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师培：当失足成为习惯
近来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在专攻一组文章，这是第一篇，刊发于《百家讲坛》蓝版第十期，发表时略有删节。后面争取源源不断。
遥望历史的星空，我们总会颇怀慨叹，有的人成就卓著，如恒星一般垂于天际，熠熠生辉，而有的人却只是闪耀一时，转瞬即逝，化作一颗划过夜幕的流星。清末民初，就有这么一颗流星，他才华横溢，少年成名，却不慎迷失了人生的航向，最终沦为一个“杯具”，被历史无情的吞噬。这个人，就是刘师培。
少年得大名
翻看近代史，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个时代涌现出一批天资卓越、锐气十足的少年英豪：梁启超20出头就已领导轰动全国的戊戌维新运动，邹容18岁就写出了传遍大江南北的《革命军》，胡适26岁便已经俨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授……而刘师培自然也毫不逊色，当他迈入20岁的时候，一幕激烈多变、令人难于理解的人生传奇就此徐徐上演。
其实，刘师培的人生轨迹本早已有所安排。扬州仪征刘氏是清代有名的学术世家，世代治《春秋左传》之学，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亲刘贵都是清末知名的学者，刘师培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自然被视为刘氏《左传》学的继承人。若是沿着家学的路径孜孜以求下去，刘师培大概能坐上清末民初国学的第一把交椅的位子（笔者这可不是说大话，刘师培后来边做学问，边搞政治斗争，还不时插科打诨地兼干点儿杂活，都能稳居学界第一阵容之列，要是潜心书斋中，其造诣真是不可限量），可是刘师培却不安心于此。
刘师培年纪轻轻，却胸怀壮志，书生的文弱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躁动又不乏激情的心。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刘师培就喜欢读诗作诗，他心目中的大诗人，既不是唐宋的李白、苏轼，也不是明代的前后七子，而是当时以经世爱国著称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人，他们的大部分诗作都被刘师培抄录了不知多少遍。小师培还喜欢西方著作，什么种族主义、进化学说，他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把它们装进了自己的脑袋里面，这便预示着刘氏之学传到他这一代已接近完结。应当说，小小年经，刘师培的知识储备已是非常丰富，但他毕竟还是个娃娃，对知识、社会的认识还很有限，思想状态还处于不成熟不稳定之中。
虽然心怀他志，但家命难违，刘师培还是要走科举之途。初战还算顺利，当时晚清才子冒鹤亭协助知府沈笔香阅卷，拿到刘的考卷后，冒鹤亭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刘师培的诗文冠场，全场无出其右者，忧的是刘的毛笔字写得实在太烂，“字如花蚊脚，忽断忽续，丑细不成书”，在全场恐怕也挑不出第二份来。冒鹤亭是惜才爱才之人，他急中生智，将刘师培的卷子铺开，用红笔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圈画一番。当这份卷子呈给沈知府复审的时候，刘师培的字迹已经无法辨认。沈老爷子心想：冒大才子将这份试卷圈画成这般模样，想必是应试者文采飞扬、笔力遒劲，深得他的赏识。于是，沈知府便把刘师培定为头名。
拿到秀才文凭之后，刘师培又顺利地摘得举人头衔，仕途似乎在向这位不到20岁的小毛孩招手。不过，刘的好运到此便戛然而止。1903年，刘师培赴开封参加会试，估计是主考官实在无法忍受刘的那笔烂字，于是不假思索地打了个不及格，让其赶紧回家练字去。
当然，刘师培没有回家练书法，而是决心不再作科举考试的奴隶，去当时的革命活跃地区上海闯一闯。刘师培于当该年夏天直奔上海爱国学社而去，对于他而言，此时走向革命真可谓是适逢其时，适逢其地，适逢其人。
首先，恰逢其时。1903年前后正是革命思潮涌动翻腾之时，许多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刘师培便取“攘除清廷，光复汉族”之意，改名为刘光汉，相继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其次，恰逢其地。近代上海，一直开风气之先，各种光怪陆离的思想都是通过这扇开放的窗口传入内地的，革命思想自然要借助这块宝地向全国辐射。许多有名的进步报刊都是扎根于上海，刘师培正是借着这些报刊，将自己的满腹才学倾泻而出，而从在舆论界扬名。最重要的，还是恰逢其人。上海是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之一，章太炎、蔡元培、邹容、汪精卫、林懈、邹容等精英人才，都寓居于此。刘师培正是同他们结识之后，才逐渐进入革命阵营的最高层。
既然机会难得，剩下的事情就是需要刘师培好好干了。刘师培是聪明人，而且又满怀革命热情，自然明白自己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自1903年至1906年，他的革命激情被全部点燃，他极其卖命地工作，完全不像一个肺部有阴影、糖尿病缠身的文弱书生。在著述方面，刘师培笔耕不辍，佳作频生，《攘书》、《中国民约精义》等书刚刚问世，便告罄一空，一时洛阳纸贵，被爱国人士奉为革命经典。在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后，革命派失去了一名思想深刻、文笔锐利、斗志昂扬的重炮手，急需有人能接过章太炎的大炮，继续向清廷发起攻击，而刘师培恰恰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迅速上位，一炮走红。刘师培先是加盟《俄事警闻》，成为其主要撰稿人，接着入主《中国白话报》，俨然该报之灵魂，后又发起《国粹学报》，借此跃升为国学的正宗衣钵传人。此外，刘师培还积极理论联系实际，从事一些实际革命工作，最有名的一次便是策划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那是在1904年底，革命义士黄兴、万福华等人本打算在湖南策划武装起义，孰料计划泄露，他们被迫逃往上海。恰逢当时广西巡抚王之春刚刚罢官居于上海，万福华素来对王的那一套亲俄谬论非常愤慨，于是心生杀王之意。于是万找刘师培商议此事。刘知道万的打算后二话不说，立即跑前跑后替万福华打通各种关节，精心布置刺杀行动的每个细节。最够哥们儿的是，刘师培还将当年好友张继送他的手枪转赠于万福华。虽然后来万由于射术不精，刺杀失败。但这次行动还是令清政府颇为震惊，让统治者认识到革命党人的誓死决心与潜在实力。总而言之，在章太炎被囚的这段时间，刘师培成功完成了由一名传统经师知识分子向革命斗士的转变，在时人眼中，刘师培简直就活脱脱的是“章太炎第二”，难怪不少人将章、刘二人合称为“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无须讳言，正是凭借一篇篇精彩的战斗檄文，刘师培奠定了革命派思想理论家的地位，短短几年便蹿升成为同章太炎、蔡元培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这不啻是一个奇迹。
可话又说回来，此时的刘师培即便再牛、再火、再风光，他也只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愣头小子，缺乏斗争经验和沉稳心态，又有些年少轻狂、急躁冒进，顺风顺水时倒还可以乘风破浪，一旦逆水行舟便容易阴沟翻船，这成为他日后失足的潜在原因。其实他在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已经犯下了许多失误，最离谱的便是他突发奇想给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写劝降信，劝其“舍逆归顺”，投向革命。这封信措辞激烈、气势磅礴，上堪比三国时陈琳的骂曹文函，下不让唐时骆宾王的讨武氏檄，对手读后会吓出一身冷汗。不过，若是考虑当时的实际形势，刘师培之举简直如同儿戏。讨敌檄文并非不可写，关键是看在何时写，革命党人当时连枪都没有几条，更谈不上有正规军队，而人家端方雄踞一方，手握重兵数十万，你刘师培想凭一份文辞犀利的劝降书就让一品大员举起白旗乖乖认输，简直是天方夜谭，幼稚至极！况且这样一来，势必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
毕竟是书生，好心办坏事，刘师培的不成熟和走极端通过此事展露无遗。端方也借助该信发现原来大清还有这一号怪人，或许他在读罢这份劝降书后，先是一阵大笑，而后又感叹几声——笑的是刘师培过于迂腐，叹的是这等文采奕奕之士为何投靠革命党人，而不是进入自己的幕府之中？于是，端方开始暗暗关注这个年轻人……
不甘当老二
无巧不成书，三年之后，刘师培又给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致信一封，不过这一次不是劝降，而是输诚。在信中，刘师培先将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领袖大骂一通，然后竟恬不知耻地向端方表示“将往日之眚，自首于明公之前”。后人正是通过此事断定刘师培定是个革命投机分子，当斗争形势不利于己时便不顾廉耻，卖身事敌。的确，从结局上看，刘师培是背叛革命，沦为失足青年，不过，认为刘师培是个投机分子则有失公允。研究历史最忌讳从结果推导原因，因为这样容易得出一些简单化、教条化的结论。其实刘师培失足的原因是颇为复杂的。
此事还当从刘师培赴日后的党内斗争说起。1907年2月13日，刘师培携母亲李汝蘐、爱妻何震、小舅子汪公权（这后二位实在不是什么好人）东渡日本，与革命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汇合。然而，仅仅20天之后，即3月4日，孙中山便带领亲信汪精卫、胡汉民匆匆离开日本。孙中山前脚刚走，革命派阵营中的矛盾便爆发开来。原来，孙离日之前，曾从日本政府和日商铃木久五郎手中获得一些赠款，准备用于武装起义的经费。恰巧此时，章太炎主办的《民报》开支日渐困窘，于是向孙伸手要钱，请求将铃木捐赠的一万元拿来支持报社日常开销。孙中山不太乐意，本来他就对章太炎主持的《民报》有看法，认为章终日在报纸上奢谈什么国粹、佛学，实在是不合时宜，况且武装起义更需要钱，因此只拨给章2000元。
起初章太炎接到这笔款子后倒也蛮欣慰的，毕竟可以解报社的燃眉之急。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听说孙中山手里还握有大笔日本政府的赠款后，章太炎极为不快，感觉受了孙中山的愚弄和侮辱，不禁暴跳如雷，怒火中烧。他提议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由黄兴接替。
其实，章太炎此举实在是闹书生意气，不合情理。作为一名革命派的高级领导，章太炎所应做的是以大局为重，极力维护党内领导的团结，而不是拆台对打。孙中山不把事情真相告知章太炎，固然在做法上有失妥当，但也并非没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章太炎这个人书生气太重，缺乏政治家的应有素质，做事直来直去，基本不懂革命的运作程序和规则。之前有一次孙将组织商讨的机密决议告诉章太炎，章竟不加思索地用明码在《民报》上刊布，搞得革命党极为被动，叫苦不迭。你说今后孙中山还敢把党内机密轻易示与“章大疯子”吗？
此时的刘师培甫到东京不久，表面上还比较低调，常以章太炎的小老弟自居，二人正处于交往的“蜜月期”。当章太炎冲着孙中山发飙时，当小弟的自然要给大哥捧场，认为孙中山“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章摇旗叫好，尽其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之能事，导致章、孙二人间的矛盾扩大化，演变成为党内不同派别（孙中山是同盟会的领袖，而章太炎被奉为光复会的灵魂，由于宗派关系和地域偏见，两个组织间历来就摩擦不断。章孙交恶致使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公开化）间的冲突。
此外，作为助阵者，刘师培之所以闹得这么起劲，另一个较为隐晦的原因是，他不甘居人之后，想做老大。
上文已经言及，虽然刘师培凭借自己的革命之笔锋已经风光无限，但他毕竟只是个20出头的青年人，过早的成名和铺天盖地的荣誉使他的虚荣心极度膨胀，让他自以为完全可以胜任革命的领导工作。他这人又好走极端，做事极为高调，他曾自诩为“激烈派第一人”，便已隐含着革命重担舍我其谁的意味。恰好章、孙二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开来，刘师培便看到了分化孙派、自立山头取而代之的希望，于是找来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要求召集会议，进行表决。
虽然章、刘二人都自命不凡，但在外人看来，二位绝对是不谙政治的书呆子，若让他俩坐上头把交椅，革命党垮台之日将不远矣。所以刘揆一拒绝了刘师培的要求。后来黄兴于关键时刻顾全大局，维护孙中山的核心地位，自己坚决不当总理，此风暴才告一段落。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刘师培被暂时打压下去，但他那强烈的领袖欲却是难以遏制的，加之身边那位艳妻的一再挑拨怂恿，刘师培最终滑向了深渊，万劫不复。
说到刘的这位老婆何震，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何震本名何班，出身大家闺秀，“幼年在家，秉承闺训甚严，不见生人。结婚后忽然思想大为解放，以后就与舅氏（刘师培）每出必同行了。”从表面上看，刘、何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一个学问渊博，一个思想开明，一对革命小夫妻。然而，一切皆是假象，何震可谓是刘师培终生的痛。同刘师培一样，何也是一个权利欲极盛的人，不甘于平庸，整日里做着人中之凤的美梦。为了出名，何震利用丈夫的文笔，创办了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女权的《天义报》，大力呼吁妇女当政，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于是，何震嫁给刘师培，在外人看来是红袖添香，神仙眷侣；其实私下里何震整日河东狮吼，老公被他收拾的服服帖帖。民国初年，有部名叫《黄花赋》的小说，就对何震如何驾驭自己老公的情形作了一番极为生动传神的描写：
平日他（刘师培）对何震是又爱又怕，爱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泼悍。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闺房之内，刘师培完全受制于她，时间长了，对她的畏悍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事事以讨她的欢心为目标。何震崇拜英雄，刘师培就极力要做个英雄；何震对她恨铁不成钢，他便处处要装得像块精钢，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激烈与生活上的懦弱恰好都走了极端。
同时，何震因私欲太强，竟背着刘师培玩起了“婚外情”，给刘结结实实地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并因此破坏了刘师培与章太炎之间的友谊。
刘师培体质甚差，疾病缠身，且终日忙于革命文章的写作，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无暇亦无力好好照顾这位爱妻，这就给了其表弟汪公权可乘之机。汪私下里勾引这位貌美嫂子，二人眉来眼去，竟然发生了关系。此事不久就被章太炎无意中发觉，章便私下告诉刘师培。这事声张开来，汪、何二人恨得咬牙切齿。
那刘师培反应如何呢？按照常人观点，章、刘二人既是学界同道，又是革命战友，章出于好心揭穿何、汪私情，刘应感谢章才是。然而，刘却有些“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先是与章绝交，后设局令章与端方接触，获取相关信件后再向革命党告密，诬陷章为“内鬼”，几乎陷章太炎于绝境。究其原因，除却何震在刘身旁不断嚼耳根子外，根源仍在于刘师培那种不甘当老二的情结在作祟。
不论是时人还是后人，在章太炎同刘师培关系上，都大致认为刘乃章的配角，是章的小弟，如同维新派里梁启超之于康有为，甚至就连章太炎本人也这么认为。有一回，汪精卫写了一篇反驳梁启超的文章，“但以征引不充，辞气未达，致遭任公反驳”，于是刘师培持笔出马，收拾残局，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刊发后，立宪派阵营顿时鸦雀无声。章太炎读过刘的文章后，大为赞赏，戏言曰：“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此话很能反映章的心态，其潜台词是：只有康有为还算是我章太炎的对手，而梁启超等，则应由刘师培去对付。章的这种心态并非是看不上刘，恰恰是觉得后生可畏（章比刘年长15岁），对他颇有期待。而年少轻狂的刘师培却丝毫不觉得这是一种期许，反而颇有些不爽，认为章低估了自己的实力，轻视自己。于是，这个心结就暗暗地种在了刘师培的心田上。
而章太炎揭发何、汪私情一事，便成了刘师培公开与昔日好友翻脸的导火索。昔日郁积在心中的种种不快一并爆发出来，使刘丧失了理智，歇斯底里。在何震的挑拨下，刘师培居然卖友事敌，甘心为清政府驱使，堕落得彻彻底底，不留余地。
其实，此刻刘师培的心情也是很复杂、极痛苦的。“倒孙事件”已使他失去了一批革命战友，而与章太炎反目更让挚友铁杆离己而去，昔日革命同仁已所剩无几，刘师培明显感觉到孤立无援、无所依靠了。尚处于青春期的他，意志不太坚定，是非鉴别能力也有所欠缺，好走极端的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既然已将革命派人士得罪殆尽，那只有换条路去走。而此时他唯一能依赖的人正是何震，于是他禁不住妻子的一再劝说，狠下心来，做一回过河卒子，投入端方的怀抱。
简言之，一句话，“外怨党人”令他众叛亲离，“内惧艳妻”使他失足滑向政治的万丈深渊。
失足成惯性
虽然刘师培背信弃义、一意孤行，但昔日的革命战友并未放弃他，对他仍抱有希望。最够哥们儿的还要数章太炎，虽然被刘整得差一点身败名裂，但他却不计前嫌，想法设法把刘师培从敌方争取过来。谁成想刘师培却一直待在端方幕府之中，整日里研究经书，把玩金石，不问世事，乐不思蜀，过起了清静闲雅的日子。不过，好景不长，革命形势一日千里，不可阻遏，大清的江山已是摇摇欲坠。1911年10月，端方率军入川，刘师培一道同行，途经夔州，面对革命风潮，刘深感生死难卜，作《悲歌词》，云：
悲风兮萧条，严霜凄兮草凋。怊怅兮永思，轸予怀兮郁陶。青蝇兮盈盈，榛棘兮森森。顾盼兮屏营，感不绝兮愁余心。夜皎皎兮既明，月暖暖兮飞光。顾南箕兮经天，缘北斗兮酌浆。夫君兮不归，寤擗兮永怀。水滔滔兮日度，抱此哀兮何诉？
果不其然，11月17日，端方在资州被部将所杀，刘师培被资州军政分府拘押。
革命败类落入我方之手，党人自然要除之以大快人心，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却不同意。在他们看来，刘师培的革命事迹虽然狗屁不是，但他的学术成就实在罕有人能与之媲美，无论如何要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保留一颗读书种子。于是，章太炎再度出马，发表宣言，以为不应杀刘师培：
昔姚少师语成祖云：“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
当得知刘师培被拘囚资州后，章太炎更是联合蔡元培，打通关节，以教育部的名义要求释放刘师培。章、蔡等人的个人营救行为竟堂而皇之地变作民国中央政府的指示，刘师培想不出来都难。获释后，刘师培任教于四川国学院，倒也安分守己。不过，已经习惯了在惊涛骇浪上游走的他不甘心终老于学校之中，况且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何震也不希望自己后半生做一个教书匠的老婆，她时不时地挖苦、嘲讽、暗示、劝告自己的老公，一定要出头。
不甘寂寞也好，畏惧悍妻也罢，刘师培决定改变，拿着身家性命再豪赌一次。这次他把赌注压在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身上。于是，刘师培习惯性地再次失足了。
刘师培前来投靠，袁世凯自然欢欣不已，并给他一个公府谘议的头衔。这是个领薪水的闲差使，刘师培不太满足，就给袁世凯递上了一个谢恩的折子，内容除了谢恩外，还极力自夸，表达了进一步获得“南宫专对”的愿望。
袁世凯对刘师培的作用心知肚明。像刘这种人，毫无实际政治活动的能力，简直书呆子一个，绝对不能让他担任具体工作。但刘师培并非没有利用价值，袁世凯可以借刘的名气和文笔为自己的帝制复辟收买人心、宣传造势。为笼络刘师培继续为其所用，袁世凯任命刘师培署参政院参政。不久，袁世凯又授刘师培为上大夫。
这一下刘师培算是彻底“栽”了。他自认遇见了明主，于是甘心为袁世凯卖命。他先是参与筹安会，列名于“六君子”当中。然而，他又似乎觉得筹安会第四把交椅的位子（前三位是：杨度、孙毓筠、严复）有些屈才，于是又创办《中国学报》，大肆传播复辟言论。一时之间刘师培也成了洪宪帝制闹剧中的风云人物——不但有一个参政的头衔，而且还有“国师”与“莽大夫”的雅号。刘公馆不但“楼馆壮丽”，而且有“军士数十人握枪环守之”，每当刘师培回府之际，车子刚到胡同口，守卫士兵就要举枪高喊：“刘参政回来了”。“自胡同口一直到公馆大门口，声声相接，刘夫人何震则在楼上凭栏以目迎之，如是者日以为常”。这记载可能会有一些漫画式的夸张成分，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洪宪帝制中的北京一景呢？
洪宪帝制仅维持了83天便寿终正寝。树倒猢狲散，刘师培没过几天好日子，就又回到穷困潦倒的状态，而且为了躲避革命党人的清算，整日里东躲西藏、担惊受怕。
早知如此，何苦当初呢？
陨落的流星
章太炎眼瞅着刘师培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懒得理他了。不过蔡元培还是蛮仗义的，1917年他入主北大，立即聘书一封，请刘来校任教。
刘师培的学问功力确实一流，自从任教北大后，北大国文课的教学质量大为提高，就连蔡元培也得意地讲：“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任教授。君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原原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而当时身为学生的冯友兰更是对刘师培赞不绝口：“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可是刘师培毕竟是有过污点的人物，虽身为名牌大学的教授，可别人的白眼和指责却令他抬不起头。心情的郁闷更加重了他的肺病和糖尿病，健康每况愈下。11月20日，刘师培在北京和平医院病逝，时年36岁。
闻刘魂归道山，大多数人都拍手称快，仅有少数学者遗憾不已。其身后之落寞寂寥与生前之荣辱浮沉恰成鲜明对比。
张爱玲曾在小说里说：“出名要趁早”，好多人都将其奉为至理名言。然而，当一个心智未全的人突然间暴得大名之后，是否依然能够谦虚低调、踏实做人？是否依然能掌控稳人生之舵？这似乎很难。翻遍历史，少年得志而变得轻狂无羁之辈比比皆是。刘师培便是最好的例证。20岁便已众星捧月，升至高巅，却在一片叫好声中失去方向，走向极端，于是一再失足，跌入深渊，不能回头。可怜？可惜？可悲？可叹？还是蔡元培的一段心声最为精到：“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