是说，汽车带动相关企业就业的放大系数约20倍，而且，美国三大汽车巨头还包含了100万左右的退休员工和家属。对于微软来说，相关产业就业的放大系数，远远达不到20倍，微软退休员工的数量与三大汽车企业也无法相比。再加上金融危机以后，企业总市值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微软至少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对于社会的贡献，与三大汽车企业相比要低得多。虽然比尔-盖茨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家，但是，他的慈善事业对于解决美国人就业问题，对于减少贫富差距的作用也很有限。
由此，我们就可以提出更加深入一点问题：微软诞生了一个世界首富，这样的结果，对于美国社会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换一个角度看，如果美国汽车三巨头的总市值扩大到3000亿美元的水平，能够带动的社会就业是否也将扩大三倍以上？那么，微软的出现，除了造成财富的高度集中，加剧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吗？
微软是美国“新经济”的成功代表，它的出现，导致了一个比较深层的问题：经济学家对于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于美国社会的生产效率或生产力水平，产生了过于放大的误判。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他们认为，“新经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人均创造财富的效率，非常流行的“朝阳”、“夕阳”之分，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这种误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对于“新经济”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效率，也产生了与之对应的放大。传统经济所建立的一系列与股票市场有关的规则和标准，在“新经济”面前开始失效，以至于要专门建立一个“纳斯达克”板块，与传统经济分庭抗礼。
确实，如果美国所有的企业都能像微软一样形成如此高效的人均财富创造能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都有如此大规模的提高，纳斯达克所表现出来的股价急速上涨，也许真的是有道理、是有现实依据的。至少我相信，当初格林斯潘就是这么认为的。这可能也是格林斯潘当初面对股市泡沫开始出现而从容不迫的原因。虽然事后有人将美国的经济泡沫归结于格林斯潘的失误，但是我认为，当初格林斯潘确实是相信“新经济”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如果格林斯潘的这种判断是真实的，按照传统经济观念分析得出的“泡沫”观，在“新经济”那里就是落后的，因此，对“新经济”的预期而产生的股价上升，就不属于“泡沫”。然而，事实是，“新经济”确实产生了巨大的泡沫。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认为，“新经济”确实可以提高效率，可以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但是，它的作用不该被过分夸大。首先，“新经济”提高效率所创造的财富大多不是真实财富，而是财富转移，它只能借助传统经济间接地创造真实财富；其次，“新经济”在规模相对较小的时候，确实可以减少成本，但是，一旦扩大到某一个规模水平，它的成本也随之以倍数扩大，其效率也就降低了，不如想像得那么高；第三，由于“新经济”不能直接创造真实财富，因此，一个社会的真实财富，不可能完全靠“新经济”实现，它必须实现“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平衡。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在“新经济”出现的转型时期，因错误判断而没有实现合理的调整。
所以，美国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在“新经济”的形势下，与格林斯潘一样，产生了浪漫的幻觉，以为美国全社会都可以像微软或硅谷那样，以较少的人力和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以为这种模式可以在全美国实现。因此，他们轻视了汽车等实体经济“落后”的财富创造能力，没有将“新经济”与创造真实财富的传统实体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对于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也被放大，个别专家的误判被放大，造成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跟风，放大的倍数就不可忽视，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对“新经济”理论上的放大，不能说是故意的，而应该说是在历史局限下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现在。回想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最有实力的企业往往是石油大王、铁路大王、汽车大王、化工大王等等实体经济的巨头。而如今，大都是微软、巴菲特、沃尔玛等巨头，这些在“新经济”之后形成的企业巨头，大都离实体经济距离较远，产生泡沫的可能性也就大大提高。从这个角度说，比尔-盖茨成为榜样，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下一个比尔-盖茨，这种普遍预期是造成美国经济泡的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新经济”能力过于放大的理论误判造成的。回到本文开头的例子，大致可以这么比拟：人们以为，比尔-盖茨进入酒吧就不会走了，而且，酒吧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在不久之后成为新的比尔-盖茨，这个酒吧顿时在幻觉中成为了富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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