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李赤 西北
“空巢”老人的生活及健康现状的研究综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据人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城市流动人口达2.67亿人，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独守空巢，绝大部分老人留守原居住地，极少数老人跟随子女进城生活。伴随城市化一起出现的是“空巢”老人的大幅攀升以及拥有空巢老人的家庭的大量增加。空巢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成家立业后离开老人另组家庭，老人独自居住的纯老人家庭。
我国第5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10月全国共有34049.12万个家庭户，其中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2878.2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8.45%;有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家庭261.57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0.77%，其中空巢家庭占老年家庭的22.83%。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年，空巢家庭将成为我国老年人家庭的主要形式。预计到2030年空巢率将达到90%。空巢老人问题已经成为越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打工子女外出挣钱与陪在父母身边成了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1、精神慰籍所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
缺少子女的亲情和精神慰藉是引发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空巢老人的精神慰藉方面的问题是指，同非空巢老人相比，空巢老人的人际交往更少，老人常处于无事可做、有话无处说的状态，容易产生孤独感。这非常容易引起老年人的消极情绪。严重者会导致精神障碍、老年痴呆，即所谓的空巢综合征。由于心理健康问题是空巢老人面临的最普遍、最严重的问题，因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调查结果表明，空巢老人的抑郁症患病率明显高于非空巢老人，而老年抑郁症则是引起老年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
2、生活照料方面的生理健康问题
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方面的困难主要是指：随着生理功能的退化，老人越来越无法自己应对日常生活。再加上出现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身边缺少监护和照顾的空巢老人的生命安全有时都无法保证。以至于有学者指出，空巢家庭问题实质上是老年安全带发生危机。有些空巢老年人行动不方便，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经常会不小心跌倒或烫伤，这对无人照顾的空巢老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空巢老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社会相关机构要主动采取措施满足他们的需求。
研究表明，空巢老人的慢性病发病率比较高，患病率前5位依次为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白内障。空巢老人普遍缺乏有关疾病的防治知识，而且由于没有儿女在身边照顾生活起居，生活状况较差，患病后往往没有人照顾。除此之外，长期的治疗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使老年人产生内疚、负罪感，从而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甚至死亡。
3、生病看病问题
留守老人最担心的就是生病，生病几乎可以导致一切困难：经济拮据，缺少照料，心理负担加重等等。由于合作医疗按比例报销和封顶制度的制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患大病的老年人的实质帮助非常有限。由于经济收入不高而有病不医的情况不在少数。现实经济能力的考虑导致“小病抗、大病挨”仍是多数老人的选择。他们在生病时往往就这么拖着，只有少部分会去看医生。有一些子女因为工作忙或是路途远而没有回来，只是打来电话询问。农村偏远山区曾发生老人病死在家而无人知晓的悲剧。
我们无可否认，随着空巢现象愈发普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这些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我国的养老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家庭成员虽然仍是空巢老人最主要的照顾资源，但家庭的照顾功能因“空巢”的现实正逐渐弱化。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要想解决空巢老人的问题，还需首先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下面我们试图分析我们空巢老人问题的根源。（西北）
空巢老人问题探源
上文我们对空巢老人的生活精神状况做了简单综述。若要将空巢老人按其具体成因进行归类，将会有五花八门的类别，而本文只是探究其中最主要、最普遍，也最具规律性的一类：子女作为雇佣劳动者远离家乡打工，与父母分居而形成的空巢老人。雇佣劳动者的家庭为什么会普遍地产生空巢老人，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以下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这些家庭的青壮年普遍地离乡打工;二，为什么这些离乡打工的青壮年普遍地不得不把父母留在家乡。
在历史上，劳动者受雇佣、受剥削，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离乡、空巢相伴随的;况且严格来讲，新中国的阶级分化以及阶级的再生产，其出现的时间，都早于空巢老人现象普遍出现的时间。因此，要挖出空巢老人问题“穷根”，还应当分析新中国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它们在当下的特殊性。
在新中国前期，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身处各种公有制经济组织，家庭只是一个生活和生育单位，而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全体劳动者至少在形式上是企业或公社的主人，也是全国的生产资料和行政权力的平等的分享者和支配者(尽管在事实上实现得并不充分)。因此，每一个劳动者的就业和养老，都是由国家政权予以保障的。彼时固然也有大量的人口流动和家人分居现象，但由于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到位，这些现象的负面影响则可以被降到最低。
然而，新生的公有制却长期未得到巩固和健全，最终导致官僚特权阶层不断做大，广大工农群众在经济上的“主人”地位不断被削弱，直至名实俱亡。最初是小农经济和土地私有制在事实上被恢复，接着是国有和集体企业蜕化为官僚资本，进而是大量官僚特权者通过攫取国有和集体财产变身为官方背景的私人资本家，而在上述期间，还一直伴随着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渗透，以及比例极少的非官方投机者晋身到私人资本家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重新变为小生产者阶级，而工人阶级陆续地沦为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他们开始重新像解放前一样承受多重剥削和压迫。
如今大量的原是农民、现已变成工人的异地打工者，与其说是被城市的财富吸引过去的，不如说是被农村的穷困逼走的。小农经济的重建，本身就已经预示着它必然走向困境。它生在在官僚资本主义时代，长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农民失去了集体的保护，国家弱化了对市场的干预，虽然绝大多数的小农可以实现温饱，但他们的相对贫困也在不断加剧，城乡两极分化更是愈演愈烈。
而城市的官僚资本化和私有化，也必然使得市场经济自发和混乱的天性越来越凸显。官私资本的增殖，或打着“财富梦想”的幌子，或罩着“祖国需要”的光环，从来不管劳动者家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以及家乡和工作地离得多远。市场经济下的“发展”，也从来都是不平衡的，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多只是迫使农民离开乡村;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则迫使他们走得更远。不光是农村打工者，城市无产者也在承受代价，市场化对他们造成的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就业分配政策的取消。于是，劳动者从农村涌向城市，从小城镇涌向大中城市，从二、三线城市涌向一线城市，就成了当今中国年年往复的“奇观”。
这两年，某些电视台推出了关于关爱空巢老人的公益广告，催泪的剧情配上凄婉的女声：“常回家看看~~~~”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这些家庭的青壮年为什么没法“常回家”，由此就可以看出该广告的虚伪性。那么现在就要反过来问：为什么这些异地打工者不能把父母带到工作地养老?无数异地打工工人，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出外谋生，却为什么还要把部分家眷留在老家，而不是举家迁入工作地，以至于产生了无数两地分隔的家庭?
然而对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来说，这么问似乎是多余的，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即回应：养得起么?!
实际上，大量的异地打工工人未能举家迁入工作地，这至少从侧面反映了两个事实。其一，他们无力在工作地安置家人，既没人给他们足以供全家人在当地生活的工资，也没人在当地给他们的家人提供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权益;其二，即便是他们自己，也是并非全都能在工作地得到各种社会保障。
而在农村家庭，打工者把老人留在家乡，不仅是出于无奈，而且简直成了必须。虽然这些打工者已经完全成了工人，但是在工作地不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的前提下，继续顶着农村户口，让父母替自己留住几亩薄田，就成了他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保障。
通过压低工资和控制户籍，资方和官方可以只把那些能贡献劳动力的工人留在工作地，至于他们年迈的父母，尚不能打工的子女，以及身体衰弱之后的他们自己，则被拒之门外。除了每年付给异地打工工人的微薄工资，这里不允许异地打工工人及其家人享受它更多的发展成果，尽管这些成果本来就是他们流尽血汗创造的。也正因如此，在异地打工工人家庭中，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不同人生阶段，才会被分隔在两地，异地打工工人的生养、教育和养老只能在家乡完成，但其劳动力的使用却要在工作地完成。父辈为生养他们而付出的辛劳，都转化成他们的劳动力，而在异地打工的过程中一点点消耗，直至殆尽。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那些父母本身就和自己同在一地的人，也往往由于城市中的住房、交通，特别是休闲时间的限制，而缺乏对父母的照料，因而在这些家庭当中，空巢老人也在呈现增加的趋势，这是工业化以来家庭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不应当孤立地看待空巢老人这一现象。事实上，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离家打工的青壮年，在那些拥有多代成员的家庭中，往往是并存的。而且，这几种现象并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以至于这些家庭里的单个成员，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经历这样的变化：从留守儿童变成离家青壮年，或者从离家青壮年变成空巢老人。
在劳动者各阶级中，这种青壮年与其父母、儿女分居两地的家庭关系，正在向年轻一代延续。家庭中不同代人之间的关系一代代地延续，就是家庭关系的代际再生产，而它背后的实质，乃是家庭阶级属性的代际再生产，也就是子辈对父辈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继承。留守儿童、离家青壮年和空巢老人，作为特定社会条件下、特定阶级的家庭关系再生产中的三种连续形态，是应当结合起来分析的。因此，本文虽然主要讲空巢老人问题，但也部分地适用于留守儿童问题的分析。（李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