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儒商，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能获得这一赞誉的企业家也会感到非常的荣光。但是如同其他赞誉之词一样，儒商一语也慢慢变得泛滥，稍微说得过去的商人，都会被人赞为儒商。究竟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称得上儒商呢？
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有如下特征：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
公认的儒商鼻祖是子贡。端木赐（前520年－前44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春秋末年卫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赣（即子贡）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在学问、政治才能、理财经商各方面都表现卓越，以至于当时有人认为“子贡贤于仲尼”。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士贱商的思想逐渐形成，“士”与“商”渐行渐远，以至于历代王朝往往在法律中都设有“贱商”的条款，比如，不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不允许商人穿丝绸衣服等等。以至于士大夫以子弟从事商业为不肖。贱商、困商、辱商导致了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商人成了实际上的贱民。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中叶。
有明一代，各级官吏的薪俸极少，甚至不能维持生活，比如海瑞死后家徒四壁，身无长物，家里用的破帐子连贫寒的书生都不愿意用，去吊唁的王用汲都落泪了，连下葬的钱都没有，他只好出钱让海瑞入殓。（瑞无子。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明史》卷二二六）
这样的生活，除非海瑞这样的极端的人，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那么维持必要的、体面地生活就必须另寻他途。比较容易的途径就是贪腐，但这是正直的士大夫所不屑为的。而商人们有钱没有社会地位，他们也渴望交接官员。于是一种奇特的士商交流产生了——卖文，比较常见的文章则是墓志铭。而另一些士大夫则直接辞官不做，下海经商了。士商之间逐渐开始接触、融合。随着士商的融合，尤其是商人子弟做官（如张四维）、商人与士人成为朋友，士人对商人的态度开始转变。
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就借王文显之口，表达出士商平等的观念“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应该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尚是大商王文显的观点，不能代表士大夫阶层的观点。
而明代大儒阳明先生则在《节庵方公墓表》中直接提出“四民异业同道”论。与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不同，在《节庵方公墓表》中，王阳明先生是以自己的名义明确的提出了“四民异业同道”论。如果说《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王文显身为商人提出士商平等有自我职业标榜之嫌的话，《节庵方公墓表》则是阳明先生对商人的直接认同。
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古代的士农工商只是从事职业不同，他们道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尽力为别人服务。士人的专业是治理国家，农民的专业是奉养天下人，工匠的专业是制造工具，商人的专业是货物流通。他们从根本上是没有去别的。
阳明先生指出“盖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于夔、龙。”舜帝在位的时候分封的九个官职，首先是稷（农业），其次是契（商业），然后是益、虞（工业），要先于夔、龙（教育）。这说明在先王时期，并无士农工商的排序，相反农业、商业的地位更靠前一些。
阳明先生认为一些圣人贤士从事过所谓“卑贱职业”。“商、周之代，伊尹耕于莘野，傅说板筑于岩，胶鬲举于鱼盐，吕望钓于磻渭，百里奚处于市，孔子为乘田委吏，其诸仪封晨门荷蒉斫轮之徒，皆古之仁圣英贤，高洁不群之士。”在商周时代，著名的宰相伊尹曾经耕过田，傅说搞过建筑，胶鬲是盐业工人，姜太公钓过鱼，百里奚曾经是奴隶，孔子曾经是管理地租的小吏，而这些人都是圣贤，都是高洁之士。这说明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与他的品行是没有关系的。
阳明先生进一步大胆的指出了造成“贵士贱商”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私欲。“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自从王道逐渐衰落以后，学术开始分离，人们逐渐失去本心。相互之间争权夺利。于是开始提高读书人的地位而认为农民卑贱，把当官作为光荣的职业而耻于经商做工。真正比较起来，所谓的“士”追名逐利比商人更甚。他们以浮夸诡辩之词迷惑百姓，和能够给百姓带来实际利益的农工商比起来，他们更加不如。
阳明先生的这篇文章作于嘉靖四年（1525年）。阳明先生因平定宁王之乱，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被嘉靖皇帝封为封建伯、南京兵部尚书。此时阳明先生无论从立德、立言、立功均有盖世之成就，其地位如日中天。他这篇言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阳明先生不但发表“四民异业同道”的观点，而且他的弟子中也有很多就是从事“卑贱”职业的。阳明先生著名的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七岁手书乡塾，贫不能竟学，从父商于山东。”
明末大儒在《学者以治生为本论》明确提出：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他明确提出“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
通过这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儒学大家的鼓与呼，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在有清一代，清政府又采取了“捐输”的办法，就是向朝廷“捐资纳粟以得官爵”，说白了就是政府明码标价卖官。捐输制度虽然体现了清政府的腐败，但是由于有钱买官者多为商人，也从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使商人有机会与科班出身的官吏大员平起平坐、称兄道弟。
明清两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王阳明先生的“四民异业同道”论让让商人可以名正言顺的以儒家学说自许，把《大学》、《中庸》作为自己修身治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把儒家理论引入企业管理，将这些学问作为培训员工的基本教材。例如晋商大德通票号“对号内人事的管理，高钰则一以儒学伦理贯之。当时社会尚习奢侈，豪族富商竞相仿效。而大德通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盖取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入。”
随着商业与读书人的紧密融合，近代意义上的儒商群体才正式形成，而不像子贡那样只是单个的个体现象。清末巨商常家十二世常麒麟是拔贡出身，精通儒学，从商之后，同辈劝他弃商业登仕途，他说：“子贡亦贤人也，我从子贡。”子贡成为儒商的精神领袖。
如此，儒商逐渐成为商人中认可度较高的一个群体，进而凡从商者皆愿成为儒商，儒商成为商人群体中的一个标杆，带动了商人群体的自我净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