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制服》,中国,刁亦男导演,2003年 制服 刁亦男 下载

一个社会，越是看重“制服”，必定越轻视人的个体存在，同时其造假的空间也必定越可观，反之，越依赖造假，它也必然越重视名份（它几乎就意味着虚伪）这另一形态的“制服”，国人重视面子胜于一切，面子又何尝不是一件“制服”？孔乙己的长衫就是件科举时代的“制服”。以“制服”为主人公的电影也不在少数，俄罗斯的《小偷》（巴维尔·朱赫莱），就是用一件穿在小偷身上的军服，暗示了欺世盗名的所谓红色时代，德国早期的《最卑贱的人》（茂瑙）里，一件饭店服务生的制服引出一段悲欣交集的现世活剧，北野武的《花火》里，一件旧警服加一辆改装的警车的复仇，让日本警察制度无地自容，英国的喜剧片《理想警察》（罗伯特·阿什）里，一个只能在警察局洗车场工作的老兄，总喜欢掏出他父亲的旧警服过把瘾，可见“制服”乃是世人共同的情节。然而，当一个中国版的“制服”故事上演的时候，我发现很难把自己排除出舞台，做一个彻底的局外人，这大概就是电影的一种力量展示吧，而我们之中又有几个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谋求这样那样的“制服”？

王小建是西安人氏。破败不堪的临时房里的一个服装加工摊位，维系着小建一家的生计。刁亦男的影片《制服》开头，小建的生存困境就明摆着，父亲瘫痪在床，需母亲定时擦背翻身，北方工业城市常见的昏黄砖墙的旧宿舍因为背光不利于养病，而每天背父亲去晒太阳的承诺又被小建一次次延迟，直到小建终于背来一块大镜子搁在对面楼顶把阳光反射到父亲床前，平时话不多只顾踩缝纫机的小建，还真有几分小聪明。《制服》故事的展开，就和这小聪明有关，外加一点小勇气，或者你也不妨认为，后来的那件制服，就是一面奇异的镜子。

影片的叙事不妨看作两条线索的缠绕，一条属于作为儿子的小建，一条则属于苦苦挣扎于生存边缘（包括情欲苦闷）的青年的小建，前一条线索里，他是弱势方，在制服所代表的强势方跟前，他像一个灰孙子，是一个被制服彻底“制服”的底层存在。父亲的厂子和棉纺厂合并后实际上已经把父亲除名了，小建按规定去厂里登记，却被门卫夹枪带棒赶将出来，随后又被当作疑似破坏分子，受保卫干事或者派出所民警的训斥，还挨了几下。后一条线索是影片的重点——给客人送衣服的途中遭遇暴雨，落汤鸡一样的小建无奈地换上了兜里的衣服，那恰巧是一件短袖警服，穿着它，小建内心是不安的，这有他包括点烟在内的一系列肢体语言为证。一个躲雨的女孩过来借火，这一幕后来成为小建的初恋引子。这条线索围绕着穿警服的小建展开，不久，一个警察常常在女孩上班的音像店附近执勤，很快，两人开起了钟点房。

小建假借警察之名的非法行为其原始意图并非见不得人的算计，他仅仅出于本能套上件干布衫，甚至于，此举背后尚有避免影响市容观瞻的一种卑微的善意，随后收获的那份未必靠谱的爱情更属意外，然而这种意外是否折射出以貌取人的社会性怪癖？接着，父亲病危，医院里大笔费用待缴，被逼无奈的小建开始在较冷僻的城乡结合地带伏击过往车辆收取罚款——影片的两条线索于此合流，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我的脑海，小建的行为严格说来构成犯罪无疑，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里，定性为“穿着一件别人的衣裳乱收费”又有何不可呢？

影片《制服》是编剧过《爱情麻辣烫》的刁亦男首部编导作品，算是中国目下不多的纯作者电影，拿过2003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大奖。不过，剪辑的突兀，节奏掌控的粗糙多少显示了新手火候的未到，但越过技术层面，我倒觉得影片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的众生相，有着并不肤浅的映照。警察（扩展开去包括所有穿制服者）作为国家机器和意志的符号，在现实社会里屡屡上演着一幕幕令老百姓错谔不已的悲喜剧。影片的野心，不排除对警察这个特定身份做正反两方面探询的可能，说白了，个体的警察莫不是“制服与人”的结合体，冒牌的小建和他们比起来，只是缺少一个无形的“组织关系”而已。有趣的是，最后抓获小建的真警察，恰恰是两个言语粗鲁的便衣，也即，真警察甚至无需这身身份的标志物，这组对照实际上把警察和非警察群体（制服内外的两个阶层）给彻底混淆了——当两个没有制服的警察和一个穿制服的人对峙时，善良的老百姓该如何区分其中的真伪？它以吊诡的方式直取当代中国社会世态混乱、道德不振乃至诚信失陷的源头。

现在把小建的罪行始末放一放，看看影片里真警察这一群体的行状。小建父亲厂里对付下岗工人的门卫、保卫干事之类算是来路正宗的有组织人选了吧，他们的嘴脸与流氓何异？派出所民警抓获一批有闹事嫌疑的下岗工人让小建去指认，采用的居然是完全不保护证人安全的面对面方式，秉公守法的小建很快遭到了报复，代表父亲生路的镜子就这样被砸碎了。那个来音像店盘查的交通警尚算名正言顺，但本质上也是居高临下、虚张声势而已。抓获小建的两个便衣勒令小建蹲下后便忙于买烟抽，客观上成就了小建的成功逃脱，他们体力不支的失态身影，昭示了业务素养的底下，光天化日，一个假警察把两个真警察远远地抛于身后，对于国之利器的这一手嘲讽，可谓大胆之极。

影片里还有一个警察被深深地藏了起来，那就是小建的客户、制服的主人，从小建回答便衣盘问时回答的“北新中队”一词判断，那主人是个货真价实的交通警察。小建送货上门遇上铁将军把门，良久，邻居厌恶地回答了那个警察的去向，“出车祸了。”一个出车祸的警察背后藏着什么故事呢？别人的衣服做好了自己来取，只有他的衣服得小建送上门去，这又暗示了什么？小建视角里的声色场所，警察又为什么偏偏缺席呢？

小建的幸运逃脱让他避免了小武式的悲哀结局，这是影片于一片灰暗的叙述空间里等来的最大亮点，它甚至是古已有之的边缘群体生存之道的光明浓缩，只要有足够的与之周旋的智慧和勇气，前途并非无望，何建军的《蔓延》结尾，也同样给街头卖碟的电影文化推广者以柳暗花明的出路，两部影片为没有组织关系的社会弱势一方，给出了同声的鼓励，显然都是基于作者对中国社会的一种共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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