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与萨特的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两人的决裂,产生于萨特激烈地反对加缪在《反抗者》中所坚持的观点。在感情上,加缪对萨特的态度非常抵触;在立场上,萨特对加缪的理性立足点不能原谅。有人说《反抗者》的观点是虚无主义的,而加缪恰恰认为自己是与虚无主义者论战的。
《反抗者》主要观点大略如下:压迫具有反人性的性质,它伤害了正义,从而导致必然的“反抗”。并不是现实中所有“反抗压迫”的行为都可以称作“反抗”。加缪的“反抗”有一个原则的界限:“正义”。加缪认为,任何一个反抗压迫的行动,不能沦为新的压迫,即不能使用暴力,因为暴力本身就是压迫。在这个界限之内进行反抗的人,才能称作“反抗者”,突破了这个界限,就会沦为“压迫者”。只有“反抗者”才是正义的,使用暴力的“压迫者”无正义可言。在这里,“正义”就是加缪所说的区分“反抗者”与“压迫者”的分水岭。
根据这个认识,加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反对苏联的革命,因为革命使用暴力剥夺生命,突破了反抗的界限,沦为了新的压迫,是不“正义”的。这些革命者不是“反抗者”,而恰恰是“压迫者”。
导致加缪产生这种认识的根源,在于加缪对现实世界的荒谬性的认识。加缪认为,人在精神上有共同的理性需要,比如正义、理性、人道、人性、美等等,而这些美好东西,在荒谬的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具有无法证明的特点。这种“无法证明”的现象,被他称为“超验性”。人生的意义,在于成为反抗荒谬现实的“反抗者”,即坚持人在精神上的共同理性,不妥协地与荒谬的世界斗争。他在《西西佛神话》中,用西西佛的形象来表达这个观点:荒谬的现实,就像永远自山上滚落的巨石一样,随时要压倒人生,人必须不计代价地、反复地把巨石推上山,直到死亡为止。这就是加缪的西西佛式的英雄主义。
加缪的精神世界,也算一种“有神论”,不过这个“神”是信仰(加缪并没有使用过“神”这个字眼)。革命在否定宗教之“神”时,创造了革命之“神”,而这两种“神”最终都伤害了人类的精神之“神”。人类向往美好的心愿和理性,应当是人类的信仰之“神”,是真“神”。只有为捍卫这种“神性”的行动,才可以称作是真正的“反抗”。
在加缪的精神世界里,人类追求美好的意志产生人类理性,“正义”是人类理性的守护神。他强调,任何理论和行动,都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必须要保卫人的一切基本权力。只有这样才是理性的、真正的“正义”。因此他坚决反对使用暴力来“反抗”。令他痛苦的是,在他观察到的世界中,反抗行动一旦成为群众的历史行动,就会产生暴力,无法避免新的压迫。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不断的压迫引起不断的暴力,使人类追求美好的意志和理性无法实现,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他认为人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荒谬”的。如果屈服于这种“荒谬”,也会导致虚无主义。他于是呼吁世界认同一条“反抗者”的道路:人类必须保持精神自洁,用以反抗“荒谬”的现实。
知道了这一切,就不难理解加缪与萨特分歧的根源了。萨特认为,革命作为一种暴力的、反抗压迫的“存在”,是必然的“合理存在”;而加缪认为革命使用暴力,是反抗压迫的越界,制造了新的压迫,与人类理性相悖,因此是“虚无主义存在”,是“非理存在”。也正因为这一点,加缪否定自己是“存在主义”理论阵营的一员。
伏波娃认为萨特与加缪的分歧,来自不同的阶级立场。萨特认为加缪的理论,在实践上站在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压迫者一方,所以与他决裂了。萨特批判加缪是“非暴力的信徒”,并指出,“非暴力信徒”在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不做选择,就是放任刽子手,就等于是刽子手。
人类到底有没有共同追求美好的理性呢?如果有,那么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有没有可能用自我坚守来反抗荒谬的现实呢?这些困惑人类的问题,似乎是无解的。但加缪却站在永恒的人性立场上,解答了这些问题。对他的良知、善意、智慧、英勇,和真诚无畏的求索精神,人类不能不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