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Ａｎｓｏｎ 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
作者：佚名
“如果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会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政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卷入浴血的战争。”
－中国特使蒲安臣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以前读杨小凯回忆文革的文章，其中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说：“在中国，人人关心谈论政治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去过问政治，政治会找到你。”回头想想，杨小凯说的不错，中国当年的社会生活就是这样的。但往深里想想，其实国人与政治的这种关系由来以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不需要与外界交流，中国永远能自给自足。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政治越来越关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渐渐认识到，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政治体制非常落后，科学技术更为落后。为了重新找回国人心中中国是世界中心世界领袖的骄傲，国人需要找到一条可行的自强道路。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人如何认识自己的落后，如何寻找改变这种落后的手段的历史。但是，直到今天，有谁能说国人知道该怎样做了吗？人是无法预知未来的，在计划未来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过去的历史中吸教训，避免重蹈复辙。
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不知道别人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个人以为真实的中国近代史，要比我们读到的糟糕的多。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后果，可能要比教科书上说的好得多。这样说，一定会遭到国人的反对甚至怨恨，因为国人永远是政治挂帅的。粱启超在一百年前就说过：在中国，政治左右学术；在西方，学术影响政治。个人以为，要是没有西方对中国的贸易要求，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西方列强，不是出于为善的目的与中国打交道的，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到中国。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虽然对中国有领土要求，但他们远在欧洲，只能靠殖民和租界。而日俄就不同了，这两个强邻对中国虎视眈眈，对中国的领土垂涎欲滴。从鸦片战争至今，俄国与前苏联从中国手中夺走的领土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之数，这与意识形态无关。要是二战战败的不是日本，东三省还能是中国的吗？只有美国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在中国没有租界。不是因为美国不想从中国获利，而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全新的以保障其公民的自由和公正为其立国之本的国家。因此，从本质上说，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它也会以此为其国家的行事准则。因此，公平贸易、对等外交、不干涉他国内政从建国伊始就是美国的外交准则。但是，我想没有多少国人知道，美国的这些外交准则对中国的影响。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第一位赴欧美的全权特使，美国人蒲安臣（Ａｎｓｏｎ 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的事迹吧。
打开今天的历史教材，无法读到谁是中国第一位赴欧美的全权特使？谁设计了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并把它带向国际社会？谁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美中蒲安臣条约》？谁为中国人留学美国打开的大门？我也是到了美国后才知道，这个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被称为“最年轻的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政府的特使”的美国人蒲安臣。
早年
一八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蒲安臣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市。三岁随父母移居俄亥俄州，十岁移居密歇根州。蒲安臣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底特律分校，一八四六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此后，蒲安臣在波士顿执律师业，并投身政治。一八四八年，蒲安臣加入了自由土地党（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ｒｅｅ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ｙ），他的演讲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一八五三年，蒲安臣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他还加入了一无所知运动（Ｋｎｏｗｉｎｇ－Ｎｏｔｈ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一八五十年代，奴隶制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争论中心。蒲安臣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一八五四年，蒲安臣与一群废奴主义者，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共和党，到小布什为止，共和党人有十八人当选为美国总统。一八五五年，蒲安臣当选为联邦众议员，连任了三届（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一年）。
一八五六年，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ｕｍｎｅｒ）在国会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反对奴隶制。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Ｐｒｅｓ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ｓ）用手杖把萨姆纳打成重伤。蒲安臣在报上撰文痛骂布鲁克斯。布鲁克斯向蒲安臣下了决斗战书。按习俗，决斗方式和地点由被挑战一方挑选。蒲安臣决定在尼亚加拉大瀑布（Ｎｉａｇａｒａ Ｆａｌｌ）加拿大一侧与之决斗，以避开美国法律。蒲安臣选择的武器是步枪，他有百发百中的枪法。但布鲁克斯不战而退。蒲安臣名声大振，废奴主义者敬其为英雄。
一八五六年六月二日，蒲安臣发表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是黑奴解放运动的重要文献。一八六一年，为了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蒲安臣辞去了众议员职位。
美国驻华公使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四日，上任不久的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公使，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支持撒丁尼亚（Ｓａｒｄｅｎｉａ）独立为由加以拒绝。蒲安臣行至巴黎得此消息，进退维谷之际，林肯总统得知中国政府允许列强遣使北京，于是就改派蒲安臣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风尘仆仆地由巴黎启程赴北京，一八六一年底抵广州，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日到北京。是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
蒲安臣上任后，积极执行国务卿西华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Ｓｅｗａｒｄ），于一八六二年二月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行政方面，要在世界性基础上，支持那个外国人管理的海关。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其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蒲安臣来华后把“合作政策”做为中美外交的基础，该政策也影响了其它西方国家。蒲安臣非常尊重中国主权。因为他的作为，美国成了最尊重清政府的西方国家。美国的对华态度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蒲安臣也得到了清政府的特别信任。
一八六三年，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到达中国，国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请蒲安臣出面向清政府索赔，被蒲安臣拒绝。原因是船主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有财产被抢，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约》第十三款的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还货款。”
一八六七年，连接欧美大陆的电缆接通后，美国在华商人也想建一条中国支线，并为此到处活动。国务卿西华德也让蒲安臣找一家美国公司承包该业务，该公司的老板是蒲安臣的岳父。但蒲安臣坚决反对此事，认为此举在中国将受到强力抵制。他写信告诉西华德：“我坚决反对任何一家公司花钱来此冒险。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希望美国公司在中国铺设第一条电缆，但我坚持我的立场。”
蒲安臣处理这两个件事中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美国和蒲安臣对中国的诚意。
英国当时的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保持英国的对华贸易的优势，“合作政策”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刚从中国边疆强占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俄国，也向蒲安臣表示：“俄国不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法国新任驻华公使伯尔德密（Ｊｕ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Ｂｅｒｔｈｅｍｙ）在一八六三年到任，他抛却了一切猜忌并在中国问题上也采取了“合作政策”。在“合作政策”下，中西关系第一次出现一个合作和缓和的迹象。
为了让清政府了解西方。一八六四年，蒲安臣把传教士丁韪良（Ｗ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翻译韦登所著的《万国律例》，送给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中国，第一次知道了国家是可以以法律来管理的。清朝政府得到《万国律例》后，对此书非常重视，恭亲王奕诉等人奏请刊刻《万国律例》，八月三十日得到两宫皇太后批准。一八六四年冬，同文馆正式出版《万国律例》一书。该书是中国了解西方国家法治的伊始。
一八六四年四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Ｖｏｎ Ｒｅｈｆｕｅｓ）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三艘丹麦商船。恭亲王从《万国律例》得知“内洋”（内海）与“公共洋面”（公海）在国际法中不同，随即照会李福斯，对这种“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称李福斯必先决此事方能被中国接纳。李福斯只得让步，释放了丹麦商船并支付一千五百元赔款。李福斯事件给了恭亲王信心，他开始相信并实施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但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赞同此举，法国代办哥士耆（Ｋｌｅｃｓｋｏｗｓｋｙ）对蒲安臣说：“丁韪良是谁？居然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国际法。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麻烦。”蒲安臣不理会他，坚持说服清廷要员，摒弃陈腐的华夷理念，帮助中国融入世界潮流。
为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建立现代工商业，西方在华人员花了很多心思。一八六五年十一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向清朝政府递交了意见书《局外旁观论》。赫德在意见书中指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按照章办事。他说：“现在某事当行，不当行，有条约可凭，一经违约，即有问故之患。”“民间立有合同，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致后为人所勉强者。”赫德提到的这些原则乃是法治国家的基础。但中国的“皇权”大于一切，根本不把条约和法律当回事。赫德倡议中国，制造“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兴办洋务的建议，建议中国修铁路、办工厂、办电报、设银行、承航运等，这些都是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建议。
这些西方有识之士，本质上是要清廷摆脱华夷关系，尊重条约。但被腐儒浸淫深广的中国，几乎无人认同。蒲安臣、赫德、威妥玛（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ａｄｅ）等人本意是要使中国开放、富强起来。这些建议对清廷还是有过一些作用。总理衙门成立后，派出过一些考察人员。一八六六年春，赫德回国休假，总理衙门派斌椿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赫德前往，游历了伦敦、伯明翰、哥本哈根、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等地。
出使欧美
作为美国公使的蒲安臣，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游说华洋友好，清政府对蒲安臣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和信任。西方人评论道：“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五年这一困难时期，他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恭亲王在《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中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悦，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如蒙俞允，诸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清政府批复：“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是清政府政府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有着几亿人口的大国竟然找不出一个懂得外交的官员，而聘请一个美国人来担任特使。因为恭亲王的知人，以蒲安臣为特使，实为大清之福。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有六年的蒲安臣卸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向等恭亲王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丁韪良的翻译记录中说：蒲安臣“辞行，恭亲王邀我充任翻译。”“蒲安臣声明，愿为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说：‘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经过欧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复后。恭亲王请其向巴黎和伦敦两政府，尤其是伦敦政府，代中国说项。”“‘总之，你就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接着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话，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对此，赫德说：“我自从一八六一年到北京后，就曾向总理衙门力陈西方人的‘进步’一词。后来，柏卓安（Ｊ Ｍ Ｂｒｏｗｎ）告诉我，总理衙门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特使，问我的看法。我当即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清廷委派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团出访，又怕英法二国多疑，加派英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法籍海关税务司职员德善（Ｅ Ｄｅ Ｈａｍｐｓ）为右协理。并着赏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品顶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样，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令蒲安臣不解的是，总理衙门及朝中重臣，不顾使团使命，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讨论礼仪问题上了，国家利益及主权等重要事务居然没花时间研究。最后清庭为使团作出了下列规定：一、“此次中国所派之员，将来到各国时，似可暂毋庸相见，或偶尔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俟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二、“令蒲安臣每抵一国，即将国书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且言明将来有约之国，如有国书，或由贵大臣赍回，或交往驻京各大臣转呈中国，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三、“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即亦不为遥制，但务顺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四、“凡有如中国禁地及一切妨碍国体之事，仍望贵大臣照中国体制，不必举行”；五、“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即由贵大臣与钦命之员酌夺妥当，咨商中国总理衙门办理。设有重大事情，亦须贵大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
为了出使海外，蒲安臣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志刚记述：“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其实，一八五九年底，美国公使就致函桂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引发，皆因中国无国旗所致。他建议中国沿用国际惯例设计自己的国旗。但清廷根本不理解国旗的意义，以为是识别旗号而已。一八六二年，蒲安臣致函国务卿西华德说“中国终于有了漫长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我很高兴向您汇报，中国政府采用了一面国旗。‘固定不变的中华文明’的说法失去意义了，帝国抛弃了最后一丝排外，把它的力量象征摆在了我们面前，并要求在列国之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使团一行三十人，由上海出发，四月初抵旧金山。五月中，加州州长在招待使团宴会上称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词中称，此次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伸出它双手的日子，不久就会来临。”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日，使团到达华盛顿。
一八六八年六月三日，使团拜访了国务卿西华德，六日，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约翰逊（Ａｎｄｒｅｗ Ｊｏｈｎｓｏｎ）的接见。按照国际惯例，非派遣国国籍的人可以担任使节，但从没有过本国人作为派往本国的使节的事情。为此，蒲安臣也忐忑不安。但美国政府破格接待了作为中国使臣的蒲安臣。在中国的觐见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约翰逊总统以谅解清帝因年幼不能亲受国书为名，接见了使团成员，收下了国书。在清政府最为关心的礼节问题上，蒲安臣一到美国就采用了西方的仪制，没有遵照总理衙门的训令办事。
跟随蒲安臣的中国钦差志刚对此观察入微，记载详细，觉得并不有失体面。志刚认为：“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因为有此先例，蒲安臣病逝后，志刚和孙家谷二钦差继续访问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按西方外交礼仪觐见君主，亲递国书。
西方列强从此也以对等礼节开始觐见清帝。一八七三年二月，同治亲政，西方各国使节两次照会总理衙门：“恭逢大皇帝亲裁大政，若不请准立将各国庆忱，面达圣听，则膺使任者难免失职之愆”，并称“钦差蒲大臣等，所至各国皆以敌体相见，彼时所有各国召见礼节，谅志刚孙家谷二大臣必行遵为覆奏，尤可据者”。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西方公使第一次以西方礼节觐见了同治皇帝。从蒲安臣使团出访到外国使臣入觐，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了对等使节外交。这一切都离不开蒲安臣。
一八六八年六月十日，使团参加总统主持的欢迎国宴。
蒲安臣深知美国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每到一地，他都四处发表富有激情的演说，在美国各地引起轰动。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蒲安臣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他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说：“中国睁开了它的眼睛。它欢迎你们的商人，你们的传教士。”“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蒲安臣自作主张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史书写到：“蒲安臣等至美国递国书，并增定条约，其要目有八：一、美国与他国失和，不得在中国洋面夺货劫人；二、除原定贸易章程外，与美商另开贸易之路，皆由中国作主；三、中国派领事驻美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异，两国不得稍有屈抑；五、两国人民互相往来游历，不得用法勉强招致；六、两国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优之国利益均等；七、两国人民往来游学，照最优之国优待，并指定外国所居之地，互设学堂；八、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中国内治之权。”这是中国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签定的第一个对等条约。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条约批准时，清廷为蒲安臣越权颇为恼火，但因为此约是中国第一个对等条约，且内容对中国有利，准予成立，史书写到：“其时曾国藩等鉴于道、咸间条约失利，特建议遣使往订此约，于领海申明公法，于租界争管理权，于出洋华工谋保护，且预防干涉内治云。”条约强调两国民众自由交往，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美两国自此开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对中国最大的益处，是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谈到条约中保全中国领土及主权的不割让主义，强调美国在该政策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条约，宣布中国领水的中立化，反对治外法权主义的要求，……由于在华的外人及其财产，受各外国的法权管辖，他们就认为彼此有在中国领水内互相攻击的权利。这个条约，阻碍了这一无理的要求，勾消了所谓割让主义。”“那些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各国人民，认为他们的法权，不仅可以管辖自己的人民及生命财产，并且可以管辖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这个条约，一笔勾消了一切有关土地割让的要求。”“这个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中国人现在可以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并肩而立。我很高兴，美国有勇气实行它的伟大平等原则。”条约第八款中还规定：“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电报、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项机法，向美国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准精练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蒲安臣解释此条时说：“外国人在中国，惯于教训中国人，说他们何时应建筑铁路，何时应安设电线；但事实是他们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该条约，宣布这些要求，一律无效。条约特别指出，中国人欲于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傲，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条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蒲安臣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平等公允的条约，也是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而不是以战败国订约的条约。清政府通过这个条约，获得了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蒲安臣条约》对中国开展现代外交产生了极大的益处。
《蒲安臣条约》使中国移民前所未有地在国外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同时得到了国内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清政府历来视华侨为不忠不孝的叛逆，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是剿灭海外华人。清政府延续禁海政策，颁布了《南洋渡航禁止令》，雍正五年，禁止华侨归国。一八七六年，中国驻外使节刘锡鸿说：“今华民流落各国各岛者殊不乏人，新旧金山尤多，其人类皆无赖恶劣，不能谋生于乡里，然后逃亡外洋，时有恃众与洋人为难者，亦有犯法为洋官拘禁者，若闻中国有领事进驻，必意为保卫若辈而设。”自《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清廷不得不履行条约规定，开始了保护华侨的工作。
《蒲安臣条约》有效地阻止了美国西部各州制定“排华法”，同时清政府以此条约为依据，开始对美国“排华”采取了抗争手段。《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加州等颁布的歧视性限制中国移民的立法，以及其他对华工的迫害都因违反《蒲安臣条约》被联邦法院宣判无效，或被联邦政府加以制止。一八七六年三月，加州要求美国总统与清政府谈判，修改《蒲安臣条约》。五月，参议员萨坚特向国会提出了同样的议案，但未获通过，仅决定由国会委托一个委员会调查加州华工真实状况。
一八七七至一八八八年间，加州的沙地党疯狂排华。一八七九年，太平洋沿岸各州为限制华人游说国会，为此国会通过法案限制华人入美人数每船不得超过十五名。海斯总统以法案有碍《蒲安臣条约》的中美自由移民宗旨，否决了该法案。联邦法院也否决了该立法，并指出：“它违反了《蒲安臣条约》中确认的自由移民权利和最惠国待遇。”遗憾的是，一八八零年清廷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续修条约》，《蒲安臣条约》被修改，《一八八二年排华法》随即出笼。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九日，蒲安臣使团由华盛顿来到英国利物浦（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随后乘火车赴伦敦。出发前蒲安臣要求美国政府对前往国施加影响以期使团在这些国家能获得成功。国务卿西华德立即通知美国驻各国使节，要求他们向所在国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利蒲安臣使团圆满完成中国使团首次出访的任务，美国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使团在温莎（Ｗｉｎｄｓｏｒ）受维多利亚女王（Ｑｕｅｅ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接见。蒲安臣也向女王转达了中国皇帝的问候，递交了国书。
访英期间，使团在同英国的双边关系上达成了谅解。当时国内因法国育婴堂连死四十多名婴儿，英国教士强行购地建教堂，引发了烧教堂、打教士的“扬州教案”。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麦华陀（Ｓｉｒ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调军舰赴南京，胁迫两江总督曾国藩严处。清政府与英驻华使节交涉数月毫无结果，只得令蒲安臣在伦敦直接与英政府交涉。蒲安臣依国际法原则，于十二月十四日，向英外交部提出：“凡中国与英国办理交涉事务，定须遵守条约。如各处有意外烧杀抢夺等事，设有兵船之处，止准临时进行保护。如已成事保护不及，应由各口领事官查明实在情形，呈报北京钦差，行知中国衙门定夺亦法。候衙门定有办法，再为行知本国。如中国办理仍有未协之处，亦应行文本国定夺，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二十八日，英外交部声明：“今英国并无勉强中国致碍自主之权。切愿向中国执政大臣办事，不止与各省地方官会办，并已札示在中国之英国官员，遵照此章；晓喻英民不但遵守中国律例，且应尽力与百姓之舆情相洽。”使团交涉的结果让英政府公开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行为欠妥，同时表明尊重中国主权和司法权。蒲安臣使团在英国通过外交手段，为中国赢得了合法的国际地位。声明发表后，英驻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Ｊｏｈｎ Ｇｉｂｓｏｎ）擅调兵船向地方官勒索白银。清政府获悉后，依中英双边协定，照会英政府。英政府需遵照两国协定及其外交部声明，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清政府官员道歉。不久英政府将吉必勋革职。曾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征服清政府，国力鼎盛的大英帝国，能对中国作出这些让步，实为不易。无疑是蒲安臣使团的功绩。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日，使团抵达巴黎。法国政府对蒲安臣的“不割让主义”十分恼火，但碍于美国的态度以及英法结盟关系，不得不遵循英国的远东政策。因为英国女王接见了中国使团，外交大臣又致函采纳修约缓进政策，法国外长通过英国驻法国公使向英政府表示：“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事件（指英外交大臣致函蒲安臣）及其它事件，与英政府所采处的立场，是一致的。”一八七零年一月二十一日，拿破仑三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接见了蒲安臣使团，蒲安臣呈递了国书。由于反对势力强大，使团在巴黎停留了六个多月，法国只是表面客气，却无任何实质性收获，没有取得类似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使团只好失望地离开法国。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蒲安臣使团前往瑞典，十月七日离开斯得哥尔摩（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三十日离开丹麦，十一月十八日离开荷兰，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蒲安臣使团到达柏林。在两个多月的停留期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多次接见了使团人员。蒲安臣向威廉一世递交了国书。蒲安臣夫人在信中感叹德皇的召见是“我们所到之处受到的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新普鲁士日报》在头版报道了递交国书的盛况。报纸还介绍了接见时的友好场面。
一八七零年一月三日，蒲安臣和俾斯麦举行正式会谈。四日，志刚和孙家谷会晤俾斯麦。会谈结果在两封信中，蒲安臣在致俾斯麦信中，为其合作政策辩护，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德国与这些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俾斯麦在回信中阐述了德国的政策：“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需要一个受尊重、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以维持国家的秩序、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样的政府将切实保障皇帝臣仆公平交易，全面有效地保护前往中国或与中国贸易的我国同胞，切实保证条约得以履行、冤情得以申诉。没有了内部纷争和外部冲突，这个政府自然会集中精力开发无穷的资源，国内的工业和对外贸易就会同步发展。可以相信，繁荣会加强政府的力量，使它致力实行与外国友好交往和相互信任的政策，正如你们这个使团所做的那样。”
为中国外交事业殉职
一八七零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农历春节，蒲安臣率团离开德国，前往俄国。一八七零年二月二日，使团抵达圣彼得堡。蒲安臣同俄国外交大臣大公爵库尔查科夫进行了会谈。
一八七零年二月十六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了使团。在致词中，蒲安臣对俄驻华公使倭良嘎里的外交才干赞誉有加，同时表示，“中俄二百年所结友谊，仍愿将来永无间断。”蒲安臣称颂沙皇解放俄国农奴的举措，把他比为亚伯拉罕•林肯。沙皇致词中表示，“愿贵大臣在此商办交涉有益各事，将来两国通商事宜，更见兴旺。”沙皇给志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俄君身体雄伟，神暴露而气深沉。”
一八七零年二月十八日，使团应邀参观文物。傍晚回寓所后，蒲安臣感觉不舒服，又咳又喘，两肋疼痛。随团的中医给蒲安臣诊治的结论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但所带的药物不全。蒲安臣夫人请西医来治，亦不见好转。志刚十分焦急。志刚这样写到：“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一八七零年二月二十三日，蒲安臣病故，志刚对此深为痛惜。他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的去世，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蒲安臣访问过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表示哀悼，各地报纸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并介绍他的生平事迹。
一八七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葬礼。遗体被运回美国，安葬在马萨诸塞州剑桥（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市的奥本山（Ｍｏｕｎｔ Ａｕｂｕｒｎ）公墓。
一八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蒲安臣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颁布上谕：“蒲安臣前经派充出使各国大臣，与志刚、孙家谷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该使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本年正月，行抵俄国病故，殊堪悯恻。该使臣身后事宜，业由志刚等妥为照料，兼拨银两，经理丧事。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由出使经费项下拨给，交该使臣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志刚和孙家谷，秉承了蒲安臣的遗志，拖着辫子举着龙旗出使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呈递了国书，完成了任务。
晚清外交官周自齐对蒲安臣的评价极高：“蒲安臣为人刚直坦易，而娴辞令，明法律。恒以中国为守礼之邦，地大物博，必为全球第一大国，愿为中国效力。所上条陈皆富强之要，切实可行。奉使未竟，赍志以殒，时论皆惜之。”
蒲安臣使团的出访，让中国渐渐纳入了国际的轨道。蒲安臣使团跨出了清政府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蒲安臣使团建立了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李鸿章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此后，清政府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通过出访大开眼界，接触了新事物，吸收了新思想，锻炼了外交才干。使臣志刚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利益无穷”。参观了美国国会后，志刚甚至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出访期间他的外交能力大增，在蒲安臣病逝后担当起了领导使团的重任，主持了访问俄国等的交涉。
从一八四零年以来，中西冲突是坚持不平等与要求平等的冲突。清政府坚持华夷体系：中国是中央帝国，其他国家处于进贡的地位。西方国家则坚持条约体系，即国家间的“对等原则”和“履行条约原则”。因此，清政府捍卫的是国家间不平等，西方国家谋求的才是国家间的“对等原则”。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民主政体的本质是维护其公民的自由与公平，由此产生的外交政策必定是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只有平等关系才能维系民主政体。专制政体的本质注定了它只有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因此它的外交政策也是不平等的。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进步潮流的抗争史。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科学技术极为落后，加上那种中央大国的自满心理，使它成了一个愚昧的、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没落帝国。甚至在马克思的眼里，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垂死帝国。马克思说“中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是任何诗人想都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悲歌。”“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中国带来了新世界的文明，带来了世界进步的潮流。这当中，以美国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最大，其中蒲安臣是其最伟大的先驱。正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蒲安臣悼词中写到的：“蒲安臣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了国界，他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至今，美国的旧金山附近和堪萨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市建立于一九零九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城市。然而近百年来，中国却彻底忘记了这位美国人蒲安臣——一位为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杰出的美国外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