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侃，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1935年10月8日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逝世于南京。
其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黄侃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么一种说法。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不过这些只是文人之间的故事而已）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精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二十世纪有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潘氏为其婿），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由于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并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过早地谢世了，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
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黄侃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他的一生烙下无数时代潮流的印记：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放荡不羁与谦虚严谨交织在一起。黄侃的性格中有不少这样的南北两极，看似互相排斥，实则矛盾统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黄侃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之后他辗转国内各著名大学教书，治学严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他将著述看得神圣，他做学问非常严谨，因为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他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读书问学，研究国故，既有时代潮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黄侃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支持他度过半个世纪的人生。
1905年，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入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竞趋章太炎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妄，殊难接近。这一次黄侃见章太炎，并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想来两人都是孤傲之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一对师生为“一对疯子”。
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渐渐消除了误解，从此，他也不断为《民报》撰稿。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赏识。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章太炎与黄侃结识，或许也有宋教仁的引荐。
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立即答应。章太炎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章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继而，又被移到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作伴问学，患难见真情，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侃在北大讲课的神态和音容。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在众多弟子中，有三位弟子关系特殊。一位是黄菊英，黄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的学生。1923年，黄菊英在武昌高师毕业，同年黄侃与黄菊英在武昌黄土坡结婚。黄侃娶了自己的学生，和鲁迅许广平、沈从文张兆和一样，在民国学界文坛轰动一时。一位是黄焯，黄侃的侄子。黄焯作为黄侃学术的继承者，积累了黄侃论学及批校古籍的丰富资料，陆续整理出版。黄焯以其堂叔黄侃为榜样，“50岁以前不著书”，所以他的著作皆在70岁以后结集而成，并陆续刊行于世。另一位是潘重规，成了黄侃的女婿。
黄侃在中央大学时期，和刘太希谈起近年考入中央大学的潘崇奎(重规)。黄侃兴奋地说，在众多试卷中，只有潘生，文笔精美，且字字是“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常到黄侃住处请教。黄侃说此生可谓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赞赏之情，溢于言表。非常巧合的是，刘太希也非常兴奋地告诉黄侃，潘生是他的外甥。黄侃也觉得这是奇缘，急忙询问潘生订婚否？当得知尚未订婚，黄侃说自己的女儿正待字闺中，与潘生堪成匹配。后来，潘崇奎果真娶了黄侃的女儿。
1929年11月27日，黄侃带领学生潘崇奎前往上海为章太炎先生祝寿，黄侃将门生潘崇奎引见给章太炎。章太炎问其所学，至为激赏，并为其易名重规。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授，从不对学生提及当年革命事。他的学生绝少知道他和黄兴曾是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黄侃去世后，潘重规才醒悟他为何不言当年革命事，潘重规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弟子与黄侃交游，获益匪浅。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颇为时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颇遭物议。据说，他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
1935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黄侃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黄侃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一生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章太炎以太平天国为例，谑封黄侃为“天王”。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黄氏论书
应读之书：《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不读《通典》，不能治《仪礼》）、《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以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礼》疏而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
读书之法 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
由小学入经，出经入史，期以十年，必可成就。
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故小学训诂自本文求之，而经文自注疏求之。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读唐人义疏可明各经汉唐家法，不知皮锡瑞之经学通论是否可补汉唐之後？）治史之要，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四者亦即历史之小学也。（此说入门之基，而非治史全部。如果只注重事件的人地官年，而无现代理论指导，便仍在梁任公所说的旧史学里打圈子。)
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
初学之病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病，知今而不知古。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即得择要之法。
不有根底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底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鄙陋之讥。翻书者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为学之道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戴东原先生学术提纲挈领之功为多，未遑精密；其弟子段懋堂、孔广森、王念孙，靡不过之。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自立。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