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叙利亚地缘结构与地缘利益
(做了张：中东诸板块地缘关系图。以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新月沃地”与中东其他板块之间的地缘关系。就此也对“中东”这个地缘政治概念的由来、范围，有清晰的认识。之所以专门分析了叙利亚内部政治结构，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叙利亚是近来新闻的热点，相信有很多朋友，对了解这个国家有兴趣；二是因为叙利亚当局充分考虑到平衡与制衡的权力分配原则，对于在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的地区，保持国家稳定还是有借鉴作用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在中东所处的“地缘枢纽”位置，足以让这个国家的内政影响到整个中东的地缘平衡。 在这个帖子中，我们曾经多次提到“地缘枢纽”这个概念。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这些被冠以“枢纽”之名的板块或者国家，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枢纽”？其实这牵扯到一个范围的问题，就好像一个省的省会，绝大部分时候是这个省的“地缘枢纽”，但放大到整个地区、整个中国，就不可能每个省会都处在这个位置上了。象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欧亚非大陆，伊朗高原就是地缘枢纽；而在古典时期，欧洲的核心还在地中海沿线时，欧亚博弈的枢纽区，就是小亚细亚半岛。 回到我们现在所分析的中东及阿拉伯地区来说，也存在不同层面的几个枢纽地区。如果光看阿拉伯世界的话，处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相接处的埃及，无疑是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枢纽”。而如果范围是“中东的话”，那么整条新月沃地就属于中心地带了。至于叙利亚，则是新月沃地国家的地缘中心，称之为中东“地缘枢纽”并不为过。 要想理解叙利亚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还要回到“新月沃地”和“中东”这个地缘政治概念上。之前我们也说过了，最初的中东概念，是欧洲人根据离自己的地理距离，为亚洲地区所划定的一个地理概念。不过现在说到“中东”，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非（如果算上土耳其那点欧土的话），包括埃及、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半岛诸国的地缘政治概念了。相信这个概念的形成，是因为上述国家地理相接，历史、宗教、政治渊源较深。并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关系，所以必须-放在同一政治板块中来考虑（比如你针对其中某一国家拓展外交关系时，就必须考虑板块内其他国家的反应）。 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仅仅是凭借直观感受，就能够为所关注的对象进行正确归类。当然，如果能够从中研究出规律，并以此来指导今后的战略、战术会更好。这也就是所谓“上升到理论高度”吧。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中东”这个概念形成的合理性。前日网友frozenmemory说到，看到新月沃地和周边板块的关系，突然感悟到“新月沃地”就是中东的“中原”，而周边几大板块，就是决战中原的边缘板块。依照中央之国地缘博弈的经验，一旦某一个边缘板块征服了中原之地，那么它就很有机会接下来征服其他边缘板块，并成就帝国之身。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我们把“新月沃土”从阿拉伯半岛这个大板块中割裂出来，单独看作一个地理单元的话。就会发现在这条中东最肥沃的土地周边，按照地理分割的原则，分部着四个重要的地缘板块。即：北面的小亚细亚半岛；东面的伊朗高原；南面的阿拉伯高原；以及西面以“尼罗河下游河谷、平原”为核心的板块。这四个地理单元“恰好”也对应着中东地区，四个最重要的国家：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上述中东地区的“边缘板块”，除了尼罗河地区由于东西纵深太小（就是尼罗河两岸谷地加上河口的三角洲，核心区轮廓呈带柄的“莲蓬”状），与新月沃地之间分割明显以外，其他三大板块，都与新月沃地理相接。这种地理结构，也对中东的历史及地缘格局，造成了根本的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历史上，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分别以伊朗高原、阿拉伯高原、小亚细亚半岛为基地，通过控制新月沃地，而成就帝国霸业。而埃及人虽然拥有这个星球上，最为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在4500年前就开始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宏伟建筑，却始终只能偏安于尼罗河下游地区，无法渗透新月沃地，成就帝国之身（每每有帝国出现，却又总是被吞并对象）。 当然，埃及和新月沃地的地缘关系，也并非没有机会拉近。不过那一天到来之时，已经没有古埃及人什么事了。
纵观埃及的历史，真正成为中东板块的主角，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是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在那个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年代，埃及人作为阿拉伯世界革命的带头大哥，终于开始向新月沃地扩张。与叙利亚联合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主导）就是这种扩张的表现。按照计划，伊拉克这个新月沃地国家，随后也会纳入这个埃及主导的新“阿拉伯帝国”的。问题在于以色列这个西方扶植的犹太国，占据了新月沃地的西端，阻断了埃及复兴阿拉伯的梦想。随之而来的几次中东战争，也就不避免了。 从地缘结构的角度看，能够支撑埃及东扩梦想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它那居于阿拉伯世界中心的“枢纽位置”；也不是尼罗河流域，那让其他阿拉伯兄弟羡慕的农业条件。真正主埃及乃至中东地缘平衡发生变化的因素，是苏伊士运河的开挖。这条位于新月沃地和尼罗河流域之间的重要运河。不仅在欧亚大陆海上交通的问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埃及除了尼罗河流域之外，又因区位产生了一个新的地缘重心，并且拉近了埃及与新月沃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从基础的地缘条件来看，埃及已经拥有挑战中东霸主的实力和区位优势了。当然，这一切最终都被以色列这颗怎么拔也拔不掉的钉子给破坏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叙利来的问题上来。与中央之国的“中原”之地，是一马平川，轮廓相对饱满的地理单元有所不同，受环境限制，新月沃地是一条弧状的狭长地带。按其地理特点和位置，可以大致分为东、西两块。东半段就是又两河中、下游平原为主的“低地”区。目前这一区主要归属于伊拉克管辖；而西半段的主体则是以沿地中海山地为主，并相间沿海平原和河谷低地。鉴于沿地中海山地带，是这一段新月沃地的地理支撑，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月沃地的“高地”区。在阿拉伯人控制整个新月沃地之后，高地区在行政上主要归属于“叙利亚”这个行政单元。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地区，已经不完全归属于叙利亚了。其西段已经分裂出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这两个半国家。 关于叙利亚的分裂是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的，又对中东的地缘平衡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现实的情况是，不管叙利亚愿不愿意，它在地缘结构上，已经不再是和伊拉克对分“新月沃地”的国家了，而是一个位于新月沃地中间的中心国家。从这个结构和位置上来说，叙利亚可以说是新月沃地国家的枢纽，进而也就成为整个中东各方力量角逐的，中东“地缘枢纽”。 既然我们从地缘结构上，推导出叙利亚的位置那么重要，那么其他中东大国，包括试图染指中东的世界性大国，当然也会密切关系叙利亚的走向了。如果你不能和叙利亚合为一体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它结盟了。从中东四大边缘国家的情况来看，由于以色列的存在，埃及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了；而与叙利亚紧密相连的土耳其，和在民族、宗教上与叙利亚有更多共同语言的沙特，都应该有不小的机会。至于伊朗，单看地缘影响的话，外交努力指向与之紧密相连，又拥有众多什叶派的伊拉克，会有结盟的可能性。至于叙利亚，无论从民族、教派，还是地理位置上看，伊朗的胜算都不大。不过，基于自身情况的考虑，叙利亚却还与伊朗结成了关系密切的联盟。 伊朗之所以能够与叙利亚政权结盟，什叶派政权这个共同的背景，应该是起了主要作用的。当然，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就象我们之前说中东的地缘政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伊、叙政权结盟，也同样不仅仅这两个国家的问题。
按照中东的地缘格局来看，占据四个边缘地带的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肯定是地区主导权的有力争夺者了。当然，既然大家都需要通过控制新月沃地，来取得地区霸权，那么这块位于这块“中原”之地的国家，本身也不可能没有想法的。在这块四战之地中，拥有中东最稀缺的水资源；又掌握世界最需要的“油”资源的伊拉克，是自认为最有实力争霸中东的。 除掉伊拉克以外，叙利亚也自认为是中东大国。单从人口来说，同处新月沃的的叙、伊两国倒是相差不多（都在2000——3000万这个数量级），只是相比伊拉克，叙利亚在石油资源方面显然处于劣势。而叙利亚可以自持的，则是即可以通过地中海对接欧洲，又处在亚非交通线上的区位优势。这也是新月沃地西段的传统地缘优势，单从经济上来说，这种区位优势，也能够为之带来更多额外的商业利益。 既然新月沃地内部可以划分为东、西两部分，那么它们之间也不免形成竞争。当年和阿里争夺哈里发位置，建立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的穆阿维叶，就是以叙利亚为基地（他是叙利亚总督），斗败了以两河平原为后盾的阿里派，并把都城建立在了大马士革（现在的叙利亚首都）；而倭马亚王朝之后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则把都城建在了两河平原之上的巴格达。新月沃地内部的这种东西博弈，投射到现在的国家竞争上，就造就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竞争了。 当然，根据地区霸权=“边缘地带中原”之地控制权的理论，仅仅控制一半或者全部新月沃地，都无法跃升为地区领导者。只不过自从伊斯兰教创立以来，阿拉伯人就已经在新月沃地的争夺上占据了优势，并将其变成为“阿拉伯”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新月沃地国家如果能够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取得领导权的话，那么它就能够取得一块，甚至两块边缘之地的支持，进而成为中东地区的霸主。这也是萨达姆当初抱死“阿拉伯复兴”这杆大旗的根本原因所在。 能不能让中东两大边缘国家埃及和沙特，听命于自己，是萨达姆试图成为阿拉伯领袖时所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另一个难题，就是叙利亚并不愿意伊拉克凌驾于自己之上。基于双方紧密的地缘关系，在叙利亚率先树起“阿拉伯复兴”这杆大旗时，叙、伊两国的革命者们，是寄希望于新月沃地国家先组织一个阿拉伯国家（加上埃及，整个阿拉拉世界最肥沃的土地，就联合在一起了），然后再吸收其他阿拉伯国家，最终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问题在于萨达姆执政之后，伊拉克的国家主义显然压倒了民族主义。换句话说，萨达姆更希望以伊拉克来主导阿拉伯的民族复兴大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是否还怀揣着无国界的“民族复兴”梦想，都不得不从国家的角度，来审视与伊拉克的关系了。 虽然我们刚才说过，就新月沃地东、西两区的地缘竞争力来说，是各有千秋。双方都不能对对方，形成压倒性优势。但从国家竞争来说，叙利亚的地缘潜力，却没有伊拉克强。这其中最主要的地缘背景，是叙利亚并没有得到全数的新月沃地西部的土地。尽管早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时代，帝国就将地中海沿线的“新月沃地”整合为“叙利亚”（行省）。并且在之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叙利亚”这个地缘标签，所涵盖的范围也一直涵盖了整条地中海沿岸地区，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叙利亚所控制海岸线，却只占大约四分之一的比例。其余部分则分别被北部的土耳其，南部的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所瓜分。之所以会造成目前这个局面，还是和叙利亚地区的区位有关。基于它的地缘重要性，无论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不仅是后来的英、法两国，也包括罗马帝国和十字军），还是来自北方的突厥人，都叙利亚地区日前的国家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这段历史太过复杂，我们并无可能在这里展开解读（以后在欧洲部分，会有机会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些曾经的历史和地缘博弈，让叙利亚人一直怀有一个统一新月沃地西部的“大叙利亚”梦想。而就“大叙利亚”这个概念而言，它的最大范围可以包括现在的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约旦。如果说叙利亚希望体现自己的地缘影响力，那么上述地区就是叙利亚为自己划定的地缘利益区了。
“地缘利益区”这个概念，是我们经常提及的一个名词。基本上每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或者说希望成为“大国”的国家，都会为自己划定一个“地缘利益区”（政治家们不一定用这个标签罢了）。而“大国”们在自己的地缘利益区中所要实现的目标，并不一定说是全面控制，但必须在区内国家的对外事务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当然，划定地缘利益区，其实是“大国”根据所在区域的地缘结构，“一相情愿”的从自己角度所制定的战略目标。小国们也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地缘位置，游走于各方力量当中。至于“大国”们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要各凭本事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国”，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可以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可以是中、俄这种A级大国。这种在地球上排名顶级的大国，自然可以避免成为别人的地缘利益区，但对于一些“地区性大国”来说，他们在划定自己地缘利益区的同时，也很可能成为其他大国的“地缘利益区”。象当年越南将老挝、柬埔寨这两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地缘利益区，并积极向西扩张时，它自己连同整个中南半岛，也成为了中国的地缘利益区。叙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说被分割后的“叙利亚”，已经很难再具备争夺中东“霸主”的实力，但将地缘目标，锁定在那些曾经隶属于“大叙利亚”概念中的国家，视为自己施加影响的地区，并由此来争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还是有机会的。毕竟象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这三个国家，体量和实力都要比叙利亚小得多。 很多时候，网上一些血比较热的朋友，一提到“扩张”就会想到领土扩张，动辄讨论将某一国吞并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或者行省（这些土地上的“人”怎么处理，却往往不在考虑范畴）。只是在现在的国际框架下，这种开疆扩土的壮举，已经很难实现了。当然，这样并非是说，有一些“大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是说在它们希望这样做的时候，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其他大国（包括更高层级的大国）的干涉。象之前伊拉克试图吞并科威特的想法，就被美国无情的打破了。和伊拉克一样，叙利亚也曾经有一个念念不忘，试图合而为一的国家，它就是黎巴嫩。 尽管我们说过，就历史概念来说，叙利亚可以视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所占据的土地为“大叙利亚”地区，并积极参与上述国家的事务。但就务实的领土诉求来说，大部分时候，由殖民帝国所划定的行政格局，是重要的参照标准。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再向上追溯一代。比如伊拉克就对于独立前，英、土两国达成协议，将科威特从伊拉克割裂出来，单独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最终获得独立国家地位十分不满意。对于萨达姆来说，他更愿意以奥斯曼帝国时期，为伊拉克划定的行政边界为依据，要求科威特成为伊拉克的一个省（虽然土耳其人其实也是殖民者）。如果参考因同样情况而分裂，最终又合而为一的“也门”的情况，萨达姆的想法应该也不算是幻想。假如科威特没有那么多石油的话，也许事也就成了。 相比伊拉克在两个宗主国历史之间，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政边界，叙利亚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对黎巴嫩的要求更为合理。因为在最后的殖民时代，叙利亚和黎巴嫩是合二为一，共同作为法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殖民地而存在的。按照殖民地独立的惯例，最后处于同一殖民帝国控制下，又拥有共同地缘背景的殖民地，大部分时候是会独立为同一个国家的。如果说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当年因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没并入叙利亚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黎巴嫩没能成为叙利亚的一部分，叙利亚人无论如何是觉得不公平的。因此在叙利亚人的概念中，黎巴嫩更应该被称作“南叙利亚”。而在联合阿拉伯兄弟，拔除以色列这根眼中刺的过程中，黎巴嫩也长期被叙利亚军队所占领，成为叙以博弈的前线。 黎巴嫩为什么会被法国人，单独分割出来，它的地缘结构又有哪些特殊性。我们在中东部分的最后一节，会和以色列一起解读的。现实的情况是，叙利亚在经过长期努力后，只能面对黎巴嫩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现实了。因此，将之视为主权国家，通过各种干预手段，经营自己的地缘利益区会是叙利亚下一步的战略方向。由于现在的国家格局很难有大的变动，本来包括整个新月沃地西段的“大叙利亚”，在以国家形式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时，就成为新月沃地的中心国家了。基于新月沃地在中东地区的“中原”定位，叙利亚很自然的也就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枢纽”国家了。 对于不甘于只成为它国博弈战场的叙利亚来说，如果希望保有自己的大国梦，就必须在中东其他地区大国中，选择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从民族利益上来说，只要有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存在一天，叙利亚人都能够以阿拉伯人的身份，从其他阿拉伯国家那里获得无国界的战略支持的。但如果只从国家利益上来说，远交近攻（防）的原则，会更实用。伊朗能够成为叙利亚的长期盟友，这个原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能够和叙利亚这个中东枢纽国家结盟，对实现它的中东霸主梦，也是有莫大好处的。当然，从什叶派宗教领袖们的想法来看，他们更感兴趣阿萨德家庭的什叶派身份。只不过我们前面也分析过阿萨德的执政之本，就是在去宗教化的背景下，在各教派中平衡权力。如果抛弃了这一点，阿萨德家庭和阿拉维派的执政基础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叙利亚和伊朗政权之间的共同语言，更多的还是基于相互支援的地缘利益，而非宗教情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阿萨德家族由于执政时间太长，出现瓶颈之时（这几乎是必然的结局，时间本身就在这强人们累积反对者），试图干涉叙利亚政局的外部势力，除了要考虑叙利亚敏感的地缘位置，所带来的博弈复杂性以外。也要考虑这个致力于去宗教化的政权体系下台之后，原教旨的宗教主义者们会不会借机反弹，甚至夺权。因为这种风险并不仅仅存在于，伊朗所愿意看到并提供支持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身上。那些受世俗政权压制以久的逊尼派宗教狂热分子们，也同样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实际上，即使阿萨德家族接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观念，也没有可能在叙利亚打造出一个符合伊朗要求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什叶派在叙利亚那只占20%左右的比例过低，即使加上因掌握军力而放大的实力，也不足以对逊尼派形成优势（更何况还有逊尼派国家和外部大国的干涉）。更因为就阿拉维派本身来说，其“怪异”的教义，也和伊朗的什叶派有很大区别。如果以阿拉维派为主将叙利亚变成宗教国家的话，也并不会理所当然的接受伊朗宗教领袖们的领导。 对于没什么宗教禁忌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教派之间的差别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一些无神论者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可能就成为两个教派划分的标准。不过阿拉维派不同于其它什叶派派系的基本特点，倒是很好理解。那就是这个教派除了象其他什叶派那样，尊崇拜阿里以外，还崇拜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这种保留有原始宗教痕迹的信仰，不仅被什叶派其他教派视为异端，也被整个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世界，视为异类。 阿拉维派的这种特殊情况，其实是和新月沃地西段的地理结构，和地缘位置有着莫大的关系。事实上，在整个阿拉伯半岛沿“地中海山地”之中，存在着很多有别于主流教派的宗教少数派。各方势力在此的长期博弈，以及山地复杂的地理结构，让这一地区成为了宗教的博物馆（最复杂的是黎巴嫩）。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能够在此找到不少各自的变种。因此如果外部势力想在这一地区寻找盟友，大的宗教背景固然是可以作为划分阵营的基础，但如果希望以宗教扩张为目的，就不太现实了。也正是由于阿萨德家族 以宗教武器引领国家、民族扩张，在古典时期是很常见的手段，阿拉伯人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实践者。但在现代社会中，再主打宗教武器，显然就不太合时宜了。在这方面伊朗可以说是一个坚持者。虽然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还是什叶派占少数的叙利亚，都不大可能步伊朗后尘，进行宗教革命。如果伊朗的宗教领袖们一定要找一个国家，来实践他们输出革命的梦想的话，那么和伊朗隔海湾相望的“巴林”，算是机会最大的了。
伊朗地缘扩张战略方向与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形成
中东什叶派穆斯林分布图说到巴林被伊朗盯上，我们就必须先分析下，伊朗目前地缘扩张的战略和方向了。伊朗的情况，我们已经在不同的章节，多次作过分析了。从战略上来看，波斯人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地缘位置。这种有很强自我保护能力的枢纽位置，如果你定位准确，是很有机会左右逢源，成为各大国的座上客的；但如果定位不准确，也同样有可能成为孤独的四战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伊朗的处境都是后一种状况。只是在现在，伊朗似乎看到了机会，来摆脱孤独的境地。 虽然伊朗的地缘位置，有左右逢源的潜质，但现实的问题是，伊朗人最为重视的，却并非自己的地缘位置，而是它的意识形态——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的身份。虽然在人类历史中，宗教、主义一类的意识形态，曾经在地缘博弈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不过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并不可靠。就象阿拉伯人虽然成功的让波斯人成为了穆斯林，波斯人却仍然通过选择什叶派的身份，来显示自己在地缘上的独立性。 就现在来看，用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来影响世界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但就伊朗和中东的现状来说，波斯人对于利用什叶派国家身份，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当年在中亚五国刚刚获得独立身份时，伊朗就曾经派出大量的神职人员进入中亚，试图在这片先前由铁幕罩着的土地上，扩大什叶派的影响力。只是后来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在俄国人统治下，世俗化了6、7十年的中亚，对同样用世俗化手段渗透的土耳其人更感兴趣。而波斯人在竞争中落败之后，也退而求其次，把扩张势力范围的重点，锁定在和其人种、语言上有共同点，地缘上又较为封闭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身上。 说起来，从原始的地缘属性来看，伊、阿、塔三国，倒是有很多的共同点。打造一个三位一体的“波斯联盟”技术上也不是没有机会。难点就在于，这三个国家是呈线状排列的，位列联盟最西端的伊朗，在向东延伸势力范围时，并不是很给力（如果伊朗和阿富汗的位置互换一下，成功的机率会大的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努力还会受到其他大国的直接挑战，特别是在阿富汗已经被美国重点盯上的情况下。如果波斯人可以和中国结成战略同盟，并经由阿富汗——塔吉克中继，打通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铁路、输油管道都是技术手段），会对伊朗向东北方向开拓腹地有莫大的帮助。而对于中国来说，战略上来是有利的。毕竟波斯同盟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中国。作为这个同盟利益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在战略上，也可以为自己打通一条，影响中东的陆上通道。 假如有一天，上述战略合作能够成为现实。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伊朗的意识形态。因为伊朗目前的政体，以及什叶派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现在的伊朗，总是认为目标国家如果象它一样实现宗教革命，才会真的和他同心同德。而伊朗也能够利用他什叶派大本营的身份，来扩大自己的控制力。虽然对于“无神论”的中国人来说，宗教问题在交往当中，可以最大程度的忽略，但务实的合作中，随时有可能被宗教势力所干扰，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在伊朗组成“波斯同盟”的过程中（目前三国已经签订了不少协议，以推动一体化进程），宗教渗透更多的是作为战略目标，而不是战术手段在运用。但在西南方向的阿拉伯半岛，波斯人什叶派的身份，却可以发挥重要的战术作用。因为在阿拉伯半岛各国，各自都有一定比例的什叶派穆斯林。其中有部分国家，什叶派的比例甚至已经达到半数以上。在“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大环境下，这些什叶派的基本群众，都有很大的机会，崛起为所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至于伊朗所要做的，就是为这些什叶派兄弟们提供战略支持了。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伊朗现在的机会，其实是它最大的敌人——美国和它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所提供的。我们说过，以中东的情况，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而言，君主制所代表的强人政治，其实是最容易和西方合作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中东的这些君主们，会尽力不让普通民众的宗教情绪，来影响到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逊尼派那种君权大于神权，淡化神职人员政治作用的务实做法，相对于什叶派神权至上的思维方式，要“进步”一些。事实上君主们压制神权，严厉对待神权思维严重的什叶派的做法，并非现在出于和西方合作的态度而调整的。我们在分析什叶派的渊源时，也分析过了，政治家们注定不会喜欢自己的政权，被神权所干预。相比于权力集中的君主制，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政党政治，却因为政治权力的平面化，容易被宗教势力所利用。 有鉴于此，伊朗的政治家们，如果希望通过“宗教影响力”，来向阿拉伯半岛扩张国家影响力，在那些去“君主化”，施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会更有机会。至于在政党政治条件下，被什叶派基本群众拥戴上去的政治家们，上台之后是否会压制神权，避免步伊朗宗教革命的后尘，那就是后话了。最起码宗教人士以外的伊朗政治家，也认为用“什叶派”这个身份认同，能够在被渗透国家找到天然的同盟。总的来说，如果不把宗教革命作为终极目标，只是利用身份认同，在渗透国寻找政治同盟的话，伊朗还是有机会在阿拉伯半岛扩张势力的。后面我们会分析到，叙利亚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从阿拉伯半岛的现状来说，目前有11个半国家（巴勒斯坦算半个）。其中沙特、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七个国家目前仍然是君主制。而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勒斯坦，这四个半国家转而实行了政党政治。对于伊朗来说，这四个半国家恰好处在“新月沃地”之上，基于波斯高原与新月沃地的紧密地理关系。伊朗人在此扩张势力范围，会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当然，和在东线高地上扩张“波斯同盟”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伊朗这一次仍然在潜在同盟链条的终端，所直接面对的只有“伊拉克”。如果它想在整个新月沃地有所作为，就必须先搞掂伊拉克这个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综合实力都占优的国家。 如果单纯的从宗教成份来看，作为什叶派的根基之地，伊拉克还是很有机会和伊朗结成同盟的。前提是，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叶派能够取得伊拉克政权的主导权。问题是，无论是君主制还是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什叶派都是属于被压制的对象。在萨达姆和他之前的政治家看来，阿拉伯和国家认同才是第一位的，宗教派系之间的差别，并不应该被凸显，甚至影响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希望通过宗教关系，让伊拉克的什叶派有机会抛开国家、民族因素，和自己形成“兄弟”认同，是很困难的。在那一时期，也是伊朗最为孤独的时候。 伊朗的战术机会，出现在波斯湾战争之后。在消灭了萨达姆政权的同时，之前控制伊拉克政治的逊尼派，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被压制对象。而根据美国的“普世”原则，占人口多数和什叶派阿拉伯人，也逐渐取得了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终于有机会，利用宗教影响力，渗透入伊拉克这个宿敌的政治圈，并以此为契机，向新月沃地的纵深渗透。由此，一场让君主们恐惧万分的，什叶派夺权运动拉开的序幕。一条在2004年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定义为“从伊朗到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也在阿拉伯半岛逐渐成型。
作者：向死而生者 鄙视兄，相比罗刹人的双头鹰模式，还有突厥人的蝙蝠模式，波斯人的地缘和指导思想更接近于哪一种？还是独立呈第三种模式？ =============================================================== 伊朗这种两翼齐飞，并使用不同战术武器的地缘扩张方式，有其自身特点。从身份认同上来说，有点象突厥人的方法。对欧洲强调它世俗化的成功性，对中东强调穆斯林身份；但从两面兼顾的角度看，又有些像俄国人的双头鹰模式（土耳其人是以欧洲为后盾，单向扩张）。当然，如果把中亚和中东，看成土耳其扩张的二个方向，倒是和伊朗的战术很类似。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认同，是土耳其人的左右双刀。 做了张《伊朗地缘战略示意图》。大家可以从图上，更直观的考察下伊朗地缘战略的可行性。
作者：air_line_china 看到楼主图上的新月，想到土耳其国旗上的月亮图案，它也是指的新月沃地么？ ================================================================= 呵呵！不是的。“新月沃地”的说法是美国人提出来的（考古学家：詹姆士·布雷斯特德），主要是因为这条相对肥沃土地，整体呈“新月”形。至于土耳其国旗上的新月，并非是土耳其所特有的，而是作为伊斯兰教的标志（和基督教的十字类似），出现在穆斯林的生活，以及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国旗上的。追根溯源的话，这应该和阿拉伯人的历法是“阴历”有关。
从宗教的角度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无异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两个大本营。前者凭借境内的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以及占据阿拉伯半岛腹地（汉志、内志地区）的地缘优势，成为了逊尼派的盟主；而什叶派虽然不可能否定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最高宗教地位，并以此来消弱沙特和逊尼派的影响力，但却可以在阿里和他的继承人、追随者，受难的两河平原，认定三个新的圣城：卡尔巴拉、库费和纳杰夫，以此来凝聚自己的基本群众。不过，基于波斯人长久以来在什叶派中的主力地位，仅仅让两河平原独享拥有“圣城”的地位，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波斯人想以什叶派作为战略武器，扩张自己势力范围时。因此在波斯人的努力之下，伊朗北部的“马什哈德”，也取得了什叶派圣城的地位。 观察什叶、逊尼两大教派的分布状况（参见《中东什叶派分布图》），以及现有的地缘政治结构。我们会发现，所谓教派之争，其实还是地缘博弈的一种表现形势。或者说是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和阿拉伯半岛腹地的阿拉伯人在延续他们千年的碰撞。而争夺的焦点，就是中东的核心地带“新月沃地”。如果从民族的角度看，阿拉伯人显然是一个胜利者，毕竟新月沃地之上，阿拉伯人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从现实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什叶派的穆斯林，同样有用宗教分化阿拉伯人，让宗教意识压倒民族意识的机会。特别是在什叶派阿拉伯人，长期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时候。 就伊朗宗教领袖们想法来说，将什叶派教义扩散到整个穆斯林世界，应该作为战略目标来到定立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伊朗目前的地缘扩张，被定义为“输出伊斯兰革命”。但从更关心国家、族群利益的政治家角度来看，凭借宗教认同，来寻找盟友，更多的是一项战术手段。不过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伊朗在具体渗透手段上，优先扶植目标国家的什叶派政治力量，以先结成政治同盟。毕竟对于急于扩张宗教势力的教士们来说，也清楚政治权力在普及教义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如果什叶派想在君主制国家成功掌握政治权力，那么他们除了进行彻底的革命，废除君主制，似乎别无他途。因为只要君主们掌握权力一天，就不会容忍国民们有以宗教名义，置疑君权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伊朗自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事实上，伊拉克人在1958年革命，推翻君主制之后，什叶派理论上也应该有机会进入核心政治圈的。不过当时的伊拉克革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第三世界）的革命一样，带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复兴的意味在里面。在复兴“阿拉伯”这杆大旗之下，宗教矛盾并没有凸显。问题出现在，伊朗出现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之后（1970年），为了应对这个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眼中，共同的“异类”。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和美国人，共同选择了逊尼派出身的萨达姆，作为伊拉克的最高领导人。而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被激发出宗教革命的热情时，逊尼派的身份，无可避免的成为了进入核心政治圈的通行证了。 从政治形态上来看，结束君主制并不代表政治权力，就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一般而言，其间总还是会一个“新瓶装旧酒”的“强人政治”期存在。越是在文化封闭的地区，强人政治的生存空间就越大，持续时间也就越长。萨达姆、卡扎菲、穆巴达克、萨利赫，这些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中东政治人物，能够长期把持政权，和阿拉伯世界自我孤立的地缘状态是分不开的（谁让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掌握在基督徒手中呢）。如果只看内部结构，哪一个族群（教派）人口数量越多，拥有更多政治发言权，从中产生政治强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只是政治永远不只是内部博弈，外部的干预也同样重要。如果是大国，相对而言受到的影响会小很多，但如果是小国，又拥有让人眼红的财富（或者重要的战略地位），那想不受外部干扰调整自己的政治结构，是非常困难的。而从外部干扰的原则来看，支持“少数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状态的“少数派原则”，又是常见的政治手段。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交织下，萨达姆和逊尼派长期控制了伊拉克政权。而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后，拜美国的“民主”思想所赐，伊拉克的政治权力分配，也终于回归到了正常状态。凭借在人口上的优势。什叶派政党终于有机会上位，并得到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现在主政的党派和总理，都是什叶派）。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并不愿意看到一场新的伊斯兰革命爆发。他能够容忍的，是什叶派仅仅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纽带。对于这种情况，伊朗的宗教领袖，和伊拉克什叶派中，宗教情节浓厚者，应该还不太满意，毕竟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是他们的终极政治目标。但就纯粹关注政治层面的伊朗政治家而言，应该已经能够满意了，毕竟伊拉克什叶派的上位，让伊朗在新月地带，打造“什叶派政治联盟”的努力看到了希望。 伊拉克毕竟是什叶派兴起之地，接近60%的什叶派人口，也让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家在“民主”体制下上位，变得不那么出乎意料。不过伊朗再想借“民主”的东风，在新月地带找到什叶派政治盟友，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知道，就伊斯兰次一级教派的结构而言，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两个最大的教派。基于逊尼派的教义，认可君主作为神的代言人，掌握最高权力，因此逊尼派现在在穆斯林世界占据了最大份额。公开资料表明，这个份额达到了85%。至于处在天生反对派地位，强化宗教影响力（对政治）的什叶派，则剩余的份额就只有10%——15%之间了。当然，逊尼派和什叶派只是一个大归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大教派还分裂出许多二级、三级派别，内部也是纷争不断。不过基于“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的原则，在大矛盾面前，两派内部的兄弟之争，绝大部分时候还是能够调和的。如果不能调和，那么就有可能分裂出一个，不同于两派的新教派来。现实的例子就是阿曼，这个君主制国家90%国民所信奉的“艾巴德派”就是一个例外。
阿曼的情况，我们稍后再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叶派的话题来。由于什叶派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所以它的扩散范围并不广。除了中东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比例基本都可忽略不计。当然，也正是由于什叶派不被政治家所待见，信徒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他欺也”原则，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和你的家族心底里信奉的是什叶派（标准就是只认可“阿里”和他后人的正统继承权），也可以对外界隐瞒身份，避免受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天伊朗能够成功的，把宗教革命输出到阿拉伯世界，相信什叶派穆斯林的数量，还会有上升的空间。但这个空间，目前来看还不至于改变什叶派相对逊尼派的弱势地位。 好了，什叶派要想从逊尼派手中赢得多数派地位，相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关心阿拉伯诸国中什叶派的比例，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会更现实。当伊拉克成为什叶派复兴之地后，两伊的什叶派政治家们，很自然的就把目光投向叙利亚了。不过相比伊拉克高达60%的什叶派比例，叙利亚什叶派的比例要低的多，各种派系加起了也就约20%。试图凭借这样低的比例，来进行一场由什叶派主导的宗教革命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什叶派出身的政治家，没有可能夺得叙利亚的最高权力。我们昨天也说了，如果考虑到外部支持者的力量，少数派也有机会被刻意扶植上位。 伊朗试图在叙利亚寻找什叶派盟友，当然不是简单的出于“少数派”原则了。不过相比于它的竞争者“土耳其”来说，伊朗本身并没有地缘优势（对叙利亚直接施加地缘影响）。简单的看地图，我们就能发现，伊朗和叙利亚两国并不接壤，而是在中间隔着伊拉克。尽管看上去不是很远，但要想象土耳其对伊拉克那样，通过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协调水资源分配等手段，影响伊拉克的政治决策，就没什么机会了（同样的事情，有必要的话，土耳其人也可以对叙利亚做）
伊朗与巴林的恩怨
从包含领土企图的地缘扩张目标来看，科威特和黎巴嫩是伊拉克、叙利亚的现实目标。而如果伊朗也希望找个小个子来练练手的话，与之隔波斯湾相望的巴林则是最佳选择。与伊拉克、叙利亚两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主张科、黎两国应该是自己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伊朗如果希望对巴林提出主权要求的话，也同样可以找出类似找出曾经对巴林实施管辖权的历史来。 事实上，巴林并非唯一一个曾经被波斯人统治，现在又拥有独立国家地位的国家。以伊朗高原在整个中东——中亚地区位置和体量来看，波斯人的地缘优势可以说是全方面的。也就是说，如果它只是和周边板块PK，伊朗现在的边界应该不会象现在这样，和伊朗高原的地理形态高度吻合，而是很可能把国土范围延伸入其他地理单元之中（现在在边缘地带，还是能保留一些突出部。如卡伦河流域）。 当然，把历史延伸得太长也没有意义，毕竟波斯人建立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帝国时代，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最为现实的历史诉求是：如果你在殖民时代通过殖民者的“帮助”，曾经扩张了传统边界，那就在殖民时代寻求领土依据（比如越南以“法属印支联邦”为依据，谋求控制柬埔寨、老挝的时候）；反过来，如果你属于被殖民者压制、分割的对象（通常这类国家，都是地区大国，如泰国），那么你可以把历史再往前推一点，认定西方殖民者所作出的分割无效（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就是这种情况）。很不幸的是，伊朗的情况属于后一种情况，因此注定波斯人如果想对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的话，他们需要从更久远的历史中寻找依据。 事实上以波斯人在地区中的地缘位置和体量来说，如果不是西方殖民者的强势介入，他们对于周边地区还是具有相当的地缘优势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伊朗历史得到验证。在伊朗高原同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帝国——俄国，以及最强大的海洋帝国——英国扩张目标之时（18世纪）。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东部的阿富汗，大部分领土都还是波斯的控制区。至于波斯湾南部的明显隶属于阿拉伯版块“巴林群岛”，波斯人也同样没有浪费他们在海湾的地缘优势。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波斯人并非是从阿拉伯人手中，而是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巴林。鉴于巴林群岛在波斯湾的地理优势，它被那些初期以争夺海洋贸易权为目标欧洲人所看中，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有海港优势，又离大陆较近的岛屿，是贸易支撑点的最坐选择）。只不过波斯人在1602年把葡萄牙人赶走时，目的就很明显是领土扩张了。尽管对于曾经拥有帝国时代的国家来说（也包括幻想自己拥有帝国时代的某国），它们在领土方面总是能从历史当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的。只不过现实情况是，你必须结合自己以及目标国家的情况，来制定务实的计划。对于伊朗来说，他们如果想在领土扩张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巴林算是最务实的选择了。选择巴林，并非仅仅是因为它那超微的体量，虽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国家越小，越好解决）。以现有的国际规则来看，一块土地的归属权，是一定要参考土地之上的民意的。而在这点上，伊朗方面倒是有不错的基础。 参考《中东什叶派》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在阿拉伯国家中，什叶派比例最高的并不是伊拉克，而是巴林。什叶派在巴林所占据的高达75%的比例，足以让伊朗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们感到兴奋。如果结合巴林那微小的体量，以及与伊朗紧密相接的地理关系来看，这绝对是伊朗实践“输出革命”的A级实验田。由于波斯人曾经长期统治巴林群岛，和其他什叶派阿拉伯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中波斯裔也拥有相当的比例（约占什叶派总人口的30%），这让伊朗在宗教牌之外，又多了一张民族牌可以打。 虽然从巴林和伊朗的历史关系，以及宗教、民族结构来看，巴林应该是伊朗最想有所作为的国家。但从领土扩张的角度来看，伊朗要想真正象萨达姆对科威特那样付诸行动，还需要静待国际环境的变化。就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在1970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已经和英国人达成了协议，放弃对巴林的主权要求（次年巴林独立），伊朗如果想对巴林有所企图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支持其境内的什叶派夺权，将之从逊尼派阿拉伯君主体系中割裂出来，纳入自己的“什叶派联盟”中。当然，无论伊朗用什么方式来影响巴林的政治走向，都不妨碍伊朗政治家心目中，视巴林为“伊朗的第14个行省”（2009年伊朗外长的“巴林1970年前是伊朗第14个省”的言论，就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外交纠纷）。
单从地缘平衡的角度来看，隶属阿拉伯板块的巴林，如果被伊朗控制了，势必将打破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地缘平衡。正因为如此，阿拉伯半岛的君主们，是决不容许巴林出现什叶派夺取政权的情况。在这次由突尼斯而起的阿拉伯革命浪潮中，巴林也成为了海湾国家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借着这股“民主”西风，巴林的什叶派也试图改变目前政治权力归于逊尼派的书面。虽然说从媒体所传达的信息来看，目前叙利亚似乎应该是中东最不稳定的国家，但同样以少数派出身，统治多数派的叙利亚阿萨德家族，还能够通过淡化宗教影响，平衡权力分配机制来保持叙利亚的稳定；而巴林的逊尼派君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想过，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什叶派分配权力（什叶派在巴林国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都处在边缘状态）。这种权力分配与人口结构严重不符的状态，也使得巴林才是阿拉伯半岛，最有可能出现长期动乱的国家。 其实什叶派在巴林的这种边缘地位，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了，并不是巴林所独有的。可以说，在阿拉伯世界，什叶派就一直是处在这样边缘化的地位。问题在于，什叶派在巴林的多数派地位，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没有伊朗在幕后推动，和阿拉伯革命这根导火索，这种“以小制大”的局面，也随时存在爆发政治变革的风险。对于巴林的逊尼派君主政权来说，他们当然也很清楚政局不稳的关键因素在哪里。所在现在的巴林正在做一项改变巴林内部结构的事情——吸收逊尼派穆斯林入藉（这几年已经吸收了4万多人）。基于巴林那不足百万的人口（不包括外籍劳工），这项工作如果坚持下去的话，收见成效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遥远。只是这种做法，虽然在战略上会有助于巴林维持目前的政体。但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无疑会更加激化国内矛盾。 纵观阿拉伯的这次连锁动乱，美国和欧洲的身影总是无处不在。不过与义正言辞的指责利比亚、叙利亚政权不同的是，巴林的这拔动乱却被西方有意无意的忽视了。从西方竭力宣扬的“普世”价值来说，他们显然应该支持什叶派争取权力的“正义”之举；但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巴林什叶派夺权，却会严重损害西方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损害，并不仅仅在于巴林有可能成为“邪恶国家”伊朗的盟友，进而改变波斯湾的地缘平衡，更在于如果由巴林而起，在阿拉伯半岛君主制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的话，很有可能会在君主制国家中，造成连锁反应。 从现实的利益来说，美国人并不愿意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国改变政体。毕竟和这些大权独揽的君主家族更容易达成利益交换。如果把权力下放给普通民众的话，美国所在面临的局面就要复杂的多了。这种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产生的矛盾，让美国和整个西方在对待巴林的问题上，处在一种尴尬地位。既然怎么管都有问题，倒不如让假装无视，让阿拉伯人自己去解解决。只不过基于巴林的地缘结构、位置，波斯人注定是不会作壁上观的。由此，巴林也成为了逊尼派阿拉伯君主们，和什叶派伊朗宗教领袖们进行博弈的焦点地区。
很难说有一天，伊朗会不会出于政治目的，以那些“历史依据”来提出对某一国的领土要求（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土地，也可能是制造筹码，交换利益）。2011年9月份的时候，伊朗国际部长在一个军方测绘软件的发布会上，曾经说过一段让中东问题观察家们颇为紧张的话：“伊朗的实际国土面积可能比先前测定的面积大14%”。在公开表达上述言论之后，伊朗方面并没有解释作出新测定结果的依据。结合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来看，或许可以将之解读为之前的测绘结果，由于技术不够先进，存在技术上的误差。只是如果之大的比例，简单的归结于技术误差，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而由此引发邻国的不安，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目前中东、中亚的地缘政治局面来看，伊朗在这个时候如果提出对某一国的领土诉求，并不明智，这只会让它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相信这一点，伊朗的政治家也有清醒的认识。问题是，如果伊朗这次所公布的数据不是因为技术误差所至，那么伊朗的这个举动，很有可能还是带有领土诉求，只是其战略指向的不是“陆地领土”，而是海洋领土。就伊朗的地理位置来说，能够紧邻里海和波斯湾这两个世界级的大油库，是它的地缘优势。由于这两片水域，周边都存在着多个国家，博弈也就再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