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圣陶的《倪焕之》有感 读叶圣陶教育名篇有感

作者 落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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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是怎么样的一部作品呢?说它是一部革命小说吧,不像。说它是一部教育小说吧,又略嫌牵强。有一点大家比较同意的,即是这部小说存在着揭露性,而它一点没有要粉饰现实的动机。

而问题小说就是从来不粉饰现实的,它们从来就是以整个人类的现实生活里的种种问题为主题。但在这部小说里头,作者所关注的又显然不是小说模式的问题,而是一种文明的命运。作者在《倪焕之》这部小说里所刻划的,是一种有关人类社会革命进程的图象,是一种对全人类行为状况的概括。那么,什么问题才是作者最为关注的呢?这部作品所要揭露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它带有何等意义?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倪焕之》,如果我们把它同叶圣陶另一部作品《潘先生在难中》一起阅读,即作者的一贯创作主旨就非常清楚了。在《潘先生在难中》一文里,作家把处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里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刻划得淋漓尽致。而在《倪焕之》里,叶圣陶则在自己的主观认识上给我们塑造出了一个感性的、为理想而积极奋斗的“改良主义”者倪焕之的形象。

《倪焕之》写于1927年北伐军胜利攻占南京以前,成章在1928年以后,全篇后来得以发表在当时的《教育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一至第十二号刊上。小说开始时,倪焕之闷坐在船舱里,这位小学教员出身的青年在经历过社会的整个教育之后,终于饮恨而逝。就这位小学教员在他决意把一切希望再附设于教育时,外面打着的正巧是逆风。小说里头的第二号人物;志同道合的蒋冰如,虽为了崇高的理想而遭受到一连串无情的打击与挫折,却他最终还不愿意就顺其自然地这样空虚庸俗地过一生。小说里头的第三号人物;金佩璋曾经满怀理想与抱负,却在她当了母亲以后,再不复想起奋斗的念头了。

倪焕之在一种情势陡然锐变时,心下只感绞痛不以,他愤慨,迷惘,甚至有点失望落寞的情绪。他一自乡镇重回都市(上海)后,另一段苦难的历程又开始了。上海被两大势力划分为二,早不复从前的样子。从来坚信着时代的救星就是教育的倪焕之,此刻的目光里尽是看到失败,他因此从苦难中得到了教训,他因此可以鉴别出现实与理想中的境界之不同,在万念俱灰之下,倪焕之最后来到了他十几年前曾经光顾过的小酒店,这时候除了买醉,他已经什么也不能作了。在这个过程中,倪焕之的好友王乐山被乱刀刺杀死了,密司殷成了兽性人泄欲的玩物。

《倪焕之》写的是一次划时代经验,是五四前后、经过五卅到中国第一次文学革命十余年间,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其思想的演变。就这点上看,它有点像俄国阿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一作。在《苦难的历程》里,阿Ÿ托尔斯泰写出了俄国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曲折道路,并刻划出了四位非常真实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在小说中,阿Ÿ托尔斯泰从罗欣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来辩论是非及区分善恶,这跟罗欣与倪焕之这两个人物的对于美和善的向往来说,《苦难的历程》和《倪焕之》确有共通之处,这尤其体现在他们弥留之际对所爱的人的宽恕这点上,而这也是作品主旨的一种独特崇高精神的总结,这使人能够正确地认识时代,和清醒地评价革命。

从框架上看,《倪焕之》又有点像肖洛霍夫的、以描写内战中人民命运为中心主题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根据苏联列宁奖金得主、及著名的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在论及肖洛霍夫及其《静静的顿河》时,曾就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形象和这部作品作过这样的评述:“葛利高里对真理的渴望和生活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企图,如果说这并不能证明他是正确的话,那么无任如何他也揭示了时代的真实图画。他揭示了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为了解这个世界所必须知道的一切。肖洛霍夫长篇小说之伟大,就在于他叙述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但伟大的时代的真实。”

读叶圣陶的《倪焕之》有感 读叶圣陶教育名篇有感
从风格上看,笔者起初觉得《倪焕之》与美国的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有着同工异曲之妙,它们一样地都令人哭笑不得。不过,《倪焕之》毕竟是一部在动荡混乱时期写成的作品,如用《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辩证理性批判中的部分理论来分析它,总不免有点强人所难,笔者最后决定不与比较。

中国著名文学家茅盾说:“或许《教育杂志》当初是要求叶圣陶做一篇和教育有关的“教育文艺”,之所以《倪焕之》的前半部全是描写乡镇教育,在全体上发生了头重脚轻的毛病。”与此同时,中国著名哲学家夏丐尊先生也曾撰文论述过《倪焕之》。他说:“出现在《倪焕之》小说里头的人物,几乎都是旧识者或者是自己,其中行为言语都是曾闻到过或见到过或竟是自己的言语。”而名家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倪焕之》,我觉得是比较实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领会作品的主旨,并予人能够进一步看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动因。当然,茅盾也说:“我认为批评一篇小说不应该枝枝节节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任意衡量。”那么,说到最后,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倪焕之》呢?

读过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该作品的结尾写着那么一句带有冷峭的双关语:“看他对上一句什么?”。从字面上看,这是对潘先生及其背后动机的赘述,但这何尝不可以理解为对某种命运的写照。就命运而言,叶圣陶于此还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类思想中存在着维护既得利益者利益的法则与社会意识,之所以权力与金钱变成了社会里控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杠杆。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不惜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而这在在是一个求存的问题。当我们在读《倪焕之》时,不难发现叶圣陶乃依循着《潘先生在难中》的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严肃思考,而作家总是不能自持的经常追思自己回到这个主题上的目的,这显示了作家心里始终藏着一个单纯的梦,而他的创作目的就在于如何设法使这个梦成为现实。

第二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叶圣陶在他这两篇作品中都以知识分子作为他笔下的人物;主人公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谈吐温文得体,举止高雅,他们的生活方式每受旁人称羡,但他们一经挫折便丧心荡志,愤世疾俗,如果事情一旦涉及到利害关系,他们便把一切道德考虑抛于脑后,首先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诚然,这是社会上的其中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倪焕之》一作中的主要人物,从中探讨叶圣陶在这部小说里所要表现的他对于教育、对于人的一种迷惘与奋斗的思想足迹。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在叶圣陶的作品中一向占有着显要位置。在倪焕之的身上更是高度概括了作家的思想特征、及其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的生活道路。小说中的倪焕之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的典型。他出生时,正是庞大的清朝帝国日益崩溃、新兴无产阶级势力蓬勃发展的时代。倪焕之十岁那一年,科举制度被废止了,这使其父望子成“龙”的希望受到了打击。后来,倪焕之考上了中学堂,父亲由于担心自己年老体衰怕无力供养儿子升学,便给儿子安排到电报局那儿上班。那可是一份“又优越又稳固”的终身职业呐。在父亲看来,倪焕之以一名中学堂三年级生的程度去应职,是绰乎有余裕的了,可倪焕之就是不愿意。书中由此写了一段倪焕之的内心告白,并深刻地描画出了倪焕之的人格本质:

“------电报机的模型,就像两件玩具似的机关通了电流,这边一按,那边搭地一响;这边按,按,按,那边搭!搭!搭!”他当时也没有细细地想,只仿佛觉得在这搭,搭,搭中讨生活,未免太没出息,太难为情了。他后来跑去向父亲表明心迹,说:“要干事情总要干那予多人有益处的。”

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倪焕之那自信、刚直和孤傲的性格一表无遗。父亲后来又鼓动他去当教员。开始时,倪焕之对小学教员这四个字也颇为反感,他觉得当一辈子的“猢猻王”未见得就比搭,搭,搭地过一辈子好了多少,他为此想起了那位在中学堂里教西洋史课的老师,想起了他那迂腐的形态和那呆板的教书法,至此对小学教员这四个字愈加鄙视。便是在接到上海光复的消息时,倪焕之并还向往过美好的未来,他觉得那仿佛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如果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角度看,倪焕之无疑有着背负时代的使命,他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跟当时的所有青年则无异样。当时的青年处在一个狂热的时代,便是任谁都深陷在那种追求新奇、和刺激的情绪中了。同时,倪焕之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作家于此写道:“他强烈的感到要做点事,一面旗帜罢,一颗炸弹罢,一支手枪罢,不任什么,只要拿到手,他都愿意往前冲。”但是,随即他便失望了。这个城,也挂上了白旗,是光复了。他的发辩也同校长的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得有什么跟以前的不同。原来这股民族解放运动并没有他们预期的好,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变,而且变革的速度惊人。这个社会每天进行着各门各派的争斗,每天上演着政党分裂的大戏,致使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人都在摸索,他们对前途一点把握也没有。这个时局似乎很有点扑朔迷离了,这对倪焕之而言,绝对是个难受时刻。这时,倪焕之开始感到人生的悲哀,并第一次有了结束生命的这种消极想法。死,让他同时想到家有老父慈母待之奉养,之所以又活了下来。显然,这里再一次证明了倪焕之确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

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他怀有远大的抱负,可他始终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一个单纯的人有梦,当梦超越了他,或梦超越了一切的时候,单纯的人自然就以一种创造性的热诚投入这个梦中,用他认为最美好的和最绚丽的幻梦以凝聚他的理想生活的全部,这使他对自己产生了强大的自信心。然而,谁也知道,在动荡的环境里织梦,等待他的往往是毁灭。中国文学大师鲁迅便是有过这么一句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这话正好成了倪焕之的梦的一只眼睛。叶圣陶在这一章节里很是生动的写出了倪焕之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的性格和他所在的环境。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作家凭着故事中所潜伏着的线索以暗示;理想主义者在确定了自己该走的路和该做的事情时,其本身至少是一股翻弄时代潮流的动力。

金树伯的妹妹金佩璋是个既传统又具有生命热情的思想解放者。她勇于探索,敢于斗争,是一个新时代过渡的象征。对她来说,家对于女人是否能及时当好一位母亲可说比什么都重要,而这位母亲首先就是一个被理想挫败的人。金佩璋从小失去母亲,生活起居只能依靠着唯一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树伯的扶持。哥嫂待她不薄,日子虽说过得也不错,可她就觉得兄妹之间少了母亲的血缘关系总有些儿不可靠。由于缺乏安全感,以致她迫切要求自己独立、要求自己自强与自爱,以便从“别人”的屋檐下解放出来,这使她缺乏了起码的人性和怜悯之心。婚后的金佩璋,作家不乏对她有充分的描述和分析,但决不是出于赞颂和批判的,而是作为如何点出各种矛盾的条件。显然,作家是利用了金佩璋这个人物来思考社会建设的意义的,即;人类唯有抛弃固有的世俗观念,摆脱环境的约束,在寻觅人格的激情中释放出骄傲和自豪,方能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平衡。

另外,叶圣陶还通过倪焕之和其他人物的关系来说明这一时代的人性问题。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了李毅公、徐佑甫、陆慰亭等人。这几位教职人员虽说都在同一个地方任职,却各怀鬼胎,这说明了人性的复杂。小说的开头,在倪焕之就任“公立高等小学”的教员之前,金树伯则以一名玩世不恭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作家通过倪焕之的感觉把他划定为精明老练、世俗的人,结果这一人物便活脱脱地被造就出来了。金树伯受蒋冰如之托,那天晚上接来了倪焕之,两人坐在船舱里,一个心急如焚,一个百无聊奈的在那儿“静观其变”。起初,两人的话题还在叙别,后来说到了蒋冰如,倪焕之对他有说不尽的敬佩,言来更流露出自己的踌躇满志,这对金树伯来说,感觉他未免过于天真了。金树伯于是把话一转,他说:“老蒋还有点私心。”因为,“他有两个儿子,他要把他们教得非常好,别人办的学校不中他的意,他自己当了校长,一切都可以如意排布,两个儿子就便宜了。”不料倪焕之听了反而释怀,他说:“这算不得私心,便宜了自己的儿子,同时也便宜了别人的儿子。从实际上说,不论何种公益事里边都含有这样的私心,只是,私了自己,同时也私了别人,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从这里,我们即可判断出金树伯那狭隘的心理状态。金树伯作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出现,作者借此告诉我们,这叫世故,是社会中某种形象的典型。而倪焕之的高尚情操就是在这种典型的形象里头所以产生的。此外,作家对于李毅公等人的形象虽没有太多着墨,却不失为一种悲哀寓意的代表。人们一般上都以排斥、讥讽、奚落的态度去对付那些尚未成功的人,所以一般具有开拓精神的人往往被人孤立或被看成疯子。作家借此通过有关人物的行为品格、情绪、相象和内心世界等方面的适度点染,再以简洁的笔调描绘了这种社会现象的可悲图景,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高度的艺术张力,这尤其有力地集中表现了作品的思想主题。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王乐山和密司殷一样;一样具有一种善于组织和团结群众的魅力、一样具有刚强的意志和斗争的毅力。他们的形象在特定的环境里,以一种英雄式的人物出现,着是一种典型。王乐山是怎么样见到倪焕之的?当时反革命势力正随处袭来,而在上海这边,自己却兵短粮急,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就在这紧要关头,倪焕之像只迷途羔羊似地闯了进来。两人惺惺相惜,彼此爱才之心一显无遗。那时候,倪焕之捉住王乐山的手,很是激动地说:“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有意思呢。”王乐山毅然回了一句:“佛也许一辈子是地狱的住民,因为它愿意与一切众生负同样的罪孽受同样的命运。”这一个震撼人的场面,证明了王乐山是条汉子。作家把王乐山和密司殷的死写得与众不同;王乐山是被装在盛米的麻布袋里,是用乱刀在身上周围刺戮,直到热血流得差不多完了的时候,再被投到什么河里的。而密司殷则是被拘系起来的,颇吃了点苦,是刑罚以外的污辱,是兽性人对于女性的残酷的玩弄。这个情节深刻的揭露了人类的残暴不仁和当权者的穷奢极欲。

比较其他人物,蒋冰如的形象显的更为复杂。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先担任小学校长,后为乡董,是个侈谈理论的知识分子。蒋冰如出身地主贵族,这使他具有强烈的贵族荣誉感和对国家的责任心。在处事方面,蒋冰如非常遵守高尚的原则,主要的是,他顽强地把自己所理想的贵族道德都性格化了。例如,他自视甚高地拒绝到茶馆去,并认为那是俗人去的地方。此外,他要实行教育体改,并决定在学校里开辟农场。当时,他无意中翻了几个坟头还掘起了几具棺木,不料就此引起公愤,因此四面受敌。作家在这里很精确地剖白了他的内心世界:冰如简直梦想不到会有这一回的风潮------一般人常识的缺乏,真可骇怪。当然,从来自绝于人,他能理解多少风土民情?当人们被时代的浪潮冲荡得近乎疯狂、高喊打倒一切的时候,好友金树伯劝他避一避,他竟然信心满满地说;没有逃避的必要。接着他又发表高论说:像焕之这样的人,难道是肯忧民的?这里,无不显示了蒋冰如是一个高度自我中心的人物。为了能够更有效地解剖蒋冰如的思想内涵,这里必须引述他的一段谈话:

“------相信为什么什么而战的正是登台的木偶!假如多数人看穿这把戏,晓得人类共存是最高尚的理想,种界国界是不必要的障壁,德国人不能丢下枪来握住法国人的手么?奥国人又何妨搭着英国人的肩同去喝一杯酒?不过要人人明白,人人看得穿,培养的工夫真不知要多少,尤其在中国,教育兴了也有好多年,结果民国里会串出了帝制的丑戏,这可知以前的教育完全没有效力。办教育的若不赶快觉悟,往新的道路走去,谁说得定不再有第二回第三回的帝制把戏呢!”

诚然,蒋冰如的性格里有着进步思想深化下的贵族仕人的叛逆精神,只是他身上仍然还有着鲜明的阶级和封建专制的观念。蒋冰如尽管具有改造社会的热诚,也有与民同乐的愿望,但却因为他所遵守的真理乃高尚的原则,且生来优越的条件又促使他习惯于用一种超尘脱俗的目光去审视周围环境,之所以他在革命动乱的时代还奢望着保持个性纯洁、提升精神生活,同时他还要在精神生活中去寻找个性解放的途径。遗憾的是,他一辈子摸不清状况。比如他在非常时期对金树伯说:“他们拥护的是农工。(不就这回事吗?)农工一向被人家无理的压在底下,称到革命,拥护他们的利益也是应该。他们打倒的是土豪劣绅,为害地方蟊贼。我们自问既非土豪,又非劣绅,拳头总打不到我们身上。比如蒋士镳,平时欺负良善,横行乡里,那倒要当心点,他有戴起纸帽子游街的资格。”结果是,蒋士镳的身份和遭遇跟蒋冰如对调了。这里,作家独具匠心的把个别人物的命运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描写,这不单体现了他们在社会上所起到的作用,且更进一步再现出历史的本质特征,从而给读者一个完整和清晰的印象,而这无疑是小说上的精巧结构所以收到的绝妙效果。

总的说来,叶圣陶通过倪焕之的一生以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和时代的矛盾及革命的冲突,并给于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起因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示,他于此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五四运动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现实的图象,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里走过的历史足迹。然而,作家在写作《倪焕之》时也跟写作《潘先生在难中》一样,他纵无法就其中找出所谓“优胜劣败”的规律。作家觉得中国的苦难是和中国教育的僵化是分不开的,在他眼里,中国教育的僵化好比一架任凭指挥的机器,它使人们无力改变它的活动情况,作家因此而写出了、并控诉了这个使人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即精神文明的制度,正因为找不到摆脱这个制度的道路,因此,作家在作品中只揭露了教育界及资产阶级生活的丑态,他没有看到光明,没有看到行为改革的明天。《倪焕之》这部小说的结局是那么地晦暗,倪焕之在绝望和迷惘中死去,他没有发出抗议,也没有发出争取改善人们命运的呼吁。显然,倪焕之的幻灭,是在这个变动中的社会里真诚追求美好事物的人们的共同感受,而他的颓唐,则是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社会现实的一种客观反映。无可非议的是,作家在小说中比较注重表现人类行为的一种普遍状态,并以这样的观点来批判现实,可以说,这是作品的教育意义所在。但是,由于作家旨在表现个别人物的命运,尤其要刻意表现这一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波中知识分子的革命动向,因此,作品中只充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热情,所反映的也只是革命武装斗争的侧面,这或许就是《倪焕之》美中不足的地方。可无任如何,《倪焕之》作为五四文学史上第一部用如此广泛且深刻地描写历史过程的长篇小说,它证明了作家对于国家的发展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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