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生子当如孙仲谋,为父当如梁启超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总说自己忙的爸爸们,不妨看看本文,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挣钱养家就是合格的爸爸吗?
图为梁启超梁氏一门三院士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9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九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三子梁思忠、次女梁思庄、四子梁思达、三女梁思懿、四女梁思宁、五子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的后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相对于政治上的豪门和商业上的巨族而言,文化名门的崛起、发展更受当代中国社会的青睐。
成龙成风三院士
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风气的文化大家庭,梁启超的9个子女,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各领风骚,其中尤以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3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最为著名。3个儿子都是院士,这在中国是堪称绝无仅有的的家族传奇。  梁思成(1901-1972),梁启超长子,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拓者和建筑教育的奠基人,1948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技部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出生于日本,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东北大学创办我国北方第一个建筑系,1931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研究,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北部。他是我国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抗战胜利后,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受爱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邀请,赴美国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曾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中国代表,亲自领导并参与国旗、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著有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图象中国建筑史》的出版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
  梁思永(1904-1954),梁启超次子,“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正式训练的学者”、“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梁思永出生于澳门,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导和参与多项考古工作,1931年在河南后冈墟发现三叠层,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主持安阳第10至14次殷墟发掘工作,对研究殷代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状况有重大意义。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带病主持考古工作,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大量人才。编有我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
  梁思礼(1924-),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中国导弹控制研制领域的创始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生于北京,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提那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后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第一个成功设计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不断改进,使我国导弹控制系统完全脱离苏联的框框;参加1966年在我国国土上成功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震惊全世界,从此我国进入核大国行列。1987年英国剑桥国际讨论中心把他列入了《世界名人录》,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1997年获“中国老教授科技兴国贡献奖”等奖项。
  梁启超家族就是文化名门。每当我们追念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一家出了三个院士,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人说,子女优秀是因为梁启超基因好、学问好、耳濡目染、交游广阔……等等,但孩子成材也未必是他刻意努力的结果。近代名人,子女不成材的很多。满门才俊绝不可能是偶然,更不可能靠基因,分析总结有如下原因:
1家书数百封给每个孩子特殊关注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堪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
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事实也确是如此。梁启超常在信中称呼长女思顺“大宝贝”、“宝贝思顺”,即使当时这位长女已经三十几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还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
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
要知道,思庄排行第五,按理说,夹在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宠,但梁启超非但没有忽略她,反而让思庄感觉自己在父亲心中极为特殊。
事实上,梁启超对所有子女都关注、欣赏,让他们感觉自己特殊。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长子梁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这样的父爱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注入孩子的生命,必然滋养出自信的花朵。而自信,正是一切成就和幸福的基础。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2为子女成才倾尽所有金钱、时间、精力,均不计成本
梁启超宁肯别的地方节省,也绝不让孩子在教育上有所亏欠。为子女成材,可谓用心良苦。
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于是,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1912年,他一回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思永在考古学上有所进益,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他的考古活动。
为了帮助梁思成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并写信说:
“我替你人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
要知道,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长女思顺甚至写信来说要负担他全部生活费用。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3自求真理,尊重子女不在孩子身上寄托梦想很多中国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其实父母是没有权利放弃个人努力,如鬼魂托梦一般把自己的人生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的。
从这点来讲,梁启超正是那种最可敬、最可爱的爸爸,他自己从支持维新到赞成革命,从积极从政到潜心治学,一生求索真理,不停改弦更张。
正如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所说:“任公(梁启超)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在政治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同年,在美学习军事的思忠急欲回国,参与革命,一向热心国事的梁启超却不同意,他认可儿子“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却又耐心述说国内令人失望的复杂政局,希望儿子不要误会老父苦心,继续深造。
长女思顺和长子思成的婚事都是梁启超“包办”的,对此他颇为自得。所谓“包办”,即是由梁启超牵线搭桥,再由儿女们自行决定。
以梁思成的婚事为例,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和林长民想做儿女亲家,更加亲密。但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的同时,明确告诉当时才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他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这个决定又过了4年才最终做出。

4以同理心推己及子关注孩子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她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升入大学,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长子梁思成好学不倦,梁启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每次写信都要询问。还对思成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在梁启超的父爱里,只有子女,没有自己。他对孩子的任何帮扶劝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的,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梁启超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对于子女的教育,梁启超也做到了这点,全力付出,不求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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