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傅东华为他改字“慕光”，到徐悲鸿为他画像而赠以“科学之光”的头衔，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严济慈成为闻名中外的“科学泰斗”和“教育宗师”；严家第二代儿子的名字中都嵌有一个“光”字，严家第三代女孩的名字中都嵌有一个“英”字，严济慈家族英才迭出，赢得“一门九教授，两代十英才”和“小科学院”诸如此类的美名……建构好自己姓名的人文蕴涵，其实就是——写好你第一封最有效的自荐信！
严济慈成功的姓名文化学解读
（发表于《八面风》论坛2011年第4期）
许锡强
严济慈先生（1901—1996），浙江省东阳市普通农民家庭出身，能够成为闻名中外的“科学泰斗”和“教育宗师”，原因很多，其中他1914—1918年在东阳中学求学时傅东华先生替他改字，对其成长之影响还不太为人注意到。
金华人傅东华（1893—1971），字则黄，毕业于南洋公学。他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后来更以翻译美国著名小说《飘》、与郑振铎主编大型月刊《文学》等等而闻名），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军警追捕，在北京无法存身，到东阳避风头。东阳中学创办不久，正缺英文教师，便聘他任教。他非常喜欢成绩优秀的严济慈，等他了解到严济慈家境清贫时更是十分同情，除了在学业上关心外，还特意为严济慈改了个字“慕光”，勉励他以古代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读书”和孙康“映雪苦学”为榜样，在贫穷中发奋读书，争取光明前途。傅东华的改字，贴切地概括了严济慈在东阳中学求学时的刻苦精神：“没有余钱买灯油蜡烛，就收集别人丢弃的蜡烛头儿来用；有时连蜡烛头儿都捡不到，就用火柴，划一根照着看上几个字，记住，再划一根……这样他居然背完了一本英汉小词典。”（张沪：《严济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第16页）
但我以为，傅东华的改字之妙，不仅仅在“现在”，而且还在“过去”和“将来”。
就“过去”而言，严济慈改字“慕光”，使他和其远祖庄光形成了“互文性”联系。庄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族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其姓“严氏”，东阳严氏系出于此。据郭佐唐《东阳严氏世系简谱》记载，严济慈系严子陵之第三十五世孙。严光少有高名，曾与刘秀同学。等到刘秀后来成为光武帝，开创东汉王朝，严光却不慕富贵，拒绝其征召，隐居富春山，流芳千古。北宋名臣范仲淹即写过散文名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济慈改字“慕光”，可以含有追慕其远祖严光“高风亮节”之意，实属显然。严济慈后来成就巨大，就与他继承严光这种志行高洁、不慕荣利之遗风有着同构关系——而这，举其大者，有他1927年6月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后的两次重大选择为证。
——他第一次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担任物理学或数学的教授，深受学生欢迎。严济慈晚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曾经自述：“当时我很有地位，工资也高，每月880大洋，是我一辈子工资最多的时候。但我只教了一年书，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10月，还清了第一次留法时欠的债，1928年年底又到法国深造了。”为什么呢？1929年1月临行前，严济慈在各校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坦陈了他的宏愿：“此去希望能更充实自己，负起开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大任。我这次出国是代替我的儿子出去，要使科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到我的儿子这一辈，中国科学水平提高了，他们用不着出国！”严济慈在巴黎大学实验室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实验室做了两年研究工作，在科学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1930年底，严济慈正在考虑回国的时候，两位当代耆宿的来信使他颇费踌躇。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邀他去协助工作；一位是李石曾先生，邀他去筹办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两位先生都是他一向敬佩的，两个单位与他的专业也都一致。北平，他从未去过；南京和上海却是他熟悉的地方，他曾在那里求学并任教，离老家也近。但是自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冠盖满京华，官场气重于学术气了。当时人称“做官上南京，赚钱去上海，做学问应在北平”。于是，严济慈最终选择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一年后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虽然所内经费有限，但严济慈却要求所内研究人员不兼差不兼课，并自己带头执行，用他夫人的话说，是“他除了吃饭、拉屎、睡觉在家，星期天也在实验室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至抗战爆发前一共发表了53篇论文，除两篇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其余都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另一方面，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以后成为中国科学栋梁的人才，如钱三强、钟盛标、钱临照、陆学善、顾功叙、吕大元、杨承宗、余瑞璜、霍秉权等。严济慈晚年曾在《人民教育》杂志1980年第11期和《红旗》杂志1984年第1期上发表过著名文章《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其结尾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必须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甚至要有所牺牲。法国小说家莫泊桑说过：‘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力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法。’”
就“将来”而言，严济慈后来确实没有辜负傅东华先生的期望。1918年夏天，他在东阳中学毕业后参加全国六大学区高师联考，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期间自学法文，在中国科学社服务，并编著教科书《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考得巴黎大学三门主科——普通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理论力学的证书，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是巴黎大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备受到法国教授赞赏。1927年6月，严济慈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还由其导师法布里教授在法国科学院院士例会上宣读，震动了整个巴黎，《巴黎晨报》次日头版刊登了“新院士法布里教授和中国学者严济慈”的醒目照片。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1895—1953）由此而在当年8月回国邮轮上和学成回国的严济慈结交：“你怎么会认识我？”“我是徐悲鸿。你的相片登载在《巴黎晨报》上，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人都兴奋极了！”徐悲鸿敬慕地说，为他画了一幅著名的素描，其法文题款曰：“我的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 1927徐悲鸿。”“科学之光”，题得多么贴切，既暗暗扣着严济慈的字“慕光”，又联系上严济慈科研的内容，实质上是希望严济慈在科学研究上大放光华，驱散愚昧，为中华民族争光。严济慈非常珍惜这张素描，此后从上海到北平，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又回北京，无论在日寇的炮火中，还是在颠簸的旅途上，只要定居下来，这幅画就挂在他的书房里，挚友的祝愿成为严济慈一生的鞭策。
——他1930年回国后领导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开创了团结合作、意气风发的浓厚学术气氛，该研究所人才辈出，成果累累，誉满科坛，闻名欧美。1935年，严济慈与法国约里奥·居里教授和苏联卡皮查教授同时被法国物理学会选为理事。1945年6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有关学术机构讲学一年；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同年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严济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中去，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91年8月，法国政府授予严济慈“荣誉军团军官”勋章，以表彰他在科学技术事业上做出的成就以及为发展中法科学技术合作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建立的功绩。
——抗战期间，严济慈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至昆明，在坚持进行一些研究的同时，适应战时需要，带领全所员工制造出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500台1400倍的显微镜，200架水平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实际贡献。1943年11月，严济慈因“发明磨制晶体新法对国防科学颇有贡献”，经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推荐而获“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奖状”（科学界只有两人获此殊荣，另一位是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教授）；1946年夏，严济慈又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三等景星勋章”（同一命令中获此勋章者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复旦大学校长王星拱）。
——抗战胜利后，由于经费奇缺，无法开展研究工作，严济慈便集中精力编写了《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和《初中理化课本》四部教科书；“文革”浩劫期间，爱子双光被迫害致死，他本人无法正常工作，就根据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讲义撰写成两本教学参考书《电磁学》和《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这些教科书，加上他大学时代编著的《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曾经畅销全国和东南亚各地，培育了我国几代科技人才。正如他说的：“把教学工作搞好了，科学研究工作做好了，由于长期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自己动手写书。可以说，写书是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总结。写好一本书，特别是写教科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更有意思的是，严济慈和张宗英女士结婚，先后生过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中都嵌有一个“光”字，按年纪大小分别为严又光、严双光、严三光（夭折）、严四光、严武光和严陆光。1993年春，《光明日报》举行“今日知识界”摄影比赛，《中国科学报》记者刘茂胜拍摄的作品《严济慈家的“小科学院”》获得了一等奖。当时，严济慈已届95岁高龄，他的儿子、儿媳健在的共9人，其中8人是副研究员、副教授以上的科学家，1人是留过苏的企业家。而在此之前，著名学者周谷城副委员长就对他家有这么多科学家感到新奇和钦佩，于1984年秋题诗赠送严济慈夫妇，那首诗是：“学府东南有女生，首开风气自由婚。如今伉俪双高寿，当日年轻正妙龄。‘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科名。家庭幸福斯为美，不愧先驱做典型。”（“五子登科”指严家共有五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他家有“小科学院”之称）《民主与科学》杂志1992年第4期则发表过《严济慈和他家的“小科学院”》的文章：“严济慈和其幼子严陆光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严济慈的五对儿子、儿媳中，四个教授、四个副教授、两个高级工程师。严家第三代中有八个是硕士或博士生。”严家第二代，数严陆光先生最为突出，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且还是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以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严家第三代共十位，现在仍在工作的有八位，女孩的名字中都嵌有一个“英”字，按年纪大小分别为严英、严进英、严慧英、严群英和严红英（这是因为严济慈夫人名张宗英，为民国期间教育家张鹤龄之女，是东南大学第一名正式女生），其中严慧英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子女培养成绩斐然上，严济慈为浙江省东阳市争光，完全可以和曾国藩为湖南省湘乡市争光、梁启超为广东省新会市争光相媲美！
“名誉是你的一封最有效的自荐信，你一生的前途都得依赖着它。”这是英国哲学家莎尼兰尔说过的一句话。名誉往往能成为使人追求进步、勤奋上进的推动力，促使其迸发出自身的创造力、生命力，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但是，名誉，名誉，总是对人姓名（名）的称道（誉）。从傅东华为他改字“慕光”，到徐悲鸿为他画像而赠以“科学之光”的头衔，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严济慈先生成为闻名中外的“科学泰斗”和“教育宗师”；严家第二代儿子的名字中都嵌有一个“光”字，严家第三代女孩的名字中都嵌有一个“英”字，严济慈家族英才迭出，赢得“一门九教授，两代十英才”和“小科学院”诸如此类的美名。中国的“姓名文化”除了姓、名，还包括字、号，还有学名、小名和绰号等等，不管是自己取名，还是他人代为取名，它们通伦理，讲蕴藉，有出处，求承载，互补互衬，很能影响一个人终生的志趣和品貌。但现在，随着网络系统的高度发达，中国人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普遍增名”的时代：不管家中有无电脑，纷纷为自己起一个或多个网络名称，有多少恶俗不堪的人名由此流行于网络之上，甚至出入乎口耳之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姓名都随随便便，也就不会对姓名有多少文化认识，其平生修为也就难得会有不凡的表现……或许，严济慈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建构好自己姓名的人文蕴涵，其实就是——写好你第一封最有效的自荐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